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出现在村子中间的马路上，晕晕乎乎，仿佛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多少年，这一刻突然看见一个长大的、正在老掉的自己，站在马路上，一副茫然样子。

        村子少了许多东西，光秃秃的，有点不太像黄沙梁。天空也像少了许多东西，空空荡荡。我顺着马路一边往北走，走过一院拆掉的破房子，站下来看了看，是孟照家的房子，不知他们搬哪去了。太阳就要落地了，还有半房高。这时的太阳就像与我年龄相仿的一个人，面对面站着，手伸过去，能和平射过来的夕阳亲热相握。许多年前我握住过这里的缕缕阳光。我知道每天每天的太阳，从哪几株芦草间升起，又从哪一棵榆树旁落下去。

        空气中黄黄的满是尘土。

        一个人早年跺起的尘土，在他回来时开始慢慢往下落，落在脚下和身上。没碰见一条狗。也没听见狗叫。也没有人人的声音。仿佛一天突然停住。我觉得头有点重，头上像落了许多土。

        应该有一个东西出来迎迎我。哪怕一只鸡、一头驴。可是没有。只有尘土慢慢往下落。太阳落在村外荒野，像一张远走他乡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望得有些伤感。在这样一个黄昏里，我想一个人回来，和一粒尘土落下，是一样大小的事情。

        我记得这条路一直穿过村子通到北边的荒野里。马路将村子分成大致对称的两长溜子，站在沙梁上看黄沙梁村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鸟，随时都可能飞掉。那时候我夜夜梦见自己在村子上空飞。我知道村里的许多人会在梦里飞。我在空中经常遇见他们，脸朝下，叉着腿，脚上穿着布鞋。能看清鞋底的泥巴和土，看见磨烂的鞋帮、从鞋尖破洞里露出的大拇指。

        一到晚上夜空就显得拥挤，地上稀疏地摆着些房子。我们飞起时从没把房子驮到天上去。在天上我们没有房子，所以飞来飞去都原落到村庄里。我知道房子有时在它自己的梦中飞往别处，一样没带上我们。那时一村人在睡梦中，房子飘然而去。一户一户的人，裸躺在地上，星光洒在脸上。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醒来，站起身，惊讶地望着没有一间房子的黄沙梁。

        后来一些新来的人家在沙沟沿盖了一溜矮房子，村子的模样便变成一把镰刀状。路依旧直穿过村子，不知村里人会不会在梦中飞了。我依旧夜夜盘飞在星空，底下是一片一片的荒芜田地。

        谁家的牛圈盖在了路上，把路挤弯了。圈墙是新垒的，又高又显眼。看不见里面的牲口，圈棚很大，伸出墙头的椽子还白生生的，没经过多少日晒雨淋。绕过圈棚这段路也没踏瓷实，满是浮土。我花了好几分钟，才绕过去，一拐过墙角，一条向北的村道出现在眼前，一下我全认出来了——这就是在我梦中出现过多少次的那条村路。事隔二十年，我依旧能指出路两旁每户人家的房子，说出他们每个人的样子。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小冉的摩托车把我扔到村子里便回去了，他说过两天来接我，我不清楚过两天到底是几天，待要问时，路上只剩下一溜子尘土。

        我的头有点晕。中午在老沙湾棉加厂喝了不少酒。小冉是棉加厂会计，他和厂长曾孝义招待了我。吃的是这一带有名的大盘鸡、大盘鱼。

        小饭馆孤零零地立在棉加厂院外的盐碱滩上，也没个店名，饭厅是一小间矮土房子，人进去头离房顶不足半尺，黑油油的碱蒿子围在四周。五年前，曾孝义和他的同乡们在这片荒滩上建起了棉花加工厂。他是这一带有名的“一把手”，他的另一把手建厂时喂机器了。他用剩下的一只左手和我握手，用左手吃菜、划拳、端酒杯，似乎绰绰有余。

        在我三十岁左右的十几年里，老沙湾是我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每次我走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住，再不朝前走一步。我的好几个朋友住在这个村庄里。我经常骑摩托车跑几十公里路到老沙湾喝酒，一喝一整天，晚上晕晕乎乎睡过去，第二天醒了接着再喝。

        每次喝了酒我都要爬到村子北边的沙梁上，远远地望一阵黄沙梁。从这道沙梁上能隐约看见荒野那边的黄沙梁村，那一片矮矮的跟草一般高的土房子，只露出点房顶。天气好时能看见村子上头冒几缕炊烟，像几根枯草似的，弱弱地摇一阵又不见了。看见炊烟我便放心了，说明黄沙梁还在喘气。一个村庄要是很久不冒一股烟，就有可能死掉了。

        我见过几个已经死掉的村庄，啥也没有了，只剩几堵断墙，被风吹得光溜溜，像骨头似的。在一个断墙上还立着一截烟囱，从远处看就像墙上站着一个人。我在这堵墙边站了一阵，墙上的烟道还好好的。我想点一把火，让这个烟囱再冒一股子烟，转了一圈，连一把干草都找不见。啥也没有了。这个死掉的村子在黄沙梁西边的荒野里。没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在黄沙梁时我经常梦见那地方，我被人追着追着一下飞起来，有时落到那些断墙上。地上全是月光，厚厚的像一层一层的锈，我跳下去，月光能没到腰部。有时那地方出现一大片房子，一间连一间，我无意中迈脚进去，推开一扇门，再推开一扇门，越走越深，越走越害伯，我想逃出去飞掉，一伸手臂就碰到房顶。房顶上木头纵横交错，像树根一样。

        我们正喝着酒，进来一群浑身沾满棉花的人。小饭店没有窗户，他们一个接一个进来时，像风中的门一开一合，小饭馆里一下一下地黑了七八次。他们围着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一盘鸡，两瓶沙湾特曲。

        “今年棉花卖得咋样？”曾孝义和那些人很熟悉地打着招呼。

        “嗯，行哩。比去年要好一些。”

        “钱拿上没有？”

        “拿上了。”

        “那就好好喝一场再回去。”

        我低着头听他们说话。那些人全盯着我看。

        “你是刘二吧？”其中一个声音不大地说了一句。

        “我是陈三元，住在你们家房后面。我一进门就认出你了，大模样没变，就是头发掉了些。”

        他笑嘻嘻地望着我，那样子就像找到了他们丢失多年的家畜。我不敢否认，只好老老实实承认。端酒过去挨个跟他们碰了一杯，随口问了几句村子里的事。

        他们全是黄沙梁人。一进门我就认出了他们，只是忘了名字，不知该怎么称呼。以前我知道黄沙梁所有东西的名字，我能一个一个地叫出它们。我还给许多没有名字的东西起名字，自己一个人叫，也不管它们是否答应。后来我几乎忘记了所有东西的名字。出现在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事物本身，活生生的，我把它们的名字丢掉了，却异乎寻常地更熟悉和认识它们。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说出没有名字的东西，它们只是我一个人的。

        “刘二，跟我们回去看看吧。你都二十来年没回过黄沙梁了。搬走了也是你的老家嘛。”

        “你爹早些年还经常赶马车去。”

        “你大哥也经常去。”

        那些黄沙梁人吃饱喝足了临走时又对我说：

        “你们家房子都让冯三住坏了。门楼去年秋天让猪拱倒了。房子就剩下一间，另两间早几年就塌掉了。”

        他们无意间的这几句话让我心里猛地一紧。酒全涌到了头上。

        “小冉，你送我到黄沙梁。我要去看看我们家房子。”那些人走了之后我再没兴致喝酒，身体的某个地方突然不行了，像一堵墙倒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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