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莲卡是退休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她坐在院子里的门廊上，在想事。苍蝇纠缠不休地叮着人，十分令人讨厌。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天很快就要黑了。堆黑色的云雨正从东方推移过来，并从那里吹来一股潮湿的空气。

        库金，一个剧院的班主、“季沃里”游乐场的老板（他就住在这个院子的一个厢房里）正站在院子的中央，望着天空。

        “又要！”他懊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是故意跟我作对！这是要我上吊，这是要我破产！每天都要赔上可怕的一笔钱！”

        他双手一拍，继续对奥莲卡说：

        “您瞧，奥丽加·谢苗诺夫娜，这就是我们所过的日子。我真要大哭一场！尽管你不停地工作，尽心尽力、夜不能寐，总想把工作干得更好一些，可结果又怎么样呢？首先，观众是没有礼貌的野蛮人，我想给他们一些优秀的小歌剧、幻梦剧、最好的演唱家，但是，他们难道需要这些吗？他们难道看得懂吗？他们需要粗俗的表演！给他们一些鄙俗的东西就行了。其次，您就看看这天气吧，几乎是天天晚上下雨，从五月九日开始下，后来就连续不停地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六月，简直可怕！观众一个也不来，可是戏院的租金我还不得照样付？演员的工资不也得照样发吗？”

        第二天傍晚，乌云又逼近了。库金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说：

        “那又怎么样呢？要下就下呗！就把整个花园灌满水吧，把我也淹死吧！让我这辈子和下辈子都倒霉吧！让演员们把我送交法庭吧！法庭算得了什么？干脆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去好了！干脆送我上断头台好了！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一样……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着库金的话，有时热泪盈眶。终于，库金的不幸感动了她，她爱上他了。他又小又瘦，脸色蜡黄，鬓发向两边分开，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一说话就撇嘴。他总是灰心失望的样子，但他还是引起了她对他的真正的深厚的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她就不行。以前她爱她的爸爸，现在他有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坐在圈椅上，呼吸困难。她爱过自己的姑妈，她姑妈常常是隔两年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早一点，她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爱过自己的法语教师。她是一个娴静的、心地善良的、富有怜悯心的小姐，目光温顺而柔和，身体很健康。她那胖胖的玫瑰色的脸蛋儿，她那长有一颗黑痣的柔软而又白净的脖子，她那一听到什么开心事就在脸上绽开的善良而又天真的笑容，男人要是看见了，就会想道：“是的，真不错……”并且也会微笑起来。那些做客的太太们呢，则情不自禁地常常在谈话中间忽然拉住她的手，满心高兴地说：

        “宝贝儿！”

        她从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住在城边茨冈区这所房子里。它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把这房子登记在她的名下。每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的奏乐，爆竹噼啪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自己的命运作战，而进攻他的主要敌人是冷漠的观众。她的心甜蜜地屏息了，因此她无法入睡。当早晨他回到家里时，她就轻轻地敲敲自己卧室的窗户，透过窗帘只对他现出她的脸和一个肩膀，温柔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便结婚了。等他好好地看清了她的脖子和丰满健康的肩膀，便双手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是幸福的，可是他结婚那天和后来整个晚上都下雨，灰心失望的表情一直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失。

        婚后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她管卖票，照料游乐场的日常事务，记账，发工资。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她那可爱、天真、灿烂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口里，时而在后台，时而在小卖部里闪现。她还常常对自己的熟人说，世界上最出色、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就是戏院，而且只有在戏院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和有人道精神。

        “但是他们懂得这些吗？”她说，“他们只要看粗俗的表演！昨天我们上演了改编过的，几乎全部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和我给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就相信好了，剧院准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将上演《俄尔浦斯在地狱》，您就来看吧。”

        关于剧院和演员，库金说什么，她都重复一遍。她也和库金一样，瞧不起观众，因为观众对艺术冷漠，无知。彩排的事她也干预，去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们的行为。遇到地方报纸对剧院有不满意的评论时，她就哭鼻子，然后到编辑部去解释。

        演员们喜欢她，称她为“万尼奇卡和我”，或“宝贝儿”。她同情演员，有时借点钱给他们。要是她偶尔受了骗，她也不告诉她丈夫，而是自己偷偷地哭一会儿。

        冬天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把本地剧院整个冬天都租了下来，然后短期地或者出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出让给魔术师，或者出让给本地的业余爱好者演出。奥莲卡长胖了，她心满意足，满面红光；而库金则瘦了，黄了，他抱怨亏蚀太多，尽管整个冬天的生意并不坏。天天晚上他都咳嗽。她就用马林果和菩提树花煮水给他喝，用香水给他擦身，拿柔软的披巾把他裹起来。

        “你多么让我心疼！”她十分诚恳地说，一面抚平他的头发，“你真是我心爱的人！”

        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期，他到莫斯科去请剧团。没有他她就睡不着觉，老坐在窗口望着星星。这时她就把自己比作母鸡，当公鸡不在窝时，母鸡也是整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要耽搁一段时间，写信说，要到复活节才能回来。信里还交代了“季沃里”的几件事。可是在受难节的前一个星期，忽然深夜响起了不祥的敲门声。有人使劲敲门，就像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没有睡醒的厨娘光着脚踏着水泥地，跑去开门。

        “劳驾，开门！”有人在门后用喑哑的男低音说，“有你们的电报！”

        奥莲卡过去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现在她不知为什么，愣住了。她用发颤的手拆开电报，读到如下的内容：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天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何何安葬请吉示。

        “何何安葬”——电报里就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个更不能懂的“吉”字。下面是歌剧团导演的签字。

        “我的亲人呀！”奥莲卡放声痛哭起来，“万尼奇卡，我亲爱的！为什么我以前会与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并爱上你啊？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啊？……”

        星期二库金被安葬在莫斯科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就回到家，刚踏进自己的房间，就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声音大得连邻院都听得见。

        “宝贝儿啊！”邻居们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亲爱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妈呀，多么难过！”

        三个月后的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回家，还在服丧期间，她十分悲伤。正好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是从教堂回家，与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戴一顶草帽，穿着带有金链子的白色坎肩。他的样子像是地主，而不像商人。

        “一切事情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他带一种同情的语调庄重地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也是上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开一点，多忍受一点才对。”

        他把她送到围墙门口，向她道了别就往前走了。这之后，她整天都听见他的庄重的声音，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他的黑胡子。她很喜欢他。看来，她给他也留下了印象，因为不久后就有一位她不大熟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这位太太刚在桌边坐下，就立即谈起普斯托瓦洛夫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可靠的人，并且说，所有的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愿意嫁给他。过了三天，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拜访来了。他坐的时间不长，不过十分钟，而且说话也很少，但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整宿都没有睡着，浑身发热，像得了热病似的。第二天她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很快就商定了婚事，随后便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与奥莲卡结婚后，生活过得很好。通常他在木材厂里上班，直到吃午饭，然后出去办事。这时奥莲卡就代替他坐在办公室里，记账，出卖货物，直到傍晚。

        “如今木材年年都涨价，每年涨百分之二十。”她对顾客和熟人说，“请主宽恕我们吧，过去我们卖的是本地木材，如今呢，瓦西奇卡每年都得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要多少运费啊！”她说，现出害怕的样子，用双手捂住了脸，“要多少运费啊！”

        她觉得，她好像已经做了很久很久的木材生意了，生活中最重要、最不可少的就是木材，什么长方木、原木、薄木板、薄木包板、板条、毛板……这些词在她听来都有一种亲切的、动人的东西。每天晚上她睡觉的时候，都梦见堆积如山的木板和薄木板，梦见一长串看不到尽头的大车载着木材运到城外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她还梦见一大批高十二俄尺、宽五俄寸的原木竖着移到木材场去，打起架来了，于是原木、长方木、毛板彼此碰撞着，发出干木材的沉闷的声音，全都倒了下去，然后又都竖了起来，相互重叠起来。奥莲卡在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便温存地对她说：

        “奥莲卡，你怎么啦，亲爱的？在胸前画个十字吧。”

        丈夫有什么思想，她也就有什么思想。如果丈夫认为房间里热，或者认为现在生意变得清淡了，那么她也是这样认为。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节日都待在家里，她也同样待在家里。

        “你们总是待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熟人对她说，“宝贝儿，你们应该去看戏，或者去看看马戏。”

        “我和瓦西奇卡没有工夫去剧院，”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要工作的人，顾不上这些琐事，看戏有啥好处呢？”

        每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都去做彻夜祈祷，节日便去做晨祷。他们双双从教堂出来回家时，总是带着深受感动的面容，从他们俩身上发出一股好闻的气味，她那绸子的连衣裙也发出愉快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吃馅饼。每天中午，在院子里，在大门外的街上都可以闻到红菜汤、烧羊肉，或烤鸭的香甜气味。在斋戒日就有鱼的气味，谁经过他们家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则总是荼炊滚沸，他们招待顾客们喝茶，吃小面包圈。夫妇每星期去澡堂一次，两人肩并肩回来的时候，脸色绯红。

        “没有什么，我们过得很好，”奥莲卡对熟人说，“感谢上帝，但愿所有的人都过得像瓦西奇卡一样好。”

        每当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买木材时，她就感到寂寞，非常想他，彻夜不眠、哭泣。斯米尔宁，一个部队的兽医，年轻人，就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晚上来看她，跟她聊天、打牌，给她消愁解闷。特别有趣的是，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手了，因为她背叛了他，现在他还恨她，他每月给她寄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赡养费。奥莲卡听到这些，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好吧，让上帝保佑您，”跟他告别时她对他说，并拿着蜡烛送他下楼梯，“谢谢您来给我解闷了。愿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总是学着丈夫的样子，表现得十分庄重，十分谨慎。兽医已经走到楼下门外，她还喊住他说：

        “要知道，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该跟您的妻子言归于好，哪怕是为了儿子，您也要原谅她！……不要怕，小家伙一切都会明白的。”

        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后，她就小声地把兽医和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告诉他。他们两人都叹气、摇头，并谈论那小孩，说他一定想他的父亲。后来，由于发生了某种奇怪的思想流向，两人都到圣像面前去磕头，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孩子。

        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就这样恩恩爱爱，十分和谐、平静、和睦地过了六年。可是，您瞧，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木材场喝了热茶，没戴帽子就出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给他请了最好的医生治疗，可是病没有治好，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于是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我亲爱的人，你把我丢给谁啊？”丈夫安葬后，她号啕痛哭道，“没有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女人现在怎么活下去啊？善良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吧……”

        她穿着黑色衣服，缀上丧章，决定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她深居简出，只是有时到教堂或丈夫的坟墓上去。她跟修女一样待在家里。直到过了六个月以后，她才拿下白丧章，打开护窗板。有时可以看见她早晨跟自己的厨娘一块儿到集市上去买食品。不过现在她在家里如何生活，她家里有什么事，就只能靠猜测了。比方有猜测说，常看见她在自己花园里跟兽医一起喝茶，他给她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新闻；又说她在邮局碰见一个熟识的太太，她对那位太太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许多病流行。常常听人说，人们是由于喝牛奶得病的，从马和牛那里传染来的病。实质上，对家畜的健康应像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视才对。”

        她重述了兽医的思想。而且现在对一切事情的见解，她都跟他一样了。显然，要是不依恋一个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要是别人这样做，准会受到指责，不过对于奥莲卡，则谁也不会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大家都十分理解。他们两人关系中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任何人讲，他们都极力隐瞒着。不过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奥莲卡无法保守秘密。每当他家里来了客人（他部队里的同事），她都要去给他们斟茶，或招待他们吃晚饭，并谈起牛瘟、家畜的结核病，以及城里的屠宰场等。而他呢，弄得非常尴尬。当客人走了之后，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小声说：

        “我已经求过你不要谈那些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话时，请你不要插嘴。这真叫没趣！”

        她诧异而又吃惊地望着他，问道：

        “沃洛季奇卡，那我说什么呢？”

        她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不要生气。

        于是两人又感到很幸福。

        可是这种幸福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兽医便跟随部队离开了她，永远离开了，因为部队调到了很远的地方，也许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奥莲卡又成了孤单一人了。

        现在她已经完全孤独了。父亲已去世，他的圈椅被扔在了阁楼里，缺少一条腿，满是灰尘。她瘦了，也变丑了，街上碰到的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瞧着她，不再对她微笑了。显然，美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今非昔比了。现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她不知道的生活。关于这种生活，最好还是不要去想。每天晚上，奥莲卡坐在台阶上，听得见“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响。不过这已不能引起她的任何思想了。她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空院子，什么事情也不想，什么东西也不要，等黑夜到来，就上床睡觉，梦见的是自己的空院子。吃饭、喝茶也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最糟糕的是，她现在什么主见也没有了。她看得见周围的东西，也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可就是对什么都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这是多么可怕啊！比方，你看见一个瓶子放着，看见天在下雨，看见一个庄稼汉坐着马车过去，可是你就说不出那瓶子、那雨和那个庄稼汉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甚至给你十个卢布，你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的时候，和后来兽医在的时候，奥莲卡对一切事情都能解释，对随便什么事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可如今她的脑子里和心里却空空如也，就像她那个空院子一样。生活变得如此可怕，如此痛苦，就像吃苦药一样。

        城市慢慢地从四面八方扩展开来，原来的茨冈郊区现在已称为大街了，原来的“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也变成了一座座房子，组成了一条条胡同。时间过得真快啊！奥莲卡的房子变黑了，房顶生锈了，板棚也倾斜了，整个院子长满了杂草和带刺的荨麻。奥莲卡自己也老了，变丑了。夏天，她坐在门廊里，心里跟从前一样，空虚而又寂寞，有一种苦药的滋味。冬天，她坐在窗口，望着雪。春天来了，或者风儿送来教堂的钟声，往事的记忆会突然涌上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紧缩起来，眼睛里注满泪水。不过这种情况也不过是一瞬间，过后心里又是一片空虚，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小黑猫克雷斯卡向她表示亲热，柔声地咪咪叫着。可是猫的这种温存并不能使奥莲卡感动。难道她要的是这个吗？她要的是能抓住她的整个身心、整个灵魂和理智的爱，能给她思想，能给她生活方向，能温暖她的渐渐地衰老的心的爱。她把黑猫克雷斯卡从裙子上抖落下来，懊丧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别待在这儿！”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主见，厨娘玛芙拉说什么她都不反对。

        炎热的七月的一天，临近傍晚，城里的牲口群刚从街上赶过去，院子里满天灰尘，像云雾一般。突然有人敲围墙的门，奥莲卡亲自去开门，一看马上愣住了：门外站着的是兽医斯米尔宁，他已头发斑白，一身便服。她突然想起了一切，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由于太激动，她竟没有注意他们后来是怎样走进房间里，怎样坐下来喝茶的。

        “我的亲人！”她小声地说，高兴得全身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把你从哪里带来的呢？”

        “我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了，”他说，“我一退休，就到这里来，打算试一试运气，自己谋生，过安定的生活。况且我的儿子也要上学了，他长大了。您知道吗？我已经与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道。

        “她和儿子在旅店里，我这是出来找住处的。”

        “主啊，我的老天爷，你们就住我的房子好了！这里不能住吗？主啊，我一个钱也不会收你们的，”奥莲卡急了，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里，我搬到厢房去就行啦。我很高兴，主啊！”

        第二天就把房顶油漆了，墙也刷白了。奥莲卡两手叉着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她的脸又露出了昔日的笑容，她整个人又复活了，精神了，就像睡了很久，刚刚清醒过来一样。兽医的妻子来了，她是一个瘦瘦的、不漂亮的女人，留着短头发，带一种任性的表情。孩子萨沙也跟她来了，小男孩胖胖的，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他个子很小，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他已经十岁了）。小男孩一走进院子，就去追赶小猫，立即响起了他那欢快的高兴的笑声。

        “婶婶，这是您的猫吗？”他向奥莲卡问道，“等您的猫下了崽，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很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聊天，给他喝茶。她心里突然感到热乎乎的，甜蜜地收紧，仿佛这个小男孩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每当晚上，他坐在饭厅里复习功课时，她就带着柔情和怜悯瞧着他，低声地说：

        “我的小宝贝，漂亮的小伙子……我的小乖乖，你多么聪明，多么白净。”

        “‘海岛者，’他念道，‘是一块陆地，周围皆水也。’”

        “海岛者，是一块陆地……”她跟着念。经过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后，这是她第一次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她如今又有自己的见解了。吃晚饭的时候，她与萨沙的父母谈话时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学习有困难，不过传统教育还是比实科教育好，因为中学毕业后路子很宽，可以当医生，也可以当工程师。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则去哈尔科夫她妹妹家了，并且再没有回来。父亲每天都出去给牲口看病，常常是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照管，成为家里的多余人了，他会饿死的。于是她把孩子迁移到自己的厢房里。在那里安排了一个小房间。

        萨沙已经在她的厢房里住了半年。每天早晨她都到他房间里去。他睡得很熟，手放在脸颊下面，屏住呼吸。她还不忍心叫醒他。

        “萨什卡！”她难过地说，“起来，亲爱的，该上学了。”

        他起床，穿衣服，祈祷完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三杯茶，吃了两个大面包圈和半个法式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所以情绪不好。

        “萨什卡，你还没有完全学会那个寓言呢，”奥莲卡说，看着他，好像要送他出远门似的，“你真让我操心。你该努力，亲爱的，学习……要听老师的话。”

        “哎呀，就请您别管啦！”萨沙说。

        后来他顺着大街上学去了。他人这么小，却戴一顶大帽子，背着一个书包。奥莲卡不声不响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什卡！”她喊道。

        他回过头来，她便往他手里塞一个枣子或一块夹心糖。当他们拐弯进入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时，他就变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在他后面还跟着一位又高又胖的女人，他便回过头来说：

        “婶婶，您回家去吧，现在我自己能走到了。”

        她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校门口为止。哎呀，她多么爱他！她过去的几次依恋还没有一次有这么深，她的母性感情越烧越旺了，以前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忘我地、无私地和愉快地交出自己的心灵。为了这个别人的孩子，为了这个两颊有酒窝、头上戴便帽的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会愉快地带着温柔的眼泪献出来。为什么呢？谁知道是为什么呢？

        送萨沙上学后，她便静静地回家，心满意足、安宁，充满了爱。近半年来她的脸变得年轻了，常常露出微笑，容光焕发。碰到她的人看着她，都能感受到愉快，并对她说：

        “您好，宝贝儿，奥丽加·谢苗诺夫娜！您生活得怎么样，宝贝儿？”

        “如今，中学的学习可难啦，”她在集市上对人说，“昨天一年级的作业是背诵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加一道习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咳，小孩子这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谈及老师、功课和课本。这些都是萨沙讲过的话。

        两点多钟他们一起吃饭，晚上一起温习功课，一起笑。她安排他上床睡觉，许久地画十字，小声地祈祷，然后自己才上床睡觉，幻想着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萨沙在学校毕了业，成了一名医生或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有许多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孩子……她睡着了，却还是想着这些。她的眼泪从闭着的眼睛里顺着脸颊流下来。小黑猫躺在她身边，叫着：

        “咪……咪……咪……”

        忽然，围墙门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奥莲卡被惊醒了，害怕得喘不过气来，心跳得很厉害。半分钟后，敲门声又响了。

        “这是从哈尔科夫来的电报，”她在想，顿时全身发抖，“母亲要叫萨沙回哈尔科夫去了……唉，主啊！”

        她陷入了绝望。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像全世界再没有比她更不幸的人了。可是又过了一分钟，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啊，谢天谢地。”她想道。

        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下来，又变得轻松了。她躺下又想着萨沙。他在隔壁房间里睡得很熟，偶尔说起梦话来：

        “我揍你！滚蛋！别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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