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30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元,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选出60个左右学生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60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夺金,而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6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30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的6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示,只能急忙跟着浩浩汤汤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尽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20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20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样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脑与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博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6人国家队阵容,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10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放弃理想。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75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鸥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唱的、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对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柳智宇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发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和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现在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止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而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生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想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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