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陶瓷二字时常并用，秤不离砣焦不离孟，法国人会统称为ceramique，但中国人都知道，两者不是一回事。后来欧洲人也大略明白了：陶是陶土捏了烧制的，瓷是瓷石和高岭土烧的。瓷器烧完之后，瓷胎色白，不吸水，坚硬致密，叩之声清脆。陶器的声音，相形之下，就沉厚朴实得多。像日本，陶器发展数千年，巍巍然有成，实是世界瑰宝，可是日本大规模自制瓷器，是1616年的事了：江户幕府都开了，茶圣千利休和弟子利休七哲们都做出一堆名垂青史的陶茶器了，这才开窑烧瓷器。许多关键的技巧、装备和人员，还是日本侵略朝鲜时，带回来的。

        中国南北朝前，素瓷多为青色。只因原材料里，铁元素难以尽去。到唐朝，白瓷出来了，被唐玄宗一收藏，流行北方。那时节，许多老派南方人还是爱越窑青瓷，爱到偏执的，便觉得白瓷简直是异端，不能忍受。于是南青北白，俨然要划江而治，这事儿连茶圣陆羽都无法豁达，列三个理由：邢窑白瓷如银，越窑青瓷如玉；邢窑白瓷像雪，越窑青瓷如冰；最后，茶落在白瓷里泛丹色，落在青瓷里呈绿色——他的论证方式是：因为银不如玉、雪不如冰、丹不如绿，所以白瓷不如青瓷，听来简直有些强词夺理，但这就是当时的兴致所在了。

        颜色是个敏感的立场话题。

        但到了宋朝，争端就少了。一来五大名窑、八大瓷窑、各类彩瓷横生，南青北白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发现敌人来势汹汹，太盛大了，抵挡不住；二是那时节，瓷器也通用民间，不复为豪门巨室专用。什么事情，一旦大众化了，就没法硬性规定啦。

        宋朝磁州窑的彩瓷，画笔普遍雄放恣肆。后来元明清诸朝画工就规矩细密得多，施彩用笔，不那么野了。可是日本茶人，处处都能看出禅意，就觉得宋朝这样略有野气的彩瓷才好，才美，飘逸洒脱，实在是神品。你告诉他们：宋朝画工大多不识字。人家更高兴：这是无师自通，道法自然啊！

        名动天下的唐三彩实则不算瓷器，而是铅釉陶器。话说唐朝人视死如生，葬仪多摆陶瓷器，寻思着得五颜六色，才能两世相通，于是把低温铅釉技术施于陶器上，古代人当然不知道温度够高，各类氧化物就随铅熔剂扩散流动的化学原理，但看得到这么操作，能浸润出斑驳绚烂的颜色来。这技术一旦被学会，自然被举一反三。之后白瓷出世，虽然陆羽们不喜欢，但白瓷如纸，好做底版；铅釉技巧也能和白瓷结合，各得其所。

        宋朝人要点茶斗茶，喜欢有花纹的瓷器，于是建窑烧出了著名的油滴盏，纹理点滴。日本人爱宋朝，从马远、夏圭这样的大画家，到油滴盏这样的宝物，照单全收。中国叫油滴盏，日本人发挥想象力，管叫曜变天目——曜变者，变幻如新月；天目者，天上眨眼的星星也——奉为至宝。日本大茶人武野绍鸥藏过一个白天目茶碗，秘不示人，后来辗转到了德川幕府手里；日本人后来开发出著名的志野烧陶瓷，都拜这玩意做师尊：天目天目，真是给我们开了天眼啊！

        彩瓷到后来，就分了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起初很简单：素瓷烧完了，冷却了，上颜色，再烧一遍。烧出来样式比较稳定，但浅，晒久了就表面磨损，不耐用。釉下彩的伟大代表就是著名的元青花了：瓷胎没上釉呢，就上颜料，上完颜色再上釉，然后烧一整天。最后烧得了，色彩经久不变，可以如周杰伦歌唱的似的，“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坏处当然也有：高温一烧，青花色会晕染散。

        欧洲视角里，这么打过比方：釉上彩犹如欧洲的干壁画，容易画，不耐久；釉下彩犹如欧洲的湿壁画，耐久，但难画。世事难两全。当然，也有人独爱青花瓷的颜色晕染驳杂，觉得天然、梦幻又真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粉彩瓷时兴时，已是康熙朝。粉彩最妙处，在于线条分浓淡，于是有明暗，有深浅，也柔润，也严谨。雍正时白釉质地既佳，犹如好纸；施以软彩，也承当得起。早先大家在瓷上做彩，终究不像作画能随心所欲，说到底是单色系；可是粉彩一出，真就是能在瓷胎上作工笔花鸟了。

        雍正出了名的敬业，业余也需要消遣。除了后世帮他安排的甄嬛后宫群，人也得有点高雅爱好：这就是粉彩了。雍正百忙之余，御批上也不忘念叨几句：粉彩烧造如何做，某花卉当用什么色。一个工作狂皇帝，最后制造出了雍正粉彩这古往今来最妖娆的瓷器，听来多少很喜剧。

        当然，虽然瓷器在元明之后，乱花迷人眼，但对单色调的喜爱，还是没能被完全侵蚀。在明朝依然珍爱素瓷者有之，只是这多少是个气节问题，仿佛满房间挂着工笔仕女，你独自挂一幅水墨山水似的。明末张岱，爱喝兰雪茶，连吃了螃蟹、牛乳、鸭子这类重口味后，都不忘加一盏。他说兰雪茶做法，用禊泉煮，杂入茉莉，用敞口瓷瓯盛放，等冷了，用滚汤冲泻，看颜色如绿粉初匀了，倾向素瓷——很显然，在这时，素瓷就仿佛一张好纸，用来衬托兰雪茶的清新之色。

        里，大夏天，潘金莲坐着一个豆青瓷凉墩儿，偏不坐椅子。瓷器凉墩儿，听着很有道理：古时无空调，夏天坐锦绣椅子，一定热死；豆青瓷凉墩儿，色彩也清新，坐着也凉快，想着就很舒服。除了拿来坐，还能拿来睡。宋朝就很流行瓷枕头了。李清照所谓的“玉枕纱橱”，其实就是色如玉的青白瓷枕。如是，瓷做家常用，基本和清火安神不离，加上古代人爱引申，把瓷和冰、玉的意思一勾兑，很容易得出瓷就是君子的结论——这意义就发散远去，不可胜记了。

        陶瓷自然不只中国和日本人爱，西域诸国爱得尤其深切。茶马古道上，其实也运出去过许多瓷器。只是瓷器易碎，运来比茶叶还困难，怎么办？宋朝时有过个法子：瓷罐瓷瓮里装满沙土，押车而运。这法子看似安全些，但拉车的骡马牛就苦不堪言了：一整车的沙土，夯得严严实实，往外拖拽，欺负畜牲哪！元时有种说法，听来很玄幻，但似乎确实可行：说是在瓷罐里装泥土，撒种子，等瓷罐里长出了藤蔓，盘根错节，把瓷器护得严严实实，这时启运，就安全得多——虽然还是免不了各类损害。一言以蔽之，瓷器运输，损耗率极高。英国人说酿威士忌，总有百分之十几是白白蒸发掉，只好自嘲“天使偷喝了”。运瓷器，总有那么一堆儿是白白碎掉，也是同理。

        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大肆流行，是个时运使然的事。话说17世纪后半段，路易十四把他的巴洛克爱好发挥到登峰造极，简单来说就是一切家具用品，或者黑檀木营造巧克力般的沉厚底色，或者靠金或黄铜编织璀璨华丽的景象，而且万事万物都得打大旋涡卷儿。但物极必反，到老来他也终于有点儿悔悟，而且奇怪地迷恋上了中国。1700年新年，路易十四坐了个中国式八抬大轿进凡尔赛，堂堂一国国王扮个县太老爷，还自个儿觉得挺美呢。

        之后路易十五朝，钟爱洛可可风格。说穿了，就是一切都跟路易十四对着干。你爱粗，我爱细；你爱大旋涡，我爱小弧卷；你爱大英雄，我爱小山水；你爱黑檀底，我爱白颜色；你爱金碧辉煌，我偏爱青山绿水。正赶上当时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启，大量中国瓷器贩到欧洲，恰好中了法国王室的眼睛：中国瓷器，胎色白净，这是清爽；描摹山水花鸟，有别于雄浑阔大的路易十四气派，这是闲雅加异域风情；大家看惯了黄金黄铜的富丽，看着瓷器觉得晶莹剔透，美不胜收。加上那时英国人正开始流行喝红茶，连带着阔太太们摆一桌瓷器，法国人更生攀比心：要斗到底！于是18世纪前半段，中国风席卷法国为首的欧洲大陆，瓷器基本成了富贵人家必备的宝物；可怜大多数阔佬没去过中国，没见过正牌儿的中国瓷器，所以现在巴黎各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伪中国瓷器。

        清朝闭关锁国期间，日本人得了便宜：荷兰人17世纪自做瓷器工厂，学不了正牌中国瓷器，就学日本。18世纪，荷兰人甚至犯过傻：他们已经能做晶莹雪白的瓷器，但仿着日本的工艺，还特意做旧成暗黄色，以便画东方式的图样，方便爱慕东方风格的老爷们。18世纪初，法国的尚底伊瓷厂跟着荷兰人，学日本人做陶瓷器，连图案都学日本人；另一家万森堡，后来的塞弗尔瓷器厂，则一直在做自己的玩意儿。1748年，万森堡的瓷器工厂已经能做出妖异的弧线：虽然那会儿，法国人还把瓷器当雕塑看待。最迟在1754年，版画家和油画家开始参与瓷器描绘，比如洛可可的大宗师、法国王室御用画家布歇，就专门给瓷器设计了图案。但法国人还是脱不了巴洛克气，瓷器上有镶金装饰，到1780年前后，大革命迫在眉睫了，凡尔赛还在用珠宝镶嵌的瓷器——当然从好处说，1775年之后，法国人也终于明白：瓷器上的图案和油画不同，得重新设计；法国人终于放下成见，仿着中国的瓷器图案，画些平面化的植物，以便怡情悦性，不再异想天开在瓷器上画些欧洲的妖魔鬼怪了。

        临了19世纪，法国人对瓷器的爱好降温后，英国人还是一以贯之。因为到19世纪，英国已成为地球上人均消费茶叶最多的国家，好茶须配美器，所以瓷器茶具也成了欧洲一宝。中国瓷器在欧洲卖得贵，一半是因为易碎难运输，一半就是仗着英国人太爱喝茶了。1794年，英人自己发明了骨瓷，说到底，就是被喝茶之风催的，方法是：加入动物骨，烧制软质低温瓷，让瓷器带有玻璃般的明亮和透光度。这玩意与其说是英国科技人才孜孜不倦，不如说是英国贵族们对下午茶的不懈热爱获得了大成功。实际上，在19世纪的相当一部分时光里，骨瓷虽是英国皇室用品，但还是描绘着一些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场景。白瓷底上，画着些妖娆美丽、藤萝遍布、看似是中国人，但一看就知道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嘴脸，梳清朝辫子，着宋朝衣冠，骑着大象，挎着花鸟——中国人能够一眼就看出不对，但也没法批驳：这点子荒唐劲，恰是西方人对中国辗转反侧的想象和热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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