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儿子痛恨他。詹姆斯痛恨他走到他们跟前来,痛恨他停下脚步俯视他们;他痛恨他来打扰他们;他痛恨他得意洋洋、自命不凡的姿态;痛恨他才华过人的脑袋;痛恨他的精确性和个人主义(因为他就站在那儿,强迫他们去注意他);而他最痛恨的是他父亲情绪激动时颤抖的鼻音,那声音在他们周围振动,扰乱了他们母子之间纯洁无瑕、单纯美好的关系。他目不转睛地低头看书,希望这能使他的父亲走开;他用手指点着一个字,想要把母亲的注意力吸引回来。他愤怒地发现,他的父亲脚步一停,他母亲的注意力马上就涣散了。但是他枉费心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拉姆齐先生走开去。他就站在那儿,要求取得他们的同情。
拉姆齐夫人刚才一直把儿子揽在怀中懒洋洋地坐着,现在精神振作起来,侧转身子,好像要费劲地欠身起立,而且立即向空中迸发出一阵能量的甘霖,一股喷雾的水珠;她看上去生气蓬勃、充满活力,好像她体内蕴藏的全部能量正在被融化为力量,它在燃烧、在发光(虽然她安详地坐着、重新拿起了她的袜子),而那个缺乏生命力的不幸的男性,投身到这股甘美肥沃的生命的泉水和雾珠中去,就像一只光秃秃的黄铜的鸟嘴,拼命地吮吸。他需要同情。他是个失败者,他说。拉姆齐夫人晃动一下手中的钢针。拉姆齐先生的目光没有离开她的脸庞,他重复地说,他是个失败者。她反驳他说的话。“查尔士·塔斯莱认为……,”她说。但他并不就此满足。他需要更多的东西。他需要同情,首先要肯定他的天才,然后要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给他以温暖和安慰,使他的理智恢复,把他心灵的空虚贫乏化为充实富饶,而且使幢房子的每一个房间都充满生命——那间客厅;客厅后面的厨房;厨房上面的卧室;卧室上面的育儿室;它们都必须用家具来布置,用生命来充实。
查尔士·塔斯莱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她说。但他需要更多的东西。他需要同情。他要得到保证,确信他处于生活的中心;确信他是人们所需要的人物;不仅仅在这儿是如此,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她晃动闪闪发光的钢针,胸有成竹地挺直了身躯,把客厅和厨房都变得焕然一新,叫他在那儿宽心释虑,踱进踱出,怡然自得。她笑容可掬,织着绒线。站在她两膝之间的詹姆斯,毫不动弹,只觉得在她体内骤然燃烧起来的全部力量,正在被那黄铜的鸟嘴拼命地吮吸,被那刻薄的男性的弯刀无情地砍伐,一次又一次,他要求得到她的同情。
他是一个失败者,他重复道。那么,你看一下吧,感觉一下吧。晃动手中闪闪发光的钢针,她环顾四周,看看窗外,看看室内,看看詹姆斯,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她以她欢快的笑声,泰然自若的神态,充沛的精力(就像一个保姆拿着一盏灯穿过一间黑屋,来使一个倔强的孩子安心),来向他保证:一切都是真实的;屋子里充满着生命;花园里微风在吹拂。如果他绝对地信任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他;无论他(在学术领域中)钻得多么深,攀得多么高,他会发现,她几乎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他。如此夸耀她自己追随左右、关心爱护的能力,拉姆齐夫人觉得她几乎连一个自己能够加以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她的一切都慷慨大方地贡献给他,被消耗殆尽,而詹姆斯呢,直挺挺地站在她的两膝之间,感觉到她已升华为一棵枝叶茂盛、硕果累累、缀满红花的果树,而那个黄铜的鸟嘴,那把渴血的弯刀,他的父亲,那个自私的男人,扑过去拼命地吮吸、砍伐,要求得到她的同情。
听够了她安慰的话语,像一个心满意足地入睡的孩子,他恢复了元气,获得了新生,他用谦卑的、充满感激的眼光瞧着她,最后终于同意去打一盘球;他要去看看孩子们玩板球。他走了。
顷刻之间,拉姆齐夫人好像一朵盛开之后的残花一般,一瓣紧贴着一瓣地皱缩了,整个躯体筋疲力尽地瘫软了,(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之中)她只剩下一点儿力气,还能动一动指头来翻阅格林童话,她感到一阵悸动,就像脉搏的一次跳动,已经达到它的顶点,现在又缓缓地静止下来,她感到了那种成功地创造的狂喜悸动。
当他走开去的时候,这脉搏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把她和她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且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一种安慰,就像同时奏出一高一低两个音符,让它们和谐地共鸣所产生的互相衬托的效果一样。尽管如此,当琴瑟和谐的乐声消散之际,拉姆齐夫人重新回过头来阅读格林童话,她不仅觉得肉体上的疲劳(不仅是此刻,从此以后,她常常有这种疲劳的感觉),她的疲劳之中,还带有某种出于其他原因的令人不快的感觉。当她在大声朗读渔夫老婆的故事之时,她并不确切地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在翻转书页之时,她停了下来,听见一股海浪沉闷地溅落,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时她理解到了她产生不满之感的原因,但她也决不会允许自己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她不喜欢感到她自己比她的丈夫优越,即使是在一刹那间也不行;不仅如此,当她和他说话之时,她不能完全肯定她所说的都是事实,这可叫她受不了。大学需要他,人们需要他,他的讲座和著作极其重要——对于这一切,她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那样公开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求助于她,这使她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人们就会说他依赖于她,而实际上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两人之中,他是无可比拟地更为重要的一个;她对于世界的贡献,和他的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她往往不敢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例如,她不敢告诉他:温室屋顶的修理费用也许会达到五十英镑;关于他的著作的实际情况,她也不敢提起,恐怕他会猜测到他的新著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她本来就有点儿怀疑那本书并非杰作(那是她从威廉·班克斯那儿听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得躲躲闪闪地隐藏起来,孩子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并且成为他们精神上的负担——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琴瑟和谐的完整、纯洁的乐趣,使这协调共鸣的乐声在她的耳际阴郁、单调地消散。
一个人影投射到书页上;她抬头一看,是奥古斯都·卡迈克尔先生,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拖着脚步懒洋洋地走过;正当她想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恰当,想起最完美的事情也白璧有瑕,想起她不能忍受这个考验:她有实事求是的天性,为了爱她的丈夫,她却不得不违背事实;正当她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干了可怜的蠢事,感到夸张和谎言阻碍了她去发挥真正的作用——正当她如此不体面地因为觉察到自己的优越地位而感到烦恼之时,卡迈克尔先生穿着他的黄拖鞋没精打采地走过,而她身上的某种精灵却使她认为,她必须向他打个招呼:
“进屋去吗,卡迈克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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