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一如既往地走在充满脏话的大街上,心中满是惬意。进了学校门,就是学校人。另一位学校人冯圆气冲冲雄赳赳地把我拉到女厕所,贴着我的耳朵,带着兴奋带着羞涩,小心翼翼地说:
“跟你说,我来月经了!”
我一听这事就来劲,我最喜欢打听人家的隐私,兴奋地只舔嘴唇,赶忙问:
“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她把头低下,咬着嘴唇,说:
“就是晚上嘛,我忽然觉得,那里,好象有东西流出来,我拿手一摸,全是血。搞得我都不敢动了。我又不敢跟我妈说,因为她睡着了。而且,她跟我爸睡在一起。早上吧,我就偷偷拿了一袋卫生巾,垫上了。咋办呢?今天还有体育课!”
我向来是那种正派善良的好学生,一听这话,关系到个人安危,我可不敢怠慢,严肃地说:
“我认为这件事,还是应该跟大人说。首先,你就应该跟体育老师说,她是过来人哪。其次,你一定要跟家长说……”
等我一口气说了五次“一定要跟家长说”之后,她终于不耐烦了,脸上露出了敷衍的表情,伸出五个又粗又短的指头,说:
“听了你一番金玉良言,我已经对月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我一定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战胜月经的。”
蓝鹃和杨非雪也来上厕所,杨非雪亲热地拉着我的手,把我们扯到厕所旁边的芭蕉树下,一点都不羞羞地说:
“我的姑妈来了!”
我连忙问:
“你姑妈好看吧?”
她们一群女生,戳我的头说:
“姑妈就是月经!”
冯圆总算找到了一个同党,赶紧与她交换心得:
“来的时候你有感觉吧?”
“没有喂!”
“我也没有!”
听到她们两个成熟的“女人”,说一些我插不进嘴的私房话,我恐慌地问:
“来月经疼吧?”
她们一个说疼,一个说不疼,听得我更是紧张。但我还是觉得很庆幸,有她们两个带头,我从此就不怕“姑妈”了。因为我既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第一个,那种前无古人的感觉太恐怖了,总觉得自己不太正常,又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好象给后面来“姑妈”的人当了垫背的。最后一个,也觉得自己不正常,看到厕所里散落的卫生巾,说不定还会触景生情,挥泪如雨。
我这个人比较奇怪,生来就对月经有所了解,只是没有料到,过了十二年,才等到了和同学谈论这项事务。
两个发育超前的“女人”走了以后,我和蓝鹃冷了一会儿场,她忽然想起什么,冷不防地说:
“哎,对了,政教处的老师,让你去政教处走一趟。”
晴天哪,霹雳哪!记得一次音乐课,老师见我们太吵,便揪出两个典型,把他们送到了政教处,听说还记了个什么大过,他们两人回来的时候,已经哭得屁滚尿流,据说政教处的梁老师,眉毛从来都是吊着的,他嗓门的分贝比我大十倍,最近我好象没犯什么错误啊!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政教处。
政教处里,两个老师,三双眼睛注视着我(一双是眼镜),百闻不如一见,我终于见到了如雷贯耳的梁老师,男的,很壮。梁老师伸手就塞给我一个16开的蓝皮本本,并告诉我:
“是这样的:以后你就当文明监督员,每天早上七点半,中午一点半以前,就得到校。在后门站岗,拦拦家长,逮逮迟到的,顺便抓一下没带红领巾的。好了,你先去值勤吧。”
小时候,我只要没戴红领巾,就撒泼,连哭带爬连嚷带闹,假装在书包里找红领巾。再假装找妈妈,喃喃地念叨着:“咦?我带了呀,怎么丢了呢?”再梦游似地走出学校,再等着值勤的姐姐哥哥们询问别的同胞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去。但知音好找,机会难求,我这一招,总是换来迟到加没戴红领巾的“罪名”。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些值勤的姐姐哥哥们是多神圣啊!当然,更多的是凶!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与我的死党冯圆杨非雪等人分享时,她们不屑一顾地说:
“哼!连看大门的都不是,还是个看后门的!”
我满心激动地到校门口站岗,享受着同学谄媚的微笑。不多久,有几个自称也是文明监督员的人来了,看他们的个头之小,实在不像。忽然,从值勤本里掉出来几个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四个值勤牌牌,红底黄字,闪闪金光,我的自豪又加了一成。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他们分别是二年级的值勤一号,三年级的值勤二号,四年级的值勤三号,我是四号,五年级的。二号和三号好象是老相好,不顾男女有别,一见面就亲切地扭打起来,目的是不当“猪头”。
他们看我对值勤的事好象一无所知,就自愿当起我的场外指导,意思是说,他们指导,我干活。
由于上一届的文明监督员比较尽责任,把想横穿校园的家长都吓退了,所以,半天也没见一个违规者。
正在我发楞的当儿,忽然听到三号咬牙切齿地一声:
“快逮!”
哦,那是一个身穿红上衣的中年妇女,烫着“波浪头”,正徐徐地向学校走来。这是我的第一次逮人行动,决心“首战告捷”。我鼓足勇气,向右大跨一步,成“大”字形拦在她面前,尽量友好地说:
“阿姨,家长不许进学校!”
那人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竟一点也不畏惧,一脸不耐烦地推开我的手,径直朝校园走去,我忽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景象:四个值勤队员一齐抱住一个家长的腰,气势雄伟,势不可挡。见她越走越远,我赶紧冲上去,抱住她的腰,感觉不太好,她的腰上好象戴了游泳圈,因为腰粗,所以我抱得很困难,那妇女当然左右挣扎,摇摇晃晃,嘴里还念叨着:
“造反了!放手!”
我一个弱女子,要抱住她,不是等于蚂蚁抱树吗?她终于掰开我的手指,骂骂咧咧地走了,走之前,还不忘瞪我一眼。
我刚想追上去同她理论,值勤一号说:
“她是老师!”
果然,几位同学朝她敬队礼。我不禁涨红了脸,没想到第一次值勤,就错拦了老师。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过了一会儿,过来一个女学生,似乎是隔壁高中的女学生。她长得好看,看起来像个好学生,她脚步急促,面露难色,边走边看表,现在的确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唉!救人诚可贵,可不挨老师的骂当然价更高,于是我只好狠下心来,拦在她面前,甜甜地无可奈何地说:
“姐姐,你不能进去!”
那姐姐当然吃了一惊,在地上直蹦,都快哭了,实在憨态可拘,她心急火燎地说:
“哎呀,就让我过一下嘛!”
旁边的值勤一号说:
“就让她过吧,她是我们班周鹏的姐姐。”
我只好放过了她。令我有点愤慨的是,她竟然没跟我握手就走了。
我放过了她,梁老师会不会放过我呢?
那姐姐走了没一分钟,政教处的梁老师就气冲冲地过来了:
“你们怎么看的门?刚才我看见一个高中生跑过去了……你们好好看着,我去前门。”
这时我才意识到前门与后门本质上的不同:首先,样子就有很大的不同。前门金碧辉煌,所有荣誉称号,都挂在前门;而后门,可怜巴巴的一个小铁门,锈迹斑斑,贴满了补习班的招生广告和“今天食堂供餐:珍珠丸子,红烧田鸡……”;其次,来开会的大人物和拍摄校庆的摄影师都从前门走,而后门进出的只是些为了上学不迟到走捷径的高中生,以及马上就要迟到的抄近路的职工。
这时候,我都懒得看值勤一、二、三号了,因为他们肯定和我一样的动作:紧紧地靠在墙壁上,紧紧地咬着下唇,紧紧地低着头。
听完了梁老师长达几分钟的训话,我立刻批评那些值勤者: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拜托拿出点专业精神好不好?”
于是,低年级的小鬼们,只好在我的胁迫下,与我签定了不平等条约:如果碰到男的,就由他们三个一块儿拦,因为男的力气大;如果碰到女的,就我一个人上。
话音未落,就看见一个男的,正大步流星地跨进校门。但我身旁的一二三号,仍没动静,我赶紧推他们一把,可他们仍然紧贴墙壁,头冒虚汗,紧握拳头,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那男人走过,无奈,我只得快步走上去,拦住那中年男子,露出最甜蜜的笑容,说道:
“叔叔,对不起,家长不能进去!”
那叔叔倒挺友好,停下脚步看着我,这时我才看到他的面目是多么恐怖:眼睛虽小,但全部都是红的,我向毛主席保证,这是全世界最红的眼睛。他开口就是一口痰,这痰黄中带绿,绿中带红,彩色斑斓,红色占地面积最大。他的鼻子上还塞了一个纸球,也被血浸红了,他道:
“我从这儿过一下。”
我强忍住恶心,更加卖力地笑着说:
“那也不行,这是学校规定的。”
那人不耐烦了,又吐了一口痰,说:
“我过一下都不行?!”
吃硬不吃软?我只好严肃起来,义正词严地说:
“那也不行,这是学校规定的。”
他只好搔着他已经不剩几根头发的头皮,走了。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瞪了那几个不负责人的值勤者一眼,表示指责。
迟来的预备铃终于响起来。终于可以开始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逮”迟到的人。
这个“逮”字,是有讲究的,不能打草惊蛇,也万不能漏掉一个。一般迟到的人,总是躲躲闪闪,不敢进门,总是躲在门后(因为上课铃打了之后,后面的两扇大门就要关,只留下一道小门,好象给狗通过的小洞),而我们也在门后,所以变得有点像藏猫猫,只有一门之隔,对待这种逃避检查的“亡命之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埋伏”。
我们先派一个人假装回教室,其余三个躲在大门后面,等他一进来,就扑而上。
一号当侦察兵,到门口望一望,只听他低喝一声:
“有‘鱼’啦!”
果真,话没说完,就看到一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胆怯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一看到有“鱼”,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刚才的屈辱已经一扫而空。三号刚才的懦弱,也已经一扫而光,他喜滋滋地阴笑,凶巴巴地问道:
“小孩,几年级的?”
哼,欺软怕硬!这个小孩多可怜啊!看她哭得鼻涕已流三千尺,我实在不忍,弯下腰,很阴森,但我自己以为很亲切地笑问:
“小妹妹,你是几年级几班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这个本子上好吗?”
这招果然见“笑”,她破涕为笑,但鼻涕还是有的,流量也不在少的。她把本子接过去,挺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地写上去。我也没太在意,直到她把本子还给我,我才发现,本子上多了两坨不知名的液固体,有点像果冻。
由于这次“逮”得太顺利,所以不是太有快感,有点扫兴的感觉。远远地,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我兴奋地对部下说:
“实行X计划,预备——卡木拉(开始)!”
所谓“X计划”,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逮”人的“终极必杀技”。
于是,我们全面埋伏,只等那人出现。终于,脚步近了,我喊道:
“三、二、一,出击!”
话一出口,三二一号就不约而同地跳了出来,还有音效:
“当当当,当——,你是几年级的?”
迎面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出去倒垃圾的前辈:门卫爷爷。他与我们这群看门的有所不同的是,他有老伴。据说,他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因为程度差,所以留了五十多级,至今还没有小学毕业。学校看他老实,就派他守后门,他的老伴是守前门的。
幸亏老爷爷饱经风霜,反映不算激烈。只是手里的撮箕掉了下来,口中当然也得念念有词:
“越来越不象话了,连老人都欺负,让……评评理。”
老人家应该是被尊重的,这个时候,我们露出几个讨好专用微笑,是免不了的。
正当我们道歉的当儿,另一个迟到者已经来了。还是条“大鱼”,光就身高而言,就可以断定他起码上了三年级,恕我直言,他长得有点呆头呆脑,像“下岗馒头”,我们几个欣喜若狂地上去把他团团围住:
“你是几年级的?叫什么名字?”
话音未落,那迟到者的妈妈就赶来了。一看她就是那种泼辣型的,一定不好欺负。大概是因为她在更年期,所以看上去随时准备发火,而我们就成了她的导火索。
她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连推带搡地拉着他的儿往教室里走。我一把拉住她说:
“不能进,他迟到了!”
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竟引起这妇女的一堆话:
“什么迟到了?还不到8点呢!门刚关就把我们小孩拽到,什么玩意儿嘛,我找你们校长去!我们小孩还要上课嘞,哪有这样抓人的?什么世道啊……”
只见她不仅声音配得好,面部表情也十分丰富,从刚开始的冤屈,到后来的愤怒,实在使人联想到愈战愈勇。到最后,我们都被训得动都不敢动。
感情脆弱的值勤一号,吓得眼圈都红了,当然更多的是愤怒,更更多的是委屈。
看到自己亲爱的战友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怎么能苟且偷生呢?于是我从幕后走到台前,与劲敌展开了殊死的吵骂:
“本来就是学校规定的嘛!凡是打上课铃之后进来的,都算迟到,而且我们门关了好久了,有本事你去找校长啊!”
我把值勤本塞给了一号,专心致志地和她对吵起来,说不定,“吵架王”就是这样诞生的呢。
那妇人还真来了劲,拿出中年妇女的看家本领,一搡我的肩膀,骂道:
“咋啦咋啦?门一关,就把我们小孩拦到外头,也太不象话了,现在才几点哪?”
我趁她骂得高兴,快速地拉开迟到者的书包,取出一个作业本来,把他的班级姓名记在检查表上,再把书放进书包,干练地说:
“你可以走了!”
登记完了,我们也就无心跟妇女吵架了,看着她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这时,期待已久的上课铃打响了。这意味着我们长达半个小时的值勤任务终于结束了。
刚想回教室,忽然,觉得背后有人影晃动,我喊一声:
“各位稍等,还有人!”
猛一回头,依然是黑色紧身衣,金色小皮靴,“我”来了?
唉呀呀,姑娘我一来就忙着解决公事,先是帮妇女解决生理卫生问题,心理卫生问题,后是帮助政教处的领导解决治安问题,竟然忘了解决个人问题(请不要误会,我有追求者,我没有屎尿),忘记交待龙超毁掉光盘。而神姐又是危险指数极高的人,看来今天我着实不能放她进校,我严肃地拦住她,说:
“同学,你迟到了,不能进校!”
她嬉皮笑脸地龇牙咧嘴,道:
“我昨天晚上闲逛了一夜,感冒了,去打针了。”
我当政二十分钟,还从没见到过这样会耍赖皮的人,我身为“副本”,为有这样的“正本”而感到羞耻。我颦起眉毛,如果我再黑一点,就可以演包青天了:
“针眼呢?给我看看!”
她应对道:
“打在屁股上。”
谁不晓得我强词夺理是出了名了:
“感冒了是吧?咳嗽两声给我听听!”
这时,一二三号已经把我团团围住,二号关切地问:
“组长,没有人迟到没关系,你不用这么……”
三号打断他的话:
“组长,你是不是想逮人想疯了呀?”
哦——我倒吸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一口气:原来她能隐身呀!
说话间,神姐已经向远处的辣椒摊跑去。原来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起码她跑步的姿势比我难看,有点像鸭子,腿翘得老高,小腿打在大腿上,掀起一阵阵灰尘。她拾起一个个尖嘴红辣椒,专程跑到我们面前,把红辣椒对准我们,一阵扫射。
我问:“你干什么?有病!”
她道:“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小龙小凤,我们是穿梭在电子世界中的龙凤双煞!白色的明天等着我们,就是这样——喵!咻——”
卖菜的妇女“呼哧呼哧”地跑过来,逮那忽然出走飘浮在半空中的红辣椒。我敢打赌,今天她同她老公困觉时,一定会讲这桩怪事。
关大铁门的时候,我看到地上一个被踩得稀烂的红辣椒,我忽然发现它很像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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