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的陌生人现在走近了——啊，有时我多么渴望看到行云流水般的长篇小说里描述的那种轻而易举的变化啊！我会多么舒心啊，如果这说话声音属于某个快活的老教师，他的长耳垂上长着细绒毛，眼角上的皱纹代表智慧和幽默……一个信手拈来的人物，一个受欢迎的过路人，他也了解我的主人公，但了解的角度不同。“现在，”他会说，“我要给你讲一讲塞巴斯蒂安·奈特大学生活的真实故事。”然后他就讲了起来。可是，唉，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个薄雾中的声音在我心中最黯淡的通道里清脆地震响。它不过是某种可能的真实情况的回响，一种及时的提醒：不要过于相信你可以从“现在”口中了解“过去”。要小心那最诚实的中介人。要记住，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意识里的那个声音又说。是谁在谈论呢？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是一个远离生活的文雅学者和一个正在遥远国度访问的困窘的游客。那么第三方在哪里呢？他在圣达姆耶镇的公墓里平静地腐烂。他笑着活在他的五卷著作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无影无形，正在我肩膀后面窥视（尽管我敢说，他十分怀疑“死后永生”的老生常谈，就是现在他也不相信自己有鬼魂）。

        不管怎么说，我得到了友谊所能产生的成果。我还了解到塞巴斯蒂安那个时期的短信中几个随便提到的事实，以及他的几本书里偶然提到的大学生活情况。然后我就回了伦敦，先前我已在那里简略地计划了下一步的行动。

        我与塞巴斯蒂安最后一次会面时，他无意中提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他有时雇佣一个助手，类似秘书。像过去很多作家一样，也像现在很少作家一样（也许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些没能用明智的劝说方式来处理自己事务的人），塞巴斯蒂安在处理事务方面出奇地笨，常常束手无策，因此他一旦找到一个顾问（此人说不定是个骗子或傻瓜——或两者兼备），就十分放心地把一切全交给他。如果我问塞巴斯蒂安，他是否能肯定那个替他处理事务的某某人不是个爱惹麻烦的老无赖，他会匆忙改变话题，因为他生怕发现了别人的恶意之后自己就不能偷懒了，就不得不亲自干事了。简而言之，他认为有个最差的助手也比没有助手强，他会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很满意自己的选择。我说这些是想尽可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从法律观点看，我的话没有一句是诽谤，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到的人名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段里。

        我想从古德曼先生那里得到的，与其说是对塞巴斯蒂安最后几年情况的描述——这我还不需要（因为我想按阶段逐步追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而不是超前），不如说是几条建议，希望他告诉我什么人可能了解塞巴斯蒂安离开剑桥大学以后的情况，我应该去访问谁。

        于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我去舰队街古德曼先生的办公室访问了他。在我描述这次会面的情况之前，请允许我说一点题外的话。

        如前所述，我找到了塞巴斯蒂安的一些信件，其中有些是他与出版商之间的通信，商讨某部小说的出版事宜。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塞巴斯蒂安的第一部作品《棱镜的斜面》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是对一个塞巴斯蒂安认为必须批评的仍健在的作家的讽刺，极其滑稽，极其无情。那个出版商自然马上就明白这个人物影射的是谁，他觉得很不自在，就劝塞巴斯蒂安把整段修改一下，塞巴斯蒂安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最后还说要到别处去印行这部书——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

        “你似乎不明白，”塞巴斯蒂安在一封信中写道，“究竟是什么能让我这样一个含苞待放的作者（这是你的话——可是这个词用错了，因为你所谓的真正含苞待放的作者一辈子都含苞待放；而其他作者，比如我，则一下子就绽放了），你似乎不明白，让我重复一遍（这并不意味着我为上面那个普鲁斯特式的插入语道歉），你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像精美陶瓷似的忧郁的当代作家（X确实让我想起集市上的廉价瓷器，它们是那么诱人，让你欣喜若狂，最后会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碎掉），又让他从我的散文体作品的高塔上跌进下面的阴沟里。你告诉我这位作家备受尊敬；他的书在德国和在这里几乎同样畅销；他过去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刚刚入选《现代杰作》；他与Y和Z一起被看做‘战后’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作为评论家是个危险人物。你似乎暗示，我们大家都应该替他保守不可告人的成功秘诀，那就是，用三等舱的票坐二等舱旅行——或者说是，如果我刚才的比喻不够清楚的话——迎合读者群中最差的一类人的欣赏情趣——不是指那些酷爱侦探故事的人，上帝保佑他们纯洁的灵魂吧——而是指那些被一点弗洛伊德学说或‘意识流’或别的什么思想以现代方式所震惊，而购买了充满陈词滥调的最糟糕的书的人们——而且他们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今天勇敢的玩世不恭者都是玛丽·科里利的侄女和格伦迪太太的侄子。我们为什么要保守那个可耻的秘密呢？这种共济会式的约束，或者说三神论的约束，算个什么东西？打倒这些假冒的神祇！后来你来告诉我说，如果我攻击一个有影响、受尊敬的作家，我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要受阻，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即使确实存在‘文学生涯’这样的事，而且我仅仅因为骑自己的马走自己的路而不符合作家标准的话，我还是拒绝修改我的作品，一个字都不改。因为，请相信我，任何即将实施的惩罚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让我放弃对快乐的追求，特别是当这种快乐意味着真理的年轻坚实的怀抱之时更不能放弃追求。事实上，生活中没有多少东西能与讽刺的快乐媲美，我常想象，那个虚伪的人读到（他会读到的）那一段并且像我们一样知道那说的是事实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每当我想到这里，总是高兴极了。让我再说几句，如果我不仅忠实地展现了X的内心世界（那不过像交通高峰时段的地铁车站），还展现了他讲话的技巧和姿态的话，那么我敢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读者，都不会从那段让你感到如此惊恐的文字中发现一丝庸俗的痕迹。所以就别让这事再困扰你了。你还要记住，如果你真的因为我这本并无恶意的小书而‘惹上麻烦’，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无论是道义责任还是商业责任。”

        我引用这封信的目的（除了因为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塞巴斯蒂安那种快乐的大男孩般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一直是他最阴郁的故事里划破暴风雨昏暗的一道彩虹）是为了解决一个微妙的问题。一两分钟之后，有血有肉的古德曼先生就要出现了。读者已经知道我多么不赞成那位先生写的书。然而在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谈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权且把快速编纂的东西也称为作品吧）。我是怀着毫无成见之心去找他的；不过现在我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很自然，这肯定会影响到我的描述。同时我又想不清楚，我怎么才能既谈我对古德曼先生的访问，又不涉及古德曼先生的举止（也不涉及），就像我审慎地谈论塞巴斯蒂安的那位大学朋友那样。我能就此打住吗？当古德曼先生读到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理所当然的懊恼而突然脸色大变呢？我研究了塞巴斯蒂安的信，得出的结论是：塞巴斯蒂安·奈特可以允许自己对X先生做那样的事，但不允许我对古德曼先生那样做。塞巴斯蒂安的天才中有一种率真，而我却不可能有；他能做得很巧妙的事，我却只会表现得很粗鲁。因此，我走进古德曼先生的书房时如履薄冰，必须小心翼翼地迈好每一步。

        “请坐，”他说，一面客气地招手，示意我坐到他书桌旁的单人皮沙发上。他衣冠楚楚，尽管绝对带有一种城市人的情趣。他的脸上戴着黑面罩。“你有什么事吗？”他仍然透过面罩上的眼洞窥视着我，手上仍拿着我的名片。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没有传达给他任何信息。塞巴斯蒂安早已改用了他母亲的姓氏。

        我回答：“我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一阵短暂的沉默。

        “让我想一想，”古德曼先生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你指的是已故的塞巴斯蒂安·奈特，那位著名作家吧？”

        “对呀。”我说。

        古德曼先生用食指和拇指摸着脸……我是说他摸着面罩底下的脸……若有所思地从上往下摸。

        “对不起，”他说，“可是你能肯定没弄错吗？”

        “绝对没有。”我回答，并用几句话简要地解释了我与塞巴斯蒂安的关系。

        “啊，是吗？”古德曼先生说，他陷入了沉思，“真是的，真是的，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事。我当然清楚塞巴斯蒂安是在俄国出生长大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忽略了他的姓氏。是啊，现在我明白了……是啊，他的姓应该是俄国人的姓……他的母亲……”

        古德曼先生用好看的白皙手指头敲着吸墨纸簿，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事情已经做了，”他说，“我是说，现在想加上一个……已经太晚了，”他匆忙地接着说，“我很抱歉事先没有调查这件事。这么说你就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啦？哎呀，很高兴见到你。”

        我说：“首先，我想解决一个商务方面的问题。奈特先生的文件，至少是那些关于他的文学职业的文件，非常之乱，我又不太了解具体情况。我还没去见他的出版商，可是我估计其中至少有一个出版社——出版《有趣的山》的那个——已经不存在了。我想，在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之前，最好先和你谈谈。”

        “的确是这样，”古德曼先生说，“事实上，你可能不知道我对奈特的两本书感兴趣，一本是《有趣的山》，另一本是《丢失的财物》。在目前情况下，我最好是告诉你一些细节，我可以写在信里，明天早上派人给你送去，连同我和奈特先生的合同副本。或者我应该称呼他……”，古德曼先生在面罩下笑着，并试着念我们那发着简单的俄语姓氏。

        “我还有一件事，”我接着说，“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书，急需一些信息。也许，你能不能……”

        在我看来，古德曼先生似乎变得僵硬了。然后他咳嗽了一两声，甚至从他那显得很有特色的书桌上的一个小盒子里选出一块黑醋栗润喉止咳糖。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着突然连人带座转了方向，还甩着拴在带子上的眼镜，“咱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我肯定比任何人都了解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可是……哎，你开始写那本书了吗？”

        “没有，”我说。

        “那你就别写了。你必须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截了当。这是老习惯了——也许是坏习惯。你不介意吧？唔，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说呢？……你明白吗，塞巴斯蒂安·奈特不是一个可以称作伟大作家的人……啊，是啊，我知道——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等等——可是对一般公众没有吸引力。我不想说你不能写关于他的书。可以写。但是应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写，让题材有吸引力。否则的话，作品肯定会流于平庸，因为，你要明白，我确实认为塞巴斯蒂安的名气不够大，不能给你想写的这种书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被他脱口说出的这一连串话吓了一跳，我没有说话。古德曼先生接着说：

        “我相信我这样直截了当没有冒犯你。我和你的同父异母哥哥是那么好的哥们儿，你会理解我对这事的感受。我亲爱的先生，你最好是别写，最好是别写。把它留给哪个专业作家去写吧，留给一个了解图书市场的专业作家——他会告诉你，任何人想完成对塞巴斯蒂安的生活和工作的详尽研究（如你所说的），都是在浪费自己和读者的时间。哎，就连某某人写的关于已故的……［他说了一个名人的名字］的那本书，包括那么多照片和复制资料，还卖不出去呢。”

        我谢谢古德曼先生给我提出的劝告，并伸出手去拿帽子。我感到事实证明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我跟踪了虚假的线索。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让他详细讲述他和塞巴斯蒂安是“那么好的哥们儿”时的情况。我现在想，如果我当时请求他讲讲他给塞巴斯蒂安当秘书的事，不知他会如何回答。他很有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把黑面罩交给我，我把面罩放进了口袋，因为我想在别的场合它可能会派上用场。古德曼先生送我到最近的一个玻璃门，我们就在那里分手。我正要下楼的时候，一个看起来精力很充沛的姑娘从后面跑了过来，我先前就注意到她在一间屋子里不紧不慢地打字。她叫我停一下（真奇怪，塞巴斯蒂安那个剑桥大学的朋友也是这样叫我回去的）。

        她说：“我叫海伦·普拉特。你们刚才的谈话我听见了一些，听见了我能听得下去的部分，我有一件小事想问你。克莱尔·毕晓普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想弄清楚一些情况。最近几天我能和你谈谈吗？”

        我肯定地说：可以。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

        “我和奈特先生很熟，”她又说，一面用明亮的圆眼睛看着我。

        “啊，是吗？”我回答，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啊，”她接着说，“他是个让人惊奇的人物，我不妨告诉你，我讨厌古德曼写的关于他的书。”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哪本书呀？”

        “啊，他刚写完的那本。上星期我一直和他一起看校样。哎呀，我得走啦。太谢谢你啦。”

        她一溜烟跑了，而我则慢腾腾地走下楼梯。古德曼先生那又大又软的粉红脸庞活像母牛的乳房，现在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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