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盯着玛戈的背影，脖颈的肉堆积在衣领上，变得像甜菜根一般绯红。尽管他心地善良，可他也有与玛戈相似的想法——希望有人能教训她一顿。他不知道她的同伴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欧比纳斯在哪儿；他断定欧比纳斯就在附近，如果孩子忽然看见他那可就糟了。使他感到宽慰的是，哨声终于吹响，现在他可以带着伊尔玛溜走了。

        他们回到家里，伊尔玛显得有些疲倦。妈妈询问比赛的情形时她没有答话，只是点点头报以嫣然一笑。这笑容是她最迷人的地方。

        “那些人真棒，在冰上滑得飞快！”保罗说。

        伊丽莎白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对女儿说：“去吧，该睡觉了。”

        “不，我不睡，”伊尔玛困倦地恳求。

        “天哪，都快半夜了，你从没这么晚睡过。”

        “告诉我，保罗，”伊尔玛上床之后伊丽莎白说，“我感到好像出了什么事。你们走了之后我一直心神不定。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根本没出事，你让我说什么？”他说着脸变得通红。

        “你没碰到什么人吗？”她猜度地问。“真的，没碰到谁吗？”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保罗嘟囔着。他简直不知所措了。自从和丈夫分离之后，伊丽莎白逐渐变得像通晓心灵感应术的人一样敏感。

        “我总在担心出事，”她轻声说着垂下了头。

        第二天早晨，保姆手里拿着一枚体温计，跑来叫醒了伊丽莎白。

        “太太，伊尔玛病了，”她急促地说。“体温已经烧到三十八点三度。”

        “三十八点三度，”伊丽莎白重复了一句。她忽然想到：“难怪我昨天心神不安呢。”

        她跳下床，跑进育儿间，伊尔玛仰卧在床上，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天花板。

        “一个渔夫，一只船，”她用手指着天花板说，床头灯的光亮在那儿形成一个图案。天色尚早，外边正下着雪。

        “喉咙疼吗，乖？”伊丽莎白一边问，一边忙乱地把晨衣穿到身上。她焦虑地俯身察看女儿尖尖的小脸。

        “天哪，她的额头真烫！”她用手拨开覆在伊尔玛眉上的纤细、浅淡的头发。

        “一、二、三、四根芦苇，”伊尔玛轻声说，仍然看着天花板。

        “咱们该打电话请医生来，”伊丽莎白说。

        “哦，用不着，太太，”保姆说。“我给她烧一杯滚烫的柠檬茶，再给她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行了。这一阵儿好多人都得了流感。”

        伊丽莎白敲了敲保罗的门。他正在刮脸，顾不上擦掉嘴上的肥皂沫就跑进了伊尔玛的房间。保罗刮胡子时常把脸刮破，即使用保险剃刀也保不了险——这会儿他下巴上抹的泡沫底下正沁出一块鲜亮的红色痕迹。

        “红草莓和白奶油，”他弯下腰来时，伊尔玛轻声说。

        傍晚时分医生来了。他欠身坐在伊尔玛的床沿上，眼睛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开始给她诊脉。伊尔玛盯着医生那奇形怪状的大耳轮，盯着他耳孔里探出的白毛，以及他粉红色太阳穴上的形血管。

        “好，”医生从眼镜框上方打量着她说。他让伊尔玛坐起来，伊丽莎白撩起孩子的睡袍。伊尔玛的身子又白又瘦，肩胛骨瘦嶙嶙的。医生把听诊器贴到她背上，深吸了一口气，让她也照样吸气。

        “好，”他又说。

        他在她胸脯上的不同部位敲击了一阵，又用冰凉的手指按摩她的腹部。最后他站起来拍拍她的头，然后洗了手，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伊丽莎白把他领进书房，他舒适地坐下来，打开钢笔帽写处方。

        “是的，”他说，“最近很多人患流感。昨天一个演唱会取消了，因为女歌唱家和伴奏演员都感冒了。”

        第二天早晨伊尔玛的体温显著地降了下来。保罗却浑身不适，喉咙发喘，不停地擤鼻子。可他不肯卧床休息，竟然照常去办公室上班。家庭教师也开始打起喷嚏来了。

        当天夜晚，伊丽莎白从女儿腋下取出温热的玻璃温度计，她高兴地看到，水银柱并没有升到表示发烧的红色刻度以上。伊尔玛眨着眼睛，光线晃得她眼睛发花。过了一会，她转过身去朝墙躺着。房间里又暗了下来。四周的一切都温暖、舒适，还显得有点古怪。伊尔玛很快就睡着了，可到半夜的时候她从一个隐隐感到不快的梦中醒来。她感到口渴，伸手从床头柜上摸到盛着柠檬汁的粘糊糊的玻璃杯，喝干杯里的果汁，又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原处。她轻轻咂了咂嘴唇。

        她感到房间里比平时更加黑暗。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保姆在大声打鼾，那鼾声简直有些兴高采烈呢。伊尔玛听着保姆的呼噜声，后来她又盼着电气列车从离她家很近的地底下开过来，盼着那亲切的隆隆声。然而电气列车没有来。也许因为时间太晚，所有的列车都停开了。

        伊尔玛圆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忽然她听见街上有人吹起了她所熟悉的口哨。这哨声只有四个音符，她爸爸回家时总是像这样吹一声口哨，告诉他们，他马上就到家，可以摆桌子吃晚饭了。伊尔玛很清楚，现在吹口哨的不是她爸爸，而是另一个男人。两周以来那个男人经常拜访四楼住的一位小姐——公寓勤杂工的女儿只跟她说了这么多。伊尔玛说，不应该深更半夜跑来做客。这批评十分中肯，可勤杂工的女儿却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伊尔玛还知道，她不应该谈论自己的父亲——他现在和他的小朋友住在一起。这是她从两位太太那里听到的，当时她们边谈话边从她身旁经过，走下楼去。

        那人在窗下又吹了一声口哨。伊尔玛想：“说不定是爸爸，那可没准儿。没人给他开门。他们说吹口哨的是另一个人，是不是故意哄我？”

        她掀开被单。踮起脚尖朝窗户走去，她撞到一把椅子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她的玩具象）啪地掉在地上，唧唧响了两声。保姆仍然在无动于衷地打呼噜。伊尔玛打开窗子，一股甜美、冰冷的空气涌了进来。在黑魆魆的街上站着一个人，正抬头凝望这栋楼房。她俯身朝下看了好久，但是她十分失望，那人不是她的父亲。那人一直站在那里，后来才转过身，缓步离去了。伊尔玛觉得他很可怜。她冻得身子发僵，差点连窗户也关不上了。她躺回到床上，可身子怎么也暖不过来。后来她睡着了，梦见和爸爸一道打冰球。他笑着，跌了个四脚朝天，把大礼帽也摔掉了。她也摔了一跤。冰上冷极了，可她却爬不起来。她的冰球棍竟像毛毛虫那样一屈一伸地爬走了。

        第二天早晨她烧到四十度。她脸色铁青，胸侧疼痛。大夫立刻被请来了。

        病人的脉搏每分钟跳一百二十次，叩诊胸肋疼痛部位时声音发闷，听诊器里能听到细微的罗音。大夫开了发散药、非那西汀和一种镇静剂。伊丽莎白突然感到自己快要发狂了。她已经遭受了一场劫难，命运凭什么还要再折磨她呢！她强打精神跟医生告别。临走前医生又去瞧了瞧正发高烧的保姆。不过那女人体壮如牛，这点病犯不着大惊小怪。

        保罗陪医生走进门厅，沙哑着嗓子问，病人是否有危险。他患着感冒，却又想尽量压低嗓门。

        “今天我还要再来一趟，”医生不紧不慢地说。

        “他们总是这样，”老兰帕特下楼时想。“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总用恳求的眼光盯着你。”他取出记事本看了一眼，钻进汽车，坐在方向盘后边，同时啪地带上车门。五分钟后他走进了另一所住宅。

        欧比纳斯把医生迎进门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暖和的绸边茄克衫。他在书房工作时常穿这件衣服。

        “从昨天起她开始觉得不大舒服，”他焦虑地说。“她说她浑身都疼。”

        “发烧吗？”兰帕特问。他心里盘算着，是否应该告诉这位心绪不宁的恋人，他的女儿得了肺炎。

        “不烧。问题就在这儿：她的体温好像一点也不高，”欧比纳斯显得有些惊慌。“听说不发烧的感冒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流感？”

        （“我干嘛要把他女儿的情况告诉他呢？”兰帕特想。“他遗弃了自己的家庭，却一点也没有悔愧之心。他们要是想让他知道，他们自己会跟他说。我何必多管闲事？”）

        “好吧，”兰帕特叹了一口气说，“咱们去瞧瞧你那位漂亮的病人吧。”

        玛戈躺在沙发上，涨红着脸，脾气焦躁。她裹着一件镶了好些花边的晨衣。雷克斯跷着二郎腿坐在她身旁，正对着她美丽的头部在一个烟盒的底面画速写。

        （“长得真俊，没说的，”兰帕特想，“不过有几分妖气。”）

        雷克斯吹着口哨退到隔壁房间去了，欧比纳斯留在医生身旁作帮手。帕特开始诊视病人，她只是稍微有点感冒，没有关系。

        “你最好在家里待两三天，不要出门，”兰帕特说。“呃，顺便问一句，电影拍得怎么样了？完成了吗？”

        “完了，谢天谢地，”玛戈懒洋洋地裹了裹晨衣。“下月要举行一次不公开的预映，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一直病到那个时候。”

        （“看来，”兰帕特自顾自地想，“他一定会毁在这个小妖精的手里。”）

        医生走了，雷克斯又回到玛戈身边慢悠悠地画速写，他一直在从牙缝里吹口哨。欧比纳斯歪着头在他身边站了一会，观看着他那骨节突出的白皙的手在有节奏地挥动。随后欧比纳斯回到书房，继续写那篇评论某展览会的文章。关于那个展览会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

        “真不错，我跟你们这家人交上了朋友，”雷克斯说着扑哧笑了一声。

        玛戈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

        “是啊，我算是爱上了你这个丑男人——可你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他用手指使劲拨弄一下烟盒，让它在桌上旋转起来。

        “听着，亲爱的，你一定得到我那儿去。当然，我过来看你也蛮不错，不过这样的会面我已经腻烦了。”

        “首先请你不要大声嚷嚷。非得闯了祸你才甘心，是吧？只要我们出一点差错，只要他起一点疑心，他就会杀了我，或者把我赶出门去。那时咱们俩就都成了穷光蛋。”

        “杀你？”雷克斯干笑了一声。“无稽之谈。”

        “我求求你，再耐心等一等。难道你不懂得，只要他跟我结了婚，我就不用这么提心吊胆，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要想撵走合法的妻子可不那么容易。再说我还拍了那部电影。我有好多计划呢。”

        “那部电影？”雷克斯又笑了。

        “是的，等着瞧吧。那部电影一定会红起来，我很有把握。咱们要等待。我也跟你一样着急，亲爱的。”

        他坐在她躺的沙发边上，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

        “不，不行，”她颤了一下，眼睛却已经半闭起来。

        “只轻轻吻一下。”

        “别吻个没完，”她压低嗓音说。

        他朝她俯下身去，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门响。他们听见欧比纳斯走来的声音——他的脚步走在地毯上，走在地板上，走在地毯上，又走在地板上。

        雷克斯正要直起腰来，却发现他上衣的一颗纽扣绊住了玛戈晨衣肩部的花边。玛戈想赶紧把纽扣解脱出来，雷克斯使劲拽，可那纽扣却纠缠在花边里，扯不开。玛戈一边惊慌地嘀咕，一边用尖利鲜亮的指甲又掐又撕。这时欧比纳斯急匆匆走了进来。

        “呃，别以为我在拥抱彼德斯小姐，”雷克斯不慌不忙地说。“我只不过想让她躺得舒服一点，结果你瞧，扣子绊住了。”

        玛戈头也不抬，仍在设法解开那缠住纽扣的花边。这场面实在滑稽极了，雷克斯暗中窃笑，乐不可支。

        欧比纳斯默默地掏出一把大折刀，上面带着十二个附件。他抠出一个附件——却是一把小锉。他再抠出一个附件时，把指甲抠裂了。这场滑稽戏愈演愈精彩。

        “老天，你可别拿刀子捅她，”雷克斯开心地喊道。

        “手躲开，”欧比纳斯说——可玛戈尖声嚷道：

        “不许割我的花边，把纽扣割掉！”

        “不行——纽扣是我的！”雷克斯喊道。

        一时间，好像两个男子同时扑到了姑娘身上。雷克斯最后用力一拽，“崩”地响了一声，他摆脱了纠缠。

        “到我的书房来，”欧比纳斯沉着脸对他说。

        “该跟他斗心眼了，”雷克斯想。他想起了先前曾略施小计欺哄过的一个愚蠢的情敌。

        “请坐，”欧比纳斯紧皱着眉头。“我要跟你谈一桩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怀特·雷芬画展，不知你肯不肯帮我的忙。我正在写一篇寓意深刻——嗯——措辞微妙的文章，打算刺一刺某几位参加展出的画家。”

        （“哦嗬！”雷克斯想。“你板着面孔，原来是为了这件事！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是在开动你那博学的头脑苦苦搜寻灵感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想求你做一件事，”欧比纳斯接着说，“为我的文章作几幅漫画插图——把我们批评的东西，包括展品的色彩、线条，都加以夸张，好好挖苦一顿——就像你讽刺巴赛罗那样。”

        “随时听你差遣，”雷克斯说。“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知道，我在等好几笔酬金，现在手头正缺现钱。你能不能预支给我一笔钱？数目不大，比如说五百马克，行吗？”

        “哦，当然可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多预支一些。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定个价。”

        “这是目录册吗？”雷克斯问。“我看看吧。姑娘，姑娘，姑娘，”他一边翻阅展品复制图片一边鄙夷地说。“又粗又笨的姑娘，歪歪斜斜的姑娘，害橡皮病的姑娘……”

        “请问，”欧比纳斯狡黠地说，“为什么姑娘们这么招你恨呢？”

        雷克斯坦率地作了回答。

        “哦，我想，这只是欣赏趣味的问题，”欧比纳斯很为自己的宽宏大度而得意。“当然，我并不想责怪你。这种看法在具有艺术素质的人们当中十分流行。如果一个店老板有这种观点，我就会感到厌恶。至于画家嘛，那就另当别论了。持这种观点的画家倒让人觉得挺可爱，挺浪漫——浪漫这个词正是来自罗马。不过，”他补充了一句，“我可以肯定，这样你就失去了许多乐趣。”

        “谢谢，不过我不这样看。对我来说，女人只是无害的哺乳动物，有时也可以充当解闷的伴侣。”

        欧比纳斯笑了。“既然你这么坦率，我也可以向你透露一件事。那位名叫卡列尼娜的女演员说，她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对女性不感兴趣的人。”

        （“哦，真有意思，”雷克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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