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半夜捉拿革命党人一件事，在成都一般人的生活中间，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要说有点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限于下东大街的长兴店、中东大街的鸿恩店、走马街的保和店、青石桥的永和店、学道街的源泰店和德升店这几家客栈。

        据田老兄亲身的调查，据傅樵村到他有来往的官场地方的探询，方弄清楚了那一夜被逮去而确实有名可查的，一共是九个人。杨维、黄方果然是从永和店逮去的；从鸿恩店逮去的，叫张治祥；从保和店逮去的，一个叫王树槐，是武备学堂前几个月才毕业的武学生，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小伙子，叫江竺；从源泰店逮去的，就是向来在茶坊酒店、旁若无人地高谈革命、任何人都可引为同志的黎庆余；从德升店逮去的，是一个陕西人江永成，曾经在警察局当过巡员。此外，还有一个叫张孝先，一个叫吕定芳，却不明白从哪家客栈逮去，据一班账房、幺师说，这两人还时常同一个叫王忠发的人，只是随时肯到各客栈来同那些人吃茶喝酒，有说有笑而已。

        人是逮去了，各人的行李东西也拿走了，有的客房搜查了一下，据说，并未曾搜出什么手枪炸弹等凶器，甚至连跑江湖的人所必须携带的解手小刀都没有一把。一般的议论便说：“都是些赤手空拳的斯文人，哪里像造反的，若说这就是革命党，那才活天冤枉哩！”

        但在学界里却谣言蜂起了，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要逮人！要逮人！”平日额头上挂着志士招牌的那些人，当然有的请了病假，有的闷声不响，有的甚至逢人就声明：“本人历来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好先生！”可是不假而走的，到底不少，据说连通省师范、连叙属中学的学生，一总算起来，怕不有三四十人？学生们一走，先生们也不免着了慌，也有装病的，也有走的，好多学堂几乎都陷入半停顿的状况。这时，高等学堂总理胡雨岚，因为是翰林院编修，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又到日本和美国去考察过，在四川开办学堂，又是奉有特旨的；平日同四川总督不仅是平等来往，而且还受着总督的相当尊敬。他因此就出头说话了。他相信四川也有革命党，但他不相信四川的革命党就和广东、湖南两省的一样，也不相信就是孙文、黄兴的党徒。他说，对付四川的革命党最好的方法，只在于各地官吏实心奉行新政，政治一清明，民智一开通，革命党自就可以消灭于无形。他也相信这次在成都所逮的人中，或许也有所谓革命党，但他却怀疑未必便是首要，也未必便是其中的破坏分子，或什么暴徒。他认为多半是一些求治心切、不识大体的青年，“性情浮躁，罔识忌讳则有之；倘能加以陶熔教诲，说不定还是国家的人才哩！”因而他对于已经逮去的那些人，不主张按照大逆不道的罪名办理，对于谣言所传的有人打算把案情扩大，不但想借此要在学界中来多逮些人，借此把嚣张可恨的学界打击一下，借此把平日看不顺眼的人收拾几个，甚至还想借此机会多开保案，多升几个官，多记几次功，他更是大骂起来。他骂：“这一些过场，都是王棪那个狗头搞出来的！他眼睛红了，他良心黑了，也想拿四川读书人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吗？好吧！他有胆量，叫他只管搞！我却有本事先去质问赵季和。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呈请都察院代奏，参他狗头的官！叫他连一个知县前程尚保不牢靠！那时，大家扯破了脸，我拼着到北京跑一趟打京控，倒要看他狗头的脚肚子到底有好硬！”

        他还把省城各学堂的监督和一班有科名、有声望的绅士——当然有年近八十的老翰林伍崧生在内。——邀约到高等学堂的竹园，商量如何抵制官场败类，如成都县知县王棪之流，“慎防他假公济私，摧残士气。”只管商量之下，没有结果。因为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就是表字赵季和的——曾在四川永宁道任上，以杀人之多，得过“赵屠户”的歪号，大家都有点害怕他。到底由于胡编修的气概磅礴，肩头硬朗，大家迟疑了一会，才同意了他的第二议，即是不要害怕惊惶，必须先自镇定，使教习和学生相信不会株连，大家安心下来，继续教书，继续读书。可是也须告诫学生们，切不可再照以往那样胡说乱道；学堂以外的行为，更要加倍谨饬，什么同乡会啦，同学会啦，总以不参加的为上。至于课本、笔记，却要仔细检查一番，有什么不妥当的言词，必须先行消灭，说不定提学使方面，早晚会派人来调阅这些东西的。

        至于胡编修所提的第一议，即是大家出名写一封公函给赵护院，请他对于目前这件案子，必须秉公办理，切不可偏听一二急功好利的僚属言语，多所株连。并告诉他，现在谣言繁兴，相惊市虎，尤其莘莘学子，不能安心求学，希望他明白晓谕，安定人。大家认为赵护院现刻正在火头上，这样一封公函，岂不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是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怎能受得了？就中尤其是通省师范的徐先生更其不赞同，他说：“不这样做，我们现在已经背了一身嫌疑。我学堂里的学生走得最多，我听说各大宪中已有人在说，我便是一个闹事的头子，我那学堂便是破坏分子的窝巢。倘若我现在在公函上列了名，只管我不领衔，也会惹起各大宪更严重的疑心，认为我做贼心虚，所以才鼓动起大家来倒打一钉耙。这一来，反更惹火烧身了。”他还连连摇头，几乎把一副钢丝近视眼镜也从那张瘦削脸颊上摇坠下来。

        老翰林伍崧生更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在四十七年前，正当英法联军的兵船攻陷天津时，他曾赶快由翰林院上过一封折子，奏请回家终养父母，咸丰皇帝奕便同他开了个玩笑，亲笔朱批：“伍肇龄是治世之忠臣，乱世之孝子，着他回去吧！”从此，他不但不敢再到北京求官做，甚至在成都充当了几十年的书院山长，连一个坐汛的把总，他也不敢冲着他说一句硬话的了。——当下也轻言细语说道：“这公函倒委实要斟酌下子的好。赵季和办理这件案子，或轻或重，他身为封疆大员，自有他的权衡；我们当绅士的人，怎能因为谣言缘故，就横身起而干预？设或学生当中，果有一些反叛，难道该叫他不拿人吗？设或他要我们担个硬保，保证四川从此不再出事，保证全般学生没半个是不安本分的，雨岚，这就难了！何况赵季和为人，气性素来刚猛，但凡气性刚猛的人，要宜以柔克之，不然是会偾事的。”

        胡编修仍然恭恭敬敬地问道：“那么，依老前辈的高见，该怎么办呢？”

        “依我吗，公函暂不忙写。听说这案子交到成都府发审局在办，你不如对直去找成都府高太尊，或者去找成、绵、龙、茂道贺观察，先向他们打听清楚赵季和的意旨所在。要是他意在从轻发落哩，那就不说了；否则，还是请托贺、高二位把你的意思委婉代达，使他自己转弯，好像恩惠全出于他自己，而并非由于我们的强求。你们想嘛，一省的总督，海外的天子，再说今非昔比，而犯颜相争，总可不必吧！”

        胡雨岚在一人不可拗众的情势下，也觉得伍翰林毕竟比他自己有世故，因就决定采用了老前辈的说法。同时，打听到发审局坐办候补县黄德润，虽是赵尔丰赏识的能员，也能在赵尔丰跟前说话，因为是云南人，性情还慷爽，也讲过新学，懂得法政，在官场中算是一个比较淡泊的明白人。遂不惜降低身份，由府衙门一出来，便转到发审局亲来拜会黄德润，并且还着实同他谈了好一会。

        与胡编修同时而起，也在作釜底抽薪的，又另有一个人。后来据田老兄等一班同学议论说，胡总理做的是大公无私，是公而忘私，是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是令人佩服的一种侠义行为；那另一个人做的，便是纯粹为的私了。不过虽然为的私，也还起了一种好作用，大家倒也表示赞成；并认为那样做法，的确比他们胡总理似乎还要对些。原来被逮去的那个十八岁青年江竺，他的父亲是成都北门外一个开木厂的商人，平日由于生意和银钱关系，同官场本有来往，最近为了承办建造文明监狱的木材，和成、绵、龙、茂道贺纶夔更有了私人的亲密关系。儿子刚被逮去，父亲立刻就知道，也就立刻去找着贺道台，并找着平日有交情的一些道、府、州、县，无论怎么说法，非要个人情不可，非要把他儿子立刻释放不可。贺道台答应他想办法，别一些道、府、州、县，也答应他想办法，就连兴头十足、满想拿人血来染红自己顶子的王棪，也答应他想办法，并还拍着胸膛担保说，即令杀一千人，也决不会杀到令郎头上。可是当父亲的不敢相信这班油滑朋友的话，因想到按察使司衙门，这是专管诉讼事情地方，制台办杀人案子，说不定会要经过它；又想到其间有位专办刑名的师爷王俊廷，是全省有名的大幕，连制台都佩服的，倒是找他想个法子，或许还靠得住些。当父亲的因又找到也是朋友之一的王俊廷。

        王师爷果然不像那班做官人，只是顺口答应而已，他的确就开动心思，和那位急得神魂不定的当父亲的木商研究起来：“按照大清律例和比案，即使令郎没有口供，那也难逃一个绞监候；纵得大人们笔下超生，充军黑龙江，是免不了的；充军虽然比斩绞轻得多，然而不充军而只杖责枷号，岂不更好一些？但是，令郎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杖责如何受得了，老兄商界巨擘，体面人家，子弟受了官刑，说起来也不好听；我想，最好是应该办到取保释放，你老兄出头具个严加管束、永不再犯、再犯同罪的甘结；老兄想想，这该可以吧？……然可以，那么，就不只为救令郎一个人的性命，势必全案都要办松了方好。现在我尚未看见本案全卷，好在成都府高太尊已经有信给我，告了我一个梗概，说是叫黄德润大令明天来同我磋商。这是一个机缘，文明国的法政，黄大令是懂的，我们一定可以磋商出一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好办法。不过……唉！老兄，你是明白的，当今的事情，法不法倒在其次，要紧的还是人情。我听说，成都县王寅翁这回很得意，很想在这桩案子上搞个名堂；他又是赵护院颇为赏识的人，如其他真不放手的话，要把全案子办松，倒还得费些事；老兄设或能把门路走通，通得到赵护院那里，那便事半功倍了……”

        由于这两股反对力量配合着一进行，不但使王棪得意不起来，并且也影响到了葛寰中。

        黄澜生受了郝又三的请托，请他随时告诉点发审局消息。一天，便特来奉访，悄悄告诉郝又三父子说：“葛寰翁近几天意兴很是索然，你们可晓得吗？……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张孝先、吕定芳两个人，并不是啥子革命党，葛寰翁以前全然弄错了。到昨天，贺老道、高太尊亲自到发审局来会审时，把张、吕二人叫到堂上同那七个人对质之下，才晓得两人都是王寅翁密禀赵护院派去做眼线的。葛寰翁事前连这个火门都没有摸着，无怪空自忙了两个月，煞果，还是让王寅翁夺了一个大彩。这还不算，七个逮去的人，其中有个叫江竺的，本来是个年轻小伙子，啥都不懂，葛寰翁偏偏认为是个有凭有据的首要，王寅翁好像也是这样在着想。却不想在会审时，贺老道一开口，才是这样在问：‘看你这样年轻，哪里像个谋反叛逆的歹人！说不定是被人勾引的吧？只管据实供认，本道给你做主！’……你们觉得怪吗？本来也怪，平日问起案来，管你供得对供得不对，小板子一千，夹棍一副，总要整得鬼哭神嚎。这回，还是道、府会审，却异常文明起来，这在发审局倒还是罕见的事。我看王寅翁坐在高太尊旁边，秋风黑脸，好不高兴。直到对质之后，除了那个年轻小伙子好像果涉嫌疑，连张、吕两个眼线都指证不出他真正是闹革命的，其余六个人，全供认明白是革命党，真个勾结匪人，要在省会地方来闹事，贺老道说了几句重话，而后王寅翁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些……”

        郝达三并不明白黄澜生是他儿子请来传递要紧消息的，一直认为像平常一样，彼此没有事，互相拜会，谈谈官场动静罢了。因此，于黄澜生述说之后，便海阔天空、发舒起他自以为是的伟见，毫不注意他儿子两次三番地仍想把话头引回到那天会审的情形上去。弄得他儿子蹐局不安，不等客走，就先溜出了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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