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出你的问题吧，尼采教授，”布雷尔说，悠闲地坐回他的椅子，“有鉴于我对你的连串发问，让你回问三个问题一点也不算过分。如果你的问题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

        布雷尔很疲倦。这一天很漫长，在他面前还有6点钟的教学讨论会以及傍晚时分的出诊。但即便如此，他不介意尼采的请求。相反，他感到兴高采烈与令人费解。或许，他所寻找的缝隙就在手边了。

        “当你听到我的问题时，你也许跟你许多同行一样，会后悔这么爽快地答应。我有个三合一的问题，三个问题，但或许只有一个。还有另一件事，既是一项请求，也算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跟我说实话吗？”

        “哪三个问题呢？”布雷尔问道。

        “第一，我会失明吗？第二，这样突然发病，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还有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我会像我父亲一样吗？我有一种正在恶化的脑部疾病吗？它会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夺走我的生命，迫使我变成瘫痪，或更糟，变成疯癫或痴呆吗？”

        布雷尔无言以对，他默默地坐着，漫不经心地翻阅尼采医疗卷宗内的扉页。在15年的执业生涯中，没有病人曾经提出过如此直言无讳到几近冷酷的问题。

        察觉到他的狼狈，尼采继续说下去，“我很抱歉，让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过，与医师谈话的不得要领，我已有许多年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看成真理代言人的德国医生，却老是在他们的意见上留一手。对于原本就是病人应该知道的事情，没有医生有权利去保留。”

        尼采对德国医生的描绘，让布雷尔为之绝倒。但是尼采对病人的权利宣言，又让他感到按捺不下的怒气。这个留着巨大髭须的哲学家，对他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却一再地挑战、刺激着他的心智。

        “要讨论这些医疗职业上的议题，我是再乐意不过了，尼采教授。你所问的问题可说是直截了当，我会试着用同样的直率来回答。关于病人的权利，我同意你的立场。不过，你省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病人的义务。我比较期待的是，与我的病人有一种完全诚实的关系。但那必须是一种相互的诚实，病人也必须保证对我以诚相待。诚实的问题、诚实的答案，两者造就了最佳的医疗效果。有了这样的前提，你就有了我的保证，我会跟你分享我所有的想法与结论。”

        “但是，尼采教授，”布雷尔继续说下去，“我所不同意的是，事情应该永远这样。有某些病人还有某些情况，会使医生必须为了病人的利益，而保留事实的真相。”

        “是的，布雷尔医生，我听过许多医师这么说。但是，谁有替别人做决定的权利呢？这种心态所冒渎的，只是病人的自主性而已。”

        “我的职责，”布雷尔回答说，“是为病人提供慰藉，而且这个责任无法等闲视之。有时候，它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有些坏消息是我无法让病人参与的；有时候，保持缄默是我的职责，并且担下病人与家庭双方面的痛苦。”

        “但是，布雷尔医生，这类职责湮没了一种更为基本的责任，为了自己，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责任。”

        有一会儿，在炽烈的对话中，布雷尔忘掉了尼采是他的病人。这些是无比有趣的问题，而他是完全沉迷在其中。他站了起来，并且在他说话的同时，开始在他的椅子后面踱步。

        “把他人不希望知道的真相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是否有这样的责任？”

        “一个人不希望知道的是些什么，谁可以决定呢？”尼采质问说。

        “关于这点，”布雷尔坚定地说，“可以称为医学的艺术。人不是从教科书之中，而是从临床上学到这些东西。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位我稍后会去医院拜访的病人。我告诉你的这件事情，是完全的秘密，而且当然也保留了他的身份。这个人有致命的疾病，最末期的肝癌。他因为肝脏退化而患有黄疸，他的胆汁逆流进入血液之中。他的病已是无药可救，我怀疑他能否撑过三个星期。我今天早上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他的皮肤为何会转为黄色，他镇静地听我解释，然后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仿佛在减轻我的负担，仿佛要我镇定下来，然后他改变了话题。我认识他30多年了。他问候我的家人，并且谈论着痊愈回家之后，在等候他的公事。”

        “不过，”布雷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我该告诉他这点吗？你看得出来，尼采教授，这并没有那么容易。没有被问到的问题，通常才是重要的！如果他曾经想要知道过，他会问我他肝脏失调的原因，或者是我计划什么时候让他出院。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他选择了缄默。我应该忍心跟他说那些他不希望知道的事吗？”

        “有时候，”尼采回应道，“老师必须狠得下心，人必须被告知坏消息，因为生命本身是严酷的，濒临死亡亦是如此。”

        “我应该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吗，他们希望如何面对死亡的选择？以何种权利，以什么样的托付，要我来担负这样的角色？你说老师有时必须忍得下心肠，或许是吧。但是，去缓和压力并提高身体的机能，这才是医生治疗的职务。”

        豆大的雨点打着窗，窗框嘎嘎地响着。布雷尔走过去，凝视着窗外。他转过身来，“事实上，当我三思之后，我甚至不确定我会同意你关于老师应该严厉的主张。或许，只有一种特别的老师吧，或许是一位先知。”

        “是的，是的，”尼采的声音在兴奋中提高了八度，“一位教导苦涩真理的老师，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用手按住胸膛，他借此来加重这个句子的每一个字，“你，布雷尔医生，致力于卸下担子，让自己的生命轻松些。而我，我献身的事业，让学校里我的学生们没好日子可过。”

        “但不受欢迎的真理，把事情变得艰难的价值又何在呢？我今天早上离开的时候，我的病人对我说，‘我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里。’谁敢说这不也是一种真理的形式。”

        “谁？”当布雷尔在另一边踱步时，尼采也起身在书桌的另一边踱步。“谁敢这样说？”他停下来，握着椅背，指着他自己，“我，我就敢说！”

        他可能曾经在讲坛上演说，布雷尔觉得，劝勉一群会众，不过，当然，他的父亲就是位牧师。

        “真理，”尼采继续说道，“是经由疑惑与怀疑而获得，不是透过天真的祈求而得！想要置身于上帝的手中，你病人的希望并不是理。那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希望，而且到此就无以为继了！那是对不要死去的希望，对上帝奶嘴的希望，只不过是被我们贴上了‘上帝’的标签而已！进化论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上帝的多余，不过，达尔文自己没有勇气追根究底终极的答案。你必然了解，上帝无疑是我们的创造，而我们所有人现在一起杀死了他。”

        布雷尔抛下这条论证路线，宛如它是个烫手山芋一般，他无法替有神论辩护。青春期之后，他就是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他曾经采取尼采同样的立场，时常跟他的父亲与宗教上的老师讨论，尼采回到座椅，他也坐了下来，以一种较为柔和的语调说话。

        “你对真理真是狂热啊！请原谅我，尼采教授，如果我听起来像在挑衅的话，不过我们同意要诚实地交谈。你以一种神圣的口气来谈论真理，仿佛在以一种宗教来代替另外一种。请容我扮演恶魔的拥护者。我请教，您为何对真理要如此的热情与如此的尊崇？对我今天早上的病人来说，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神圣的不是真理，而是人本身对真理的追求！能够有比自我探究更为神圣的行动吗？有人这么认为，说我的哲学工作是建立在沙粒上——我的观点不停地变换。不过，我最笃信的句子之一是，‘成为你的存在。’而没有了真理，人又如何能发现他是谁，又如何能发现他是什么呢？”

        “但真相是，我的病人已经离死期不远了。我应该让他有这样的自觉吗？”

        “真正的抉择、完整的抉择，只能在真理的光芒下绽放，别无他法。”

        在真理与抉择的抽象领域中，尼采辩才无碍的论述，还可以无止境地说下去。布雷尔看得出来，他有必要迫使他说得更具体些，“那我今天早上的病人呢？他的选择范围是什么？或许，相信上帝就是他的抉择！”

        “那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它不是一项人类的选择，而是去捕捉一种人自身以外的幻觉。为了他人而做的选择，为了超自然现象而做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让人软弱。它总是让一个人做不到他自己。我所喜爱的是，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东西！”

        “让我们不要谈论抽象的人类，”布雷尔坚持着，“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的这位病人。考虑一下他的情况，他只有几天或几星期可活了！跟他说抉择又有什么意义？”

        尼采立即不屈不挠地回应着，“如果他不知道他即将死去，你的病人又从何决定要如何死亡呢？”

        “如何死亡，尼采教授？”

        “是的，他必须决定如何去面对死亡，跟其他人谈话，给予忠告，说出他保留到死前才说的话，跟其他人道别，或者单独一个人，去哭泣、不为死亡所动、去诅咒它、去感谢它。”

        “你仍然在讨论一种理想，一种抽象概念，但是我受托来照料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知道他要死了，将在短时间内以巨大的痛苦死去。为什么要以这点来恫吓他呢？最重要的是，必须保存着希望。除了医生之外，又有谁能提供希望呢？”

        “希望？希望是最终的灾祸！”尼采根本是吼出来的，“在我的书《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我主张，当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的时候，宙斯放在其内的灾祸就逃进人类的世界中，不为任何人所知的是，那里面依然保留了最后一个灾祸——希望。自从那时候起，这个盒子与它所储藏的希望，就被人类错误地当成幸运的宝库。但是我们忘掉了宙斯的愿望，他要人类继续让自己受折磨。希望是灾祸中最糟的一个，因为它延长了折磨。”

        “那么你所暗示的是，如果一个人想要的话，他应该缩短他垂死的时间。”

        “那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不过只能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

        布雷尔觉得踌躇满志，他一直很有耐心，他容许事情遵循本身的发展方向。现在，要看到他策略的回报啦！讨论完全依照他所希望的方向在进行。

        “你指的是自杀，尼采教授。自杀应该是一种选择吗？”

        尼采是既坚决又笃定：“每个人都拥有他本身的死亡，而且每个人都应该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演绎死亡。或许，只是或许，有一种权利，我们可以因而取走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权利，可以让我们借以夺去一个人的死亡，那不是慰藉！那是残忍！”

        布雷尔坚持下去：“自杀到底会不会是你的选择呢？”

        “死亡是严酷的，我一直觉得，死亡的最终报酬是不必再死一次！”

        “死亡的最终报酬——不必再死一次！”布雷尔赞赏地点着头，走回他的书桌，坐下来，拿起他的笔，“我可以把这记下来吗？”

        “是的，当然。不过，不要让我剽窃自己。我不是刚刚才创造了这个句子，它出现在我的另一本书《快乐的科学》里面。”

        布雷尔很难相信他的好运。在过去的几分钟之内，尼采接连提到了路·莎乐美给他的两本书。虽然为这项讨论感到兴奋，也不情愿打断他的热烈，但布雷尔无法错失这个机会，先解决这两本书的两难局面再说。

        “尼采教授，你谈到的这两本书让我兴趣浓厚。怎样才能买到？维也纳的书商？”

        尼采难以掩饰对这项请求的愉悦，“我在开姆尼茨的出版商施迈茨纳入错了行。他真正的归宿应该是国际外交，或者，也许是间谍活动。他在阴谋活动上是个天才，而我的书就是他最大的秘密。八年来，他在宣传的花费上是零——连一分钱都没有。他没有送出任何一本去做评论，也不曾放一本在任何书店之中。”

        “所以，你在维也纳的书店里看不到它，连维也纳的房子里都没有可能。我的书卖出去的是寥寥可数，我知道大部分购买者的大名，而且就我记忆所及，我的读者没有半个维也纳人。因此，你必须直接与我的出版商联系。这儿是他的地址。”尼采打开公事包，在一张纸片上迅速写下几行字递给布雷尔。“虽然我可以替你写信给他，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会宁可让他直接收到一封你的信。或许一位大名鼎鼎的医学家的订购，会激励他让其他人知道我的书的存在。”

        把那张纸片塞进上衣的口袋里，布雷尔回答说：“今晚，我会为你的书寄一份订购单。不过真是可惜，我不能更快一点把它们买到手，甚至是借到手。因为我对我的病人的整个人生都感兴趣，包含他们的工作与信念在内，对于你健康情形的调查，你的书或许有些线索。更不用说，阅读你的作品，并跟你本人讨论会有的乐趣了！”

        “哦，”尼采回答道，“这样的要求我可以帮得上忙。我个人所带来的这些书，在我的行李之内。让我把它们借给你吧，今天稍晚我会把它们带来你的办公室。”

        布雷尔为计策奏效感到高兴，因此想要回馈些什么给尼采。“将一生奉献给写作，将生命倾注于著作之中，然而，只有为数寥寥的读者——多可怕啊！我所知道的维也纳作家，都会说这是比死亡还糟的命运。长久以来，你是如何忍受它的？你现在怎么忍受它的？”

        不管是微笑或是声音的腔调，尼采对布雷尔的表示无动于衷。两眼直视着前方，他说道：“伦因街之外另有天地，会有维也纳人知道这点吗？我有耐心。或许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会有人勇于尝试阅读我的书。”他突兀地站了起来，“那么，星期五见？”

        布雷尔感觉受到抵制与背弃。为何尼采突然就变得如此冷淡呢？这是今天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那件桥梁的意外。而每一次的意外，布雷尔察觉到，都紧接在他伸出一只同情的手之后。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他细心思索着。这位尼采教授无法忍受他人的亲近或提供帮助吗？然后，他回想起路·莎乐美的警告，为了跟他对权力的强烈感受有关的某种理由，不要试图催眠尼采。

        她会对尼采退缩的行为有什么反应，布雷尔让自己想象了一下。她不会就这样放过它的，她会立即而直接地处理。她或许会说：“为什么要这样，弗里德里希，每次有人对你说了什么安慰的话，你就要咬他们一口呢？”

        多讽刺啊，布雷尔反省着，纵使他不喜欢路·莎乐美的无礼，他却在这里向她的幻象求救，好让她可以指导他！不过他迅速打消了这些念头。她或许可以说这些事情，但是他不行，更不用说冷漠的尼采教授正在移往门口的时候。

        “是的，星期五两点，尼采教授。”

        尼采微微点头，大步迈出办公室。在他步下阶梯时，布雷尔从窗户后看着他，他暴躁地回拒一辆出租马车，抬头瞄一下漆黑的夜空，用他的围巾把耳朵包起来，沿着街道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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