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为消灭丰臣家，家康绞尽脑汁想出的阴谋诡计可谓是空前绝后。

        “一切都包在贫僧崇传身上。”

        家康身边，有个常把这句口头禅挂在嘴边的光头阴谋家，让家康对丰臣家的阴谋得以轻松实施。

        崇传与本多正纯并列为家康唯二的谋臣。家康早年并不需要参谋。关原大战前不久，家康的生涯进入了所谓的阴谋时代，他需要生产大量的阴谋诡计，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第一代谋臣是正纯之父正信。家康对正信予以重用，甚至许他出入只有妇人才能进出的寝室，关原之战前夜的谋略，就是在如此气氛中酝酿发酵的。

        “本多正信是个神奇的男人，他浑身上下随处一按，都能按出坏点子来。”

        德川家的家臣中，也有人如此讽刺这位初代谋臣。前面已经提过这位初代谋臣是鹰匠出身。有一点忘提了。家康年轻之时，三河发生过一向宗起义。松平家（当时德川家的旧姓）有一半家臣信仰一向宗（现在本愿寺的宗派·净土真宗），这一半家臣脱离主家，加入起义方，与家康的军队厮杀。这场内乱让家康险些家破人亡。而此时在起义方煽风点火的人，便是当时仍为鹰匠的本多正信。家康成功镇压起义后，正信逃出三河，流浪诸国，但不久他又回到三河，向家康负荆请罪，重新回归家康麾下。对家康，他装得像小狗崽一样温顺可爱，一直唯命是从。正信终其一生，处心积虑以求保身。所谓阴谋制定者，大抵本都如此吧。压抑与生俱来的狼性，伪装成谦谦君子终其一生。另一方面，又会为了达成主人的目的，而献上自己恶狼的智慧。

        关原之战大获全胜后，家康成为天下共主，但他不久退隐骏府，将嗣子秀忠推上将军宝座。而后他担心秀忠太过温厚，便将这老正信遣去江户，让他陪侍秀忠左右。这点前文已提及过了。

        家康起用正信之子正纯，让他子承父业，担任自己的谋臣。父子二人均有阴谋诡计之才。

        “只是较之其父，正纯稍微嫩了些。”

        家康对此多少有些微词。因为摧毁丰臣家，比关原之战前夜，需要更多的阴谋诡计。

        为此，就不得不依靠“崇传”了。

        崇传是一名禅僧。所谓僧侣，原本就活在谎言世界之中。念佛宗众僧，异口同声地兜售根本不存在的极乐世界，谋取财利。禅宗修行之路，茫茫数万人中，才能出一个天赋异禀之人真正大彻大悟，绝大多数禅门僧众都是这条道路上的落伍者。可他们又必须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模样，因此“大彻大悟”之后，他们便像狐狸变身一般改头换面，只靠演技和表演，偷生于浮世之中。这个叫崇传的人，便是其中的典型。

        崇传原本是京都五山的僧人，具有汉学素养。家康成为丰臣家大名时，须经常住在京都、伏见或大坂等上方之地。丰臣时代是治世时期，为此家康需要一个精通文事的顾问，出于这种需要，他选择了崇传。

        “崇传是个嘴很严的男人。”

        家康非常满意。阴谋家的首要条件便是能够守口如瓶。

        崇传对这微妙之处洞若观火，他有意识地给家康留下这种印象，于是愈发深得家康信任。

        僧侣有很多机会能够从内面窥视公卿、大名及其他权门的世界。对丰臣治下的家康而言，此类情报尤为重要。然而对于其他家族的此类信息，只要家康不主动问及，崇传便不会主动开口泄露信息。是以家康对他愈发信赖不疑。

        “我没法与崇传殿下一同参加茶会。”

        有公卿透露这样的信息：

        因为崇传油脂分泌过剩，崇传的手碰过的茶器都黏滑潮湿，临席的人却不得不碰触那些茶器。

        他的脸总是油光锃亮，眉毛几乎掉光，肩背宽厚，看起来是个精气十足的男人。

        “这样的人却要过着与女人无缘的出家生活，想必也很苦吧。”

        家康也曾如此说。

        崇传自是不近女色的，不过说来他似乎是憎恶女色。在京都，崇传外出必坐车轿。车轿常有五名俗家的中间和六名弟子前呼后拥。他本来就是个喜欢耀武扬威的男人，途中与妇人擦肩而过，他便会皱紧双眉，念上一句《般若心经》。

        ——这是要去除俗臭。

        他跟众弟子如此解释。不过用《般若心经》来去除妇人的俗臭，这种想法根本就不是禅，而是崇传发明的野狐禅的谎言而已。崇传憎恶妇人的例子还有不少，或许他是因为太过关注妇人，反而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的吧。

        不过，崇传终其一生，从未在女色上出过问题。也许他将体内的这种欲望，悉数转换成了权力欲。他权力欲极强，在僧门中也属异类。

        家康夺取天下后，在他的支持下，崇传凌驾于众长老之上，一跃成为京都临济禅五山的老大。但他并不因此满足，如若可能，他不仅想做自家宗派的老大，更想成为全国各宗各派的总老大。这种僧人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哪位宗教英杰——比如最澄、空海、法然，或是崇传所属的临济禅宗宗祖荣西——都仅仅是自家宗派的老大，尚无一人做过所有宗派的总老大。崇传处心积虑，最终在家康死后，在自己的晚年得以实现野心，创设了“僧录司”这种神奇的职位。在获得幕府承认后，他坐上梦寐以求的位置。僧录司的职称，早在足利时代就已存在，但职务内容却大不相同，崇传的这个机构是以确保德川幕府安全为名，将全国僧侣悉数置于政治统制之下。说到统制，他向来乐此不疲。德川幕府为推行统制主义，制定了制约天皇的公家法度和统制大名的武家法度，执笔人便是这个崇传。

        从家康开始想收拾丰臣家之时起，这个崇传就变得越发重要。

        “你干脆搬离京都，来骏府算了。你不在身边，诸事都不方便。”

        庆长十二年，家康将崇传召至骏府。庆长十五年，家康为崇传在骏府城下修建了一座叫金地院的寺院。崇传后来也在京都南禅寺内，修建了一座同名的寺院。他因此被世人称为“金地院崇传”。

        崇传在骏府没待多久，便因丰臣家的相关工作，返回京都，常驻于南禅寺。此后，他常轻车快马，往返于京都与骏府之间。

        这个崇传在骏府与本多正纯为对付丰臣家，密谋策划了一件奇妙的事件——方广寺“钟铭事件”。

        京都如今依然有座叫方广寺（东山区大和大路正面）的寺院，但旧时风貌却全然不见。唯有一口重达六十四吨的大洪钟依旧保留至今，不过似乎鲜有游客到访此处。

        说个题外话，丰臣秀吉的时代，说到京都殿舍堂塔最为壮丽的一角，自然要数现今方广寺东南角的丰国庙。德川家的残忍之处，在于到了宽永十四年（1638），第三代将军家光命人将这座秀吉的庙宇全部捣毁，将此地变得了一片荒原。秀吉在世时并未加害过德川家，反而对家康给予过分的优待，按理说德川家并无怨恨的理由才对。然而家光竟又先后派出三千人次，登上丰国庙东面的阿弥陀峰，捣毁秀吉的墓碑，掘开坟墓，将其曝尸荒野。因此，直到明治维新成立之年，二百数十年间，荒诞的命运，让坟茔不在的秀吉变成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将上个时代的统治者扒坟弃尸，德川氏的这种做法，实在不像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明治元年，这个德川幕府垮台，维新政府在京都成立后，朝廷派钦差大臣前往丰国庙遗址的荒草原，去凭吊秀吉亡灵，并在旧方广寺大佛殿遗址上修建了一座神社，便是保存至今的丰国神社。说起能追忆当年方广寺的地方，如今便只有这座神社了吧。

        言归正传。

        家康建议秀赖：“为供养已故太阁，应重建太阁的方广寺大佛与殿舍”。

        于是秀赖便从铸造大佛开始着手重建工作，于开工第三年、庆长十七年春完工。接着紧锣密鼓地修建殿舍，而后着手铸造大梵钟，眼下正在施工现场一隅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为建造金铜大佛与大佛殿，秀赖已消耗秀吉遗产中的三万枚大判。考虑到此后大梵钟的铸造费用、开眼供养仪式等经费，所耗资金难以估量，巨大的预算让人目眩。

        ——为供养父君。

        家康说得冠冕堂皇，可事实上却是天大的谎言。因为五十年后（宽文二年），德川家以“此像为天下无用之物”为由，将佛像熔化，而后铸成了铜钱。总之，可以说在秀吉死后整整一个世纪内，但凡是与丰臣家相关的事物，德川氏都悉数破坏，无所不用其极。继续题外话，德川氏当时塑造了一座廉价的木质佛像，代替熔化的铜佛放置于殿中。然而宽政年间，大佛殿悉数毁于大火，如今京都博物馆北面方广寺大佛殿（其实也谈不上是大佛殿）的大佛，其实是天保年间接近幕末之时，由尾张笃志家捐献的纸糊之物。

        话说，正在铸造的大梵钟相当巨大。前面已介绍过它重达六十四吨。它高四点二米，口径二点七八米，其大小在现存的钟里仅次于奈良东大寺的大钟。

        设计者是京都三条釜座的名护屋少掾。铸物师是特意从下野佐野乡（枥木县佐野市）招来的，共三十九人。当时的佐野叫做天明，自古便是茶釜产地。当地产的茶釜叫做“天明釜”，丰臣时代茶道流行，天明釜也曾红极一时。这里住有许多铸物师。其中只有做师傅的三十九人负责铸造大梵钟。加上徒弟，估计人数超过一百吧。

        这口大梵钟铸成之后，大佛殿的工事也全部完工，接下来便是开眼供养仪式。

        说起来，这口钟必须刻上钟铭。

        此处的铭，指的是刻在金属上的文章，是从中国传来的习俗。需尽量选择吉祥如意的辞藻，起草人必须是当世一流的文人，还应是地位较高的人。当时能读写汉文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京都临济禅五山（南禅寺、大德寺等五大寺院）。从这五山的学问僧中挑选撰文之人。

        顺便一提，五山僧众在京都也属于嫉妒心奇重的一群人。让他们心生不快的是丰臣家因历来的渊源，委托了东福寺的清韩来撰文。

        “曾有明人读完清韩长老写的文章后，捧腹大笑。”

        从以前起，五山的学僧便在背后传他的笑话。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他们也说对了。

        清韩备受妒忌的一点是他在秀吉生前曾任丰臣家的外交顾问。当时，汉文在远东世界是外交公用语。虽说是外交，其实清韩的作用也只在于其汉文水平。即便如此，朝鲜之阵时，他也奉命作为随军文书官，跟着加藤清正远行至兀良哈（满洲地区）。在当地用汉文与明朝和朝鲜的使者笔谈。

        关原之战后，天下易主。本来清韩也可像其他人一样，向德川政权曲意求全。然而这位老僧人眼中只有丰臣家，他时常去大坂拜谒秀赖，而后还成为秀赖学问上的顾问，直至今日。

        丰臣家拜托了渊源甚深的清韩起草钟铭。

        “清韩的文章，唐人都说不是汉文，而是倭文。”

        虽然有人在背后闲言碎语，但这个时代，五山学问僧的汉文大都水平如此，写的全是日语思维的汉文，是所谓的和式汉文。并非清韩一人如此。

        “清韩万事遭人嫉妒。”

        这是同为五山学问僧出身的金地院崇传的看法。他盘算的是如何将这五山的风气利用于谋略之中。

        崇传首先在这个清韩身上设套。先找出清韩所提钟铭的问题，然后就此编造讨伐丰臣家的借口。崇传已通过铸物师获取了清韩的文章。

        此时家康与崇传的策略相当周密，细致入微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例如崇传为之后给清韩的文章设套，先制造了相关舆论。所谓制造舆论，是拉拢所ｐ://?９９ｌiｂ?有五山学问僧，让其按德川家的想法行动。

        值得惊叹的是家康和崇传还特意对学问僧进行了培训。

        庆长十九年二月五日，此时清韩业已起草完钟铭，骏府的家康通过京都所司代向五山众僧发出命令：“老夫欲亲眼见识下各位的笔下工夫，恭请各位来骏府一叙。”

        主公欲问五山众僧之学问意趣于御前，一山各出四五人，三月三日前后下府一叙。

        “骏府大御所说想见识咱们的笔下工夫。”

        这让五山沸腾了。当然家康既无丝毫素养，也无半点鉴赏能力，一切只为的是实现心中的阴谋。

        僧侣们纷纷攘攘沿东海道行至骏府，已是三月七日之事。僧众代表是天龙寺长老慈济院彭。众人立刻登城，拜谒家康。

        “哎呀，诸位都到齐啦。”

        家康心情大好，一反常态地高声招呼众人，将作文题目亲手交予众僧。

        题目是《论语·为政篇》中的一句。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请诸位根据这句话写下读后感，家康说。当然这题目不是家康想的，是崇传与家康的汉学顾问林道春商议出的。

        家康令众人九日提交文章。此外，当日的即答题是出自经书《法华寿量品》的“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

        众僧一人一桌，当场作文。作业则是回到宿舍，在两天内完成，并由天龙寺长老收齐提交。

        这些文章，家康是看不懂的。

        崇传朗读众人的答案，深入浅出地向家康一一讲解文意。所有答案俱都是搜肠刮肚，不遗余力大赞德川家的治世之道，作为阿谀权势的文章，也算是绝世无双了。

        （僧人就是聪明呀。）

        家康必然作此感想。

        金地院崇传想要的，并非给答案评出高下，而是让京都五山的学问僧众养成赞美德川家的习惯，并留下这些答案作为证据，进而实现他的最大目标，将五山僧众置于自己统制之下，如有需要（德川家攻击清韩的文章之时），则让其发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作用。

        家康大赏众僧后，说：“诸位也去趟江户吧。将军恭候诸位高僧的光临。”

        他们在一众德川家武士的郑重接待下，踏上旅途，进入江户。

        江户城内，众僧拜谒了将军秀忠。秀忠所出题目也是出自，是《颜渊篇》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此时，五山众僧也纷纷拿出歌功颂德的文章，取悦德川家。

        据说崇传收齐答案读罢，便举起拂子，满意地道：“如此便万事俱备了。”

        此后，家康在方广寺大梵钟钟铭的“国家安康，君臣丰乐”上大做文章。指责丰臣家借此诅咒德川家。家康此言一出，五山僧众便作为证人团站在两者之间，众僧无不出言附和家康，众口一词，纷纷声称家康指摘得合情合理。为了策划这个阴谋，金地院崇传编写了如此细致入微的剧情，而家康则按照剧本发挥了其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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