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瞒着妻子和所有人在笔记本上写回忆录，有人到我办公室来我就把笔记本锁上。这不仅是为了整理回忆，也不仅是为了理解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事。

        我现在有了办公室，在沙托街有一个两扇橱窗的商店。我比我以前的老板蓬硕先生的儿子雇佣的人还多。他不知道现代化，所以他的店依然和我以前在那里工作时一样灰暗庄严。

        我有三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男孩叫让-弗朗索瓦，他出生在布雷叙尔，那时索菲被寄养在邻村的农场主那儿。我的妻子下火车后，农场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避难所。

        索菲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但并不惊讶。一个月之后，我们仨还有小弟弟坐上回菲迈的火车时，她已经很坚强了。

        分娩非常顺利。让-弗朗索瓦是三个孩子中最强壮的。我们四个人经历了很多困难。让娜比以前更加紧张，会为一点小事担惊受怕，确信厄运会随时降临。

        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伊莎贝尔出生在战争的转折阶段，那时他们正等着登陆。有人说这将会和德国入侵时一样引发灾难和混乱。有人预测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都会被送到德国去，道路上已经做好箭头标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堵塞军用道路。

        那时候仍然缺吃少穿。粮食供给下降到最低水平，我非常小心地去黑市买点吃的。

        让娜一直都是早产，婴儿放在暖箱里，而让娜从来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说的“恢复”更多指的是精神方面而不是生理方面。她还是惶恐、消极，我们定居沙托街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确信我们要经历一场灾难，我们会比以前更穷。

        我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好像那是我的职责、命运和唯一的选择，我从来没想过生活可以是其他样子。

        我辛勤工作。我打算稍有成就后把孩子们送进最好的学校。

        我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现在他们和我们那里其他所有小孩差不多，他们接受别人灌输给他们的所有思想。

        我看着儿子长大，听着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看到他瞥我，我有一些想法。

        让-弗朗索瓦将来可能会像他妈妈那样生活，学校的教育也正在把他塑造成那样的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那样的人。

        但他可能有一天会反抗我们的想法，我们这种生活，他想尝试做自己。

        两个女儿非常有可能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但是我想象长大后的让-弗朗索瓦时，并不知道他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额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我需要越来越厚的镜片。我是一个让、平庸且还算幸福的人。从某种角度看，让娜和我就像漫画里的模范夫妻。

        于是，我想到给我儿子留下另一种印象。我问自己，这样对他好不好：他某一天忽然发现父亲并不是以前那个样子，那个腼腆的丈夫，除了尽力抚养孩子、稍微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外没有任何念头。

        我儿子，也许还有我女儿，会知道我身上曾经有另外一个人。有好几个星期，这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但我还是不能确定。我尚未决定将这个回忆录给别人看，我希望再多思考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样，我将在这里揭露内心的想法，我将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直至最后一个字。

        从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生活几乎恢复正常，除了要面对德国人，面对早就变得十分困难的粮食供给。我开始工作。收音机没有被禁止，销路比以前更好。公鸡内斯托尔和母鸡（少了一只）回到花园尽头的窝。与我所料相反，我家什么也没有被偷，没有一台收音机或一件工具被偷。我的工作间和我走时一模一样，只是有些积尘。

        一九四一年春夏秋三季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只留下了些微记忆，好像威廉斯医生经常来我们家。他非常担心让娜，他后来坦白告诉我，他担心让娜患上了忧郁症。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在我妻子和我面前提起安娜，但我肯定她已经知道了。像我们一样返回家乡的难民传播的流言没有传到她耳朵里去吗？我觉得这不可能，虽然我自己并未听到什么特别的流言。

        但这与她的身体和时时惊恐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关系。她从来都不热情，也不嫉妒。她姐姐贝尔塔认为她的丈夫，那个糕点商，在外面寻花问柳。但让娜能容忍我有艳遇，只要我能秘密进行，并不危及我们的家庭就好。

        我没有在推卸责任。我只是客观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她知道她在布雷叙尔那段时间我不是原来那个我，但她也知道我后来又变回去了。

        她那时有没有想过永远也见不到我了？但不管怎样，我找到她了。我们的家庭平安无虞，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自己行为的危险性。

        德国人尤其让她感到害怕，一种生理上的本能的害怕。他们在街道上的脚步声，他们的音乐，他们贴在墙上的布告，那些布告公布的都是坏消息。

        因为我的职业，他们两次到我的工作间和我家里搜查，寻找秘密发报机，他们甚至在院子里挖了好几个洞。

        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原来靠近码头的街道，在老马特雷先生家和卷发小女孩家之间。他们两家人没有回来，解放后我们才看到他们。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住在在卡尔卡松附近，卷发小女孩的爸爸，那个小学教师在那里参与抵抗运动。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非常寒冷。圣诞节前不久下了场雪，威廉斯医生一天早上来我家看让娜的流感是否好了。我们都已经好了，就剩她尚未康复，而且比平常更加焦虑。

        医生在离开前在走廊里对我说：“有时间的话来帮我看看收音机吧。我猜有一个小灯不亮了。”

        下午四点天就黑了，路灯早就被刷成了蓝色，橱窗灰蒙蒙的。我刚完成一项工作，这时想到了威廉斯医生。我想我可以在晚饭之前到他家去一趟。

        我和让娜说了一声，然后披上羊皮大衣，提着工具箱，离开了温暖的家，向寒冷黑暗的街道走去。

        我刚走出几米，一个人影突然从一堵墙后面朝我走过来。然后我耳边响起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叫了我的名字：“马赛。”

        我立马听出来了。她身穿一件深色大衣，头戴一顶贝雷帽。我觉得她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苍白。她走到我身边，因为我就像以前那样对她说：“过来。”

        她似乎冻僵了，很激动，我却镇定而清醒。

        “马赛，我得告诉你。这是我能见到你的最后一个机会。我和一个英国飞行员在菲迈，我得护送他到自由地区。”

        我转过头，我觉得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躲在马特雷家门口。

        “有人告发了我们，盖世太保在追捕我们。我们必须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几天，直到他们忘记我们。”

        她走路时气喘吁吁，她以前并不如此。她有黑眼圈，面容憔悴。

        我一直大步地走着，快要绕过码头的拐角时，我说：“听着……”

        “我知道。”

        她从来都是在我开口之前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但这次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德国人在监视我。他们两次……”

        “马赛，我知道，”她重复道，“我不恨你。很抱歉。”

        我想追她时，她已经跑向那个在黑暗中等她的男人。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事。我把医生的收音机修好，回到家里。让娜在厨房里摆好饭菜，让-弗朗索瓦已经在他的儿童座椅上吃完饭了。

        “你没有着凉吧？”让娜看着我问道。

        所有的一切，家具、物品，都和我们离开菲迈时摆放的位置一模一样，家里只是多了个小孩。

        一个月以后，我在市政府的墙上看到一张还很新的布告。我读到五个名字，其中有一个英国人的名字，还有安娜·库普弗的名字。前天晚上，这五个人都在梅齐埃监狱的院子里被当作间谍枪毙了。

        我再也没有去过拉罗谢勒。我永远都不会去那里了。

        我有一个妻子、三个孩子，在沙托街上有个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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