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我的祖国以前的首都。我在巴黎时，一位俄国老夫人偶然给我看了她过去的日记，不知为什么，她请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从表面上看）那些年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因此记载日常琐事（这一向是自我维护的不高明方法）无非是简要描述当天的天气；在这方面我惊奇地注意到，国君们的私人日记主要记载的也是同样的题材，无论他们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命运总是在无人理睬时才显出其本色，这一次人家主动给我提供了信息，这信息我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捕捉不到，即便是事先选定的猎物也捕捉不到。因此，我可以正式宣告：塞巴斯蒂安出生的那天早晨晴朗无风，气温是（列氏）零下十二度……然而那位好心的夫人认为值得记载的仅此而已。我想了想，觉得实在没必要替她隐瞒姓名。看来她根本不可能读到这本书。她的名字过去是、现在还是Olga Olegovna Orlova—三个字的开头都是“O”，形状像鸡蛋，而且押头韵，我要是不把这个告诉大家，那就太遗憾了。

        老夫人的日记枯燥无味，没去过圣彼得堡的读者无法从她的描述中了解那个冬日所包含的种种快乐。天空万里无云，实在难得一见，上苍的意图不是让它暖人身体，而是让它悦人眼目；宽阔的大街上，雪橇辙印在轧得很结实的积雪上闪着柔和的光，辙印中央因混有许多马粪而略呈黄褐色；一个戴围裙的小贩在叫卖一把色彩鲜艳的小气球；房子的穹顶曲线柔和，粉末状的白霜使穹顶的镀金变得暗淡；公园里的杉树上，每根细小的枝条都镶上了白边；冬日里的车辆发出摩擦声和叮当声……顺便说一句，当你看着一张带照片的旧明信片（就像我为了让顽童般的记忆力多高兴一会儿而放在书桌上的这张），会想到俄国公共马车杂乱无序的情况，这多么奇怪呀。那些公共马车随时随地任意转弯，因此在这张涂色照片上你看不到现代常见的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直线车流，只能看到蓝天下一辆辆四轮敞篷马车在梦幻般宽阔的大街上任意穿行，那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空在远处自然地融进一片你已司空见惯的粉红色光晕之中。

        我一直没能搞到塞巴斯蒂安出生的房子的照片，但是我很了解那所房子，因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比他晚大约六年。我和塞巴斯蒂安为同父所生，父亲与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离婚后不久就再婚了。奇怪的是，古德曼先生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九三六年出版，后面会详细提及）一书中竟只字未提这第二次婚姻。因此，读过古德曼那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并不存在，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亲戚、一个唠唠叨叨的不速之客；可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在他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丢失的财物》）中，却讲到了我的妈妈，说了一些好话——我认为妈妈受之无愧。塞巴斯蒂安去世后，英国报刊说他的父亲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决斗中被杀的，这也不确切；事实上，父亲胸部的枪伤逐步好转，可是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突然得了感冒，他的肺部尚未完全愈合，没抵挡住感冒的侵袭。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一个热心、幽默、情绪高昂的人，他生性爱冒险，不安于现状，而身为作家的塞巴斯蒂安正是遗传了这种性格特点。据说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顿的一次文学午餐会上，当人们聊起塞巴斯蒂安·奈特英年早逝的事时，一位著名的老评论家（我一向仰慕他的天才和学识）说：“可怜的奈特！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蹩脚的英语写作的乏味的人，第二阶段——用乏味的英语写作的心灰意冷的人。”这是一种恶意的嘲讽，其恶意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因为议论一个已故作家并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简直太容易了。我相信，这位小丑回忆起那句玩笑话来是不会感到骄傲的；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在评论塞巴斯蒂安·奈特几年前的作品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克制。

        然而，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虽然远非乏味，但缺少他的文风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活力。我每次打开他的书，仿佛都能看见我父亲冲进屋子——父亲总是猛地推开门，一下子就扑向他想要的东西或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特有的作风。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总是伴随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突然从地板上升腾起来，手中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半拖在地上，大吊灯的水晶挂件就垂在我的头旁边，险些碰着我。他会突然把我放下，就像把我提起来时那样突然，就像塞巴斯蒂安的散文体作品突然席卷读者，又让其惊恐地跌进下一个疯狂段落的欢快的突降描写之中。还有，我父亲最爱说的一些俏皮话似乎也突然成了美妙的花朵，出现在奈特最典型的小说如《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或《有趣的山》之中。《有趣的山》可能是塞巴斯蒂安最好的作品，讲的是一个优美怪异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一个孩子在睡梦中大笑的情景。

        我的父亲是在国外遇见弗吉尼娅·奈特的，据我所知是在意大利，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近卫军士兵，正在休假。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九十年代早期，与在罗马进行的一次猎狐活动有关，但这事我究竟是听妈妈说的呢，还是看见家庭照相簿上的几张褪色照片时下意识地想起来的呢，我实在说不好。父亲追求了弗吉尼娅很长时间。弗吉尼娅是一个有钱的绅士爱德华·奈特的女儿；关于爱德华·奈特我只了解这么一点点，但是从严厉任性的祖母（我还记得她的扇子、手套、冰冷苍白的手指头）强烈反对他们结合，并且在我父亲再婚后还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反对那段婚姻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奈特家族（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并没有达到俄国旧政权那些穿红高跟浅色靴子的宫廷贵族们所要求的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也不能肯定父亲的第一次婚姻与他的军团的传统是否没有冲突——不管怎么说，他真正的军事业绩只是从对日战争才开始的，那是在他的前妻离去之后。

        我失去父亲的时候年纪还小；妈妈是在很晚的时候，在一九二二年，也就是在她接受最后一次手术前几个月，才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几件事告诉了我，手术后她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个妻子是个很怪的女人，无所顾忌，毫不安分——但不同于我父亲的那种不安分。我父亲的不安分表现在持续不断的追求，达到目的后才改换目标。而她的不安分则表现为半心半意的追求，变化无常，漫无目的，有时突然转向，远离目标，有时中途忘掉目标，就像你把雨伞忘在出租汽车上一样。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我父亲的，至少可以说是一阵一阵地喜欢，而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可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人的名字我父亲始终没能从她嘴里打听出来），就突然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就像雨点突然滑下山梅花的叶尖。刚才还承载着晶莹雨珠的叶片突遭遗弃，微微地向上颤动，这情景一定使我的父亲极度痛苦。我不愿意想象那天在巴黎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事情：塞巴斯蒂安才四岁，由一位表情茫然的保姆照看着，父亲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完全适合上演最惨的悲剧的特殊旅馆房间：一个擦得锃亮的停摆钟表（指针停留在两点差十分，活像涂了蜡的两撇胡子）罩在半圆形玻璃罩里，摆在令人厌恶的壁炉架上；一扇法国落地长窗，在窗玻璃和薄布窗帘之间有一只苍蝇乱飞；一张旅馆专用信纸，放在一叠多次使用过的吸墨纸簿上”。这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里的一句话，虽然从文本上讲它与那次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保存了一个孩子对久远苦恼往事的回忆，那孩子在凄凉的旅馆里站在地毯上，无事可做，有的只是奇怪地扩展的时间，那错失的、无序扩展的时间……

        远东的战事让我父亲得以参加一种快乐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没让他忘记弗吉尼娅，但至少帮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价值。他那活跃的自我主义只不过是男性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与他的慷慨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要说自我毁灭，就是长久的悲伤也一定是件卑鄙的事，是可耻的退让。他在一九〇五年再婚时一定感到满足，因为他在与命运抗争中占了上风。

        一九〇八年，弗吉尼娅又出现了。她是一个执著的旅行者，总是到处游历，无论是住小旅店还是豪华宾馆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家”对她来说不过是持续变动中的舒适场所而已。塞巴斯蒂安就是从她那里继承了对火车卧铺车厢和欧洲特快列车的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浪漫的深情，他喜爱“夜间蓝色灯罩下抛光面板发出的轻柔噼啪声、列车在朦胧中到达旅客猜测的车站时车闸发出的悲哀长叹声、雕花皮窗帘的向上滑动（随即露出了站台、推行李车的男人、奶白色圆形路灯罩以及一只围着它飞的白蛾）、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检测车轮发出的当啷声、列车进入黑暗时的滑动、一瞬间瞥见的景象——明亮的车厢里，一个孤独的女人在蓝丝绒座位上抚摸着旅行包里银光闪闪的东西”。

        弗吉尼娅是在一个冬日乘坐北方快车来的，事先谁也没有通知；她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唐突的短信，要求见她的儿子。当时我父亲正在乡下猎熊，我妈妈就悄悄地把塞巴斯蒂安带到了弗吉尼娅下榻的欧洲饭店，弗吉尼娅只准备在那里待一下午。就是在那里，在旅馆的大堂里，我妈妈见到了丈夫的前妻。她是一个苗条的女人，稍微偏瘦，大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微微颤动的小脸。她已把面纱撩到嘴唇以上准备亲吻她的儿子，而她刚接触儿子就潸然泪下了，仿佛塞巴斯蒂安那温暖而柔嫩的额头既是她悲伤的源头又是她悲伤的圆满终结。吻过孩子之后，她立即戴上手套，用非常蹩脚的法语给我妈妈讲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不着边际的事，关于一个波兰女人如何在餐车里试图偷她的梳妆包。讲完后，她把一小包紫罗兰糖塞进塞巴斯蒂安手里，对我妈妈神经质地笑了笑，就跟着给她提行李的搬运工走了出去。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年她就去世了。

        据弗吉尼娅的表兄h·F·斯坦顿说，弗吉尼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漫游了整个法国南部，冒着酷暑去了旅游者足迹罕至的几个小镇，在一个地方只住上一两天——她很激动，很孤独（她已抛弃了她的情人），大概很不快活。人们会认为她是在逃避什么人或什么事，因为那些地方她都来回走了两趟；另一方面，了解她的情绪的人认为，她这样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是她惯常的不安分心态的最后表现，只不过更为夸张罢了。一九〇九年夏天，她在罗克布吕纳因心脏衰竭（勒曼氏症）去世。她的遗体运回英格兰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她的家人早都死了；只有斯坦顿一个人在伦敦参加了她的下葬仪式。

        我的父母生活得很幸福。他们的结合是平静而温柔的，丝毫没有受到我们家一些亲戚的风言风语的影响，那些亲戚私下议论说，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满怀爱意的丈夫，但不时仍被其他女人所吸引。有一天，大约在一九一二年的圣诞节，父亲与他认识的一个非常有魅力而又缺心眼的姑娘一起走在涅瓦大街上，那姑娘无意中提到，她姐姐的未婚夫帕尔钦认识他的前妻。我父亲说他记得帕尔钦——他们是在比亚里茨认识的，是在十年前，或者九年前吧……

        “哦，可是帕尔钦后来也认识了弗吉尼娅，”那个姑娘说，“你明白吗，他对我姐姐承认，他和弗吉尼娅在一起生活过，在你们分手之后……后来弗吉尼娅在瑞士的什么地方把他甩了……真有意思，居然没人知道。”

        我父亲平静地说：“好了，如果说这件事以前没有透露出去，那么十年之后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开始议论它了。”

        凑巧的是，就在第二天，不愉快的事发生了。我们家的一个好朋友别洛夫上尉漫不经心地问我父亲他的前妻是否真是澳大利亚人——他可一直认为她是英国人。我父亲回答，据他所知，弗吉尼娅的父母曾在墨尔本住过一段时间，但她本人出生在肯特郡。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父亲追问。

        别洛夫上尉闪烁其辞地回答，他的妻子参加了一个晚会或什么会，在那里听什么人讲了些什么……

        “很遗憾，有些事必须叫停了。”我父亲说。

        第二天早晨，他去拜访了帕尔钦；帕尔钦接待了他，故意表现得过分热情。帕尔饮说，他在国外待了多年，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我父亲没有坐下，他说：“现在流传着一个卑鄙的谎言，我想你知道是什么。”

        “嗨，亲爱的伙伴，”帕尔钦说，“我没必要假装不明白你的意思。很抱歉，人们一直在议论，可是咱们真的没有理由发脾气……咱俩曾经处于同样的困境，那不是任何人的错。”

        “先生，既然这样，”我父亲说，“我的助手会去拜访你的。”

        帕尔钦是个傻瓜和无赖，我从妈妈告诉我的情况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妈妈讲得很生动，很直率，我在这里尽量保持这种风格）。但正因为帕尔钦是傻瓜和无赖，我才不明白像我父亲那样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满足——什么呢？维护弗吉尼娅的名誉吗？满足他自己报复的欲望吗？可是弗吉尼娅的名誉由于她的出走已丧失殆尽，不可挽回了；同样，我父亲的一切报复念头在他第二次婚姻的幸福岁月里应该早已失去诱惑力。或许只是因为重提一个人的名字，看到一个人的脸，看到一度驯顺的无脸幽灵被打上了个人印记这种突现的怪异景象？从各方面考虑，为了捕捉这种往昔的回声（回声常常不比狗吠好多少，无论叫喊者的声音多么纯正）而牺牲我们的家庭，给我妈妈造成痛苦，这样做值得吗？

        决斗是在暴风雪中进行的，在一条冰冻小河的河岸上。我父亲和帕尔钦各自朝对方打了一枪，然后我父亲就脸朝下倒了，摔在雪地上铺的一件蓝灰色陆军斗篷上。帕尔钦两手颤抖着点燃一支烟卷。别洛夫上尉呼喊那些在远处大雪弥漫的公路上恭候的马车夫，叫他们过去。整桩野蛮事件持续了三分钟。

        在《丢失的财物》中，塞巴斯蒂安讲述了他本人对那个一月份的阴郁日子的印象。他写道：“无论是我的继母还是家里其他人，谁都不知道将要出事。出事前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还隔着餐桌向我扔面包团呢。那天我整天都很郁闷，因为医生非让我穿讨厌的毛衣，所以父亲才想方设法逗我高兴，可是我皱起眉头，红着脸转过身去。晚饭以后，我们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他一边抿着咖啡，一边听我继母讲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事：女教师先让我的同父异母弟弟上床睡觉，然后又给他糖吃，这个做法很讨厌。我在屋子的另一头，坐在沙发上翻着《伙伴》报的版面：‘请关注这个令人紧张的故事的下一节。’这份报纸薄薄的大页面下部刊登了许多笑话。‘贵宾被人领着参观了学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射豆枪的豆粒。’快速列车隆隆地驶入黑夜，一个板球队的蓝色荣誉队员挡住了恶毒的马来人掷向朋友的刀子……那个‘喧闹的’系列连载故事讲的是三个男孩的事：一个男孩会扭曲面孔，能转动自己的鼻子；第二个男孩会变魔术；第三个男孩会口技……一个骑马人腾空越过一辆跑车……

        “第二天上午，我在学校做几何题，我们私下里把那题叫做‘毕达哥拉斯的裤子’，我做得一塌糊涂。那天上午天色是那么昏暗，教室里亮着灯，那种气氛总让我感到头嗡嗡响，很难受。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回到家里，身上有一种黏糊糊的肮脏感觉。平日我从学校回来总有这种感觉，现在我的内衣又毛茸茸地扎得慌，因此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父亲的勤务兵正在大厅里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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