二月二十八日
这一冬季，我受疲惫的拖累，心里几乎凄苦难言。《隐修》杂志的这个专栏就把我害死了。但愿这是最后一个专栏： 我生来不适合做这种差使。
思想呆滞，无所适从，意志也摇摆不定，我只能一天到晚消磨时间。上午学习英语，倒是稍微让我安点儿心。在这种疲怠的时期，我最需要的还不是休息，而是平静的工作和孤寂。
同莫里斯和保尔共进午餐；我几乎无话可谈。约摸一点钟，我出门了，去参观相当平庸的荷兰画家作品展，是斯托姆夫人邀请我去的；接着又看毕加索的画展……将近四点钟，我在盖兰画展上，又遇见保尔、两位施伦贝格，以及冯·赖塞尔贝格夫人。
得知什沃伯去世。
今天上午记下这些，还是累得要命。
星期三，三月一日
什沃伯的葬礼。似乎没有；一些文学工作者、亲戚组成一支态度颇为冷淡的送葬队伍。——惟独那个中国人扑在坟墓上，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穿上西装，没了发辫；我很欣赏他那奇特而近乎俊美的脸上，那种独自悲痛的表情。
我和格里凡、瓦莱里一道返回，走向星形广场。
在洛吉埃街，同冯·赖塞尔贝格夫人共进午餐。两个人在家具搬空的客厅里（过两天他们就动身去南方）。
五点钟，在若望家，同莫里斯和若望愉快交谈，但这一天最美好的时刻，还是读书度过的安安静静的夜晚。
我给M高声朗读《疯癫的阶段》中的第二篇。这个短篇小说集我已经看过，但是今晚觉得更加美妙。
星期三，三月八日
我们高声朗读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低声读了《布里塔尼古斯》和《安德洛玛刻》的序言，趁着最新版本，又看了缪塞的《火中取栗》，我上完修辞课之后就再也没有读过了。真高兴没有生在那个时期……
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真出色。这不再是妙构，而是天才的创作。
又入迷地看了皮埃尔·路易的《勒达》。
俄瑞斯忒斯的性格；虚假的阳刚，完全受他命运的主宰。他需要犯罪来唤起内心的悔恨。
他这种人头顶压着一种命数，也就是说，感到自己要完成一种使命。显然是一种忧郁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知道，他必须走到底，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这很艰巨，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身的高尚，以及希腊让他肩负的责任。谋杀不可抗拒地吸引他，而他对谋杀怀有一种神圣的恐惧。赫耳弥俄涅一向他提出建议；他就猛然惊抖，获知那是他的命运。那是恐惧的惊抖，也近乎喜悦的惊抖。
发展到最后一幕，达到一种粗野的快乐——满意了，停歇了——但又是歧路上的停歇。他以为抵达港口。这一段诗句很出色，旨在骗过我们——
“谢天谢地……”
这里用上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语词，几乎无所谓；这是犯罪之后的一种神经质的放松，就像射精之后的状态。
然而却产生几分不安，需要再次冒险……
他正要出走，正要摆脱他自身的时候，却突然疯了，突然发了癫痫。
这是一道幕布，一道黑暗的幕布，在他四周降落，将他覆盖，犹如克吕泰涅斯特拉的网将他父亲阿伽门农罩住。他无法逃脱。
我认为结局不见得非要大吼大叫不可。我倒情愿想象一个几乎被打垮的俄瑞斯忒斯，还像受伤的公牛那样挣扎，重又站起来说道：
“哼！哼！这就是我专给你留的一击。”
接着，十分平静，认输了，“等待”极度的痛苦：
“好吧，地狱的女儿！……”
残废军人院小公园 三月二十日
我能在这小园里歇一歇吗？行啊，于是我进来，哪怕只坐片刻。我当即想起去年就在这里坐过。那是夏天，气温很高，我出了汗，有点头疼，到园子里呆了一阵，觉得十分惬意。我那是要去看亚瑟泉，或者已经见过了。当时我看什么书来着？怪事，想不起来了。大概我没有看几页，因为我还记得眼前这个花坛的鲜艳颜色，而今天花坛里栽满了雏菊。这是今年头一批开的花；——雏菊花令我头脑清爽。然而，M占据我太多的思想，脑袋里惟余灼热和疲惫。我真倦怠！鸟儿的鸣唱真美妙！这片草地真清爽！
我翻阅《传记词典》，看“赫利奥多罗斯”词条。在普林尼时代，在罗马屋大维娅廊柱上，还能见到赫利奥多罗斯的杰作： 那是个“组合体”即表现潘神和奥林匹斯诸神搏斗的组合雕刻。
三月二十二日
八年前，德·马克斯对我说过：“你用眼睛微笑，这样面部会累的。”
“那么该用什么微笑呢？”我不免惊奇地问他。
“只用嘴唇笑呀，”他又说道，“喏，瞧我的。”
今天，我在斯丹达尔的中读到：“舞台微笑（他是讲拿破仑的微笑），只露牙齿，但是眼睛并无笑容。”
昂代，法国城市名，位于法国西南巴斯克地区。纪德夫妇、雅娜·德鲁安和儿子多米尼克到那里游玩半个月。
我重又沿着通向教堂的这条街上坡，到封塔拉比，听见一座房子的二楼有人敲窗玻璃，抬眼一望，认出是那个渔家独眼小孩，就立刻冲他笑笑；而昨天早晨在海滩上，我已经冲他微笑过。这些西班牙孩子，全是一副病态！这孩子右眼用黑色塔夫绸做的一片叶子罩住，从而衬得他的脸更加苍白。他从窗户里面向我打手势。昨天，他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他那单薄的裤子卷到精瘦的大腿上，不时浑身打一个大寒战。
四月二十二日
我承认恢复写作的兴趣和需要，对我来说更合适。倒不是指需要工作，这种需要从未离开过我，而是指不由自主地要立即用语句传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我觉得我今天即使独自一人，也不会不写作一整天。
今天晚上在床上，我只能草草写下这几句话。床头柜上放着斯丹达尔的。
昂代
如果不太累，每天我当然要写几页，哪怕只赞美这个地方。然而，我并没有爱上什么景物，也没有爱上什么人；只不过这种蓝汪汪的天光、这种在春天的茂美中无名的野香……
我穿着便鞋，几乎一路小跑，走了于吕涅这一长长的路程。我手中拿着M的来信。阳光明媚。时光过去而没有给我造成伤害。高地上，沿着土坡，密密麻麻长着阿福花，但不是加尔地区再生林中枝叶繁茂的那种，也不是锡拉库斯神圣郊区长的那种，而是一根独茎举着花朵。
前天在维拉附近，我们采撷欧石楠，铃铛花是毛地黄色的，有的单开，有的几乎贴在茎上，花也特别大，仿佛将枝压弯了。
在岩石上，路坡上，长着一种特别茂盛的爬蔓植物，开蓝花（那种深蓝色，我只见过跟龙胆一样，而雅姆说就是一种龙胆），在草丛中形成夜洞。我的目光快意地探进去。
在圣塞巴斯蒂安广场上，我们要了西班牙可可茶，茶很浓，加了大量的桂皮，倒在小杯子里，不合我意，杯子太小了。雅娜说她喝不了西班牙式可可茶，要一份“法兰西式”可可茶。侍者几乎立即给她端上来，不错，还是同样的可可茶，但是杯子大得多，雅娜喝了说好极了。Em同意喝西班牙可可茶，但是讨厌蛋糕。她们二人如此勉强（或者决意）只用眼睛，顶多只用唇边，略微尝尝这地方风味，我见了非常恼火，便大口大口吃起这种油乎乎而粗糙的橘黄色糕点，就以为是在咬食西班牙；这实在可怕。
人从三十五岁起，稍微疲倦一点儿，就很容易归咎为年龄的关系，甚至协助延续这种状态，而不是首先把这看作一时的不适。
近日处于迟钝状态（持续快有三周了），我真的开始以为，此后我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我已经迁就既成的事实，为自己确定一种温和的处世之道；对我来说，写作变为纯粹受自己的意志推动的一种劳动；生活一点情趣也没有了。
纪德陪雅娜和多米尼克·德鲁安母子回波尔多。
我写是要装出写的样子，身在夏天暑气进不来的这家小理发店；温馨的时刻；理发师无声地忙碌；一只苍蝇不时地骚扰我。
夜间
我就是如此，而非别样： 不同于我所能成为的样子。
星期日
从波尔多返回。今天早晨七点钟到达。假如回到我在欧特伊的住宅，回家的乐趣就大得多。而在拉斯帕伊大街这套房子里，每添一本书、多一页纸，都要增加一分混乱。在这里，我的思想往哪儿都无处伸延。十一点钟，我就上街去，重又见到同我约会的沃尔莫勒。他在交往上没有长进。当然，他的记性不错，然而，他是个蠢货。我不再情愿从我的宝贵时间里抽出两小时，也不再只为讨好一个人就把两小时给他，如王尔德所说的，“用眼睛听他”。我身体不疲倦的时候，我十分善于这种取悦于人的方式。
（他有这样一种长处： 别人从他那儿什么也带不走。）
这种情况，事先根本没有考虑： 我听人讲话，态度一旦不再傲慢无礼，就必然取悦迎合了。这样倾听，令人赞叹的是，从蠢人那里能得到愚蠢；同样，从聪明人那里就能得到精华。
我真高兴没有吃午饭，而是走进小画廊，有三十来幅好画展出一天，明天就拍卖。不正规的雷诺阿之作、令人称奇的莫奈之作、极平静又极“正派”的西斯莱之作；贝尔特·莫里索藏画的一次处理。我在画廊上碰见路易·鲁瓦尔；他热情地埋怨，咕哝一些亲热的话。
只跟他握握手，而不讲“很高兴又见到您”，不是更简单，少几分趋奉吗？荒唐啊，这话已脱口而出。
瓢泼大雨。
我赶到欧特伊的住宅，就像从水中出来。在我看来，新宅一切都那么小，那么小……然而，大雨中的欧特伊，以及周围湿漉漉的鲜花，盛开的花园，我觉得更加迷人了。
星期一
昨天晚半晌儿，是在夏尔·纪德家度过的。我进去正撞见一帮客人，数量相当多。然而过了一会儿，我婶母就说声抱歉，丢下她的客人，单独带我到办公室。伤心地指责她妹妹、指责她儿子保尔、指责她丈夫。她既不要人给她出主意，也不要人表示赞同，只让人听着就是了。
保尔来了： 从我所产生的愉悦，我感到我主要是来看他，是要带他出去吃晚饭。我们争取到这一点倒也不太难，但是他那两位表姐妹却明显地流露出伤心之色。不知道是谁推断，那位姐姐（至少是姐姐）爱上了保尔。这事很有可能。不过，也很有可能她本人还未意识到；她跟保尔在一起态度极其自然。
保尔爱上王杜拉了吗？这正是我通过他们二人的长谈，力图要弄清楚的。我差一点就认为，他的追求同体育完全一样，主要是受到困难的吸引。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保尔变了，变化很大。他即使没有真恋爱，至少也是要讨人家欢心。再稍微用点心，他就能达到目的。他那眼神已经不像个孩子，有了一种缠绵的表情，很可以装出深沉的样子。
今天早晨，同我的建筑师博尼埃长时间交谈。觉得出来他感到是在同一个文人谈话。由于我打听他兄弟可悲的疯病，他便回答：“……我们曾想过： 这是裂璺……您知道……是阿尔维尔的《十四行诗》。”毫无疑问，他想到苏利-普吕多姆的诗《打破的花瓶》，而德·冉泽夫人称为《破瓶记》。（“喂！马努埃尔先生，”她高声说道，“请给我们背诵一遍那首美妙的《破瓶》，您朗诵得好极啦！”）
保尔和莫里斯来共进午餐。我要去科波家呆一小时，然后再会同M，一起度过晚半晌儿。要穷尽欢乐，我保留的是何等危险的需要。
我从那儿出来，头脑空荡荡的。
科波对我说，他看了克洛岱尔的《颂歌》大失所望；而我迄今为止，只能草草看一看。雅姆的激赏妨碍了我。
科波，思想如一个犹太人那样灵活（起初我还真以为他是犹太人）：“我对您没有多大担心，”我对他说道，“我感到您武装得很好。”他微微一笑，答道：“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然而，我还是无所作为。您知道我缺乏什么吗？一个环境。对，我没有环境。”
这种见解，在阅读斯丹达尔的中，也能得到证实。唔！真的，您有道理。可是不过数月，所谓“环境”就不让您安生了！我二十岁左右，年轻的时候，留着长发，一副多愁善感的神态，还穿着裁缝给我做的合身的燕尾服，在勃勒夫人的沙龙和德·冉泽伯爵夫人的沙龙里，还颇受人瞩目。假如我一直出入这些沙龙，那么今天，我就会成为《两世界杂志》圈里人了，也就不可能写出。我很快就要逃离，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我必须十二分检点，才能显得合乎礼仪。
我想方设法，要把保尔引向莉雅娜·德·L；比起王杜拉来，赢得她的爱也许要容易些。可是怎么说也没用，保尔认为再向他谈另一个女人，就等于是一种侮辱。莫里斯·施伦贝格认为他真的堕入情网。
星期二
上午写作——或者试图写作。
下午二时许，一个叫马里奈蒂的人来访，他是一家名为“Poesia”低劣艺术杂志的经理。他是个傻瓜，非常富有，又自命不凡，从来不会三缄其口。
星期三
卢森堡公园，上午九时。天气晴好。我打算带上龙沙尔的诗作，觉得斯丹达尔的作品不如在下雨天读那么好。
假如昨天晚上，我没有……今天早晨我该有多么兴奋！一连三周凄风苦雨，第一天晴和温暖了。多亏昨天晚上我愚蠢的（是的，对我自身而言），现在我才目光无神，思想麻木。
早晨八点钟，保尔就来找我。
他希望我帮他得到王杜拉。我们二人一喝完早茶，就一道出去。时光流逝。
他去法学院注册的工夫，我就呆在卢森堡公园，坐在椅子上等他，品味这清静的一刻钟，这恐怕是我这一天里最美好的、惟一惬意的时刻。
昨天晚上观看《金黄的肚腹》。（昨天晚半晌儿在《隐修》杂志社，在一起的有杜科特、古尔蒙、雅克·科波、善气迎人的维里埃，以及两个叫人受不了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名叫德帕克斯，会作诗，认识弗朗西斯·雅姆，那样子像浴池的伙计。）
我同我妻子，以及冯·赖塞尔贝格的可爱的外甥女，玛丽-安娜·维伯一起，观看《金黄的肚腹》的演出。梅里什夫人路过巴黎只呆两天，也来看剧了，在幕间休息时朝我们走来。我本应当迎上去，装作殷勤地把M引见给她；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怕惹M不高兴，就等了又等；直到梅里什夫人忍不住，终于高声说道：“您能把纪德夫人介绍给我吗？”再说，谈话始终非常热烈，要等着引见实在令人尴尬。总之，晚上余下的时间我就自责，弄得心情糟透了。
这出剧尽管是次要作品，我却觉得很精彩，始终贯穿着聪明智慧。没有一处贫弱，没有一点情感的，唉！或者所谓诗意的踪迹。令人惊奇的是，最后一幕最棒。
我重又感到写作的极大乐趣，不拘形式，就记在这本子上。在一天的忙碌中，我盼着与这笔记本单独相对的时刻。
我看见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右眼眉上，长一个大粉瘤。巴拉尤尔戴一顶黑假发。
保尔注完册，又来卢森堡公园找我。他就想依赖我的热忱、我的精明，依赖他能从我这儿抓去的一切，以便得到王杜拉。
我们一道去雅典剧院，订了今晚舞台侧面一个包厢。
星期四上午
霍夫曼斯塔尔来访，同他在卢森堡公园散步。
以斯帖这个角色，王杜拉有一天演得很完美，但是她并不大喜欢。如今，演员跟作者都差不多，不同意趣味优先于他们自认为的能力。
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讲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是昨天晚上累了吧……我坐这儿工作了五分钟，还不能把这表达得更清楚。
这个笔记本一开篇，就教我更加畅快地写。
我仍然躺着写这些文字，而外面则是晌晴勃日。下午一时，我们动身去库沃维尔。霍夫曼斯塔尔十点钟要来，保尔九点钟就到。昨天上分手时，他对我说：“一个钟头的工夫，你就把一个月的活儿给毁了。”这种莫测高深的话，我根本没有听懂，就恳求他今天早晨来向我解释。
在车厢里，星期四
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太太，没有皱纹的额头很美，头发很黑又已经花白，她从小提包里掏出一本阿拉伯文书看起来，仿佛没有感到我惊奇的目光——我多想同她攀谈啊！同奥古斯蒂娜·德·罗特马勒惊人地相似，精神上又活似安娜·沙克勒顿。
（昨天在《隐修》杂志社，我在同古尔蒙的谈话中，重又发现他的书令我特别恼火的地方： （例如）他说：“我只爱看没有文学的报纸了。”言下之意，就是向您表明：“我完全清楚您可不这样，但是我不在乎，反正我有道理。”
“我要使用我一直成功的办法把您治好，”王杜拉对保尔说，“就是允许您经常同我见面。”
保尔责备我在昨晚的谈话中，又在王杜拉的意识里唤起马克斯的形象，而据他称，这一形象已经淡漠并消失了。
库沃维尔
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日子，那时幸福好似神灵，常驻我的心间。
一上午泡在花园里，未能回房写作。回去吃午饭，还一副陶醉的样子，Em也觉得我“神情亢奋”。我干了什么这么亢奋呢？只不过在我园中玫瑰花枝上捉了虫子。
罗蒂山
空气弥漫淡蓝色的天光，仿佛乳汁似的润湿了天边。我到了那里兴致不高，又见到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乐趣。我觉得那里景色很美，快意地品尝了油菜花的甜美香味，但是又难以忍受我的思想这样无所事事。
五月十四日，返回库沃维尔。
车厢里
在这种艰难的交往中，我就这样协助保尔了，这不仅出于感情和始终如一，惟恐亏负了友情，还要满足虚荣心的需要： 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一等到独自一人，不再受感情的过分催迫了，我就立刻起而反对和抗拒了；这场冒险，我从内心根本不赞成，认为它会一步一步把人给毁了。
她（王杜拉）嘴角有两条冷酷的细纹，几乎难以觉察，但我若是保尔，对此一定多加小心。
我很想谈谈霍夫曼斯塔尔。还真挺怪的，跟他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还没有什么可说的……按说，他非常讨我喜欢。不过，他身上“阴暗”的部分，在我看来不是很大，也没有多少神圣的东西。我情愿跟他交谈，尤其是从头至尾，几乎总是他在讲。我非常高兴能再见到他。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我在美术馆（雕塑大厅里），坐在椅子上等待。M和盖翁约十点钟到。（今天早晨他们在一起。）
我在十四日晚上到巴黎的，在P夫人家中用晚餐，同保尔交谈一会儿，不大投机。我无法向他掩饰我不同意他的交往。不过，看他那万分沮丧的样子，我就答应再见一见王杜拉。这事儿会把他引向什么地方呢？肯定不会引向幸福。况且他心里明白。有什么关系！我们追求的难道是幸福吗？不是，而是我们心中最新情绪的自由宣泄。
星期一上午，我也是要到美术馆，去会M、盖翁和若望；保尔一定要和我们在一起，结果搅了我们的兴致。我们五个人，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然后共进午餐，气氛沉闷。毫无疑问，真要无聊（我始终认为这毫无必要），我也不希望是同M在一起。这样既不公平，也打断了我们持续的快乐。我越来越决心“只给M以快乐，只从他那得到快乐”。我用“快乐”这个词，正是取其最充实、最丰满的涵义。我在此处说“快乐”，就等于说： 幸福、热情、美德、健康。
今天早晨我写日记，就是不想等他们等得又疲惫又恼火，也不愿伤心地想到他们都诅咒这次约会……他们来了。
昨天午饭后，盖翁和我丢下其他人，去看惠斯勒画展。我们参观的时间延续将近两小时，尤其欣赏最后一组： 用铅笔画在褐色纸板上，并着了菘蓝染料的人物，以及从正面看的一些房舍（其中有糖果铺）。
平静的晚餐。我给Em念《金头》的精彩的第一幕。
我的时间这样全部占用，即使出于全新的乐趣，也要使我疲惫不堪。我希望一天的过程中，有空白和间歇的时间；感觉穿过我，我没有把感觉压缩成思想，没有做任何处理，而我只有经过咀嚼才能得益。
欧特伊，星期三
我期待这座房子给我工作的力量，给我才气。我的全部希望，已经寄寓在这里。
我只同保尔打了个照面。今晚他又要去见王杜拉，马上就精神起来。他的健康，完全悬挂在这种私通的成功上。他已经说让我少插手了。
我又恢复一点钟左右午睡的习惯。
我先去《西方》杂志社，取克洛岱尔的《缪斯颂歌》，再去圣绪尔比斯教堂广场，同盖翁和M会合。我边走边看，刚看了几句，思想就完全被抓住了。这是我整个人的一种震撼，宛如一个月来，我期待很快就发生的警示。
要离开诗中的埃利孔而去找盖翁和M，我心里几乎有点烦了；要把我的思想拉回到这上面来，盖翁必须立即叙述他刚向格里凡讲的秘密话。是的，吃罢午饭，他由话头引着，就将一件秘事和盘托出，不久再去布雷看“材料”，也就齐全了。
接着，我又离开他们，前往浴池，以我的激奋去换取忧伤。
盖翁来找我吃晚饭，我们俩又去大马路上找M。我们走进那不勒斯饭店，面对三杯罗马式潘趣酒，惬意地聊天。我在这里至少可以说，这种交谈给我乐趣，而且这种乐趣十分深刻、十分强烈，我可以肯定与其他人共享。到了该起身离开他们的时候了，我感到这种快乐已经完全喝下，难免心里有点舍不得，只好稍微夸大我的激情和兴奋；我还意犹未尽，不愿意就这么分手，便陪他们一直走到旅馆，然后笑着告辞。
事情越来越肯定，我对M的友谊理智化了，也可以说，越来越非肉欲化了。尽管如此，这种友谊反而加强了，从我的肉体升华到头脑。我更加看重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肉体了。
星期四
我又见到他，傍晚时分他来了。我同他一起重阅我的。对，我写下来还不错。这一切，讲述是不可能的。我要让马塞尔看的也正是这个；他一看就会明白，在波尔多我怎么那样对他难于启齿。
现在事过境迁，再看记述的文字，我虽然还很激动，但是换了一副局外人的目光了。“教人有节制的缪斯哟，你们绝不会抛弃我！”现在，我应当登上自身。
凯斯勒乘车来接我。我们到米拉博饭店，又同霍夫曼斯塔尔夫妇和内弟，我们五人分乘两辆马车，驶到里斯本街，过了半小时，我在鲁瓦尔老爹的柯罗店前离开他们。
西蒙先生昨晚去世，我立刻赶到阿尔贝家。今天玛德莱娜就在他家中，她从t林荫大街回来，告诉我这个可悲的消息。
阿尔贝在家，一副颓丧的样子。但是碍于他妻子，我们还不能讲什么。有一阵工夫，只一小会儿，她离开我们。我立刻同样冲动地凑到阿尔贝面前，他抽噎着抓住我的双手，以类似惊恐的声音，急促地对着我的耳朵嗫嚅道：“惟有你，惟有你能理解，随着他我失去多少东西。今天下午，我对玛德莱娜说过：‘只有安德烈，现在只有安德烈能够……’”
这时，表弟妹又回屋，我们就像两个罪犯，赶紧分开，脸上恢复常态，重又开始谈别的事。
星期六
我脖子旁边长了一个火疖子，并且肿大了，只好留在家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写一篇评巴雷斯的文章，每天练一小时钢琴，而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弹琴了。每天心甘情愿牺牲几小时，对于一天的平衡也许是必不可少的。
霍夫曼斯塔尔今天上午又来了，我见到他高兴极了。他说话声音偏高，缺乏秘密，然而，稍微震您耳朵的话绝不愚蠢。服装和领带都很有品味。他刚坐下一会儿，马上又站起身，大步来回走，站住，重又举步，撞到椅子、桌子，微微一笑，摆出一副大孩子的样子。
我回返时经过夏尔·纪德家，将保尔带走，让他一直陪我走到家。王杜拉是惟一的话题。他重又占据原以为过快丢失的地盘。
我回家是要接待保尔·洛朗，继而又接待他兄弟。不可能和他们二人同时愉快地交谈！皮埃尔言辞过激，促使我捍卫我原本不大在乎的东西。我同他坦言，过后又总要后悔；几乎每次都重蹈覆辙，可是无论他还是我，却总不知悔改。
今天晚上，我勉力工作，然而我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干扰，找哪个意念都不在原位。
怀着极强烈的兴趣，阅读蝎子习性的几章，我情愿为J·etext" data-note="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法国著名昆虫学家、作家，其十卷，成为昆虫学的经典之作，被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誉为“昆虫的荷马”。">的著作写一个序言。（——不过，这书写得较为平平。）
凯斯勒伯爵带我去阿尔姆农维尔酒楼，同霍夫曼斯塔尔一家共进午餐。
这些德国人的文化令我困惑不解。在我国文学的任何一点上，我都没能发现他们有什么不足。
今天晚上，我心惟有气馁和沉睡之感。高声朗诵王尔德的德文和英文的《从深处》，心情方始稍安。
星期一
写不出东西来的所有原因，我看得十分清楚，真想紧紧抓住，一个个扼杀了。我身上的所有这些否定，正是我灵巧地培育起来的。现在，我要与之搏斗了，分而治之倒还容易，但是它们相互巧妙地关联，十分紧密，交织成一张我逃不脱的网。在这方面，日记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在纷纷逃逝的事物中，我抓住这一页页日记，就像牢牢抓住固定的东西。我强迫自己，写点什么都行，但要每天坚持……甚至写到此处，我还在找词儿，还在摸索，我写上你的名字： Loxias（洛克西亚斯）!
今天上午到博尼埃家，就我的书房的天棚力争，我不喜欢现在这样子。接着又去见维尔纳。
刚吃罢午饭，我就去看大夫，求治妨碍我又使我特别疲惫的火疖子。匆匆去科波家，停留一刻钟；同他交往，我不再吝惜什么了，因而情愿去看他。
我回家等待凯斯勒和霍夫曼斯塔尔，要同他们一道去勒罗尔家。勒罗尔太太打扮得美极了，显得十分娇艳，那粲然的笑容愈发年轻，显然因外国名人来访而兴奋异常。
我单独同勒罗尔夫妇一道，去参观了令人惊愕的高更作品的收藏（法耶家）。
星期二
我又同Em去看惠斯勒展览。印象不那么鲜明了，但是对艺术上的删减法却颇多思考。不管保尔和皮埃尔·洛朗怎么说，我只能也只想把画像和色彩视为“表现手法”。线条和色彩不表达任何意思，就是没用的东西；而在艺术上，无用的东西，无不有害。等等……
一天当中我究竟做了什么？……（我写这话是在星期四。）睡觉啦？……不对！我去吉贝尔·德·乌瓦赞家，而主人不在。我是想问他，到什么地方能看到黑人或西班牙舞蹈，因为凯斯勒和他妹妹，以及霍夫曼斯塔尔夫妇，今天晚上就要看。
我到《隐修》杂志社打个照面，再去欧特伊，德·布里翁侯爵夫人府上，与几位德国客人重聚。大客厅相当豪华，我头戴软帽，身穿灰夹克衫，足登黄皮鞋，又未戴假领（闹了五天小火疖子，只好代之以一条白丝巾，但围得颇为巧妙，用Em借给我的荷兰金别针别得很漂亮），这样一身打扮，乍一走进客厅还真有点犯难。我调动全部意志，要显得完全泰然自若；又有凯斯勒兄妹热心相助，稍过一会儿，我的举止差不多就很自然了。幸而我感觉还不算太累。
几位次要的客人到来。
我们决定我去他们要用晚餐的里茨饭店，但我喜欢单独吃饭，只等到最后上甜食时才同他们会合。
晚上本来想疯一疯，不料过得兴味索然。我们先到马里尼剧院，看了一场愚蠢的演出，然后去马克西姆饭店，可是又到得太早，什么舞蹈也没有看到，将近凌晨一点半钟，我们又走了，肯定在我们走后才安排了舞蹈表演。处处都不顺，又因无聊而已经困乏了，我们就一心想回去睡觉了。
自不待言，我们每人都感到无聊，对别人都不免有点恼火，只是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我几乎可以肯定，霍夫曼斯塔尔有些怪罪我。因此，他同我告辞时态度冷淡。
幸而在马克西姆饭店，我鼓起勇气，同邻座的德·布里翁夫人谈了很多话，我们二人也就多少摆脱一点无聊，不过，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她倒是挺感激我，分手时极其热情地一定要再同我见面。
我佯装不累，坚持了两小时，回家时疲惫不堪了。
星期三
察看我在欧特伊的住宅，占了我一上午时间。我开个玩笑，说是“我要向马约尔定做一个壁炉”！博尼埃听了不胜惊愕。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
下午一时睡了一觉，起来先去阿尔贝·德马雷斯特家，再去科波家用晚餐。表弟媳就是不信西蒙先生没有给阿尔贝留下什么；她认为，肯定销毁了什么材料……等等。阿尔贝黯然神伤，又温和又隐忍……表现极佳。
真讨厌，总是不能单独见他。
在科波家愉快的晚餐。刚从床上抱起来的小姑娘，不再怕我了，真是可爱极了。餐桌上还有友人斯皮凯。饭后，科波太太走开了。慢悠悠地交谈，回忆童年，几近推心置腹——那位朋友只听而不插言。
我返回时经过奥德翁剧院，又见到小若望，同他多聊了一阵，此前这情况还没有过。我对这孩子充满深深的怜悯，而他似乎是挚爱和温情的化身。如果我还能为哪个人“做好事”，那我就情愿为他。已经有五次了，我一直走到奥德翁，惟一的乐趣就是再见见他。有一天晚上，开头我没有找见他，就等了他将近一小时。幕间休息时，他终于来了，不知是从哪儿出来的，他又见到我，也显得很高兴；他那笑容十分可爱，因此我不能相信仅仅是为了我给他的铜子。
我要离去还真费点儿劲，如果能知道他去哪儿，离开他也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星期四
上午，去P饭店短暂拜访。关于我的精神状态或者我的思想，一场虚惊。一种紧急需要满足就行了。过后就不再去想了，我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这一点。
我又办了几件事便回家，精神果然充沛，可以工作了。
保尔来吃午饭，又审查他那故事，弄得我有点烦；他原地踏步，只分析而不行动。害怕输掉赌局的心理，反而使他不敢赌了。活该。
我呆在家里阅读和工作。同Em高声读王尔德的《从深处》，好极了（英文和德文对照本）。
平静的夜晚，非常渴望在勤奋中度过。这一切还缺乏贪欲。
卡莱尔出色的传记（布雷恩，“自由之页”出版社）。读这书，我恍若又回到十五年前的情景。然而，不那么容易了，热忱也中辍。我还有，但是又增添了许多别的无用的东西；惟一的一样东西还是必需的吧？对，不过条件恰恰是的。
星期五
“这幅，”他说道，“是一位上流社会女人的肖像。您注意她这猥鄙的手吗？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就因为她的手往前探。瞧一瞧照片就明白了。”我注意到这一点： 一个女人手放在前面，喏，您会看到，手就显得太粗大了。马奈立刻明白这一点，他立刻明白了！喏，不是在自然，不是的，而是在自然中。马奈，就是。
“哦！一个女人穿着低开领的衣衫，就活啦，就轻松啦！这胸脯……这胸脯引起欲念……人们喜欢袒露的胸脯。”
这几句话是佩勒兰先生讲的，他对着马奈和塞尚的精彩作品发表了许多看法。我和凯斯勒伯爵还要去看他的收藏品。
匆忙去若望家。在楼梯上却同他父母撞个正着。本来我上楼去找M，他却不得不随父母他们走。红着脸，讲了几句含混的话。跟若望费了很多唇舌，解释我面对M的状态。
星期六
灿烂而炎热的一天，第一个名副其实骤热的夜晚。如果我已经动笔写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写出精彩的篇章。我头脑十分清醒，不是特别兴奋，身体舒泰，内心也很踏实。今晚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情人，我一想到保尔，怜悯之情便油然而生。我真希望昨天才结识M，今天才能同他交谈……
今天夜晚，我若是从阳台上跳下去，也会说一句：“这非常简单。”
四年前碰到这样一个夜晚，我肯定要通宵游荡。
如不能保证次日写下去，我就不肯认真动笔。
星期日
霍夫曼斯塔尔对我说过，昨天雅克·E·布朗什又对我说： 霍夫曼斯塔尔、埃尔维厄、巴雷斯和布朗什，应邀在德·诺阿伊夫人府上共进晚餐，霍夫曼斯塔尔对坐在旁边的布朗什说：“要承认，布朗什先生，我知道您是安德烈·纪德的朋友，要承认他的一页文字所表现的才华，要超过这些先生的所有著作！”他隐约指着客人，说话声音很高，布朗什非常尴尬，就这样回答：“不管怎样，在座的无人苟同。”
霍夫曼斯塔尔把这话传给我时，我不相信他真说过，就开始对他有了几分怀疑。昨天，布朗什又把原话对我说了一遍；再也无法怀疑了，也不能怀疑同样高声对德·诺阿伊夫人讲的别的话：“您何不邀请维勒·格里凡和安德烈·纪德陪我呢？”德·诺阿伊夫人则提高嗓门答道：“邀请安德烈·纪德！他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霍夫曼斯塔尔还寻开心，佯装不知道在《蓓蕾妮丝的花园》后，巴雷斯还出版过什么。他一再问埃尔维厄，如果说他“不欣赏我，又是为什么”？毫无疑问，这客人有点儿给人难堪，因而这次晚宴反倒死气沉沉了。
星期一
晌晴薄日。我穿上夏装，去奥德翁剧院的拱门下与M相会。
我们一道朝夏特莱宫走去，盖翁说定十点钟在那里同我们会合。
我们三人又穿过卢森堡公园，去若望家里聊了半小时，再去拉沃努小餐馆用午餐……
（这些记事，不知以后对我有什么意义： 大部分时间，我仅仅干巴巴地标出我一天的活动。然而，我不愿意中断，要以这种方式坚持，直到一周后动身去库沃维尔。）
我心情轻松地放他们走了，又赶往拉洛街，去找在莫里斯·德马雷斯特家吃午饭的玛德。
在夏尔婶母家坐了一小时，我想找到时间和思想状态，讲一讲贝特拉加茨的布罗姑妈的遭遇： 她半疯了，被婶母带回巴黎。这个不幸的矮小的老太婆，在单元房里挨屋游荡，好似少年女侍从，要逃避她那可恶的不安。她害怕发疯，就差不多已经疯了。这是人类悲痛的一副新形象。夏尔婶母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全部经历，讲了好久，也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婶母讲得棒极了，按照她的口述写下来，就是一个Chtchdrine式的故事。
去看欧特伊住宅。自从砌起墙之后，这是玛德头一次到现场瞧瞧。我们一同乘车离去。
阿尔贝夫妇来用晚餐。可怜的阿尔贝，稍微离开他妻子一会儿，就露出一副犯罪的神态。
星期二
夏尔婶母从这儿出去。大家在策划将布罗姑妈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很讨厌，但又是必要的。近三天来，我所见到的，惟有凄惨的情景和无望的状况。
我想象老太婆一旦明白了，该有多么惶恐不安。她会跪到夏尔婶母面前，用她始终保持的美妙声音，嚷道：“安娜！我这么信赖你，你为什么出卖我？”
星期三
在我这年龄，又经过吉约、鲁瓦尔等人的教育，我到了无法抵制一个的诱惑的地步。事情一过，我就干脆要再次行动。
昨天上午，我带若望·施伦贝格，去雷东的老师，那个不幸的雕刻家布雷斯丹的女儿家。车行驶到儒尔当大街二十二号，停在一堵墙、一扇矮木门前面；只见门上方有一个洞，是用手在木板上弄出的洞，从洞口里吊出根绳子： 那便是门铃。墙对面是老城墙。我们在门前拉铃，按喇叭，实在烦了，就到蒙苏里公园兜一圈，然后就决定等待，等待有人从这扇神秘的门出入。二十分钟过去，门终于半打开，走出一个相当高大壮实的年轻人，我们急忙冲上去。他不大情愿，但还是把我们引见给他母亲，罗道尔芬·布雷斯丹小姐： 她穿着短上衣和短裙，人还相当漂亮，肌肤鲜艳，头发有点散乱。儿子离开我们。这间画室兼为卧室。墙上安了挂武器用的盾形板，靠玻璃窗摆一架古钢琴-管风琴，是槭木造的，当作阅读台、写字台和万能桌用。透过窗玻璃看得见树木和花草。小花园非常狭窄，连着围城时毁掉的一所房子的颓墙。罗道尔芬小姐不住嘴地讲，就像一年也只有三次说话机会的人。她讲述他们受穷受苦的长长的故事。她从五屉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叠版画，没有付梓的作品，废弃的校样，全是她从父亲散失的作品中拯救出来的。
刚刚同菲利克斯·保尔、格雷夫共进午餐；午餐很累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味。我不想克制，多多喝酒，多多吸烟，以便填满过久的冷场，离开餐桌已醉意醺醺。我在公证人的事务所里，等待布尔日里时写下这几行文字。我来替可怜的拉佩鲁斯咨询，那可爱的老人有些担心，希望立一份附加遗嘱，以利于他的孙子。我在最好日子完全清醒的状态，也根本弄不明白这种事务，今天感到头脑一片模糊，遇到这种复杂的事务便不舒服，几乎产生身体上的不适；我出了汗，开始偏头痛，真想跳进埃夫罗塔斯河洗浴。
弗朗西斯·雅姆将手稿《诗人和妻子》托付给我，由我支配，刊登在这期或下期杂志上，一次刊出或分期连载均可。他给我写信来，说他要我一回来就立即全文发表。布瓦莱斯夫的文章关于雷拜勒，要占二十页。杜科特的秘书维里埃写信通知弗朗西斯·雅姆，说他们非常遗憾，不得不分期刊登。雅姆绝不肯通融，要么将手稿寄还，要么一次刊出；他还说“这样斤斤于细节受够了。六十页的杂志，这一期不得不扩到八十页”，“斤斤于细节”让杜科特多支出了一百五十法郎。
天气特别热，又特别好，尽管十分疲倦，晚饭后我又出门。今天晚上，毫无不安的情绪将我驱逐到外面，出去是“为了避免呆在家中过后又感到内疚”；这句可怕的话，是Em对我讲的，是她亲口催促我出去。
首先在香榭丽舍大街，靠近咖啡音乐厅一带十分美妙，我一直走到圆点，再从爱丽舍街回转；人群像过节似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热闹，一直到王宫街，这是西班牙国王从爱丽舍宫返回要经过的路，在圣奥诺雷街和王宫街上空，沿路都拉了彩灯，形成蔚为壮观的凯旋门。这种夜景，我不能独自欣赏，便急忙回去带Em来。然而进屋一坐下，身子就觉得散了架，我们只好推迟到第二天再出去。
星期四
这种日记的最大弊病，就是不断拉我后退。况且我已过了适合品尝现时滋味的年龄。今天早晨，我到处吃闭门羹： 维尔特家、《水星》社、贝玑家，本来要见贝玑谈事情。我的状态很好。真不该借口给马塞尔写信，就在苏夫莱咖啡馆露天座坐下，无所事事，又吃了味道不大好的一片奎宁，弄得脑袋晕晕乎乎。
我是在地铁车厢里写这些文字。我乘地铁去杜科特家，要同他共进午餐。我没有给马塞尔写信。假如不是在卢森堡公园的椅子上随意坐一坐，假如不是在一个正派的，但衣衫褴褛的怪人身后跟随一刻多钟，我就能像在《牧歌》中那样，享受暖暖的空气和热热的阳光，头脑就能保持我上午出门时那种欢畅的状态： 思想既平静而又活跃；还有，我也会做得稍微像样些，而不是干巴巴地记录这三天的时间表。
星期二，吃罢午饭，Em和我，我们就赶到西班牙国王要经过的香榭丽舍大街。我望见他一路向人群致意。假设国王不那么年轻，不那么英俊，我的喉咙也不会发紧哽咽。他那张脸绷得很紧，动作局促地行军礼致意。
两小时之后，我们看见他从爱丽舍宫返回，那副笑容就极大不同了，面颊不再绷紧，而是喜形于色，那表情完全是一种惊喜，几乎还带着孩子气。在国王往返之间这段时间，我们参观了两个画展。看这类画展，比什么都令人气馁。
晚间，我们乘车逛大马路和灯火通明的广场。Em回去了，我又独自去香榭丽舍，再去歌剧院。没有遇见一个值得注目的人物。空气充斥尘埃，像火一般灼热。西班牙国王看完招待会演出，要经过歌剧院大街回外交公馆，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我有几分不安，还是离开那里，绕了几条街，到了法兰西喜剧院广场。这里人群稀薄一些。快到午夜了。法兰西喜剧院人已走空。国王护卫队很快就要通过。我登上剧院一根廊柱基座，挨着几个孩子等待。我从这个广场清楚地听见爆炸声，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响。我身边好几个人都断言是一声炮竹，我则以为是一声枪声。我又能看出自己很难“严肃地对待”事件。我非常开心，更有甚者，群众惊恐情绪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引起我所有感官一阵兴奋，引起我的心快活地跳动。第二天报纸说，随即“大乱，场面难以形容”。恰恰相反，我却惊奇地看到，众人听了爆炸声，都一动不动。约有四分钟的工夫，群众都呆若木鸡。继而，警察出动了，才引起波涛汹涌的场面。过了一会儿，保安骑警一阵冲击，才使我的心充满恐惧，也充满一种兴奋的情绪。不过，我还能完全控制住自己，只是眼里漾出泪水而觉得有点难堪。然而，就是不能“严肃地对待”我目睹的事件，就好像那不是真实的生活。演出一结束，演员就会重新登台谢幕了。
星期五 六月二日
保尔的这场恋爱令我厌烦透了。况且我也看出我所积存的好感大大缩减了。现在我表示好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继续一种不慎开始的举动，对自己已经隐隐不满，有时也对我所惠顾的人十分恼火。
星期六
我刚起床，一想到同保尔的这次约会，心里就不胜气恼。我晚到了，还啧有烦言。我头一件事就是辞掉他昨天给我预约的出租车，这就给他省下七十多法郎。他的恋爱故事若说还有点意思，也只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
玻璃杯底剩下一层稠稠的奶油，几乎像蜜似的，麦管吸不上来了。我的焦渴和贪食比倒胃口还强烈，可是过后很长时间，我的心口还堵得慌，舌苔也很厚。我记下这种感觉，而在别人看来，这样细腻纯粹是文学手法，但是我完全清楚，记忆就是要围绕这一点聚拢起来。王杜拉不喜欢我们的奶油咖啡，要了一大杯清咖啡，而我非常羡慕她那沫子冒到杯沿儿的冰镇清咖啡。
谈话死气沉沉，我们每个人都缺乏激情。
在圣拉扎尔车站咖啡厅，保尔和M就已经耍了孩子的骗术，把我和她单独丢在那儿——有充分时间穷尽这个话题，并且热切盼望他们回来。我死死守住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事无计可施，我也越来越怀疑她嘴角那两道细纹。这一切让我烦得要命。
我们从圣拉扎尔乘环城火车，一直到布洛涅树林，再换乘两辆出租马车，驶向塞纳河附近美树下的“周期”餐厅。我和王杜拉单独乘一辆车，对她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衣冠不整，头发凌乱，胡子也没有刮；我根本不考虑取悦于人。我。
保尔打发走了他的马车，我们四人同乘一辆马车返回，车篷放下来了。天气这么好，放下车篷未免惹人注意，但是很难看清我们。
M和我找个借口，在巴蒂尼奥勒同其他两人分手，步行到圣心教堂，其实我早就想拜访毕加索了。到画室（蒙马特尔山脚下，拉维尼昂街）没有找见他，我就从门下塞进一张名片，又单独同M一起走了，我们短暂参观了大教堂，便步行到圣拉扎尔，M方始同我分手。
分了手，我又哀怨起孤单，决定不等Em，明天就动身，星期一在埃特尔塔过夜，星期二在库沃维尔迎候她。
由于炎热，空气都发黑了。
我受极不正常的好奇心的驱使，守在百叶窗里面，窥视街对面窗户里食品杂货店的伙计。在这种大热天，他们的窗户全敞着，目光能直探进去，而店铺半明半暗，还隐约看得见。在上床睡觉之前，我多次在窗口守望；甚至睡到半夜，我还起来过一次……
为了平息这种不安情绪，我还是出去了。走进Bufflo音乐厅，随即又出来，不合我的口味。在香榭丽舍大街、大马路上，漫无目的地乱跑，直到跑累了。
王杜拉对我说，她同加斯凯闹翻了。我也希望这样；同他“处好”太累我。他是个阴谋家，愚蠢而又相当卑鄙。
不知道为什么，我观看了他的剧本《狄俄尼索斯》的排练和首演。第二次幕间休息时，我陪德·夏尔姆瓦夫妇到后台。我想把昨天写的便条交给他，向他讨回我的《普罗塞耳皮娜》的一部抄写稿，我手头没有了。
“嘿！”我对他说，“芒代斯一定会给您写一篇出色的文章。”
他了解我对芒代斯的看法，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我的话茬儿，便颇为笨拙地问道：“为什么？”
“我看见他了，”我接着说道，“他就坐在我对面的包厢里，津津有味地欣赏。”
“弄得我很烦，”停了片刻，他又说道，“我的男主角，演第一幕就漏掉一百五十行诗。”
“唔！”我对他说道，“我亲爱的加斯凯，谁也没有发觉呀。”
尽管如此，我原以为人还算聪明的德·夏尔姆瓦夫人，却对我说：“喂！您很善于赞美。”这话令我恼火。如果她非想听粗鲁的话不可……当时我真差一点讲出来。现在我成了一个庸俗的吹捧者，吹捧的还是加斯凯！！
星期日
我在火车上写日记。终于有了头！
昨天，同保尔进行重要谈话，谈完我挺满意，心里也轻松了。我对他说，王杜拉并不特别性感（我在这里的意思是：“引起情欲”）。他一听就高声说：“正因为如此，我对她才没有多大欲望！”而且，这里面我丝毫也没有夸大。王杜拉所引发的是大脑的冲动，这是最糟的，无法满足。我还对他说，王杜拉不见得“那么令人感兴趣……”等等。可怜的小伙子！他最终能从自己的黑洞里走出来吗？
同玛德乘车回家，我中途到美术展厅停下，看看瓦莱里对我说过的鲍里索夫-穆萨托夫的两幅画。毫无疑问，两幅画很好……
回到家中，我又不怕疲劳，整理文稿，收拾箱子。这箱子同我的书籍、我极短的语句、我的整个生活一样，我要塞进去的东西太多。
星期一 早晨
“别人以巧妙的恭维，能从我这儿得到一切。”X说道。我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我请教的人，情况该有多糟啊！
库沃维尔
正如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高喊“上帝就是上帝”，我也要高喊“艺术就是艺术”。现实摆在眼前，但不是为了控制艺术，反倒是要为艺术服务。
价值啊！缓慢地起始。
六月
我在这里又发现去年十一月中断的这本日记。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开了头的日记本丢在巴黎。尤其有一本（蓝封面），是逐日认真记的，自我从昂代回来写起，一直到我动身回库沃维尔为止。
今天六月十三日，第一个好天儿，我到户外写日记，坐得不舒服，又受到我的狗很大干扰。自从我们回到这里，雨就几乎下个不停，毁了花园，倒也有助于我的工作。我的，每天都能增添数行。这样勤奋写作，今天对我来说更为可取，要胜过最好的灵感。
这期间，我还阅读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作品（《维特》和）。今天早晨，《帕吕德》的译稿寄到。
……
星期四，六月十四日
看望拉佩鲁斯。他迅速地问了我和别人的情况，但是也不听我回答，话题突然一转：
“必须承认，人身上有魔性。尤其在女人身上。我和我的女人，刚刚就大闹了一场。请原谅，先生，现在我情绪还很激动。（在一次争论中）我责备她一件事，那还是六年前发生的，她却一口咬定，说她没有干过。她讲这话口气很硬，一点儿也不脸红，也没有慌乱之色，真叫我惊讶不已。是关于在法兰西喜剧院订包厢的事。”
“对，”我说道，“这件事您对我说过。”
“可是现在，她却矢口否认。”
“怎么！她会否认在喜剧院订了包厢？”
“不是。她否认要我帮她付款。真的，若是牵涉到利害关系，把这张椅子，就是这张椅子，说成是一双拖鞋，她也干得出来，还会坚持己见。假如上帝要依照我们的意图审判我们……我猛然转身离开房间；我的双手直抽搐，真想掐死她。您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她对我说：‘您的子孙鄙视您。’”
“她一定是气极了，说话只想伤害您。”
“想伤害我，对。我简直疯了，把她的话看得这么重……她对我说：‘而且，先生，所有人都嘲笑您，鄙视您。’”
我碰了碰他的胳臂，对他说道：
“您完全清楚，对不对，这话不是真的。”
“我清楚，我清楚；我甚至感到惭愧： 有些人向我表现出友爱和敬重。”
“在任何人身上，”我又对他说道，“对您的友爱和敬重，也不如在我身上这样鲜明。”
我们沉默良久，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们彼此不敢互视，只因无论他还是我，都未能忍住泪水。终于，我贸然问他一句：
“您娶她的时候非常年轻吧？”
“对……当时我很年轻。”
关于布卢瓦写了几条。创作《窄路》，修改《帕吕德》的译稿。又怀着极大的乐趣拿起波德莱尔的作品。
讥讽可视为苦行磨练的一种形式。极其重要。
七月十日
雅克·科波夫妇十一点钟离开我们。现在是下午三时，过两小时我也动身，明天去冯·赖塞尔贝格家用午餐，同他们夫妇一起再看看房子。
同雅克·科波谈话的兴趣极浓，直到临行的两天前，也许我有点儿苦恼，不敢进一步同他谈了，而他也不引我的话头，不知道如何引我的话头了……他主要还是激动，而不是打扰我的写作。昨天，我给他念了写成的部分。我很不满意；我所能作的评语等下面再写。差一点儿我就付之一炬。科波的见解很高明，他从我给他读的部分里，看出这无非是一件更好东西的初稿。这若是在前几年，要念的自以为已经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的篇章，其实还不成样子，我准得灰心丧气。没有神仙一般的耐心，就什么也创作不出来。
科波今年二十七岁，倒显得还要大上十岁。他那张脸的表情过于丰富，已经因痛苦而显得倦怠了。他的双肩高耸而坚硬，好似一个担子很重的人。他的声音那么温和，有时几乎令人不安；有时他刻意诱惑，就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他表达得无懈可击，反倒令人心存疑虑；他的声调随意变化，一举一动从来不是无意识的。老实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可能是好品质。人们甚至要怀疑，他那完美无缺的言辞是否真诚。他身上的一切，哪管由他本人体认、解释，也能突显出不凡来。
七月十五日
前天从巴黎返回——绿皮小箱的钥匙丢失，里面装有我的日记本。
星期三午餐相当有趣，是在圣日耳曼大街莫里斯·德尼家，在座的有冯·赖塞尔贝格、阿里斯蒂德·马约尔、冯·德·维尔德。
马约尔说话带激情，亲切而又天真，那样子好似在土鲁兹城的一个亚述人。但愿米尔博不逼他“思考”。
毫无疑问，德尼没有得到西班牙的很大充实，不过，碰到什么事，我的反应像个希腊人，而他的反应则像罗马天主教徒。
冯·德·维尔德不喜欢水果，而且，他还声称从未吃过，也不赞成品尝如此美观的东西。然而，他照样让人上水果，每次他的餐桌都摆上，只是不让人动，至少他不去动。自不待言，他还造出一套理论，证明不吃水果自有道理；当然是一种美学理论，主张水果的美能引人观赏造型艺术。总之，他不喜欢水果。
库沃维尔
乘车从伊夫返回，我想给保尔描绘一个“肖像”，然后寄给他。这一肖像不会合他的意。他对别人既然缺乏仁慈之心，那么至少还应当有自知之明。我以刻薄对他的自命不凡。
昨天七月十四日，顶着大太阳骑自行车（到埃特尔塔），天黑返回克里克托看烟火。
烟花放得不好，又跌落到观众的头上。
放完烟花，便有彩灯游行，然后是舞会。我的目光越是无意，就越能更好地赏玩这些彩灯： 沿着一条条街道，拥挤的人群头顶彩灯五颜六色，在时而燃放的烟花的烟雾中，逐渐走远而变得朦胧了，而烟雾变浓的同时，又映成粉红色。
刚才为彩灯游行开路的吹鼓手，都坐在镇政府的台阶上，现在他们演奏起一支波尔卡舞曲。那些独奏者有时不知所措，还未演奏几个拍节，就一片乱吼，惟有弯形号保持一段时间节奏，接着嘀嘀嗒嗒的单簧管突然蹦出来。跳舞的人也时时绊着石子，因为就在空场上跳舞，而场地甚至没有打扫。
“动起来，先生们，不要胆怯！”公证人兼镇长利夫里先生在舞曲声中说道。“上前去邀请别人跳舞。”
只有四五对大着胆子上场。而镇子的其余居民和农民在他们四周围观，觉得看跳舞比跳舞更有把握开心。
再过几年，我写出来的书要逊色些，——但是读者会更加欣赏，因为他们更善于读了。
今天，我知道何谓等待了；不是那种焦急的等待，像马那样劳碌一生，而是这种可怕的等待，心惴惴不安，一阵又一阵狂跳，就仿佛要冲掉血栓块。在路上，就在那边路坡上，我顶着烈日等待，等X的马车经过。车迟迟不见影儿，有可能驶上另一条路……
七月十九日
我身上还保存一大部分快乐，尚无机会发遣。
难道什么也不能平复我这颗心的狂跳吗？是整个夏天在压迫着它。昨天骑自行车，跑了很远路，天气炎热，累虽累，但是更加兴奋。到洛朗家，接待倒是相当热情，不仅亲热，甚至友好，可是又怎么样呢？我已经感到和皮埃尔之间，距离比以往更大了。我的全部好感集中到保尔·洛朗身上，集中到他年轻妻子身上，每次都觉得这个妻子越发好，越发可爱了。皮埃尔的谈话充满恼恨，将恼恨周围的一切扫荡殆尽。我可能讲的任何蠢话，事先就感到会遭遇他现成的讥讽，而蠢话我又非讲不可。同他在一起，惟一的办法，就是扮演最愚蠢的角色，装出一副滑稽相，存心不讲一句理智的、坦率的话，也不讲任何在意的事。这种游戏一小时下来，我就疲惫不堪，心灰意冷了。然而我也完全明白，他这种敌对的状态，不过是一种守势；他周围的一切成功，他都视为对他的一种攻击。
回程景色壮丽。收获的田地上一片恬静。夜色庄严地推进。在这宁静中，我发疯一般游荡： 在我看来，这宁静的田野，同沙漠一样荒凉。
七月三十一日
我重又操笔写作，而且相当勤恳，但是进度慢得出奇。一组话要琢磨几小时，第二天又要打乱。尤其是看到日内维埃芙跪在自己房间那一场，就差一点把我难倒了。不过，现在我颇为赞赏我有所保留，我没有讲出来的所有话。（我久久思考，在一个作家身上，“保留”这一品性，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然而如今，谁又能理解这一点呢？）我竭力把耐心视为我的首要长处；无论怎样，我应当大力发扬。我写“耐心”，想说的却是“执著”——但必须是“灵活的执著”。
我重又开始学钢琴，每天两小时。（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总看几页黑贝尔的书信选。当然很有意思，语言鲜明生动，但我还没有感到是直接对我讲的。
还是为了卫生保健起见，每天少量看点斯丹达尔的。
八月八日，车厢里
早晨离开库沃维尔。
保尔问我，人这么多我是否厌烦？（每天，我们餐桌有十二人。）不厌烦；但条件是我仅仅在自己习惯的时刻才“礼貌”。每天，有几个人钻到我的孤寂中，对我也像夜晚睡眠一样必不可少。我可以放松一下。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客厅，我却独自离开，到衣物储藏室隔壁的小屋，面对书稿，尝到了何等的快乐！我在十八岁和二十三岁之间，最大的力量，就是偏爱这种欢乐，超过喜欢社交的欢乐。
我的创作进展缓慢，以后也不会有更大的进展，除非我不再确信自己写的是一部杰作。
我婶母夏尔·纪德刚刚病得很重： 心脏病，犯得很厉害，不过，还没有我在巴黎一天晚上看见她犯病那么折腾。保尔，自从生活放任之后，就让她担心。也应当承认，他的确不大让人放心。头一天晚上，他好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避开另外两个孩子，在花园里来回踱步；我则以的办法给他治疗；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可怜他，夜深时又去花径找他，看见他正在猛吸烟。
“我应当去巴黎，”保尔立刻对我说。“对，王杜拉等着我呢。我心里嘀咕了一小时，我可以跟她……唉！算啦！明天她动身去美国，半年见不了面。”他又走了几步，没有说什么；继而，他声音更加低沉地接着说：
“今天晚上，毫无疑问，我肯定能拥有她。”
“你是说她愿意了？”
“对，有一周多了，她不再防范我了。”
“那么你，是担心自己……不行，你就突然回避了……？”
保尔不禁一愣，又羞又恼，沉默片刻，才又说道：
“好吧，就是！……”
当初，他因为留下而气恼，现在又因为走开而气恼。
马塞尔不工作，以后也不肯工作，他贪婪地扑向一切能使他消遣的东西。他在我的书房里，没用上六天，就已经狼吞虎咽，看完我保留要看三个月的书籍。
再过六年，他就成熟了，可以接受他在最近一封信中讲的“天主教教育”。这种“教育”令我赫然想到红十字车辆。如果还是要徒步往前走，而不是乘车……
前天发奖仪式上，我的愁闷情绪溘然消失，只因注意到孩子队列第二排里，一个波希米亚人模样的小姑娘，目光就不离开她了。这个六岁小孩子的。脸上表情严肃，眼睛喜形于色；方下颏儿，脸色红润，头发特别厚，没有很好梳理，厚厚的垂落在额前。她周围其余所有女孩，都更显丑得可悲了。她的打扮很朴素，穿一件深色大花格小布衣裙；看得出来，她是这群孩子里最贫穷的；一切都促使我喜爱她。她先背诵，接着又歌唱，而那股热情则始终如一。这样，我就能从节目单上看到她的姓名： 她是勒迈特尔家的小姑娘。
仪式一结束，我就看见她冲向父母，举着一本小红书嚷道：“瞧啊！他们发给我整个儿一项奖！”
我周围的人都觉得她相貌不美；尤其雅娜，甚至硬说她“难看极了”。为此我心里感到难受，恐怕太傻了吧！
“生存并不是一切，我需要别人知道我是幸福的。”只要这么想，你就还不幸福。
八月八日 巴黎
昨晚我同雅克·科波共进晚餐，他又翻出我可能在库沃维尔对他说过的话：
“哪怕悲剧事件最后导致流血，我也认为没有一种感情的真诚不能受到质疑。”
我并不承认这句话是我说的（取“承认一个孩子”的含义），然而我也不否认。昨天又提起这个话题，我坚持说：“感觉，才始终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感情真实性的惟一保证。我们的感情要靠生理反应来确证。文学、（现代）美术，为图方便，总把人描绘得远远比实际、至少比从前多愁善感，因此，人很快就适应了为其描绘的形象。”
真奇怪，人性股份的行市，自从希腊人以来，甚至从莎士比亚以来，上扬多么厉害。这种失控的行情，比什么都更有害于戏剧。我要写的《西拉》，差不多就是这一主题。
库沃维尔
从巴黎回来，九点钟我们就上楼睡觉了。其他人在楼下继续晚上的活动。保尔同高丝小姐坐在我窗下的椅子上，很长时间妨碍我睡眠，还有客厅里摆上了牌桌。有这些响动我很恼火，不过能独自一人我也很高兴。甚至从客厅传上来的模糊的嗡鸣，我也不觉得讨厌，惟独保尔的声音令我恼火： 他的声音生硬而无泛音，不时突发，跳到其他声音之上。
科波奇怪，我怎么还在看斯丹达尔的。有些作者，我阅读尽可能慢些，就仿佛同他们交谈，他们在跟我讲话，如果不能把他们久留在我身边，我就会伤心。
八月十四日
保尔将巴卡拉纸牌赌博引到这里： 这几天夜晚，从九时半至十时半，库沃维尔的宁静气氛给打破了。昨天，我做庄时，真是赌运亨通，赢了保尔，也算挺开心。不过，我本想只赢他一个人。
古尔蒙在《隐修》七月十五日一期上发表新的《沙滩脚步》。他的脚的确不美！
“有些事情，应当有勇气不写出来”，这是他的头一条格言；我们看了这头一条，就免得看其他许多条格言了： 我们希望他多几分“勇气”。
“攀登到自身之上来看自己。”紧接着他写道。这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正面看不美，就希望鸟瞰会好些。他一句一句，总保持这种丑态，他谈论女人时，正是一个令人厌恶又被人厌弃、要寻机报复的男人。
表面规矩的这种生活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有些日子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虚伪。
八月十五日
一连两夜失眠，头像要炸开一般；极度不安，胸部肌肉痉挛，几乎喘口气都免不了要呻吟；思潮澎湃。愧疚的肉体形式。哼！噢！如能从我的生活中撕去这一页，从我的额头洗去这赧颜！我失眠，可以归咎天气变化、四点钟喝了茶，或者顶着太阳贪婪地打网球，——然而，也使我呻吟，让我今夜难以成眠。我真想逃脱，溜之大吉，钻进草丛里，嚎叫着满地打滚，弄得遍体鳞伤。
现在我在阁楼上工作，大桌子上铺满我的小说手稿；另一张小一点的桌子摆在窗前，旁边有一张长椅，我就躺在上面读斯蒂文森之作。我也正是在这里，离花园和楼内的喧闹声最远。今天早晨醒来就下雨，除了看书和尽量写作，我别无乐趣了。
八月二十一日
《影椎》这个题目，是受了格罗洛的一封信的启发；他写信请我为他翻译的王尔德的《散文诗》作序。
八月二十二日
今晚向我解释说，妨碍他写作的，是他对一切几乎都同样感兴趣，并不特别想谈这个而不是那个，缺乏他想强行采取的准主意。思维完全朝一边跑，言谈就特别敏捷；思想四平八稳，就会阻碍我们，不平稳却会带动我们。在议会里，肯定是那些党团议员发言最多。
八月二十四日
在我的生活中，什么也不持久，什么也不坚定，什么也不可靠。我与自己时而相像，时而不同；不管多么陌生的人，我也敢发誓能够接近。我年已三十岁，还不知道自己是吝啬还是大方，是简朴还是奢侈……或者说，我感到自己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我的命运就是在这种摇摆中完成。为什么我要虚假地模仿自己，给我的生活制造一种虚假的统一呢？我能在运动变化中找到平衡。
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在我身上相交叉，我忍受的这种复杂性、这些矛盾，通过我的遗传可以得到解释。
八月二十五日
新奇的东西太多，令我们惊诧不已。可是，我们在别人身上，只能领会我们能够辨识的方面，其余的就根本不解。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也只有在他们的趣味不再以稀有面世，才可能为世人所理解。他们带来的新价值根本行不通，当场也开不了价。您如此盛赞我论述王尔德的文章（指最近一篇），恰恰是因为我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反之，我的第二专栏汇编（今年的）却未能引起一点反响。我在那里所讲的真理都那么异乎寻常，只有经过通俗刊物稀释之后，才可能被人吸收。
就这个题目，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不是可以写一大本书，一炮打响吗？而我只想着重说明一点：
像我们这样一个混杂的民族，从表达方式就能辨认出各个成分。通过一种便利的模仿，我们的民族所使用的，首先是前一个时期既有的表达方式。谁敢断言我们的民族中拉丁成分最强大呢？或者简言之最善谈呢？这原因非常简单。还没有表达出来的，并不因为要晚出而不那么重要，只是创造比模仿更难罢了。——有赖于过去，真是大大超前啊！——巴雷斯就属于这类人： 稳稳依靠，一动不动。
想象不出有哪个大作家，最平庸的品性不是最先得到赞赏的。大众一向要通过“下房”才登堂入室，而且往往在“下房”驻足不前了。
九月一日
我又无所措手足了，随波逐流，听凭这单调的波涛，岁月的潮流把我卷走。从晨起到夜晚，我总是昏昏欲睡；有时活动活动振作一下，但我渐渐丧失了努力的习惯。我拿现状比较原先的状态，比较我本想进入的状态。哪怕是……不行；在这种便当的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委蘼不振，欲望无孔不入，我的最美好的品德也变质，甚至表达绝望的语言也磨掉了棱角。
怎么能认为保护我对付这种状况的一种伦理道德是荒谬的呢？我的理性既谴责又呼唤它——徒然地呼唤。我若是有个忏悔师，就会去找他，对他说： 强加给我多么严厉的刑罚，今天我也要说是明智的。如果说我要抓住能令我的理性冷笑的某种信仰，那也是因为我希望从中找到对付我自己的某种力量。
身体一旦恢复，我会因为写了这些话而脸红。
九月三日
昨天看完黑贝尔的《吉格斯》。有许多话要讲。写文章比较这个剧本和我的剧本，该多有意思！我又想起和《鲁莽的好奇者》，我的状态比昨天稍好一点儿。
今天早晨同时收到弗朗兹·布莱的一封信、维也纳剧院的电报，请求授权演出我的《康多尔王》。
……而我的意志哀叹老了。假如耗损是持续不断而均衡的，同时并同样袭击心灵和肉体，那倒也罢了；其实不然，这种耗损是跳跃式进行： 我是分块变老，即有的变迟钝，其余的则毁坏。
九月五日 四时
就在横过罗讷河的当儿，猛然惊醒，里昂城显露怪异的面容。美味水果汁色的天空下，阴影灰色的房顶依稀出现。清新的空气酸酸的，有一种醋栗的味道，而罗讷河在闲步，穿越阴影和曙色相交织的粼粼闪光。
继而；幕布重又落下；人们再次沉入一种麻木状态，但求昏昏睡去。可是不行，这一夜片刻我也未能安眠，思想随着列车疾驰而加速，兴冲冲拼命地旅行。我不由自主地组织和学会一些语句，要等清醒时写下来。
不久，南方明亮的蓝天，就来匡助我清晨的激情。我认出梧桐树投在道路轻尘上的身影……
对，（Em语），保尔身上正是这一点，虽然有各种缺陷，还是那么讨我喜欢。我们骑自行车游玩时，我一个笨拙的动作，就把保尔推到德鲁安身上，两个人全倒了，保尔便哈哈大笑，马塞尔则咕哝几声。
水泉。——阿莱。——马拉塔维讷
今晨起来微微偏头痛，大概是昨夜闹蚊子的缘故，但我享乐的注意力却未始稍减。我嗅每一朵花，在每棵树的荫凉下躺一躺，到每户人家做客。一切都冲我微笑，我也将微笑奉献给每一位。我要个伴侣干什么呢？多亏这一切，我就自足自乐了；二十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得其乐。
星期六
《惊奇的面孔》，差不多我又看了一遍，还像初读那天一样惊喜。成就一部杰作的，就是题材与作者的一种契合，或者一种投缘。我不免怀疑，在德·诺阿伊夫人的一生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过这种遇合。在这本书，她的缺点甚至也为她效力、夸大了她的优点；对，在这本书中，我直至喜爱“抵在我心口的小金刀”。然而从此以后，这把“小金刀”就将损害她了。
德·夏尔姆瓦夫人祝贺我的出版，说“这本书里有一些极美的思想”。显而易见，她以为这是事后撒播的，如同撒在一盘沙拉上的旱金莲花。南方这些女子实在缺乏学养，一见到别人不怎么模仿了，就觉得是反常的！
保尔还不会欣赏Em的这句妙语，她谈到奥克塔夫说道：“别人并不感激他让人产生的怜悯。”这样的话无可比拟。
九月十九日
我非常赞赏斯丹达尔时刻保持的那种迷人的（presence desprit）；谁敢率先将词这样巧妙地结合？这是为斯丹达尔发明的。他自己从来不会短缺，从来不会匮乏。我也完全了解，他思想这样均衡，反而没有抒情的跳跃了；不过，我的思想向我提示这一点，也只是为其不均衡开脱罢了。
这本书（斯丹达尔的），丝毫没有看完的欲望。我不喜欢同贝尔一起呆得太久；然而，我也不喜欢很久没有他陪伴。他谈美术真叫我恼火！他谈女人真叫我恼火！他谈自己更叫我恼火……老实说，我已经够幸运的，只能通过他的书了解他了；但是以这种方式，我了解他该有多深啊！
再倒退三十年，他就将回到十八世纪，恰如旅途中所见的一座孤立的高山，随着越走越远，它就越是融入背靠的群山。同是地质的形成过程，却完全参差不齐。一个糟糕的作家，会拖着这个形象走得更远。
让读者必然感到作者言犹未尽，这就是写作艺术最重要的一条。
有些时刻，快乐极为强烈，真以为生活之网因而破裂；继而，在两次快乐之间，黯淡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仅仅用来变老。
库沃维尔，十月二日
时光流逝。浑浊的天空已经满载冬意。我的犬睡在我脚下。我惶惶不安，面对空白的稿纸： 在那上面什么都可以讲述，而我也只能写写。
去年，格里凡夫妇开车，出车祸受伤了。小轿车要躲避一辆运草的大车，便失去控制。开车的格里凡被从座位上甩出去，脚腕骨折；格里凡太太不知怎的，竟然冲破车窗玻璃出去。
出车祸地点离一座村子不远，火速把当地医生叫来，因为格里凡疼得厉害，而太太的脸肿得老高。
“我严重毁容了吧，大夫？”这是她喊出的第一句话。（应当指出，她这么惊慌失措实在没有必要，她都四十五岁了，还自以为比二十岁时更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太太，”大夫很有礼貌地回答，“要向您说明这一点，就必须见过您此前的容貌。”
轮到格里凡，他的鞋已脱下。脚腕发黑：“先把脚洗净。”大夫说道，他把发黑的伤处当作油污了。格里凡讲述这段经历绘声绘色。我向L和G夫人转述，讲到格太太破窗而出时，还加了一句：“这真可谓穿透玻璃。”（格太太的皮肤是出了名的。）这话讲得很妙，出自我的口；我明明白白说不是原话，可是别人讲起来，就好像不是我臆造的。
十月六日
布朗什的信又臭又长，对托马斯·哈代的吹毛求疵。我给他写了回信：
亲爱的布朗什：
我以极大的兴趣看了您的信，但是看后只信服一件事： 您不喜欢。您应用丹纳的灵活的方法，向我解释这样一个果实，能在英国一根果枝上成熟；您解释得很灵巧，我已情愿同您一起，从树的汁液中判断这个果实的味道；然而在我看来，重要的还有果实在，这是最沉重的果枝。
下次再谈，再见。
十月七日
费多的这本愚蠢的《法妮》，一个多月前开始看，我快速奔驰，有时跳过数页，终于艰难地看完了。除了作者，没有什么阻碍这成为一本好书。大段大段的爱情独白，已经非常接近小仲马，差不多同样糟糕。我们的文学有不少愚蠢而可笑的发明，其中一种正是“信仰爱情”。
费多写道：“我的牙齿在我的口中打战……”这几乎等于阮表嫂的说法：“车轮从她大腿上压过去。”
盖翁激赏《圣伊夫》——激赏这部作品的法兰西一面。“对，”Em谈起这本书时说道，“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最好听的赞美。”
十月十六日
为了平静度完这一月，要我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我喜欢这个季节： 在这地方，早春和晚秋，都同样辽阔，同样令人感慨万千——比任何地方都要美，都要广大。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时刻，守在炉火前，而户外在下雨，重新阅读这新的正在流逝的一年。我希望慢慢地思考，然而，事事都阻止我这样做。欧夫雷在拉罗克去世，我必须再次去那里，尽量从我陷进去的泥坑里拔出来。我在欧特伊的住宅完工了，这事就已把我的头脑占满。在柏林和维也纳，开始排练我的《康多尔王》。《帕吕德》的德文版出版了；我的《旅行之页》（《阿曼塔斯》）在布鲁塞尔开始印发。我的钱包摇晃得太厉害，偶尔剩下一点钱，每天早晨都得战战兢兢地紧着点花。我的小说抛锚了，我感到的人物，在我心中渐渐活起来。埃雷迪亚去世，我应当给《隐修》杂志写一篇悼念文章，我也就差这一点便齐全啦！
在加斯东·德尚的最近一篇文章，可以读到：“法国出版社，每天往两世界市场投放的小说数不胜数，我希望从中发现杰作。我欢迎新名字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文学这个共和国中，我并不认为由于我的过错，就可能造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巴尔扎克、一个不为人识的都德、一个无人出版的菲尔迪南·法布尔，或者一个被人遗忘的乔治·桑……”
他从未提过保尔·瓦莱里、保尔·克洛岱尔、安德烈·苏亚雷斯、弗朗西斯·雅姆，也从未提过我。
十一月三日
古尔蒙还不理解，智慧并不全站在自由思想一边，愚蠢也并不全站在宗教一边；艺术家需要闲暇来创作，而审视和怀疑比什么都更占据头脑。怀疑主义有时也许是明智的开端，但也往往是艺术的终结。
十一月四日
在冯·赖塞尔贝格家中，勒当代克声称，他毫无视觉的想象力。
“不管怎样，”冯·赖塞尔贝格夫人有点恼火，对他说道，“有人对您讲，例如讲：‘Maison’（房子），您看见什么呢？”
“我看见m、a、i、s、o、n，仅此而已。”他答道。
“那好，”她又说道，“您转过身去，老老实实对我说我身上的什么情况。”
“什么？您是什么意思？”
“喏，您眼睛不见人，指出我身上的某种特点；比方说，我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我知道您头发是灰色的，但这是因为我们在餐桌上说过；我知道，可我没看见。”
“那么别的事儿。我的身高呢？”
“我您个子矮，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上次来拜访时，注意到您还到不了我的肩头。我也知道您的眼皮厚重，但这是因为同我母亲的相像……”
我：“这就是说，他想象出他母亲的眼皮。”
冯·赖塞尔贝格夫人：“他似乎听人谈起他母亲，说他母亲那张脸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眼皮沉重。”
我：“他能容易地认出别人的面孔吧？”
冯·赖塞尔贝格夫人：“事隔十年，也是轻而易举的。他还发现。”
我：“这我就不明白了……”
冯·赖塞尔贝格夫人（整个这段是讲述的）：“在这次拜访结束时，他还对我们说：‘唔！我又有一个发现，就是美术我一窍不通，——我始终一点也不理解。’”
返回巴黎，十一月八日
同小路易·鲁瓦尔相遇，他的脸更加红润，穿戴也更讲究了。我久未见人了，见了他就笑脸相迎，表明一种夸大的欣喜。他陪伴我，谈话还是那么生硬，那么紧张，好似击剑进袭又后撤，而且进袭毫不谦和。说不上两句话，刚开始交谈，他就采取攻势。我面对他，不由自主地就进入戒备状态，虚与委蛇，说出的话一句也不自然了。昨天，他引我对他说出多么愚蠢的话！同保尔谈完话，我的确累得很。
路易·鲁瓦尔陪我去维尔特书店，我要给安德烈·吕伊特订尼罗普的语法书。他听到我订书，心中就想：“三个外国名字！！新教徒、世界主义者，等等。”离开书店时，我问他是否了解这部出色的语法书。“我要对您讲（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学习法语，从来就没有用上过语法书。”这话讲得损极了，也蠢极了。而我呢，由于心软，出于情谊，还傻乎乎地给他解释，这部语法书的第一卷，“主要是回顾历史”。荒谬啊！荒谬啊！
十一月十七日
我庆幸一到巴黎，就忙着为“秋展画廊”栏写这篇文章，这是罗杰·马克斯为《美术杂志》向我约的稿。这篇文章害得我好苦，换句话说，给我带来很大益处。
“艺术批评”可能如何，（不能怎样，）我想了很多很多。
从九时到午夜，潜心观赏波利克里托斯的几张照片。（阅读科利尼翁的书。）按照小路易·鲁瓦尔的做法，从德拉克洛瓦的中，抄下论“没落的理论”精彩的一段。
十一月二十二日
最后校阅我为《美术杂志》写的文章。罗杰·马克斯向我提出删掉谈到塞尚和雷诺阿的结尾部分。这个结尾写得平平，因此我也同意删去。不过这样一来，文章戛然而止，不免显得草草收尾。我写的东西无不缺乏规模，为此苦恼，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太仇视冗长、繁丰和大吹大擂。
我希求一种隐蔽的雄辩力。
思想仍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眼前摆着科利尼翁的《希腊雕塑史》、尼罗普的《法语语法史》，以及朱斯朗的《英国文学史》——这些都同样吸引我。每部作品，都要勤奋研读一个月。要作出选择，仅仅捧读一本书，思想还是太矛盾，委决不下。其他全丢下不管： 帕斯卡尔，丹纳的《通信集》、斯丹达尔的。这些读物可以丢下，还可以再操起来，我不愿意一口气读完，但是再要看时，至少能随手翻到停下的位置。在欧特伊的住宅，我要专做一个案板，将开了头的书摆在上面等我，每本上都夹着书签，我不时翻阅几页。书随意放下，再拿起来，这样阅读，每次都能全心全意投入了。
我从阿特曼最近一封信中抄下这句话： 这句话马德吕不会明白，而我不想忘记：
“我非常爱她（指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但还是照样能让她真诚地对待我母亲和我；她为人诚实，而我对她只能非常温和，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十一月二十三日
约摸四点钟，一位德国青年，奥斯卡尔·施密茨来看我。我想起来，确切地说，经他提醒想起来，他是一本书（相当平庸）《洛特哈尔》的作者，今年春天，由于菲利克斯·保尔·格雷夫的推荐，我看了或者浏览过。我甚至给他写了几行……奥·施这个人决不讨人嫌，但是话太多，同所有外国人一样（不过，不讲话的人还要令人厌倦）。他赞扬我的，还说欣赏它的人没大看懂，谈论我的人总说我是一个抒情诗人，一般不会赏识我的主要特质，即善于“从文化的裂缝中观看”。这话讲得相当不赖。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午在卢浮宫，过得十分惬意。我随身带了一小本蒙田的著作，走在路上时而看两眼，恰好得以维系我思想上快活的激情。走进皮卡尔书店，买了降价书： 哈斯的《句法》和卡巴尼的的一部著作，回到家中便埋头阅读。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冯·赖塞尔贝格家用午餐，回来疲惫不堪——每人付出的都太多；努力摆出开心的样子，反倒妨碍真正开心了。我睡了一会儿，我本想多用几小时，回忆安德烈·瓦尔克纳埃尔，他的信件我已经整理出来了。小保尔来用晚餐，今天晚上要带我去大木偶剧场。留在家中我会很好地工作。
同阿尔菲太太、保尔和若望·施伦贝格一起，在普赛餐馆用夜宵。
在这晚会上我心不在焉，几乎不停地想，如在家看书多好，也就不免多少流露出对保尔的不满。时间、金钱、思想，他漫无目的，全都胡侃一通，没有真正的欲望，甚至连乐趣也没有。
阿尔菲太太令我失望。我虽然竭尽全力，还是觉得她不如期望的那么好。我想象莫里斯同她的关系，理解他没有爱得更深，希望他爱得再浅些，惟恐要根据对象来判断他爱情的质量。
然而，晚会决不死气沉沉；她缺乏更美妙的优点，那种可爱的样子也讨我喜欢。我一支烟也不吸了，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既然不用过分讨人欢心，也就能保持常态。再说，她也从旁相助，我不由自主地对她心存感激。
多长时间我还是这样孩子气，要臆造出同情点——。老实说，这有助于我更加细腻地理解别人，然而，这也给我的生活塞满虚假的友谊，到今天就不得不费力摆脱。迁就别人，比起迁就自己来；其毁坏力不见得小多少。
昨天晚上，我们游荡到戈多·德·莫鲁瓦街，保尔走在前面，若望和我随后跟上，忽听街道另一头传来喊叫声：“抓小偷！”我隐约望见一个穿白套衫的酒吧小女招待，追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人，正朝我们跑来。一个肉店伙计，忽然在我们附近出现，他一伸胳臂，就将小偷撂倒： 小偷打了几个滚儿，到了人行道边，我们的脚下，他呻吟道：“噢！您摔得我好疼！”他满身是泥，要站起来，又立刻给三个要揍他的小伙子按住了。不过，这时已经聚了一些人，其他人说话：“不要动他。喂！不要打他！……”一个肥胖的混血姑娘跑来，那模样活似皮埃尔·路易从前那位卓拉。“他拿了我的钱包，里面没有钱，可是有钥匙，我得要回来。”这话讲得很在理。她心跳急速，跑得气喘吁吁，但还是尽量控制自己。可是那人却固执地重复道：“把我的帽子给我。把我的帽子给我。”他的帽子，一定是掉在街道上，谁知道呢，这不算什么。有人朝他俯下身，压低声音说：“钱包还给人家，快走吧。”小偷呆在那里已经傻了。我猜想，他是还了钱包，但是我没有看见。有人对他重复好几遍：“快跑呀，要来了。”围观的人给他让开一条路逃跑。他走了，开头还慢腾腾的，走远一点儿才撒腿跑掉。
我们颇为惊讶，这些人都有一颗慈悲之心。这个不幸的人，样子倒是也不怎么凶，恐怕已经饿得半死了。事后我在心里自责，怪自己什么也没有给他。
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十分憎恶这套房间、这些家具、这所住宅。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集中注意力；我住在这里，既防备不了任何事，也防备不了任何人： 街道上或者家中，有一点点动静，都会传到我的耳中。
已有几年我头脑不再发热了。想想我写《帕吕德》那段时间，自始至终都兴冲冲地发烧，保持我的书处于警觉状态。
阅读兰波的诗、《马尔多洛之歌》第六篇，再看我的作品，就自惭形秽了，也厌恶了一切仅仅是文化的一种结果的东西。
不过，也许还来得及……也许搬进欧特伊……啊！我真盼望……
那天晚上我对保尔讲的话是有点冷酷，我说在旅行中，一天遇不到十二个渴望与之睡觉的人，我就称作“沉闷的一天”。
十二月一日
在封丹家，保尔·克洛岱尔也去了，已有三年多我没有同他见面了。年轻时，他那样子像根铁钉，现在则像一个蒸汽锤。额头不高，但相当宽；脸庞的棱角不突出，仿佛是用刀削的；公牛的脖子，短短地连着头，让人感到他心中的激情立即升腾而充塞头脑。对，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印象： 头和身子连成一体。下星期二，我可以仔细瞧瞧他（他应邀到我们家共进午餐）。而这次见面，我的心思过分放在防守上，对他的主动接近只回应五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股凝止的飓风。他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什么东西从他内心爆发出来；他总是斩钉截铁，即使听到同意的话，他也保持敌对的口气。
我同封丹交谈时，耳边也留意听见他对波德莱尔的赞扬。米图亚尔笨拙地跛着脚，谈论波德莱尔的“健康”，主要把他视为一位“非常健康的”天才。必须具备这个条件，他才肯赞赏波德莱尔吗？
“坡和波德莱尔，”保尔·克洛岱尔怀着克制的怒火，郑重说道，“他们是惟一两个现代批评家。”接着，他就赞美，而且非常聪明地赞美波德莱尔和坡批评的聪明，不过使用的词语，极为接近雷米·德·古尔蒙恰巧不久前谈到同一话题所用的词语，我真忍不住想指出来，但是恐怕只要一提古尔蒙的名字，就会引发一场争论。
克洛岱尔穿的小夹克衫极短，身子越发显得浓缩，短小而壮实；他那角豆树果实色的活结领带，既吸引又刺激人的目光。
诗朗诵完了，由于我还带着弗朗西斯·雅姆别的诗、魏尔伦的《智慧集》，克洛岱尔则立即表明态度，说《披着树叶的教堂》是一部好得多的作品，他本人“从来不大喜爱《智慧集》，魏尔伦在这诗集所耍的把戏，始终停留在表面，甚至破坏了最贴切的成分”。
他说话的声音不太高，如同一个深信不疑的人。我再次注意到，真正的激情多么妨碍口才啊。前天我前去看望莱翁·布鲁姆，他讲话声调很高，既有力又流畅。一进门厅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十二月二日
从俄罗斯传来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在我的思想里，构成了通奏低音，贯穿一天的全部营生。
克罗斯尼埃收藏艺术品展，参观的人很多——早晨正式开门之前，我们先进去了，下午约二时，科波又去上班，我们同科波太太回到展览会。我们同他们夫妇两人是在罗马饭店用的午餐。
《业余爱好者的对话》： 在弗拉戈纳尔的前（今天早晨听见，当时观众不太多）：“您注意到了，也有同样一只犬。”
下午，听到几个收藏者的儿子的狂语，他们嘴上没毛，称弗拉戈纳尔为“弗拉戈”，说什么：“我呀，在他身上我所喜欢的，等等”；还有两个更年轻的装置工的这种对话：“今天，怎么不再搞这样的东西啦？”另一个目空一切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大家都没时间了！大家都没时间了！”
我刚刚又看到卢浮宫所藏的《福罗拉》的照片，认为这是最美的： 多了一份温柔，说不出来的一种缠绵，一种婉顺，令我想起有点冷漠的另一个。
十二月五日
保尔·克洛岱尔来进午餐。短得过分的夹克衫，打着苯胺色长结的领带；脸庞比前天还要方；讲的话既形象又准确；声音时断时续，短促而武断。
他的谈话非常生动，内容丰富，让人感到没有一点是现场发挥的。他讲述的真理，是他耐心创建出来的。然而，他也善于戏谑，哪怕一时稍微放松一点儿，还真有几分可爱。不过，我还在寻思，这话缺少点什么……缺少点人的温情？……不，这甚至也不缺少；他所具有的深厚得多。我想，我仍然听到的，是他那最为迷人的声音。不，他并不迷惑人，是不愿意迷惑，而要说服人，或者强加于人。当时，我甚至无意防备他。饭后谈起上帝、天主教、他的信仰和幸福，他听我说非常理解他，便补充道：
“可是，纪德，您为什么不改宗呢？……”（这话冲得既不生硬，也不带笑容……）于是我让他看到，向他指出，他的话引起我的思想多大混乱。
如果不是在他刚写完的《论世界和本人的共生》之中，能找到这些论述的话，我就想在这里重述一遍。同样，如果不是考虑他这一生会成名的话，我也就会写下他提供的关于这生活的一些情况。
《缪斯颂歌》，他对我们说，于1900年开始创作，中断了好长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收尾”。直到1904年，他才增添向埃拉托的祈祷并结束全诗。
“很长一段时间，一连两年，我就没有写作；我想应当为宗教信仰而牺牲艺术。我的艺术啊！惟有上帝能了解我这牺牲有多大。后来我终于得救，明白了在我们身上，艺术和宗教不应当相抵牾。彼此当然也不应当混淆。可以这样说，两者应当处于相互垂直的状态，而它们的斗争本身也是我们生活的食粮。在此必须引述基督的话：‘不是平安，而是利剑。’基督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应该在平安中，而是应当在冲突里寻求幸福。圣徒的一生，自始至终就是斗争。最伟大的圣徒，最终就是最彻底的战败者。”
在用午餐时，他谈起某种“平行向”，掌握这种方向，我们不用阅读，就能事先认出是一部好书还是一部坏书，他也始终提防奥古斯特·孔特。能听他处决贝纳丹，即使不一并打倒卢梭，我也会觉得更加开心。他还打杀许多别的作家。一个一个都拉上祭台，他将我们的文学扫荡一空。
（记得在库沃维尔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给一株芍药剪枝并洗刷，发现我原以为干枯而折掉的一根枝还充满汁液。）
他以十分敬重的语气谈论托马斯·哈代、约瑟夫·康拉德，以十分蔑视的口吻纵论英国作家，说“他们根本不明白，是艺术的首要条件”。
他说话滔滔不绝，让人感到他内心挤满了形象和意念。不知我谈到什么，谈到谁，说记忆减退，他立刻高声接口道：“记忆并不减退。人的任何能力，都不会随着年龄而减退。说减退是极大的谬误。人从生到死，所有能力都在持续地发展。”
他说话没有语塞词穷的时候；别人的思路一时也不能阻断他的思路，即使炮声也不可能使其转移。他有礼貌地等人把一句话说完，再从他停顿的地方说下去，接着原话，就好像对方什么也没有讲。
从前（1900年），他得罪了弗朗西斯·雅姆，这样回答对方的惶恐不安：“我嘛，我有我的上帝。”
（宗教信仰，对艺术家最大的好处，就是赋予他一种自豪。）
他临走时，将他的忏悔师的地址留给我。
他还说过：
“我根本不在乎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弗里佐被我的戏剧引回到上帝面前，他看到剧中宗教主宰一切；正是他头一个使我想到： 我没有白白写作。我的作品的文学美，对我惟有一名工匠所感到的重要性，即意识到他的任务完成得好；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真的；我若是木匠，要刨光一块木板，也会像作为作家写好作品一样用心。”
十二月十八日
我不再写作之日，正是我有最多的东西要写之时。有一点间歇的工夫，也是为了看校样，写信。我不大够应付我的生活。倒不是应付不了我的事务的要求，主要还是事情太多太杂；我的思想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巴黎的最好的时光，就是被人认为不在巴黎的日子。在这日记本上，我不写东西超过三天，再写手就生了；我若是不再写细节，那么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我们要强制自己。
（雷蒙·博奈尔昨天又与我见面，他就不理解。这恰恰是我的口号。我希望我的所有弯曲的枝桠，就像由灵巧的园丁为促使结果而修理的树枝。）
在东方生活了数年之后，保尔·克洛岱尔回到现代文明，他特别看不顺眼的，就是糟蹋、浪费。
“什么！”他说道，“当年，圣弗朗索瓦·达西斯在一条小径的泥中，发现被践踏得不像样的一张羊皮纸，便拾起来，用手抚平，只因他看见上面有文字——，这件神圣的东西——可是我们，我们今天是怎么对待的！想想实在心疼： 大量的纸张，印刷出来只为一天之用，然后就丢进垃圾箱里……我们不但不再爱惜别人的文字，甚至不再爱惜我们自己的文字……”
糟蹋，对，正是这种情况，毁掉我像昨天那样的一个晚上。浪费时间、金钱、精力，为的却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乐趣。
况且，没有到马克西姆饭店消夜的这种应酬，我们（至少我们当中某些人）一切会很好。晚餐是同保尔及王杜拉在一起，到我第一次去的那家“巴黎咖啡馆”（老实说，还相当愉快）。我们再到雅典剧院，去会科波和若望·施伦贝格夫妇，那里正演出特里斯唐·贝尔纳尔的《三只脚》。这部细腻的剧，再次观看我觉得更好了。
幕间休息和演出之后（“塔巴兰”舞会上），晚会的兴趣集中在王杜拉和施伦贝格太太身上，说得再准确点儿，集中在她们彼此的亲热（这个字眼分量不足）上。我只是记下一笔。叙述起来就太长了。
王杜拉做出极大的努力好达到自发性，尽可能以十足的孩子气佯装欢乐。她很可爱；但是，施伦贝格太太容貌很美，不仅仅五官，内心的一股特殊的热情，也从她面颊透射出来。等等。还有披巾的插曲，那是一条细布埃及披巾，但缀了大量的银箔而沉甸甸的；施伦贝格太太从胳臂上取下披巾，搭到笑吟吟的王杜拉肩上，那优美而体贴的举动，无论科波还是我，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圣诞日
今天上午，我乘车往欧特伊送去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的新居头一批家具。
昨天，马德吕斯前来，又拉我去欧特伊。
他那愉快的神情有点居高临下，才思总是那么敏捷，除了我，有点招恼所有人。
“乔治·路易，”他对我说，“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他很喜欢我。”
“有他的道理。”
“对……不过，他性情非常高傲。他特别看重我！……唔！我不是把自己说成诗人，而是作为人，在智力方面，在政治见解上……我即将动身，带着极高的头衔！……极高的头衔，纪德！”他又说道，声音特别激昂；继而，嗓门稍微压低一点儿：
“等到会谈完了之后，他们就把我派往摩洛哥！”他哈哈大笑，退了两步，重复道：“他们就把我派往摩洛哥！”说罢便走掉。（对，这正是他的原话，只是声调不在了。）
纳唐松向我转述马约尔的这番话：
“模特儿！模特儿！我要模特儿干什么？我需要了解一个情况的时候，就到厨房去找我太太，撩起衣襟，我就有大理石雕像了。”这话以特别浓的南方口音讲出来。
俄日战争刚一爆发时，我拼命地对马塞尔和另外几个人说：“卖掉俄国债券，买进日本债券。”尽管我，而且形势发展丝毫没有违反这种预见，这一建议我只提给别人，自己却未照此办理。早晨起来我一想到这一点，一整天都会黯然。
事实上，我不知道去哪儿买日本债券。等到在我们这儿上市的时候，我倒是买了一些，可是价位多高啊！
“不然！不然！”科波说道，“您无需担心。我挺满意自己的幸福，不希望改变什么了。多么严重的遭遇，也只能让我分神两三天，时间不可能再长……当然，那些事件，我也不可能不搭钩。唔！这个嘛，用不着向我提出来。”
“紧紧抓住信条，再追逐道德也不迟。”这是一位有影响的耶稣会士讲的话，由亚瑟·封丹转述给我的。
不巧的是，米奥芒德尔也在场，他人并不讨厌——恰恰相反——只是年龄有点太年轻思想有点太敏捷。封丹等他走后多留一会儿，要跟我谈一谈雅姆和克洛岱尔。克洛岱尔也要结婚！至于雅姆，他告诉我，维泽瓦正给他物色妻子；他见维泽瓦有点拖拉，便求我去催一催。
苏亚雷斯在《棱镜》中写道：
“什么类型的苦修并不重要。因此，自称为爱而生的人，没有比在婚姻的状态中更好的苦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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