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在物品上可以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称为生产性劳动；加在物品上但不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比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通常需要维持工人的生活所需，还要为雇主提供利润；而仆人的劳动，却不能生产价值。虽然制造业的雇主须垫付工人工资，但他事实上根本没有耗费什么资本，因为工人们投在物品上的价值，足以使物品的价值增加到可以补还工资并提供利润的水平。但雇主垫付在仆人身上的维持费就不同了，雇主根本就无法收回。雇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而维持大量仆人却能够使人变得贫穷。但是，家仆的劳动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它应该像工人的劳动一样得到报酬。制造业工人劳动的价值可以体现在物品上，而且会保持一段时间不会消失，似乎相当于储存了一部分劳动，并可以在必要时再将这部分劳动提出来使用，其附加在商品上的价格，日后还可以在必要时用来雇用与生产它时所消费的劳动量相等的劳动；而家仆的劳动价值却无法由物品体现出来，它的形式也无法固定，会随生随灭，很难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使用。

        除了仆人的劳动不生产价值以外，有些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也不生产任何价值，它们的形式不能固定，它们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在物品上，所以根本不能保存起来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官吏和海陆军的劳动，都不生产价值。这类不生产的劳动者，是人民的公仆，靠他们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生计。无论他们的职务多么高贵而又有用、必要，都会随生随灭，无法保存起来供日后取得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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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用。虽然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的功劳很大，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活动却年年都需持续不断地进行，今年的治理业绩和安全，并不能买来明年的治理业绩和安全。这类劳动包含在各种职业中，有些包含在牧师、律师、医师、文人这类尊贵而重要的职业中；有些包含在演员、歌手、舞蹈家这类低贱而不重要的职业中。这类劳动即使包含在最低级的职业中，也具有若干价值，支配其价值的原则与支配其他所有劳动价值的原则相同。与此同时，这类劳动即使包含在最尊贵的职业当中，也不能保存起来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使用，只会随生随灭。比如，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都属于这类劳动。

        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是不劳动者，都要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过活。不过，就算这些生产物的数量再大，也绝对是有限的。所以，当它们较多地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时，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部分必然会减少，从而造成次年生产物数量的减少。相反的，如果它们只有小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时，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部分必然较多，所以次年的生产物也会较多。不包括土地天然产物在内的土地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都是为国内居民提供收入，并供国内居民消费的。不过，无论这些年产物是土地的天然产物，还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都会在刚生产出来时就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以食物、材料和制成品形式体现的资本，它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收入，其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是利润，地主的收入是地租。土地生产物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家的资本，另一部分用于支付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大工厂生产物一部分用于支付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用于支付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其中，前者所占的部分往往最大。

        用于支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从未立即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反而是生产性劳动者给消费掉的。而消费用于支付利润和地租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人，可能有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有非生产性劳动者。

        有一部分资财的人，莫不希望其投资既能收回资本又能赚得利润，所以他只会雇用能够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这部分资财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它不但要起到资本的作用，还要在后续过程中为生产性劳动者创收。而他拥有的另外一部分资财，则是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它会从他的资本中撤出，供他直接消费。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要靠收入生存。这类收入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一开始即被指定为利润和地租的年产物；二是用于支付资本和工资的年产物。不过，第一类年产物往往会在分配到应得之人手里之后，被分解成两部分，不但用于维持劳动者自身，还用于维持其他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就连工资丰厚的普通工人都经常会雇用一两个仆人，或是看一回木偶戏，更别说是大地主和富商了。这时，一部分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就被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此外，他们可能还得缴纳一些税款，用以维持那些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不生产的人。不过，如果原本打算用于补偿资本和工资的那部分年产物，没有雇用到足够的生产性劳动者，或是不能顺利地推动工作，那么按照常理，它是绝对不会被移作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之用的。要想在劳动者未进行工作之前就花费一部分工资去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这部分工资只是资本所有者从其收入中节省下来的，往往并不多。生产性劳动者无论怎么节省，也节省不了多少资金，不过，他们终究还是有一些节省资金的。由于他们这一阶级人数众多，所以即使每人所缴纳的赋税都非常有限，但整个阶级所缴纳的赋税总额却相当可观。无论在什么地方，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它们也是最容易节省的。它们既可以被所有者用来雇用生产者，也可以被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从总体上讲，所有者似乎特别喜欢用它们来雇用不生产者。那些大领主，通常都将他们的费用花在游惰者身上，却很少供养勤劳的人民；即使富商们会雇用勤劳人民，但他们同时也会像大领主一样将他们的大部分资本都用来豢养那些不生产的人。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无论是土地的天然产物还是土地的劳动产物，都会在刚生产出来时就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则是以地租或利润形式出现的收入。现在，我们还要知道，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生产者和不生产者的比例，并会随着国家的贫富程度而产生差异。

        现在，欧洲各个富国的土地生产物，极大部分都被用在了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上，其余的小部分才被用来支付利润和地租。但是，在以往的封建社会，只要极小一部分的年产物，就可以补偿耕作所需的资本。因为，那时候所需的耕作资本就只有几头老牛老马而已。而且，这些牛马都是以荒地上的天然产物为食的，所以它们也算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只不过归地主所有，再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除了维持耕作者生存的土地生产物之外，其他土地生产物都以地租或利润的形式归地主所有。土地的耕作者，大部分都是地主的奴仆，所以他们的身家财产其实也都归地主所有；还有一部分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虽然他们所缴纳的地租经常是所谓的免役租，但它实际上仍然相当于全部的土地生产物。而且，他们在和平年代可能随时会被地主雇用，在战争年代又须服兵役。虽然他们的住处离地主较远，但他们也和地主家里的奴仆一样，隶属于地主。既然连他们的劳役都由地主支配了，那么他们的劳动产物也自然得完全归地主所有。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就说现在的地租吧，它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不足四分之一；按改良土地的地租数量来计算，现在的地租几乎是以前的三倍或四倍；现在的土地年产物更是比以前多得多，好像光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年产物，就是以前年产物总量的三到四倍。在农业日益进步时期，地租虽然在数量上日渐增大，但其与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日益减小。

        在今日欧洲，各个富国都在商业和制造业上投入了极大的资本。而在古代，由于贸易极少，所以制造业也非常简陋，只需要极少的资本就足够营业，并能获得极大的利润。当时的利息率，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十以上。这么高的利息他们都能支付，可见他们的利润有多丰厚。现在的利息率则很少会超过百分之六；而且，即使是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有时也会低至百分之四，甚至是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由于富国的资本远远多于贫国，所以富国居民所得的资本利润也远远大于贫国。不过，现在的利润和资本的比例，往往比以前小很多。

        富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中，用于补偿资本的部分比贫国大得多，而且这部分在年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也比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大得多。此外，富国花费在雇用生产性劳动上的资本，也比贫国大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前面提过，一国的年产物，一部分会固定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另一部分则既可能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也可能用于雇用非生产性劳动，而且雇主往往特别喜欢将其用于后一用途。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占全部年产物的比例，也往往比贫国大得多。

        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决定了一国人民是勤劳还是游惰。我们之所以比祖先勤劳，就因为我们用于维持勤劳人民和游惰人民的资金的比例，比二三百年前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会变得游惰，就是因为没有因勤劳而受到充分的奖励。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劳而无功，尚不如戏而无益。”如果一个工商业城市的资本可以维持下等居民，那么该城市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勤劳、认真而又兴旺的，像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就属于这类城市。如果某地主要依靠君主的不定期驻节来维持人民生计的话，那么当地人民大部分都会是贫穷而又堕落的游惰者，像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等，都属于这类城市。

        至于法国的工商业，只有卢昂和波尔多两市的工商业发展还值得一提；其他各个议会城市的下等人民，大都要依靠法院人员以及打官司者的费用来维持生计，因而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游惰者。相比之下，占地理优势的卢昂和波尔多两市，其商业就发达多了。巴黎所需的物品，无论是由外国输入还是由沿海各地运来的，都须在卢昂集散；加龙流域所产的闻名于世的丰富葡萄酒，则需要在波尔多集散。由于这些葡萄酒很受外国人的喜爱，所以输出量相当大。这么好的地势，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都来投资，这么一来，这两市的工商业自然会蒸蒸日上。

        相反的，其他各个议会城市的投资，则大多只为了维持本市的消费，即根本没有超过本市的使用限度。比如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巴黎是这三城市中最勤劳的一个，但其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是它自己；其全部营业活动的主要对象，也是本市人。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不但是王公驻节之所，又是工商辐辏之地，而且有本市人、外地人和外国人作营业对象。它们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了大部分远销物品的集散中心。

        一个花费大于收入的城市，并不能像那些连下等人民都可以靠资本维持的工商业城市一样，它除了把资本用来供应本地消费之外，根本没有其他有利使用资本的方法。于是，大部分人都只能靠微薄的收入过活，自然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游惰，甚至还会同化一些原本应该勤勉做事的人。因此，即使是在这些地区投资，也是不利的。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以前是非常不发达的；等到苏格兰议会迁移出去，当地的王公贵族人数大大减少，它才逐渐振兴起来。但是，由于大理院、税务机关等还未迁出，它们花费了很多收入，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还是远远比不上格拉斯哥的工商业。格拉斯哥的居民，大都靠资本来维持生计。而且，即使是一些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大乡村，要是其间也住有公侯贵族，那么当地居民往往也都懒惰而又贫困。

        所以，一国勤劳者与游惰者的比例，似乎都是由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决定的。如果某地的资本占优势，那么当地人民一般比较勤劳；如果某地的收入占优势，那么当地的游惰人民就会占多数。资本的增减，会使真实的劳动量随之增减，从而引起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增减；此外，资本的增减还会使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减，所以国民财富与收入自然也会跟着增减。

        节俭可以增加资本；而奢侈和妄为，则会减少资本。一个人的收入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会增加多少。增加的这部分资本，既可以用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如果他把这部分资本借给别人，别人就可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他自己也可以收受利息。既然增加个人资本的方式只有节省每年的收入或利得，那么要增加社会资本，也只能用同样的方式，因为社会资本就是由个人资本构成的。

        不过，造成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勤劳，而是节俭。当然了，由节俭积蓄下来的任何物品，都是靠勤劳挣得的，因而是先有勤劳后有节俭。如果只是勤劳却不知节俭，那么就算有再多劳动成果，也储存不下来，所以资本也不可能增加。节俭能够使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生产性劳动当中，最终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即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因此，节俭可以使更大的劳动量投入生产，最终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金，往往会和每年的花费同时被消费掉，只是消费的人不同而已。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大部分都花费在了游惰的客人和家仆身上，没有得到一点儿报酬。即使是为了图利而节省并直接转为资本的收入，几乎也会同时被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消费掉。这些劳动者虽然消费了一部分价值，但他们会把自己消费的部分再生产出来，并提供利润。现在，我们假定某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们全都用在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上，那么这笔资本的消费者就是游惰的客人和家仆；如果他为了图利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并直接转作自用或借给别人的资本，那么他用来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的这部分收入，就被劳动者消费了。这笔收入，最终都被消费，只是消费者不同而已。

        节俭者每年省下的收入，不但可以维持更多生产性劳动者今明两年的生活，还能使节俭者像工厂的创始人一样拥有一笔取之不竭的基金，随时都可以维持相应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虽然这笔基金的分派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也没有契约或营业证书对它进行规定，但是所有者自身的利害关系，就足以保护其安全。如果有人将这部分基金的任何一部分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那他一定会吃亏。

        奢侈者根本不量入为出，反而把父兄节省下来以备经营事业的资本，滥用于豢养大量的游手好闲者，从而蚕食了资本，这无疑于把原本用来敬神的收入移作了渎神之用。这么一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国民财富和收入，就会相继减少；勤劳者的面包，则被奢侈者夺去豢养了游惰者。如果勤劳者的节俭不足以抵消奢侈者的奢侈，那么奢侈者的所作所为，就会使他自己和全国都陷入资源匮乏的境地。

        即使奢侈者消费的物品全部都是国产的，社会生产基金也会因此而受影响。因为，每年生产的食物和衣服，总有一部分原本应该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现在却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了，这难免会使该年年生产物的总价值低于它原本应有的价值。

        有些人认为，由于这类费用并没有花在购买外国货物上，没有使金银流入外国，所以并没有减少国内的货币量。但是，如果这些被不生产者消费的食物和衣服能够分配给生产者，那么生产者就会把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部分利润。虽然这些货币留在国内，但它们却能再次生产出一个等值消费品，从而将原有的价值提高一倍。如果一国拥有与以前同量的货币，但它的年生产物的价值却日渐减少，那么它的货币量也一定会日渐减少。

        货币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周转消费品。只有有了货币，才能进行食物、材料和制成品的买卖，最终将这些物品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一国每年的货币流通量，由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一般分两种，一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二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的物品。它的价值，会随着国内生产物价值的减少而减少，最终导致国内货币流通量的减少。那些由于生产物的减少而流出国内领域，在国外流通的货币，肯定不会被弃之不用的。因为，货币的所有者，肯定会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货币发挥作用；如果他的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那么他就会不顾法律的禁止将它们运到外国去，用它来购买各种有用的消费品，再将这些消费品运回本国。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年输出是持续的，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额超过了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繁荣时代，可以用积累下来的年产物来购买金银。这么一来，当他们遇到逆境时，就可以用这笔金银来支撑一段时间。这时，是民生凋敝造成了金银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造成了民生凋敝。事实上，这类金银输出甚至可以暂时减轻民生凋敝带给国民的痛苦。

        反之，如果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那么其货币总量也必然会增加。因为，当国内消费品的价值增加时，货币的流通量也自然会跟着增加。于是，增加的一部分生产物自然就会四散出去，并购买一些必要的金银。这时，是社会繁荣增加了国内的金银量，而不是国内金银量的增加促进了社会繁荣。各地购买金银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即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从矿山里采掘出金银，再运到市场上去。这一事业，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资本和收入来支付食物、衣服和住所，这些资本和收入构成了金银的价格。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秘鲁，购买金银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都不用担心金银会长久地缺乏；那些无法在国内流通的金银，也不会长久地留在国内。

        有一种明白而又合理的说法是，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是由该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构成的；还有一种通俗的偏见认为，构成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该国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赞成节俭，反对奢侈和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无论是在农业、矿业、渔业、商业上投资，还是在工业上投资，都需要有谨慎而又有成功希望的计划，否则就会减少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消费这笔资金的人，虽然是生产性劳动者，但是如果这笔资金使用不当，他们就可能无法再生产出他们消费的价值，这样自然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幸运的是，在一个大国，个人的奢侈妄为并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那些由他们的奢侈妄为带来的不良后果，总会被那些俭朴慎重的人给弥补回来。

        造成一个人浪费的原因，自然是他的享乐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一般都只是暂时而且是偶然发生的，但有时也会热烈得难以抑制。至于一个人节俭的原因，当然是他希望自己的状况能够通过节俭而得以改善。人们在想着这种发送状况的愿望时，虽然一般都比较冷静而沉着，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追求。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完全满意自己的地位，所以总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善呢？在一般人看来，最通俗、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增加财产，即自己节省开支，将一部分正常或特殊的收入储蓄起来。因此，虽然人们有时会有浪费的欲望，甚至有些人时时都有浪费的欲望，但从总体上讲，节俭的心理在人类生命过程中还是占有优势的，而且是大占优势。

        无论任何地方，由慎重取得的成功事业，都远远多于因为不慎重而失败的事业。破产的失意者是比较常见的，但由于经营商业的人无数，所以这些失败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极小的，也许只占千分之一的比例吧。对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来说，破产无疑是极大而且极难堪的灾祸。所以，极大部分人都会小心地避免破产，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不知道要避免破产，就像有些不知道要躲避绞架的人一样。

        个人的奢侈妄为，固然不会把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以。有很多国家，都将几乎全部的公众收入，用在了不生产的王公大臣、牧师神父，以及平时不生产、战时无所获的海陆军身上。由于他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生活需要别人的劳动产物来维持。如果他们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从而消费了大量的劳动产物，以致剩余的劳动产物不足以维持第二年进行再生产的劳动者，那么第二年的再生产物就一定会比上一年少；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就会使第三年的再生产物比第二年还少。这些靠人民的一部分收入维持的不生产者，可能把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都消费掉了，以致人民不得不侵蚀自己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甚至是再怎么慎重地节俭也无法把这么大的浪费弥补回来。

        不过，由经验可知，个人的慎重节俭，好像经常可以弥补个人的奢侈妄为，甚至是弥补政府的奢侈妄为。如果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那么国民财富和私人财富必然会大大增加。人们的努力一般都非常强大，足以弥补由政府的奢侈妄为造成的浪费，甚至能通过挽救行政大错而改进一些事情。比如，即使庸医无法治愈一些疾病，病人身上也似乎总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能帮助他恢复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然要先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而要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就需要增加一些能够缩减劳动的便利机械和工具，或者改良原有机械和工具，要不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加适当。但是，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增加资本。因为，改良机器少不了资本；重新分配工作也需要资本；把原本由一个人兼任的工作分给多个人专做，更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当我们在比较一国国民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况时，发现后期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更多、土地的耕作状况更进步、工商业更加繁盛而且规模扩大，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国资本在这两个时期里增加了很多。由此可以断定，由一部分人通过慎重地节俭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政府和另外一部分人所侵蚀的资本多。我在此声明一句，即使一国政府不慎重地节俭，只要国泰民安，国家也一样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不过，由于进步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以如果两个时代相距太近，我们就不能判定这种进步有没有产生。有时候，即使一国有了一些改良，我们也往往会因为它的某些产业的凋零或某些地区的衰落而怀疑它在退步。

        英格兰现在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远远多于一百年前的查理二世复辟时期。所以，很少有人会对今日英国年产物的增加产生怀疑。但是，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内，几乎每隔五年就会出几本书或是小册子，里面动听地说英格兰的国民财富和人口都在减少，农工商业也在走向衰落。这类书籍，并不仅仅是党派的宣传品，也不仅仅是见利忘义的欺诈品，还有很多都是由一些诚实而又聪明的作家写成的，其内容都是这些作家们确信无疑的。

        另外，英格兰在查理二世复辟时代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必定远远多于二百年前的伊丽莎白时代；而伊丽莎白时代的年产物，也必定远远多于三百年前的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再向前追溯就是诺尔曼征服时代，当时的年产物虽然更少，却也多于撒克逊七王国统治时代。撒克逊七王国统治时代的英国虽然算不上进步，但却比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进步得多。在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英格兰居民的生活和北美野蛮人的生活差不多。

        在各个时期，都出现了许多私人和政府的浪费，并爆发了多次不必要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费用，使得许多原本打算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都被用在了不生产者身上。内讧激烈时期，耗费了大量的资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人们都觉得这种行为阻碍了财富的自然蓄积，并使国家变得更加贫困。事实上，财富的自然蓄积的确受到了阻碍。英国人民的生活，在查理二世复辟以后最幸福、最富裕。但是，此后却发生了很多动乱和不幸，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一定会为英格兰的前途而担心，担心它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甚至担心它会走向破灭。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自从伦敦大火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大疫病、英荷战后的两次革命骚扰、与爱尔兰抗战，以及分别爆发于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的四次耗资巨大的对法大战，还有先后爆发于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乱。单是四次英法大战，就让英国欠下了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的债务，再加上其他各种特殊的战争支出，英国所耗费的总资金应该不少于二亿镑。自从革命爆发以后，英国的年产物，就经常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花在了许多不进行生产的人身上。如果这些战争没有发生，那么当时所耗费的巨资，肯定有一大部分都会被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么一来，由于生产性劳动者不但能将他们消费的价值再次生产出来，还能提供利润，所以英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必然会逐年增加。所以，如果这些战争没有发生，人们就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改良更多的土地、改善更多良田的耕作状况、增加更多种类的制造业，并推广已有的制造业，最终使国民真实财富和收入的增加超出我们的想象。

        英格兰财富和改良的自然进程，虽然曾被政府的浪费阻碍过，却并没有停止发展。英格兰现在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远远多于复辟时代和革命时代；每年用以维持农业耕作的资本，也比过去多得多。在政府耗费资金的同时，还有无数人在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依靠慎重的节省，不动声色地积累着资本。如果这种努力能在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发展，那么英格兰以往的任何时代，几乎都会因此而日趋富裕，甚至可能一直富裕下去。不过，由于英格兰的历届政府都不是很节俭，所以居民自然也不节俭。由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的行为实在是太放肆、太专横了。因为，他们不但不思节俭，而且不禁止输入外国奢侈品，更没有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他们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要能节省自己的开支就行了，根本无须操心人民的资金，因为人民的资金完全可以任由人民自己管理。如果连他们的浪费都不能导致国家的灭亡，那么人民的浪费就更不可能使国家灭亡了。

        社会资本会因节俭而增加，因奢侈而减少。如果一个人的花费等于收入，那么他的资本额就会维持不变。但我们要知道，有些花费方法，能够比其他花费方法更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一部分会被用来购买立时享有的物品，这类物品一旦被消费就不能再次使用；还有一部分会被用来购买耐久的物品，这类物品可以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或者是增进以后消费的效用。比如，同样是富翁，有的把资金大肆地花费在雇用奴婢和购买犬马上；有的又宁愿节衣缩食、尽量减少奴婢数量，用大笔资金整饬庄园或别墅、大兴建筑、广置实用家具或装饰字画等；有的则一屋子都闪烁着明珰璎珞的光芒；另外一些则像数年前逝世的某个宠臣一样衣服满箱、锦绣满床。现在，假设有两个财产相等的富人，如果甲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购买耐久商品上，而乙则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米这类立时享用的物品上了，那么甲的境况必然会日渐改进，而乙的境况则会越来越坏，最终是甲比乙富裕。因为，甲所拥有的耐久商品的价值虽然会日渐减少，却多少能够增进以后消费的效用；而乙所拥有的立时享用商品，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更别说是增进以后的消费效用了。

        如果一种消费方法有益于积累个人财富，那么它也有益于积累国民财富。无论是富人的房屋、家具还是衣服，都可以在转瞬之间变成有益于中下阶层人民的用品，特别是当上等阶层玩厌了这些物品时，中下阶层人民就可以把它们买回去，从而改善一下生活。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就代表着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如果一国长期繁荣，那么该国的下层人民，即使无力自己建造大厦，也往往能拥有大厦里的一套房子；即使不自己制作上等家具，也经常能使用上等家具。例如，巴斯道上有一间客寓，就是往日的西穆尔宅邸；而早在几年以前，敦福林的酒店就已经买下了詹姆士一世的婚床。这张婚床，原本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奁。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几乎没什么变化，或是稍微有些没落的古城里见到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当前的占有者能够盖得起的；里面陈设的，也都是一些适用且相当讲究的老式家具，也绝非当前的使用者花钱订制的。无论是对富人还是对国家而言，别墅、书籍、图画，以及各种珍奇物品，经常都是光荣的装饰品。法兰西的光荣装饰品是凡尔赛宫；英格兰的光荣装饰品是斯洛威和威尔登；意大利的光荣装饰品是名胜古迹。虽然创造这些名胜古迹的财富逐渐减少，创造它们的大天才也大概因为无用武之地而湮没了，但它们至今却仍被世人赞赏着。

        在耐久物品上花费收入，对储蓄和养成俭朴的生活风尚都非常有利。如果一个人原本就把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这方面，那么就算他突然开始节省，人们也不会讥评他；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原本婢仆成群、居室陈设华丽、经常广设盛筵，那么当他突然节省开支时，邻居就会觉得他好像是在承认自己以往的错误。所以，这些大花大用的人，一般都很少有勇气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除非他们破产了。而那些原本就习惯把钱用于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等方面的人，则不会有被人怀疑的顾虑，只要他们自觉财力不足，就可以突然节省开支。因为，既然他已经购置了这类物品，就不用再源源不断地购置了，所以当他突然改变习性时，人们也会认为是因为他意兴阑珊，而不是财力不济。

        另外，如果把收入花在耐用物品上，所养也会非常多；可如果把收入花在款待宾客上，所养就会很少。一个耗费了二三百斤粮食的筵席，浪费的粮食就达到了一半。如果把这笔费用花在雇用泥木工、技匠等方面，所养的人数就会更多，因为工人们在用这笔费用来购买这些粮食时，会节省每一便士每一镑。所以，如果把这笔费用花在生产者身上，就可以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而如果把这笔花销用来维持不生产者，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则丝毫也不会增加。

        不过，读者不要受上述理论的误导，误以为在耐久物品上费财就是善行，而在款待宾客上费财则是恶行。如果富人用于款待宾客的资金占了他收入的大部分，那他的亲友就分享了他的大部分收入；而如果他把自己的收入用于购买耐久物品了，那么这些耐久物品就是他独享的，别人要想和他分享，就得付出代价。所以，当他把自己的收入用于购买耐久物品，特别是购买大量的珠宝、衣饰等琐细物品时，就表示他轻浮而且自私自利。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耐久物品上花费资财，有利于积蓄有价商品，从而有助于私人养成节俭的习惯，最终可以增进社会资本和国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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