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厢房，它的周围长满了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厢房的房顶已经生锈，烟囱一半已经坍塌，门廊的阶梯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则是田野，中间由一道埋有钉子的医院的灰墙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以及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令人沮丧的、天地难容的景象。在我们这里只有医院和牢房才是这样。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着，就请您沿着通向厢房的那条狭窄的小道走过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推开第一扇门，我们便来到前堂。在这里，墙边、炉子旁边丢着大堆大堆的医院里的破烂：褥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带蓝条子的衬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这些破烂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脏又乱，正在腐烂，散发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气。
看守人尼基塔是一个年老的退伍军人，还戴着褪成了红褐色的军章，他躺在那堆破烂上，牙齿间老是衔着一只烟头。他有一张严肃、枯瘦的脸，眉毛耷拉下来，给这张脸平添了一种草原牧羊犬的神态；他红鼻子，小个子，虽然外表干瘦，青筋嶙嶙，却是器宇轩昂，两只拳头粗壮有力。他属于那种心眼不多、颇受赏识、勤勉可靠、脑子迟钝的人。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安分守己，因此他坚信，有些人是该打的。他打他们的脸、胸口、背脊，碰到哪儿打哪儿。他坚信，不打，这里就要乱了。
往前，您走进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前堂的话，这个房间就是整个厢房。墙壁上涂了一层混浊的浅蓝色的颜料。天花板被烟熏得很黑，就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这里冬天炉子经常冒烟，并且有煤气。窗子从里面钉了一块铁格栅，很难看；地板是灰色的，也没有刨平。酸白菜、灯芯、臭虫、阿摩尼亚，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您一进屋就觉得好像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在地板上。床上坐着或躺着一些人，他们穿着蓝色的病人服，戴着老式的尖顶帽子。这是一些疯子。
这里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是贵族身份，其余都是小市民。靠门的第一个是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红黄色的唇髭闪着亮光，眼睛带着泪痕，用手托着脑袋坐着，老是盯着一个地方。他白天黑夜都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跟人说话，人家问他，他也总是不回答。给他吃东西，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停的咳嗽、他的消瘦和双颊的红晕判断，他正开始害肺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灵活、非常好动的小老头，留着一把尖削的胡子和一头像黑人那样卷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房里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来回踱步，或者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自己床上，并且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口哨，小声地唱歌，嘿嘿地笑。他这种孩子般的欢乐和活泼性格同时也表现在晚上。他起来祈祷上帝，那就是用双拳捶打自己的胸口，用手指抓门。这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一个傻子，他是在二十年前由于自己的制帽作坊被大火烧毁而发疯的。
在六号病房的所有病人中，唯有他一人被允许可以走出病房，甚至可以离开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这种特权他已经享受了很久，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一个老病号，而且是一个安静的、于人无害的傻子，城里给人逗笑的小丑。他在街上被小孩和狗包围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病人服，戴着可笑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赤着脚，甚至没有穿长裤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在院门口或小铺子门口站着乞讨小钱。有的人给他喝点克瓦斯，有的给他一点面包，有的给他个把戈比。这样，他回到病房时，水足饭饱，钱袋满满的。而他带回来的所有东西，马上统统都被尼基塔搜去归自己了。这个兵干得很粗暴，怒冲冲地查翻犹太人的口袋，而且要让上帝做证，他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再让这个犹太人上街，说什么这种不安分的事对他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替别人效劳。他给同伴端水；他们睡着了，就给他们盖被子。他答应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时要给每人一个戈比，并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汤匙喂他左边的一个邻居吃东西，因为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种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在模仿他右边邻居格罗莫夫的做法，是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贵族家庭出身，过去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患被害狂。他要么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要么就从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好像在做保健散步。他很少坐着。他总是处于焦躁、激动、紧张的精神状态，好像在等待某种令人不安的、不明确的东西。哪怕是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院子里有人喊一声，他也会抬起头，立即仔细地倾听：这是不是来抓他的？是不是在找他？这时候，他的脸上便现出极其不安和嫌恶的表情。
我喜欢他那张宽大的高颧骨的脸。他的脸总是那么苍白和不幸，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一个被抗争和长期的恐惧所折磨的灵魂。他的这种苦脸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深刻真实的苦难刻印在他脸上的细纹，却显出了理智和文化修养，眼睛里放射出温暖和健康的光辉。我也喜欢他本人，他谦恭、乐于助人；他对所有人，尼基塔除外，都异常客气。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一把匙子，他都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替人拾起来。每天早晨他都向自己的同伴们道早安；睡觉的时候，则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外，他的疯狂病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每到傍晚，他有时会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上去，他好像在发高烧。他突然站住、瞅着同伴的样子，显然像是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但看来他又想到人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是听不懂他的话，便急躁地摇摇头，继续走来走去。很快，说话的欲望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而占了上风，他便不由自主地说起来，热烈而又激越。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然而不论在他的话里还是声音里都可以听到一种非常好听的东西。他一说话，您就会听出来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他说到人的卑鄙，说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说到将来会在地球上实现的美好的生活，说到每时每刻都使他想起暴虐者的麻木不仁和残忍的铁窗栅。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古老的但又还没有唱完的歌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不连贯的什锦曲了。
十二至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就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他是一个有名望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是四年级的大学生，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这一死，就成了突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一连串灾难的开端。谢尔盖安葬后一个星期，老父亲便因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法庭审判，不久便在监狱医院里因害伤寒病死了。房子和全部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母亲，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
原先父亲在世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收到六十至七十卢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穷。可现在他的生活却一下子改变了。他必须从早到晚去做家教，做抄写工作。就这样还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给母亲做生活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泄气了，身体也吃不消，便丢下大学学业，回家去了。在这里，在城里他托人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了一个教员的职位，可是他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也不喜欢他，很快又丢弃了这个职位。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直到他因病被辞退，他一直在干这个差使。
他甚至在年轻的大学生时代就从来没有给人以健康的印象。他老是生病，瘦弱，经常伤风感冒。他吃得很少，睡眠很坏，喝上一小杯葡萄酒头就晕，他有歇斯底里病。他总想跟人们接近，可是由于他易激动和性格多疑，他跟谁也难亲近，没有朋友。对城里人他总是批评，瞧不起，说他们的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兽性生活既卑鄙又讨厌。他说话是男高音，响亮、激越，不是愤懑、愤怒，就是高兴、惊讶，但永远是真诚的。不管您跟他说什么，他都把您引到一个话题上：在这个城市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他们过的是晦暗的无意义的生活，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需要兴建学校，办方向正确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讲座，团结知识界的力量；需要让社会认识自己，感到震惊。他评判人们的时候，都要涂上浓重的色彩，只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认有任何其他色度。在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卑鄙的人，中间的人是没有的。谈及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充满热情而十分兴奋，可是他却从没有恋爱过一回。
在城里，尽管他的批评意见尖刻和神经质，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称他为万尼亚。他那天生的客气态度、乐于助人的精神、正派的作风、道德上的纯洁，他那穿旧了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和家庭的不幸，都使人产生出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和忧郁的感情。况且，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博学多才，按照城里人的说法，他通晓一切。在城里他就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老待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捋着自己的胡子，翻阅各种杂志和书籍。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书籍，几乎来不及咀嚼就吞下去了。应该认为，读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东西，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都同样贪婪地吞下去。在家里，他总是躺着看书。
有一次，一个秋天的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领子，走在泥泞路上，穿过胡同和后院，到一个小市民家去兑取执行票。像平常早晨一样，他心情不好。在一条胡同里，他碰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他们被四个带枪的护送兵押着。过去伊万·德米特里奇也常遇见过犯人，每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难堪的感情。可是今天，这种相遇却给他留下一种特殊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被戴上镣铐，同样地走过泥泞，被送进监狱。他到那个小市民家去过以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在邮局附近，遇见了一个他认识的警官。警官跟他打招呼，并顺着大街跟他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很可疑。在家里，他一整天都无法把那个犯人和持枪押送兵从脑子里赶走。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恐慌使他不能看书和集中精神。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整夜睡不着觉，老是想到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他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法，而且可以担保将来也永远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做贼；不过，偶然地、无意中地犯罪，不也是容易的吗？难道不可能受诬陷吗？最后，审判方面的错误难道不可能吗？无怪乎自古以来的民间经验教导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在当今的诉讼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可能有的，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些跟别人的忧患有职务上和事务上联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久而久之，由于习惯的势力，往往会使您僵化得即使想做好，也不能不对他们的当事人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这方面，他们同后院屠宰牛羊看不见血的农夫没有任何区别。在用形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态度对待人的情况下，要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权利，判他服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官们因此可以拿到薪水的手续就行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找到什么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把一切暴力都当作合理的、适当的必要手段来对待，既然认为一切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判决，会引起一系列不满和报复情绪的迸发，那么，还去想什么公正性呢，岂不是很可笑吗？
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从床上起来，非常害怕，额上冒着冷汗，已经完全相信自己随时都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沉重的思想那么久都没有离开他，那就是说，其中自有一分道理。那些思想实在不会无缘无故地钻到他脑子里来的。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他窗前走过去，这是不无原因的。瞧，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停下了，并且默不作声。他们为什么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胆，凡是经过窗口或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着是间谍和密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都坐着双马马车在大街上经过，他是从自己近郊的庄园回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次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从而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显而易见，局长急着要去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犯人。只要门铃一响，或者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哆嗦。每逢女房东家里来了新人，他就焦急不安。他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吹口哨，为的是要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一连几夜都没有睡觉，等着被捕，可又装着像熟睡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吁气，为的是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就说明他一定由于良心责备而不安，而这就是最好的罪证。事实和健康的逻辑都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诞无稽的，都是心理作用。如果把事情看得宽一些，不管是被捕还是坐牢，其实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上坦然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智有逻辑地推论，他内心的不安就变得越厉害、越痛苦。这倒和一个隐士的故事很相像：那隐士想在处女林里开辟一小块空地，可是他越是努力地用斧子砍，树林就长得越稠密、越茂盛。伊万·德米特里奇终于认识到这样做的徒劳无益，就索性不再去考虑了，完全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
他开始不与人来往，躲避人们。他对他的职务早先就厌恶，如今则简直无法忍受了。他很怕他什么时候会上当受骗，怕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往他的口袋里塞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是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点差错，类似伪造行为，或者丢了别人的钱等。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灵活和机敏，他每天都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认真地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可是，这样一来，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大大减弱了，他的记忆力也大大地不如从前了。
春天，雪融化了。在墓地附近的一条山谷里发现了两具半腐烂的尸体——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带有因暴力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一直在谈论着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想到他杀了人，就在街上来回走动，脸带笑容。见到熟人的时候，则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并开始表白说，再没有比杀害弱者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更卑劣的罪行了。但是这种虚伪的做法很快就使他厌倦了，他略加思考后便决定，就他现在的处境，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然后又是一夜和第二个白天。可是冷得很，待到天黑，他就悄悄地像小偷一样溜回自己房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站着，一动不动地留心听着，直到天亮。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有几个砌炉匠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提醒他：这是警察装扮成了砌炉匠。他悄悄地离开了住所，充满恐惧，没戴帽子，也没穿外衣，就在大街上跑起来，狗汪汪叫着在后面追赶他。后面的什么地方有个农夫在叫唤，风在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集合在一起了，正在后面追赶着他。
人们把他拦住，将他送回家，并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下文还要提到）吩咐在他的头上放置冰袋，给他服点桂樱水，忧郁地摇摇头就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去妨碍人发疯。由于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不久就被送到医院去，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房里。晚上他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打搅别人，不久又由安德烈·叶菲梅奇决定，转到六号病房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已经把伊万·德米特里奇完全忘记了。他的书被女房东随便堆在敞棚下面的一辆雪橇上，被顽童们陆续地偷光了。
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左边，我已经说过了，住着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右边住着一个农夫，全身脂肪，身体差不多滚圆，有一张呆板的完全没有思想的脸。这是一个不会活动的、贪吃的、肮脏的动物，早已失去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窒息的臭味。
尼基塔在为他打扫时，拳脚相加，用尽全力地揍他。在这里，可怕的并不是他挨揍，这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愚钝的动物挨了毒打却没有反应，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眼睛里没有丝毫表情，只是轻轻地摇晃几下身子，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大桶。
六号病房里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号，是一个小市民，以前他做过邮政局的拣信员，是一个又矮又瘦的金发男子，生一张善良的但又带点滑头的脸。根据他那双闪现着明亮快活的光芒、聪明而又安详的眼睛来判断，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愉快的秘密：在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藏着什么东西，他不给任何人看。这倒不是怕被人抢去或偷走，而是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着同伴，低下头把什么东西戴在自己的胸口。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走到他跟前去，他就会感到很难为情，把东西又从胸口扯下来。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难。
“您祝贺我吧，”他常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被授予带星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星的二级勋章是只授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愿意破例地给了我。”他微笑着说，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这，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忧郁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迟早会得到什么吗？”这位过去的拣信员接着说，狡猾地眯着眼睛，“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士的‘北极星’。这是值得去奔忙的勋章，一个白十字，加一条黑丝带。那是非常漂亮的。”
大概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厢房里那么单调了。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夫之外，病人都到前堂的一个很大的双耳木桶里洗脸，再用病人服的衣襟擦脸，然后他们就用锡制的茶杯喝茶。茶是尼基塔从医院的主楼里提过来的，每个人发给一杯。中午他们喝酸菜汤和稀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稀粥。其他的空时间都躺着睡觉，望窗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每天都是这样。就连过去的拣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在六号病房里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收新的疯人了。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多。每隔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到这个厢房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塔怎样帮助他干这件事，以及这个笑嘻嘻的酒鬼理发师每次出现时病人们又是怎样的慌乱，我就不去描述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没有来看过这个病房。病人们注定白天黑夜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不过，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传播着一种相当奇怪的风闻。
风传医生开始常到六号病房去。
奇怪的传闻！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从某一点上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还很年轻的时候非常信神，曾准备献身宗教事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以后，打算进一所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位医学博士兼外科医生，刻薄地嘲笑他，并断然宣布：若是他去当教士，他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事，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次地承认过，他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适合于研究医学或一般的专门科学。
不管怎样，他在医科毕业后，并没有出家去当教士，他也没有信教的表现，他当初和现在都是从医，不大像宗教界的人士。
他外表笨重、粗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本城任职时，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糟透了：病房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难于喘气。医院里的杂役、助理护士及他们的孩子们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他们抱怨这里没法生活，因为蟑螂、臭虫和老鼠太多。在外科病房里丹毒从没绝迹。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温度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土豆。总管、女管理员、医生都向病人勒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生。据说他似乎私下里卖过酒精，还与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有私通，情妇成群。城里人都非常清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甚至还添油加醋，但是大家对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些人为其辩解说，躺在医院里的都是些小市民和农夫，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家里住比医院里还要糟糕得多。总不能拿松鸡去喂他们吧！另一些人则辩白说：地方自治局不给资助，单靠城市本身，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医院，谢天谢地，医院虽然不好，也总还算有一个。而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郊区都没有开办诊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一个医院了。
巡视完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作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按他的看法，可以做到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走，医院关门。但是他考虑到，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愿是办不成这件事的，而且这样办了也没有用。就算把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干净的人赶出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还会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应该等他们自我消失。况且，既然人们开了这个医院，允许它在这里存在，那就是说，它是需要的，各种偏见和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慢慢地它们也会转化成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像肥料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件美好的东西在其刚开始的时候不带一点污秽物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任职后，对这些乌七八糟的现象显然相当冷漠。他只要求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添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管、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等，都没有变动。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理性和正直，可是要他在自己身边建立有理性的和正直的生活，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也不大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力。下命令、禁止、坚持，他实在不会，就好像他起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给我！”或“拿来！”是很困难的。他想吃东西的时候，总是犹豫地咳嗽一声，然后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要他对总管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把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撤销了——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受到欺骗或受到奉承，或者人家送来假单据让他签字时，他的脸会涨得像龙虾一样红，感到于心有愧，但他还是签了字。每当病人抱怨他们吃不饱，或者助理护士态度粗暴时，他都会很尴尬，抱歉地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大概这里有误会……”
开始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每天从早晨到午饭时都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还接生。妇女们都说他工作认真，诊断很准确，特别是妇科和小儿科的病。但是，渐渐地由于工作单调乏味并且显然徒劳无益，他显然厌倦了。你今天接待三十个病人，明天你瞧，增加到了三十五个，后天则是四十个了。照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但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减少，病人还是不断地来。从早晨到午饭时要给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看病，体力上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这不能不是欺骗。简单地推算一下，一年接待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至于把重病号送进病房，按科学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虽有，科学却无。如果丢开哲学议论，像其他医生一样，学究式地依据规则办事，那么，首先就需要清洁和通风，而不是到处肮脏；要健康的饮食，而不是臭酸菜汤；需要好的医务助理，而不是小偷。
是啊，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合理的结局，又何必去阻拦人们死呢？即使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十年，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的在于药物能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问一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首先，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人类要是真的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就会把宗教和哲学完全抛掉。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人类不仅在其中找到了避免各种倒霉事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在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在床上瘫了好几年。为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什娜就不能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毫无内容，如果再没有痛苦的话，就是完全空虚，跟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推论压倒了，十分沮丧，已不再天天都到医院里去了。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通常是早晨八点钟起床，穿衣服和喝茶，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来看书或者到医院去。在这里，在医院里，门诊的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就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鞋在砖砌的地板上踩得咯咯响。一些瘦弱的穿着病服的病人也从这里通过，死尸和盛着脏东西的器皿也从这里抬过去。孩子们在哭，吹来一阵阵过堂风。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病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来说，是很难受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他遇见了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是一个矮胖子，胖胖的脸刮得很亮，洗得干干净净，举止温和、平稳，穿一件新的宽大的衣服。他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一名枢密官。在城里他有很大的私人业务。他打着一个白领结，自认比那些没有私人行医业务的医生更内行。在候诊室一个角落的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还有一盏笨重的神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罩着白布套，墙上挂着大主教的像，斯维亚托戈尔修道院的风景画和干矢车菊花圈。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也喜欢华丽场面，圣像是他出资安置的。每逢星期日，他都指定一个病人去候诊室里朗诵赞美歌。朗诵完了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提着手提香炉，摇动它，使神香散出来，走遍所有病房。
病人很多，时间却很少。因此，医疗工作也就局限于问几句病情，发一点类似清凉油、蓖麻油之类的药品。安德烈·叶菲梅奇坐着，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自己的小手，偶尔也插上一句话。
“我们之所以贫病交加，”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一见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当他必须让小孩张开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却大哭大闹，用小手挡住时，耳朵里的闹声就会使他头晕，眼睛里涌出泪水来。这时他就急忙地给开个药方，摆摆手，叫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门诊时，病人的胆怯和头脑不清，身边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来对病人不断地问过多少次的那些问题，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后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医士去接待。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自己很久都没有私人行医了，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了。因此，他一回到家，马上就在书房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而且总是很高兴，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购书上。他的住所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房间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读这本书时，他总是从后面读起。他看书，总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也不感到累。他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领会，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书的旁边总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时放一块腌黄瓜或渍苹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每半个小时，他就眼睛不离书，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也不看，只是用手摸到黄瓜并咬下一小块。
到下午三点钟，他才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嗽一声，说道：
“达留什卡，给我开饭怎么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完一顿相当差的、不干不净的饭以后，就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钟敲响了四点钟，然后是五点钟，可是他还在踱步，还在想事。偶尔厨房门嘎吱一声，达留什卡那张睡眼惺忪的红脸从门缝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没到点……”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会儿……我要再等一会儿……”
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照例就来了。他是全城中安德烈·叶菲梅奇唯一不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以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主，曾在骑兵军里服役，后来破产了，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工作了。他精力充沛，很健康，留着白色漂亮的连鬓胡子，彬彬有礼，嗓门洪亮而又好听。他心地善良，多情善感，但脾气暴躁。每当邮政局里有顾客提出异议，不同意他的意见，或者要进行说理的时候，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脸红脖子粗，全身发颤，大声喊道：“闭嘴！”因此，邮政局早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单位，人们到这里来都心惊胆战。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尊敬和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是因为他有学问，精神高尚。可是他对小市民的态度则很高傲，就像对自己的部下一样。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家时说，“您好，我亲爱的！您恐怕讨厌我了吧，对吗？”
“相反，我很高兴，”医生回答说，“我什么时候见到您都很高兴。”
两个朋友就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坐下来，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给我们拿啤酒来好吗？”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喝了第一杯酒，仍然没有说话。医生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显出高兴快活的神情，仿佛有什么非常有趣的事要说似的。谈话总是由医生先开始的。
“真可惜，”他慢吞吞地轻声地说，摇摇头，眼睛并没有看着他的朋友（他从来不直视人家），“真是太可惜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们城里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喜欢聪明而有趣地谈谈话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贫困。甚至知识分子也跳不出庸俗！我向您保证，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小声地接着说，声音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最崇高的人类智慧的精神表现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没有意义的。智慧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智慧乃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诚然，我们有书籍，但是这跟活生生的谈话和交际是根本不同的。要是您允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正确。”
又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带着不无哀伤的表情，用一只拳头支着脸，站在门口，想听听他们的谈话。
“唉！”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叹了一口气，“您要求现在的人有智慧，休想！”
他谈到过去的生活如何健康、快活和有意义。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多么聪明，他们使人格和友谊具有了崇高的概念。借给别人钱不要借据。对贫困的同伴不肯伸出支援的手则被看作是可耻。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和作战又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伙伴，什么样的女人！而高加索——是多么惊人的地方！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穿一身军官服装，每天傍晚一个人骑马到山上去，也没有向导。据说她跟山村里的一个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妈呀……”达留什卡感叹道。
“那时的人又是怎样喝酒，怎样吃饭的啊！那时又有什么样的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但没有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心事。
“我常常梦见聪明人，并与他们交谈，”他突然打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给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强迫我当了医生。我觉得，假如我当时不听从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运动的中心了。我大概已经是一个大学的教师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不过，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智慧抱有偏爱。生活是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里。事实上，他从不存在到有了生命，并不是他自己做主的，而是某种偶然性使然……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不跟他说，或者是说些荒唐话。他去敲人家的门，人家却不给他开门。死神来找他，那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因此，就像监狱里被共同的不幸联结着的人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会感到轻松一些。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凑到一起，交换交换自己骄傲而自由的思想，这样消磨时间，就不觉得自己是在陷阱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是不可取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正面看着自己的交谈者，继续讲关于聪明人的事，讲他和他们的谈话。他说话很轻，有时也停顿一下。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仔细地听着他讲，表示同意地说：“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一句。
“不，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尽管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永远不会死。我在想，哎哟，老家伙，也该死了！而我的灵魂里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别相信，您不会死！……”
九点钟一过，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要告辞了。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后，他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荒凉的地方来了！最恼恨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死在这里。唉……”
送走朋友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桌边坐下来，又开始看书。傍晚和后来的夜晚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干扰。时间仿佛停住了，同看书的医生一起呆然不动，而且除了书和带绿灯罩的灯以外，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医生的那张粗糙的、农夫一样的脸表现出一种非常感动的笑容和在人类智慧运动面前的喜悦。“啊，为什么人不能长生不死呢？”他在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会说话，能自我感觉和有天才呢？而这一切岂不都注定要埋进土里，最后与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又是几百万年，无意义也无目的地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吗？只为了冷却，然后再去旋转，根本不需要把人及其崇高的、近似神的智慧从不存在中引出来，然后又好像开玩笑似的把他变成黏土。”
“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不朽的代用品来安慰自己是何等的怯懦啊！自然界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类的愚蠢还要低级，因为不管怎么样，愚蠢中还有意识和意志，而在上述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尊严多于恐惧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身体将会活在青草里、石头里、癞蛤蟆身上……在新陈代谢中看到自己的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把珍贵的提琴砸碎没用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将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便把身子向圈椅背上靠一靠，闭上眼睛，思考一会儿，不由得在刚从书上读到的美好思想的影响下，回眸一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他厌恶，还是不去回忆为妙，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正随着冷却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同医生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不洁中受苦。也许，有的人睡不了觉，正在同蚊虫作战；有的人正在受丹毒的传染，或者由于绷带扎得太紧而在呻吟。也许病人们正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总有一万二千人上当受骗。所有医院里的事情都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盗窃、争吵、毁谤、徇私舞弊上面，建立在粗野的招摇撞骗上面。医院仍旧是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端有害。他知道尼基塔在六号病房的铁栅栏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去乞讨。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上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曾以为医学不久就会遭到与炼金术、玄学同样的命运。而现在，每当他晚上看书，医学却使他感动，使他惊奇，甚至兴奋。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就连将来无法做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做了。地方自治局的普通医生都能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剖腹手术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至于结石病，那已被看作是小事一桩了，甚至已没有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可以根治了，而遗传学理论、催眠学、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学疗法等——与过去相比，简直就是整个的厄尔布鲁士。现在不再给疯子头上泼冷水了，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已用人道的态度对待疯子，甚至像报纸上说的，为他们举办舞会和演出。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像六号病房这样糟糕的情形也许只有在离铁路二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这个小城的市长和所有的自治会的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是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他们也会相信医生，不会有半点儿批评。要是在别的地方，社会公众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得粉碎了。
“那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自问道，睁开了眼睛，“由此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了防腐方法，有了科赫，有了巴斯德，也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人开舞会和演出，仍旧没有给他们自由，就是说，还是胡诌和徒劳无益。在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们的医院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是悲哀和一种类似嫉妒的东西却不允许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因为他疲倦了的缘故。那沉甸甸的脑袋向书本垂了下去，他就用双手托住脸，以便舒服一点。他想道：
“我在为有害的事业服务，并从被我欺骗的人那里领取薪水，我不诚实。可是，须知，我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必然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城的官员都是有害的人，都白白拿薪水……也就是说，我不诚实并不能怪我，而是要怪时代……如果我晚降生二百年，我就成为另一个人了。”
当时钟敲了三次时，他吹灭了灯，走进卧室，但他不想睡。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忽然慷慨起来，决定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津贴，为城市医院扩充医务人员使用，直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为止。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甚至不到三十岁，高个子，黑头发，高颧骨，小眼睛。大概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进城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还带来一个年轻的丑女人，他称她是自己的女厨子。这个女人有一个正在喂奶的孩子。平时，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穿一双高筒皮鞋，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檐帽，冬天则穿一件短羊皮袄。他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以及会计交成了好朋友，而对其他职员却不知为什么称为贵族，而且躲开他们。他整个住宅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的最新处方》。他去出诊的时候，手里总是带着这本书。每到傍晚他都到俱乐部去打台球。纸牌他不喜欢玩。谈话时他最喜欢用的词是：无聊的拖延、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一星期去医院两次，查病房和在门诊室诊病。医院里根本没有防腐剂，放血用抽血缶。这一切都使他愤懑，但他也不使用新的方法，害怕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认为自己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老滑头，怀疑他有很多财产，暗地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了他的职位。
三月底，一个春天的黄昏，地上已经没有积雪了，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歌唱。医生送朋友邮政局长出了大门，正好在院子里碰上了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别人给他的施舍品回来了。他没有戴帽子，一双赤脚上穿着低腰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施舍物。
“给我一个戈比吧！”他微笑着对医生说，身体冻得发抖。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糕啊，”他想，一边瞧着犹太人的赤脚和又红又瘦的脚踝，“都湿啦。”
于是他心里引起一种既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跟在犹太人后面走进了厢房，时而看着他的秃顶，时而看着他的脚踝。医生进来时，尼基塔便从破烂堆上跳下来，立正站着。
“您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给那个犹太人一双靴子才好，难道不是吗？不然他会着凉的。”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管。”
“好吧，您就用我的名义去请求好了。就说是我要求的。”
从前堂到病房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床上躺着，他用胳膊肘支起身体，惊恐地倾听着陌生人的声音。他突然认出是医生，气得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满脸凶狠、通红，眼睛凸出，跳到病房的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喊叫，并哈哈笑起来，“终于来了！先生们，我祝贺你们。医生赏光，拜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道，并跺起脚来。病房里还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怒气若狂，“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便宜他了！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后，便从前堂探头向病房里看，温和地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声嚷道，带着威胁的姿态走到他跟前来，又赶忙把衣服裹紧，“为什么？您是贼！”他嫌恶地说，好像要向他啐口痰似的努起嘴来，“骗子，刽子手！”
“请您安静一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歉地笑了笑，“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其他，您大概说得太夸张了。我知道，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您安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要生气？”
“那您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但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无知，不能辨别疯子和健康的人。为什么我和这些人就应该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被关在这里呢？您、医士、总管，所有你们这些医院里的坏蛋，在道德方面都要比我们不知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呢？合理吗？”
“这与道德和合理性不相干。一切取决于机遇。谁被关了起来，谁就得待在这里；谁若是没有被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里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合理性可言，只不过是毫无缘由的凑巧罢了。”
“这种胡说八道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闷声闷气地说，在自己的床上坐下来。
尼基塔不敢当着医生的面去搜莫依谢依卡的身。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小块一小块面包、碎纸片、小骨头摊开放在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战，用犹太话说起来，说得很快，像唱歌似的。他大概在幻想他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不能。”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这种权利。您想想吧，就算我把您放了出去，这对您又有啥好处呢？您走出去，城里人或警察会把您抓住，又送回来的。”
“是的，是的，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擦了擦自己的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音、他的年轻聪明的面容及其怪相。他想对这个年轻人表示一点亲热，安慰安慰他。他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来，想了想，说道：
“您问我怎么办？就您的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走。但是，很可惜，这也没用。人家会逮住您。社会要求防范罪人、精神病人和一般使人难堪的人。这是不可阻止的。您现在只能是：安下心来，认定待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任何人都不要待的地方。”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该有人关在里面。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第三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当监狱和疯人院都不再存在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栅了，不会再有这种病人服了。当然，这样的时代迟早会到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了一下。
“您是在开玩笑吧，”他说，眯缝着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可以放心，阁下，美好的时代是要到来的！让我用粗俗的话来表达一下我的意见，您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的，真理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将在街上庆祝节日！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去，不过总有人的子孙会等到的。我将用自己的整个灵魂祝贺他们，我会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吧！让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发亮的眼睛站起来，把手伸向窗口，继续激动地说：
“我从这铁格栅的窗户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真高兴！”
“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高兴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动作像在演戏，不过他也很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将不再存在，真理也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但是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自然界的规律也照样存在，人们还会像现在那样生病、衰老、死亡。不管将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到头来您还是要躺进棺材里，钉上钉子，扔进坑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别提啦！”
“您不相信，可我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在伏尔泰的作品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们就会把它想出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也迟早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满意地微笑着，“您相信，这很好。有了这样的信心，就是被囚禁在四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活。您以前大概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上过大学，但没有毕业。”
“您是一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不论在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极力想弄懂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和对世界的无谓纷扰的完全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还从来不知道有比这更高的幸福。而您却能享有这样的幸福，尽管您生活在三道铁格栅里。第奥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的第奥根尼是个糊涂虫。”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给我讲什么第奥根尼呢！讲什么理解生活呢？”他忽然生气了，跳了下来，“我爱生活，强烈地爱！我患了被迫害狂，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也充满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想得要命！”
他激动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声音说：
“每当我幻想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我听得见说话声和音乐，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散步，在海岸上走，我是那么热切地渴望无谓的奔忙和操心……那么，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外面怎么样？”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情况，还是一般的情况呢？”
“那您就先给我讲讲城里的情况吧，然后再讲一般的。”
“好吧。城里难受而又无聊……找不到说话的人，也没有人听你说话。没有新人。不过，最近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生。”
“我还活着，他就来了。他怎么样？粗野吗？”
“是的，他不是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大城市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况，那里挺活跃，就是说，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从他们那里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些让人看不上眼的人。真是不幸的城市！”
“是的，是个不幸的城市！”伊万·德米特里奇叹口气，笑了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况又怎么样？报纸上和杂志上都写些什么呢？”
病房里已经黑了。医生站起来，站着讲国外和俄罗斯报刊上写的东西，现在有些什么思潮。伊万·德米特里奇留心听着，提出一些问题。可是他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抱住头，背对着医生，躺在床上。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再别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暴地说，“您走开吧！”
“这是为啥呢？”
“我跟您说：您走开！干吗还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穿过前堂时，他说：
“这里要打扫一下才好，尼基塔……气味难闻极了！”
“是，老爷。”
“一个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想，走回自己的住所去，“自从我在这里住下来后，好像这是第一个能够谈得来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当关心的事。”
不论是看书，还是后来躺下睡觉时，他都老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一醒来，他便回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聪明而又有趣的人，并决定一有机会便再去看他一次。
伊万·德米特里奇还是像昨天一样的姿势躺着，双手抱住脑袋，缩着腿，看不见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觉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枉费心机，您别想从我这里再听到一个字。”
“真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有点难为情地小声说，“昨天我们谈得挺投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忽然生气了，立刻就中断了谈话……也许是我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吧？或者是可能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欠起身来说，并以嘲讽和恐惧的眼光看着医生。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当密探、去打听，而在这里您可是无所作为。我从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古怪的幻想！”医生笑一笑说，“就是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是密探还是医生，您反正是受命来探听我的——这反正都是一回事。”
“哎哟，请让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一个……怪物！”
医生在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带着责备意味地摇摇头。
“不过！假定您的话是对的，”他说，“假定我是暗中套您的话，以便把您交给警察局，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或监狱里难道会比这里更糟吗？就算您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更糟吗？我认为，不会更糟……那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显然，这些话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坐下来了。
下午四点多钟，通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都在自己家里各个书房里走来走去，而达留什卡则会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间没有。外面风和日丽，是晴朗的天气。
“我吃过午饭便来溜达溜达，您瞧，就走到您这里来了。”医生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什么月份？是三月？”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
“是的，现在是三月末了。”
“外面很脏吧？”
“不！不太脏。花园里已经走出小道了。”
“现在要是能坐上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走倒是挺不错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好像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回家去，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个正派的大夫来治一治头痛病……我好久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而这里却糟透了，真叫人无法忍受！”
自从昨天受刺激之后，他疲倦了，显得没精打采，也不大想说话了。他的手指在发抖，而且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很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房也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宁静和满足不在于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这是什么意思？”
“平常的人从身外之物，即从马车和书房里去寻找好的或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则是在自己内心里寻找这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里挺暖和，而且到处充满酸橙的气味，而这里的气候不适合于这种哲学。我这是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是跟您吗？”
“是的，您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没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热了。躺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就行了。但是，他要是有机会到莫斯科住，那他就别说是十二月份，就是五月份来，也会要求住到房间里去。恐怕他会被冻得卷起来了。”
“不，寒冷也和一般所有疼痛一样，可以不感觉到。马可·奥勒留说过，‘疼痛是一种关于疼痛的活生生的概念：用意志力可以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停止诉苦，疼痛就会消失。’这话有道理。圣人，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们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
“就是说，我是个白痴，因为我痛苦，我不满足，我对人的卑鄙感到惊奇。”
“您这就不对了。如果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所有那些使我们激动的外在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应该努力去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皱起眉头说，“内在，外在……对不起，这我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了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的血和神经创造了我，对了，先生。而人的机体组织若是有生命的话，它对一切刺激就会有所反应。我就有反应！我痛，我就用叫喊和泪水来回答。对卑鄙，我就愤怒；对污浊，我就憎恶。说实在话，我认为，只有这才叫生活。机体越是低级，它的敏感性也就越差，从而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感受就越敏感，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医生，却不懂这些小事！为了能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什么都不感到惊奇，那就得落到——瞧，那样的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指了指那个肥胖得满身脂肪的农夫说，“或者是，在苦难中把自己折磨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行。对不起，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慨地继续说，“这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不会讲道理。”
“相反，您辩论得很出色。”
“您模仿的斯多葛派，曾经是很出色的一些人。不过，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而且将来也不能前进了。因为这种学说不符合实际，没有生命力。它只能在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一些成绩，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鼓吹对财富冷漠、对舒适的生活冷漠、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为这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享有过财富，也没有享受过舒适的生活。而蔑视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丧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的感觉构成的。这些感觉就是全部生活。人可以感到生活苦恼，憎恨生活，可是不会蔑视生活。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什么前途。从开天辟地到今天，正如您看到的，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是与日俱增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突然失去了思路，停下来，懊丧地揉搓着额头。
“我本想说些重要的话，可是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我想说的是：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您看，这就是说，斯多葛派人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作出舍己为人的慷慨行为，就需要有愤慨和同情的灵魂。在这个监狱里我已把我以前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忘掉了，否则我还能想起一些别的事情来。比如，基督又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回报是：哭泣、微笑、伤心、发怒，甚至难过。他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苦难，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辈子离开他。”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
“即使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他说，“即使人需要蔑视痛苦，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奇，可是您又有什么理由来宣传这个呢？您是圣人？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每个人都应当宣传这个道理，因为这是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谈论什么理解、蔑视痛苦等等呢？难道您什么时候受过苦吗？您懂得什么叫痛苦吗？请问：孩提时您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讨厌体罚的。”
“我父亲却是非常残忍地鞭打过我。我父亲是个严厉的、害了痔疮的文官，他鼻子长，黄脖子。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您一生都没有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没有打过您。您结实得像头牛。您在您的父亲保护下长大，由他教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取到了这个薪水很高而又清闲的职务。您二十多年都住着不花钱的房子，还有暖气，有灯光，有佣人，而且您有权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甚至可以什么也不干。您秉性是个懒惰、疲沓的人，因此您尽力把您的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打搅您，可以坐着不动。您把事情都交给医士和其他恶棍去办，您自己则坐在温暖清静的地方攒钱、看书，为了自我消遣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高尚的琐事。而且（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生的红鼻子），还喝酒。一句话，您并没有见过生活，您完全不知道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生活。您蔑视苦难，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都是根据一种很简单的理由：所谓一切皆空啦，内在外在啦——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懒汉的哲学。例如，您看见一个农夫在打老婆，会说，何必去干预呢？就让他打吧，反正他们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所凌辱的并不是被打的人，而是打人者自己。酗酒是愚蠢的，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喝酒是死，不喝酒也是死。一个女人来找你，说她头痛……嘿，那又有什么呢？疼痛乃是关于疼痛的一个概念而已，何况人生在世是免不了有病痛的，大家都总是要死的。所以，娘儿们，你们走开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请教如何生活，怎么办。换了别人，在回答之前还想一想，而您的回答却早就准备好了：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个玄妙的‘真正的幸福’又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有回答的。我们在这里被关在铁格栅里，受长期监禁的痛苦，长期受折磨，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好便当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又清清白白，并且还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是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起来，“您蔑视痛苦，可是要是您的手指头让门夹一下，您恐怕就会大喊大叫起来了。”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笑笑。
“那当然！不过您瞧着吧，要是您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或厚颜无耻的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番，而且您也知道，他这样做了还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您就明白您要别人去理解生活和寻找什么真正的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话很新颖，”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高兴地笑笑，搓搓手，“您那种对归纳和总结的爱好我也很喜欢，并且使我惊讶。刚才承蒙您对我的性格所说的一席话，简直是太精彩了。说实在话，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巨大的乐趣。好了，我已经听过了您的话，现在请您费神也听听我说几句吧……”
这次谈话又继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很明显，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每天都到厢房里去，他每天早晨和午饭后到那里去，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谈话。开始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些害怕，怀疑他有什么不良居心，公开表示对他的不友好；后来习惯了，对他从不客气的态度转变为宽容的讥诮的态度。
很快医院里便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经常去拜访六号病房。不论是医士、尼基塔和助理护士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为什么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们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为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在家里常常见不到他，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达留什卡也很难办，因为现在医生不按一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连午饭也耽误了。
有一次，这是在六月末，霍博托夫医生有点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家里没见到他，就到院子里去找，人家告诉他，说老医生到精神病人那里去了。霍博托夫便到厢房里去，站在前堂，听见了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到一块儿，您要我信您的信仰，那也办不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慨地说，“您完全不了解现实生活，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只是像吸血虫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我却从生下来那天起至今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更高明，更在行。用不着您来教训我。”
“我根本没有要求您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小声说，并为对方不愿意理解他而表示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了苦而我却没有受苦。痛苦和快乐都是暂时的，别去管它们。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能够思考和推断的人。因此，尽管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这一点就使我们一致起来了。我的朋友，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讨厌那种普遍的狂热、平庸和迟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个聪明人，我很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缝，朝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歪扭着脸，全身发颤，抽搐地裹紧身上的衣服。医生坐在那里，垂着头，一动不动，满脸通红，一副忧伤的束手无策的样子。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了一下，与尼基塔相互看了一眼。尼基塔也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和医士一起到厢房里来了，他们俩站在前堂偷听。
“我们的老大爷好像完全不正常了！”霍博托夫说，离开了厢房。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穿着华丽衣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感叹道，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说实在话，敬爱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的！”
这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现周围有一种神秘的气氛。那些杂役、助理护士和病人碰见他的时候，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过去他常常在医院花园里高兴地碰见总管的女儿小姑娘玛莎，而现在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她不知为什么却躲开他。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听他说话后，也不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莫名其妙地腼腆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并且若有所思地、悲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很客气的人，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种种暗示，时而对他讲起一个营长，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时而又谈到他团里的一个神甫，也说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两个人都由于喝酒，生病了，可是戒酒以后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也来看他三四回，也是劝他戒酒，并且显然是无缘无故地建议他服用溴化钾。
八月，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一封市长的信，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请他去一趟。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厅，在那里他看见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很胖的、淡黄色头发的先生，据介绍，他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发音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里。他是顺路路过此城的。
“这里有一份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的申请书，”待大家都打过招呼在桌子边坐下来时，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刚才说，我们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搬去，但是主要问题是厢房也要修理了。”
“是的，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后说，“不过，如果要把拐角上那个厢房改做药房用的话，我想至少得花五百卢布。这是非生产性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十年前就已呈报过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用平静的声调继续说，“照目前这个样子，这所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超过了它的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立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与现在不同。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职位方面开支太多了。我想，用另一种办法，这些钱可以维持两个标准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一种办法来吧！”市参议员兴致勃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给地方自治局办理。”
“好嘛，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他们会贪污的。”浅黄色头发的医生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的无神的目光看了一眼浅黄色头发的医生，说道：
“应当做到公正才对。”
又是沉默。茶送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军事长官感到很窘，隔着桌子碰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大夫，您把我们全忘了。不过，您是修道士，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一定觉得挺没意思吧。”
大家都谈到，一个正派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最近俱乐部的一次舞会上，来了将近二十个女士，而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都聚集在小卖部旁边，或者就是玩牌。安德烈·叶菲梅奇任何人也不看，小声地、慢慢地说：很可惜，城里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精力，把自己的心灵和智慧浪费在玩牌和搬弄是非上面，而不愿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享受智慧提供的快乐。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了不起的，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低级。霍博托夫认真地听着自己同事的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淡黄色头发的医生就以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堂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他的智力委员会。他回想起了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脸红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生中第一次痛苦地为医学感到惋惜。
“我的天啊，”他想起了那些医生刚才怎样考他的情形，“须知，他们不久前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还会如此愚昧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很生气。
当天晚上，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来到他的家。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问候，直接走到他的跟前，捉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真诚的好意，承认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说话，继续激动地说，“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有教养，您的心灵高尚。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则的限制，有责任向您隐瞒真情，但是我却要像军人那样对您说真话。您有病！请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周围的人早已发现了。如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医生对我说了，为了有益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一下，散散心去。完全正确！很好！过几天我就要去度假，出去换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照往常那样，我们一块儿去。”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您允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下书本，丢下达留什卡，丢下啤酒，断然破坏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到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始就使他觉得既古怪又荒唐。但是他想起了市政厅的那次谈话和从市政厅出来回家时的那种沉重的心情，于是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那些把自己看作疯子的蠢人，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您到底想到哪儿去呢？”他问道。
“到莫斯科去，到彼得堡去，到华沙去……在华沙我曾度过了我生活中最幸福的五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城市啊！我们去吧，我亲爱的！”
一星期之后，人们便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去休养一下，也就是叫他提出辞呈。对这一切他都漠然处之。再过了一星期，他与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已经坐在邮车上，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去了。天气凉爽、明朗，蔚蓝色的天空，远处一览无余。离火车站有二百俄里远路程，他们坐马车走了两天，路上歇了两夜。每当驿站上给他们送茶时用不干不净的杯子，或者是套马车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脸红脖子粗地抖动着全身，喊道：“住嘴，不许狡辩！”而坐在马车上时，则片刻不停地说话，讲他当时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故事，有过多少遭际，多少奇遇啊！他说话声音很响，同时还瞪着奇怪的眼睛，令人觉得，他是在说谎？另外，他讲话时，直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吐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弄得医生很尴尬，妨碍他思考，使他无法集中精神。
在火车上，他们为了节省，乘的是三等车，坐在一个不许吸烟的车厢里。乘客有一半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很快就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了。从一个座位到另一个座位，大声地说，大家不该在这种糟糕透顶的铁道上旅行，这完全是骗人的勾当！要是骑马旅行，那就完全不同了：一天走上一百俄里，然后您还会感到全身有劲，精神充沛。至于我们的收成不好，那完全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的水被排干了。总之，一切都非常混乱。他的劲头来了，说话很大声，不让别人开口。这种混杂着大喊大笑和手舞足蹈的没完没了的扯淡，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很腻烦。
“我们两人中谁是疯子呢？”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让旅客不安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这里的所有人都聪明和有趣，从而不让人有片刻安宁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穿上不带肩章的军服和镶有红丝绦的裤子。他戴着军帽，穿上军大衣在街上走时，士兵们都向他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在原来从贵族阶级承继下来的所有东西中，把一切好的都丢掉，只留下坏的了。他喜欢别人伺候，甚至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一样。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且他也看见了，可是他还是要对人叫嚷把火柴给他拿来。有清洁女工在，他也不难为情地穿着一条内裤衩走来走去。他对一切仆人，哪怕是老人，都一律称呼“你”。他生气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傻瓜。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在摆贵族派头，可是很恶劣。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首先是领朋友到伊文斯卡娅教堂去。他热心祈祷、磕头、流泪，完了后，深深地吁口气说：
“即使您不信神，但祈祷一下，好像心里会安稳一些。您吻圣像吧，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好意思，也吻了圣像。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努起嘴唇，摇摇头，小声祈祷，眼睛里又流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在那里参观了皇炮和皇钟，甚至用手指摸了摸。他们又欣赏了一下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午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看菜单看了很久，捋着连鬓胡子，用一种在饭店就像在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吻说：
“我们倒要瞧瞧，你们今天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医生游览、参观，吃了、喝了，可是只有一种感觉：对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恼恨。他很想离开这个朋友，休息一会儿，躲开他，藏起来。而这个朋友却认为，不让医生离开他一步，尽量想办法让他消遣，乃是他的责任。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天。他朋友说，这样的话他也要留下来，着实也该休息一下了，否则两条腿也坚持不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紧咬着牙齿，听着他朋友热烈地对他肯定说，法国迟早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许多骗子；单凭外表，不可能看出马的优点。医生的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起来，心搏过速，可是出于客气，他又不便叫他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亏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在房间里也坐得无聊了。他吃过饭便出去散步去了。
剩下单独一个人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进入了休息的感觉。意识到一个人在房间里长沙发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是多么愉快啊！没有孤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背叛上帝，大概就是因为他想孤独，而天使们是不知道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想思考一下最近几天来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可是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却总是不离开他的脑际。
“不过要知道，他之所以休假陪我出来是出于友情，由于慷慨，”医生懊恼地想，“但再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了。要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好心的、大度的快活人，可是却很无聊，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总是说一些聪明、好听的话，但你却总觉得他们是蠢笨的人。”
在后来的几天里，安德烈·叶菲梅奇都推说有病，没有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把脸对着靠背。朋友要用谈话来给他解闷，他就烦；而朋友不来的时候，他却能休息。他生自己的气，因为跑出来旅行；他也生朋友的气，因为他的废话越来越多，越来越随便，他怎么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境界。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对我的严厉斥责。”他想道，为自己的小气而生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将来我回到家，一切就会和从前一样……”
在彼得堡也仍旧是那样。他整天不出门，躺在长沙发上，只是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一直急于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们干吗要到那里去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吧，您就让我回家吧！我求您了！”
“这可无论如何都不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不同意地说，“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城市啊！在那里我曾度过了我生活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己见的性格，不得已又到华沙去了。在华沙他也没有出过旅馆房间的门，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也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老是听不懂俄语。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则照样那么健康，精力充沛，非常高兴。他从早到晚都不回旅馆住宿。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地方过夜，大清早才回来，情绪十分激动，满脸通红，头发蓬乱。在房间里他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来回踱步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嘟哝些什么，后来他站住说：
“名誉是首要的！”
他又踱步一会儿，然后双手捧着脑袋，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名誉第一！真该死，我当初怎么会想到要来游历这个巴比伦呢！我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鄙视我吧，我赌钱输了！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取出了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了朋友。他的朋友由于害臊和气恼仍然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地发了一个不必要的誓，戴上帽子就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一屁股坐在圈椅里，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说：
“总算保住了名誉！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想待了。都是骗子！都是奥地利奸细！”
两个朋友回到故乡城市时，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铺上了厚厚的雪。霍博托夫医生已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住宅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住所。那个被他称作“女厨子”的丑女人则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医院里又有新的流言传遍了全城。据说，那个丑女人跟总管吵了架，总管好像曾跪在她的面前求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出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胆怯地对他说，“原谅我冒昧问一句：您手里还有多少钱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不安地说，没听懂医生的话，“我问您总共有多少财产？”
“我已经跟您说了，八十六个卢布……此外我一无所有了。”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一贯把医生看作是正直的高尚的人，但仍旧有点怀疑，认为他至少也有两万卢布的存款，而现在才知道，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穷光蛋，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流下了眼泪，并拥抱了自己的朋友。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户的小房子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不算厨房，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窗户朝外的房间医生居住，达留什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就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女房东的情夫，一个醉醺醺的庄稼汉有时也来这里过夜。他晚上大吵大闹，弄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坐在厨房里，要吃要喝酒，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医生出于怜悯心，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们领到自己的房间里，安排他们睡在地板上。这样，他也得到很大的满足。
跟往常一样，他八点钟起床，喝过茶后便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书。也许是由于旧书，也许是由于改变了环境，书已不像从前那样引人入胜了，看书使他感到累了。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他把自己的书编制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在书脊上贴上小张藏书条。这种机械的细致而又耐心的工作他觉得比看书还更有趣。这种单调的费神的工作不知不觉地使他的思想也慢慢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甚至在厨房里坐一坐，跟达留什卡一块儿削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得很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靠墙边站着，眯缝着眼睛，听着圣歌，想想父亲、母亲，想想大学、宗教。心里既平静，亦忧伤，然后走出教堂，并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太快了。
他到医院里去看望过伊万·德米特里奇两次，想跟他谈谈话，但这两次伊万·德米特里奇都情绪非常激动、恼怒；他请医生不要来打搅他，因为他早就对医生的废话感到讨厌了，并且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该死的坏蛋们要求一个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一点他们也拒绝吗？这两次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并祝他晚安时，他都没有好气地说：“你见鬼去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去看望他，可是他还是想去。
以前，吃完午饭后的那一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都是在书房里踱步、思考。而现在，从吃完午饭到喝晚茶为止，他都躺在长沙发上，脸朝靠背，尽想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他总觉得很委屈：自己做了二十多年的事，却不给他发养老金，也没有发一次性的补贴金。诚然，他工作得不勤恳，但是要知道，不论勤恳的还是不勤恳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律都领了养老金。当今的公平正好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并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才干，而是一般地根据服务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服务而颁发的。为什么就他一个人该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走过小铺子，看见女房东就觉得害臊。他已经欠了人家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了，也欠女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悄悄地在卖旧衣服和旧书，并向女房东撒谎说，医生很快就能收到很多的钱。
他恨自己在旅行中花掉了他所积蓄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现在多有用处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人们不让他过安静的日子。霍博托夫有时也来看望自己这个有病的同事，认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对他十分反感：肥胖的脸，令人不快的、傲慢的口气，“同事”这个词，以及那双高筒皮鞋。最反感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并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治病，每回来访都给他带来溴化钾药水和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朋友，为他消烦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时，都做出很随便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并要他相信今天他的气色很好，多谢上帝，情况有好转。其实从这些话里反倒可以作出结论：他朋友的情况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把在华沙借的钱还清，心头还压着沉重的羞愧，很紧张，因此他尽量大声地笑，把故事讲得更可笑一些。他的笑话和故事如今更显得讲不完了。这不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十分难受的。
有他在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是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齿听着。他的心头堆积着一层沉渣，他朋友每一次拜访之后，就感到这层沉渣堆得更高了，好像就要冒到喉咙了。
为了压住这些琐碎的感触，他就赶快想道：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早晚反正都是要死的，甚至不会在自然界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一个什么精灵在地球旁边的空中飞过，这个精灵看到的只会是黏土和光秃秃的峭壁，什么文化、道德准则——一切都会消失，连一根牛蒡也不会长出来。至于在小铺老板面前觉得羞臊，微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
可是这样的作想也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了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而穿着高筒皮鞋的霍博托夫或者紧张地大笑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从光秃秃的峭壁后面出现了，甚至可以听见后者那羞涩的低语：“至于华沙的债，亲爱的，最近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有一次，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午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恰巧，这时霍博托夫也带着溴化钾药水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困难地爬起来，坐着，两只胳膊支在沙发上。
“我亲爱的，今天，”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开始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真行，真的，您真行！”
“您是到了该康复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了个哈欠，“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大概您自己也讨厌了吧？”
“我们会康复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高兴地说，“我们会再活一百年！一定！”
“一百年不一百年，再活二十年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泄气……这病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哈哈大笑起来，并拍了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我们到高加索去，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从高加索回来的时候，瞧着吧，恐怕还要举办一次结婚典礼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调皮地眨眨眼睛，“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突然觉得那沉渣就要冒到喉咙里来了，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在说庸俗的话吗？”
他本想温和而又有礼貌地继续说下去的，可他却违心地突然攥紧拳头，并伸到头顶上去。
“别来烦我了！”他喊道，嗓音都变了，满脸通红，全身发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看着他，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害怕了。
“两人都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蠢材！傻瓜！我既不需要你们的友情，也不需要您的药，傻瓜！庸俗！卑鄙！”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非常狼狈，互相看了一眼，向后退到门口，走到前堂去。安德烈·叶菲梅奇一手抓起那瓶溴化钾，朝他们身后扔了过去，砰的一声，药水瓶打在门槛上炸了。
“滚蛋！”他用哭泣的声音喊道，跑到前堂，“滚！”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高烧似的，全身哆嗦，躺在长沙发上，久久地重复着说：
“蠢材！傻瓜！”
等他平静下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可怜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现在大概是羞愧不堪，心里非常难受。这一切非常可怕。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智慧和分寸感都到哪里去了呢？对事物的理解啦，哲学上的冷漠啦，都哪里去了呢？
医生由于羞愧和对自己的恼恨，整夜不能入睡。早晨十点钟便到邮政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已经过去了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叹口气说，他很感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谁再提旧事，谁就眼睛瞎掉。留巴甫舍！”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全体邮局人员和顾客都震颤了一下，“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妇女喊道，她正通过铁格栅，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他继续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您就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了揉自己的膝部，然后说：
“我根本没想要生您的气。疾病是无情的，我明白。昨天您的病发作，把医生和我都吓了一跳。后来我们谈了很久关于您的事，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请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率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低声地说，“您生活在非常不利的环境里，又挤又肮脏，没有人照料您，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医生都全心全意地恳求您，请您听听我们的忠告：住院去吧！那里有保健食品，有人护理，有医生治疗。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虽然没有礼貌，但他医术高明，我们完全可以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要为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现的泪水感动了。
“尊敬的，您不要相信，”他小声地说，把手放在胸口上，“您不要相信他！这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因为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聪明的人，而他却是一个疯子。我没有任何病，只不过我掉进了一个魔圈里，走不出来了。我现在一切都不在乎了，我准备承受一切。”
“住院去吧，亲爱的。”
“我一切都不在乎了，哪怕是一个坑，我也会跳下去。”
“亲爱的，答应我，您得一切都听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我答应。不过我得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掉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一切东西，哪怕是朋友的真诚关心，都只会引向一个目标：我的死亡。我正在走向死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您会康复的。”
“何必还要说这些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生气地说，“很少有人在生命结束时不经受像我现在的情况的。当有人告诉您，说您的肾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于是您便开始治病，或者有人对您说您是疯子或罪犯，总之一句话，当人们忽然注意您，那么，您便知道，您已经掉进魔圈里了，再也出不来了。您竭力想逃出来，却反而陷得更深，那您就认输吧，因为任何人类力量也已挽救不了您了。我是这样觉得的。”
这当儿窗户旁边已挤满了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为了不妨碍别人工作，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再一次要他许诺，并送他到门口。
同一天傍晚前，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筒皮鞋也出人意料地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他用一种好像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口气说：
“我是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会诊呢，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以为霍博托夫是要他出去散散心、解解闷，或者真的是让他去赚点钱，便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去了。他很高兴有机会把他昨天的过失冲淡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甚至提都不提，显然是原谅了他。这个没有教养的人竟有这样的委婉态度，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里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看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朝那个住着疯子的厢房走去。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说话。他们走进厢房，尼基塔照例地跳下来，立正站着。
“这里有个病人，他的两侧肺发生了并发症。”霍博托夫和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起走进病房，小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去取一下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天黑下来了，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自己的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瘫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嘴唇不停地颤动，小声地哭泣。那个肥胖的农夫和从前的拣信员在睡觉，一片静寂。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也没有来。尼基塔抱着一身病人服和不知是谁的衬衣、拖鞋，走进病房里来了。
“请您穿上这衣服，老爷，”他小声地说，“这是您的床，请到这边来，”他指着那张空床，补充了一句。显然这是刚搬进来不久的一张床，“不要紧，上帝保佑您，您会康复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尼基塔指着的那张床边，坐下来。他看见尼基塔还站在那里等着，便脱光身上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衣却很长。病人服有一种熏鱼味。
“您会康复的，上帝保佑您。”尼基塔再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起来抱在一起，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带上。
“反正都一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不好意思地把病人服的衣襟掩上，觉得穿上这新换的衣服像个罪犯，“反正都一样……礼服、制服和这身病人服，反正都是一样……”
可是我的表呢？那放在侧面衣兜里的笔记本呢？纸烟呢？尼基塔把我的衣服拿到哪里去了呢？现在，也许他到死也不会有机会穿他的长裤、背心和高筒靴了。所有这些，开始时他觉得奇怪，甚至不理解。安德烈·叶菲梅奇到现在还相信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这个六号病房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诞、虚无。但同时他却手发抖、脚冰凉，一想到一会儿伊万·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见他也穿着病人服，就不由得害怕起来。他站起来，走一走，又坐下。
他就这样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感到厌烦极了。在这里难道能度过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几年都住下去吗？瞧，他已经坐了一阵子，走了一阵子，现在又坐下了。他还可以到窗口看看，然后又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可是再以后呢，怎么样？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一样老坐着、思考吗？不，这样总不行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马上又坐起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于是便觉得整个脸都有熏鱼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他说，困惑莫解地摊开双手，“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有误会……”
这时伊万·德米特里奇醒了。他坐起来，两只拳头支住腮帮子，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医生。看样子，开始时他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很快他那睡眼惺忪的脸就显出了恶意的和讥讽的神情。
“啊哈，亲爱的，您也被关在这里了！”他眯缝着一只眼睛，用睡意蒙眬的沙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而现在别人要吸您的血了。太妙了！”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使他害怕，他耸耸肩膀，再说一遍，“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吐了一口痰又躺下了。
“该诅咒的生活！”他说，“真是既可悲又可气。要知道，这种生活不是以苦难得到补偿而结束，不是像戏剧里那样，受到公众的赞扬而结束，而是一死了事。然后来几个医院的杂役，拉着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也没关系……到时候我要从那个世界再到这里来显灵，吓唬这些败类。我要把他们吓得头发变白。”
莫依谢依卡回来了。他一见到医生，就伸出手来。
“给我一个戈比！”他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口，望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了。一轮冷冷的、发红的月亮从右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距离医院围墙不远，不超过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很高的白房子，外边由石墙围着。这就是监狱。
“瞧，那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感到很害怕。
那月亮，那监狱，那围墙上的钉子，那远处烧骨场上腾起的火焰，一切都非常可怕。身后则听见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人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星章和勋章，微笑着，调皮地眨着一只眼睛。这也显得非常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劝导自己说，在月亮和监狱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精神健康的人也戴勋章。世上的一切迟早都会腐烂，变成黏土。可是他忽然感到非常绝望，两手抓住铁格栅，使劲地摇撼它，坚固的铁格栅却一动也不动。
后来，为了不至于感到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来。
“我的精神垮了，我亲爱的，”他小声说，全身发颤，擦了擦冷汗，“我精神垮了。”
“您可以谈谈哲学。”伊万·德米特里奇讥讽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对了……有一次您说俄罗斯没有哲学，可是大家都在谈哲学，甚至小人物也在谈。不过，要知道，小人物谈哲学，对谁都没害处。”安德烈·叶菲梅奇用一种好像要哭出来让别人同情的声音说，“但为什么，亲爱的，您要幸灾乐祸地笑呢？如果小人物不满意，他怎么能不发议论呢？一个像神那样聪明的、有教养的、骄傲的、爱好自由的人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到一个肮脏、愚昧的小城市里去当医生，一辈子就跟拔血缶、蚂蟥、芥子膏打交道！简直是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您如果不愿意当医生，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做什么都不行。我们软弱，亲爱的……过去我蔑视一切，议论起来眉飞色舞，但是一旦生活不客气地碰撞我一下，我就泄气了……我们意志消沉……我们软弱，我们是没用的东西……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善良的热情，可是刚刚进入生活就疲倦了，生病了……我们软弱，软弱啊！”
除了害怕和屈辱感外，随着黄昏的来临，还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折磨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终于他明白了：他很想喝酒和抽烟。
“我要出去一下，我亲爱的，”他说，“我去叫他们在这儿点上灯……这样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边，打开门，可是尼基塔立即跳了下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要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到睡觉的时间了。”
“我只要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一走！”安德烈·叶菲梅奇惊慌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允许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塔把门关上，用背抵住了门。
“可是，即使我出去一下，对谁又有什么损害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耸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塔，我要出去！”他用发颤的声音说，“我要出去！”
“别捣乱，这可不好！”尼基塔用教训的口气说。
“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喊道，并跳下床来，“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们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上好像说得很清楚，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这是专横！”
“当然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叫喊声的鼓励下说道，“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他没有权利！我对你说，你放我出去！”
“你听见没有，愚笨的畜生？”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声喊道，并用拳头敲门，“开门，不然我就把门砸了！残忍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叫道，气得浑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塔在门后说，“你就说吧！”
“至少你得去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叫来！就说是我请他来的……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的。”
“他们永远不会放我们出去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接着说，“我们会在这里被折磨死的！噢，主啊……难道在阴间真的没有地狱，这些恶棍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里呢？开门，恶棍！我要闷死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并使劲地敲门，“我要把你的脑袋砸碎！杀人犯！”
尼基塔快速地打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暴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拳头，朝他的脸上打去。安德烈·叶菲梅奇只觉得一股强烈的带咸味的浪潮从脑袋上盖了过来，把他推到床边。他的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大概是牙齿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去，挥动双手，并抓住了什么人的床架。这时他感觉到尼基塔朝他背上抡了两拳。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喊了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后来一切便安静了。稀疏的月光透过铁格栅照了进来，在地板上印下了像网一样的影子，很可怕。安德烈·叶菲梅奇躺着，屏住呼吸。他惊恐地等着被再打一顿。就好像有一个人拿着镰刀，刺在他身上，并在他的胸中和肠子里搅动了几下，他痛得咬住枕头，咬紧牙关。突然，他头脑里在混乱中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令人难于忍受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子一样的人们，若干年来大概天天都在受这样的痛苦。而这种事他怎么会二十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呢？他不知道痛苦，没有痛苦的概念，就是说，他并没有过失，不过他那跟尼基塔一样固执和粗暴的良心却使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冰凉了。他想跳起来使尽全身的劲大叫一声，立即去杀死尼基塔，然后杀死霍博托夫、总管、医士，最后杀死自己。可是他的胸中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双脚也不听使唤。他喘不过气来，扯着胸前的病人服和衬衣，把它们撕碎，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鸣，全身都感到不舒服。他想起昨天的软弱，并不觉得害臊。他昨天胆怯，连月亮也害怕，并且诚实地说出了以前自己没有料到会有的思想和感情，例如说小人物爱谈哲学是由于不满。不过现在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地躺着，也不说话。
“我反正都一样了，”他们问他话的时候他暗自想道，“我不打算回答……我反正一样了。”
午饭后，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来了，给他带了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一磅果冻。达留什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足足一个小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呆板而悲痛的表情。霍博托夫医生也来看他了，他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并交代尼基塔在病室里烧点什么东西，熏一熏。
临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由于中风死了。开始时他感到剧烈的寒颤和恶心，好像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穿透他的全身，甚至通到他的手指头，从胃里往上冒，一直涌进脑袋里，注满了眼睛和耳朵。眼睛里呈现出一片绿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到了，想起了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以及千百万人都相信的永生不死。可是万一真有永生不死呢？不过，他并不想永生不死，他的这个想法不过是一闪而过罢了。他昨天看书时从书上看到的一群非常美丽、轻盈的鹿，现在突然在他面前跑过去。后来一个农妇伸出手，把一封挂号信交给他……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说了些什么。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便永远地昏迷了。
来了几个杂役，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里，他躺在桌子上，眼睛仍然睁着。夜晚的月亮照耀着他。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面对雕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虔诚地作了祈祷，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阖上了。
过了一天，安德烈·叶菲梅奇被埋葬了。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和达留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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