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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们的收入

        你穿越到15世纪的佛罗伦萨,绕进一个艺术家作坊,想用低价买一幅传世巨作,回到21世纪去,卖个好价钱——但这事儿着实不容易。倒不是艺术品会比现在贵,而是其一,你得会佛罗伦萨方言,那会儿,意大利人民南腔北调,现代意大利人穿越回去,都会觉得挨一闷棍,头晕眼花;其二,买画不是张嘴就能要的,你得会跟人订合同,否则就很容易挨坑,因为那些艺术家们,都贼着呢。比如,1487年,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

        “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因为那会儿,艺术家都是鹭鸶腿里能劈出四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那年代,艺术家有两种学艺方式,一是家传的本事,代代相授;二是拜师学艺,让老师剥削你,意大利大师里,师父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多有所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意大利大师吉兰达约就遇到过这事:有个学徒的爹上门来,理直气壮跟他要钱——去年这老头还低声下气求大师收他儿子当徒弟呢!学徒敢要钱,在当时简直是神话,但吉大师却不生气,老实支付了薪酬,所以他那个学徒14岁就开始赚钱了。凭什么?就凭那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基罗。

        话说回来,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刁;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须与艺术家斗智斗勇,订好协议,别被破了闷子,绕了弯子。但艺术家如果财大气粗,你就不好意思提太苛刻的要求。

        当然,也不能怪艺术家们贼滑,毕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的收入实在太没保障。那时画家还分南北,意大利的名画家,主要侍奉贵族和教会,经常遇到些财大气粗、有权有势的,让你没处逃,比如米开朗基罗做那著名的西斯廷天顶画,用了四年时光,期间教皇没给他一笔正经收入。但意大利艺术家有个好处,他们的雇主给钱不一定利索,但能帮着解决问题。比如上面说的菲里皮诺·里皮先生,爸爸是名画家菲里波·里皮,妈妈卢克雷奇亚,本来在修道院修行。菲里波·里皮先生52岁那年,认识了20岁的卢克雷奇亚,就一句“你能给我做圣母模特儿么”,轻松把人勾到家去。这事儿伤风败俗不必多提,教皇都要过问了,但菲里波·里皮当时帮美第奇家族做事,就轻轻抹过了这件事。

        北欧艺术家就稍微惨点儿,没有罗马教皇、威尼斯议会和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那种挥金如土的老流氓啊。风俗画(gendre)首创于弗兰德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北方画家没机会画那么多的天使人体,他们得画风俗、画风景、画农民、画肖像,才能过日子。比如大宗师哈尔斯画的东西,现在看来栩栩如生,布局精美,在当时只被订画者当作全家福集体相,“我们都付了钱,你可不能把我们谁给画差了!”

        因为尼德兰是世俗社会,所以画家面向新贵阶级、地主大众,问题也就来了:订金约等于没有,哪怕丰厚一些,通常只够买材料,酬金须得提交完作品之后才拿得到,而且容易被挑三拣四。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最后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到最后到手也零零星星。

        晚年,他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某面墙壁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一千盾,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金额,因为市政府嫌难看。后来市政府找了个德国画家,把伦勃朗徒弟弗林克画剩一半的某幅作品填满了,给了他八十盾了事,把这幅二次改成品填了市政府墙后,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照单全部索要回来的——你敢不还?市政府也是你欺骗得了的?

        16世纪德国最大的画家,也是意大利之外欧洲最好的艺术家丢勒先生,因着这些市侩雇主的计算,也只好惨淡经营。他的水彩画和油画都是当时一绝,但靠这个吃不了饭,反而是刻版画成了他主要收入来源。因为版画这玩意,一本万利,雕得了版,随时刻一版就成。当然缺点是,日常家里和工作室老是酸味弥漫,睁不开眼来,而且那时的德国人也精于计算,一度还搞出个“版画损耗率”的算法,大概意思是:

        你刻一个版,印第一张画,卖一百盾;第二张就只值八十盾——敢情版画也跟吃鱼一样,要吃个新鲜的呢。

        但是大牌儿的艺术家,就又与众不同。比如达芬奇,1486年来了一幅《岩间圣母》,如今在卢浮宫;1508年又来一幅,颜色不同,其他大同小异。那时候老先生懒得亲自再来一遍,就让助手德·普雷迪斯兄弟做了大部分,如今在英国博物馆。

        又比如弗兰德斯大宗匠鲁本斯先生。这位爷虽然身在弗兰德斯,学的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画法,但南下罗马和威尼斯,学了个够,专会画超大尺幅巨作,交游的又是达官贵人,自己都做了大使。名望显贵之后,就不用亲自下场画每一笔了。须知他老人家的作品,19世纪统计出来是两千余幅,大半还是一两人高的大作品,一个人如何画得过来?到了晚年,功成名就了,鲁本斯就经常搬张椅子,旁边一坐,指挥助手:“你画头,你画脚,你画马,你画衣服”,都指挥停当了,他大爷悠然自得,坐着看,好比导演。他就这么坐着干看,按行价,你也得每天付他一百盾,相当于17世纪初荷兰缆绳厂工人一年的收入。到最后画要完了,他才起身,这里那里,施展他的如神妙手,添加色彩、注入灵魂,于是画龙点睛,画就活了。这活看着容易,但按19世纪法国大家丹纳的说法,“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所以1621年,安特卫普真有豪门贵族,签了份合同,都不敢要求鲁本斯亲手画,只敢低声下气地提这么个条款:

        “须鲁本斯先生着过色,并署名。”

        相比起来,面向市民阶层的荷兰三大宗匠:

        哈尔斯因为一句“你画得不像”就得全额退押金,一度十年没有订单,被面包商逼到破产。

        伦勃朗36岁之前殷富,36岁画了《夜巡》丢了名声,到49岁因为复杂的诉讼问题破产,晚年为了钻法律空子,还得给情人和儿子打工。

        维美尔到死时还欠着债没还。

        其中高下,很分明了。

        大卫是出名的革命画家,但他可不是穷革命。身为拿破仑家的首席画师,每年津贴一万二,此外光教学生收入五千法郎,把《萨宾妇女》租给卢浮宫五年收入六万六。那幅《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皇帝当时一次性给他二万五千法郎。挂靠着王室,就是这么富裕。

        而不挂靠王室、独立谋生的画家呢?凡高的例子被举烂了,而且缺少对比。说克劳德·莫奈。

        此人(以及他的好哥们雷诺阿)的幸运之一,在于活得长。以1886年(莫奈46岁)为界,之前他穷得一塌糊涂,之后他画作有了销路,就能买房子、挖水池、养睡莲了。

        莫奈二十郎当岁时,过的是这种日子:那时节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吉普赛人似的,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却很布尔乔亚情调;虽然穷困,却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花边袖子,装金纽扣!”在他们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吃两样东西度日:一四季豆,二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够跟朋友们骗些饭局。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俩人就窜上门去,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浇香贝坦红葡萄酒,把别人家存粮吃罢,才兴高采烈离去——雷诺阿后来对他的女儿说:

        “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

        1866年,莫奈画了《花园里的女人们》,说是“们”,其实模特就是同一个:他太太卡米耶。这画卖不出去,他又穷,只好把自己的旧作品拿出来,刮掉画布上的颜色,重新画。他好哥们巴齐耶看不下去了,很仗义地说:

        “我给你2500法郎,你把《花园里的女人们》卖给我吧!”

        但巴齐耶也没钱,所以:

        “可是我只能按月付,每月给你50法郎……”

        1922年,莫奈做完了他著名的巨作联画,捐给了国家——他那时不缺钱了。国家不好意思,想表示一下,于是花20万法郎,把《花园里的女人们》收购了。

        有点儿讽刺:在莫奈作为独立画家、需要钱谋生的时候,国家没给他钱(他被官方沙龙拒绝过许多许多次)。等他有名了,有钱了,也老了,国家才慷慨解囊——这时候,他都不需要钱了。

        国家鲜有雪中送炭,只顾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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