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上我头痛得厉害，我的傲气被挫败得更厉害，而我迅速扁平下去的皮夹子几乎要杀了我。我用了一把阿司匹林片来对付头痛，但是自我所受的伤害和福克斯伍兹的漫漫长夜后的银行结余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弥合。我想休假一天，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无法这么做。

        凯文·芬纳蒂关于布伦达·汤普森一事的最后期限的那只钟正在滴答滴答地走完，莉萨·桑兹在我和法官谈话之前是无法完成调查的。我很想让莉萨自己去见法官，但我不会那么做的。法官死去的姨妈一事一直不太对劲。至少，这样的错误在联邦法官身上是不常见的，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这可能会成为毁掉总统的丑闻。

        很肯定的是，不能让新手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很晚才从家里出发，而且不忙着先去办公室。

        十一点过后，我走上了在第三街和宪法大街拐角巴雷特·普雷蒂曼联邦法院大楼的楼梯。我经过法庭外面的乔治·米德将军，推开门，坐着电梯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地方检查官布伦达·汤普森在六楼的审判室。当然，法官并不知道我来。进行这样的面谈是决不希望对方有所准备的。我早就确定她这个上午会在法官席上，而且我想看看她的工作，然后再探查她究竟想掩盖什么。

        我悄悄走进审判室，挑了个后排座位坐下。那是一件毒品案——甲基苯丙胺——报纸和电视上对此的报道沸沸扬扬。被告是个臭名昭著的青少年犯罪团伙成员，是国内一个毒品集团的共谋，该集团包括了该地区大多数地段的恶棍。艾伯特·斯克罗金在街上鬼混时的名字叫“人渣”，从外表看，他还真名副其实。我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他的哥们儿——花花公子帮——已经群集在审判室里，他们没有公然打出旗号，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在场还是让人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他们梳着长长的黑发辫，胡子拉碴的显得很可怕，看上去更像是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而不是美国的城市居民。

        我仔细地观察着汤普森法官对他们这些明显的策略所作出的反应，如今在团伙犯罪案件中，这样的策略很多见。在大约十分钟的提问与回答中，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法官问够了问题。

        那位美利坚合众国助理检查官——一个穿着严谨的黑色套装，肤色与服装相称的年轻黑人女性——正在询问控方证人，那是一位发型短而蓬松，戴着厚眼镜片的黑人女性。质询到一半，汤普森法官砰的敲了一下槌子，声音响得让我耳朵嗡嗡直叫。

        “够了！”她大声说着，“别再说废话了！”她指着第二排一个无精打采的人，严厉地说道：“你！立刻给我出去！”她乌黑的眼睛发出愤怒的目光，“别坐在我的审判室里威胁证人！在我叫人把你扔出去之前，请你离开这儿！”

        嘈杂声雀起，汤普森法官举起槌子，敲击着让大家安静下来。那个矮个子的白人辩护律师跳了起来，挥舞着手里的那副粗框阅读眼镜来强调自己说的话。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法官大人。我的委托人有权得到他的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你不能干涉——”

        “坐下，律师！立刻坐下！闭上你的嘴，否则我也把你扔出去！”

        此时那帮家伙都站了起来，指手画脚地叫喊着。法官转身看看法警，法警按了一下桌子上的按钮。

        我们身后的门打开了，法警拥了进来，扭住那些人的胳膊，把这些歹徒猛按到地上。三十秒钟之后，法庭就差不多空了。我环顾四周那些被允许留下来的人，他们个个瞪大了眼睛，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也瞪圆了。不管布伦达·汤普森是什么样的人，她清楚如何维持法庭秩序。看到她这个样子——看到她面对某些真正的危险人物时无畏而蔑视的态度——我提醒自己得多加小心。

        汤普森法官宣布提早休庭并命令陪审团在一点半回来，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溜出法庭，走向拐角处的法官办公室。

        法官的办事员是个红头发的年轻男子，他看上去像是很久没有笑过了。当我走近他时，他从书桌上抬起头。我翻开自己的证件，要求见他的上司。

        “预约过吗？”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只需要几分钟时间。”

        “恐怕她的时间排满了。她今天甚至没接过电话。”

        “不管她忙不忙，我得见她。”

        “蒙克先生，她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审讯结束前不见任何人。”

        “打电话给她。”

        他摇摇头，“我说过我不能这样做——”

        我从桌上拎起电话递给他，他不说了。

        “打电话给她，”我又说了一遍，“我肯定她明白这不是你的主意。”

        他那窄窄的肩膀塌了下去。他拿起电话，按了一下按钮，对着话筒嘟哝了几句，然后挂了电话。他盯着我，房间的门开了，汤普森法官走了出来，朝我伸出手来。

        “蒙克特工。”她说道，她的手握得很坚定，但同时也有些潮湿。这也许意味着什么，但现在我还无法确切肯定。

        “请进。”她对我说。

        我随着她，禁不住欣赏起她那浅灰色的套装，那考究的裁剪遮盖了随着年龄增加而略显臃肿的体态。

        “请坐。”我们来到她桌前时，她招呼着我。

        我坐了下来，面对着书桌，身体陷在那和谐的深红色皮椅子里，等着她走到自己在书桌后的座位上。走到座位前，她在右手边立在地板上的美国国旗旁停了停，然后转向我，过了片刻才落座。我想，这是个聪明女人。比尔·克林顿也不过如此了。她没说一个字，就已经明确地提醒我她是谁，她代表的是什么。

        汤普森法官坐在黑桃木书桌后，桌面镶嵌着皮革，细节设计非常错综复杂。她凝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微笑了。她的牙齿与脸上的浅巧克力色形成反差，眼睛是棕色的，头发颜色稍深一些，剪得短短的，与三角形的脸配合得相当和谐。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她问道。

        “在进入正题前，我得说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刚才在法庭目睹了您的举措。”

        她挥挥手，表示不值一提。

        “那些家伙？我十岁前对付过比他们更糟糕的渣滓。”

        我点点头，她说得没错。她档案里有所有的细节。她出生于华盛顿黑人贫民区最差的地段，有个做海洛因交易的父亲，他在她三岁时死在监狱里。

        她上学后就再没见过参与流氓团伙轮奸活动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们。在母亲因吸食过量毒品死去后，她就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哪怕依据特区的标准，这都是个悲惨的故事。

        我抬起头，知道她正等着我进入主题。于是我说：“您昨天上午和特工莉萨·桑兹谈过。”

        她的目光颤动了一下，但是依旧径直停在我身上。“当然了，是关于因我的疏忽而在个人安全问卷调查里造成了点混乱——你们是这么称呼它的吧？”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称它PSQ，恐怕我们在这方面有点麻烦。”

        她身子前倾，这时她的目光微微垂下，但是只不过一秒钟的时间，她立刻就又抬起眼睛。“麻烦？我不明白。我向桑兹特工解释了所发生的事，她没告诉你吗？”

        “她说您在布鲁克斯顿停留了一段时间，为了照顾一位临终的姨妈，葬礼之后您就去了耶鲁的法学院。”

        她把手放到喉咙上，轻轻地按摩着，然后又把手往下放到了我看不见的位置。

        “葬礼？”她说道，“不，没有葬礼。萨拉姨妈没死，问题就在这里。都说她没救了，可是她挺过来了。”法官清了清嗓子，“我决定呆到举办葬礼，但是，老天保佑，她没有死。我很不愿意离开她，但别无选择。法学院由不得我，所以我最终开车去了纽黑文。我到了那里……”她目光向上盯着，似乎在天花板上读着她的行程。“那时离开学肯定只有一两天了。”她又看着我，“我不明白为何自己把这个从问卷调查上给省略了。”

        “她还活着吗，您的姨妈？她能证明您和她一起住过吗？”

        汤普森法官皱了皱眉，拿起了桌上的一张纸，盯了一会儿，然后抓起一枝笔，飞快地写了几行字。

        “抱歉，”她说，“这个书面资料应该昨天就递交的。”她把笔搁在一旁。“你是问我姨妈去世了吗？”

        我点点头。“是的，蒙克特工，”——她清清嗓子——“是的，她几年前就死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了？只是做个记录，法官大人。”

        “我记不起来了，很久的事了，但我得查一下资料再给你确切的时间。”

        “您和莉萨-桑兹是通过电话交谈的。也许这是她为什么误解你的原因……也是为何我们进行重要会谈时不用电话的原因。”

        她点点头，“我告诉她我等着办葬礼，而不是办了葬礼。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自从我被任命以后，这里一团糟，实际上，我也许会乱讲话。”她又清了一下嗓子。“我希望没给你们带来麻烦，可是这是不是矫枉过正了？我们只是在谈关于三十年前若干天的事。它和今天有什么相干呢？”

        我注视着她，法官肯定知道不该问这样荒唐的问题。我想告诉她这一点，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在我还需要她帮忙时，不该这么告诉她。

        “你知道局里的规矩，”我这样回答她，“几天，几年，这对头来说是一回事。我确信不需要向您解释。”

        “当然不了，尤其在约瑟芬·格雷迪事件之后。”

        她笑了。

        “你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是否曾迸过监狱，或者是否在莫斯科和克格勃一起受训过。”她摇着头，“恐怕我的履历普通得令人失望。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突然冲动地想去耶鲁法学院。我对姨妈尽了心，但是一旦我能离开，我就又上路了。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这使我对这个问题的探询进入了死胡同，因此我掉转了方向。

        “法官大人，我还有第二个疑问。我们需要见见您最后一位大学室友戴利亚·赫尔南德兹，但我们找不到她。您告诉我们您和她一起在校外住了几乎有九个月，但我们在伯克利的特工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加以确认，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得知她目前可能在哪里。”

        “首先，加大的学生档案里有她，我想这就很容易查下去了。”

        “看不到学生档案，反正看不到戴利亚的。”

        汤普森法官点点头，“对，我忘了弃权声明的事了。你们从我这里拿了二十份，可她的一份也没拿到。”

        “这就是我要问您的原因，也许你能设法回想起什么来。”

        “恐怕这并不容易。”

        法官又清了清嗓子，当她接着说话时，她的声音微微地提高了一点。

        “我们相处得不是特别好，蒙克特工，我们俩的名字都在公寓的租约上，而我得在月底前离开，那是租约的期限。戴利亚认为我企图逃避租金，逃避清扫房间的任务。你知道这里面的瓜葛。”

        “那以后你还和她有来往吗？”

        “很抱歉地说，没有。我给她寄了封短信，附上了足够的钱，确保她在租金上不吃亏，但是她没有回复。几个月几年就过去了。”她耸了耸肩膀，“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她把手放在桌上，手掌朝下。“我得再问你一次，你希望发现戴利亚·赫尔南德兹后得到什么呢？她最后并不喜欢我，也许现在依然不喜欢，但那又怎样呢？”

        “您是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总统当然提醒过您我们的调查会很深入。”

        “当然了，蒙克特工，而且我并不想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只是我的听证会马上要开始了，因此，哪怕是想起这些事都让我烦躁。我了解博克事件，明白克拉伦斯·托马斯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候。就算是特蕾莎修女，她本人也会感到很不好受，我已经开始理解其中的原委了。”

        “如果您非得找到戴利亚·赫尔南德兹，确实得找到她，您会从何人手呢？”

        “她和我在加大一起上的法学院预科，她的家在费城。”法官摇着头，“我想不起太多，但是我想我会去查宾夕法尼亚的几所法学院。”

        我直盯着她的眼睛，“我不得不提醒您一些事，法官。如果在您个人履历中有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现在就该告诉我了，让我先发现它们会是一个错误。”

        “我从未做过亏心事。”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的笑容消失了。

        “那么就让我说得再清楚些，免得你和你的总部再弄错了。在我的历史中，没有任何情况能剥夺我在最高法院任职的资格。”她从桌子上拿起阅读眼镜，“如果没别的问题，我得回去工作了。”

        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想起两件我刚刚明白的事。第一，汤普森法官从未回答我的问题——从未以应该回答的方式来答复我；第二，她是我所交谈过的最不胜任的撒谎者。

        说起她撒的谎，布伦达·汤普森的馅可是露得太过了。

        比如她开始时解释得过头，太多次地重复姨妈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陈述，反复地清嗓子，而且还用手按摩喉咙，好像她能人为地压出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她双手藏在膝盖里，而且当它们暴露出来时，又掌心向下平覆在桌子上。还有就是在我提问过程中，她做出了去注意那页毫不相关的资料的荒唐举动。另外还有五六处迹象，明显透露出她没有说实话。走近大区分局的前门时，我拖长了脚步。突然，我非常迫切地想挖出原因来。

        我回到17小组，回到那寂静得怕人的大房间，并走向莉萨的办公桌，她正皱着眉头。大多数的桌子旁都没有人，我觉得奇怪，然后才想起大多数的手下今天上午都被安排进行轻武器训练了。

        “太感谢了。”没等我开口，莉萨就说话了。

        我在她办公桌一角边停下。

        “凯文·芬纳蒂顺便来视察了一下。”她接着说道。

        我对她皱皱眉头，“主管副局长下楼来这里了？”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是不来过问中层管理的，从来不。

        “他来干吗？”

        “他首先想知道你这该死的家伙在哪里。然后，因为你不在，他就狠狠地翘了我一顿。”我嘴唇一动，她似乎读出了我的问题：“不，没有，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但是我觉得有点被利用了，普勒，你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

        “我别无选择。”我说道，而这应该是实话。至少有人为此事责备过我，即我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的通宵赌博行为了。

        我眼球后的一阵刺痛让我想起前一天夜里在康涅狄格饱受煎熬。我在赌场里没喝过一滴酒，但是那次旅行是个灾难，太多的失望和痛苦使我无法在回来的飞机上像往常一样打盹。此刻我觉得好像脑袋里有个小小的细木工匠正在工作，用砂纸来回打磨着我的眼球。突然我想坐下来。我环顾四周，想找把椅子拖过来坐下，然后决定将身子靠在莉萨的办公桌边上。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我禁不住察觉到了这一点，这多少让我觉得好受了些。

        “汤普森的报告进行得怎样了？”我问她，“还要多少时间？”

        “我正从另外的办公室召集人员——文件有三百来页呢——本周末我会有个初稿。”她朝我肩膀上方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将困惑的目光移回到我身上。

        “但是依然缺少那个大学室友……那无法解释的三个星期……那个死不了的姨妈。”

        我把法官所说的告诉了她，即当汤普森在布鲁克斯顿时，事实上她的姨妈并没有死。

        “莉萨，你是不是误解了？误读了你的会谈笔记？”

        “绝不可能。”

        她打开桌上的文件，翻到文件的I-A部分，封底内部贴着一只吕宋纸信封，通常这是用来保存小到很难在二楼的大型储存库里存放的书面证明的。莉萨抽出了一张带黄色浅条纹的纸，递给我。

        “拿去，”她说道，“这是我做的会谈记录。你自己看吧。”

        我拿过了纸，她的书法和她其他的工作一样细致。我根本不指望发现错误，而且也的确没有发现。在纸页的下半部分，那些话再清楚不过了。B·t·一直等到S·K·的葬礼结束，然后她就去了妞黑文。再下面一点，莉萨记录了她打给布鲁克斯顿镇书记员的电话。S·K·的死亡日期是1991年4月17日。为了确保起见，我又看了一遍记录，然后把它交还给莉萨。

        “我觉得我们遇到了麻烦。”我对她说道，但光说这些话就让我的脉搏加速了，这样的感觉使我对自己的动机感到困惑。

        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名专业人员，我应该像穿着白色实验室服装的技术人员一样。客观地审查汤普森的谎言，而不是像一头一嗅到新鲜气味就朝捕获物扑过去的肉食动物。我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做不到。消防人员听到警铃时，心会蹦跳起来；警察会按着无线对讲机传出的喊叫，欣然奔赴案件现场；士兵们宁愿跳出直升飞机经受子弹的洗礼，也不愿承受又一天该死的训练；而联邦调查局特工要去追踪自称正直的家伙时，也会迫不及待。

        “现在怎么办？”莉萨问道，一边把裙子向膝盖拉拉直。“我已经看了好几遍文件。我们从哪里开始寻找那个室友？”

        “你去完成口述报告，确保它在文印室得到优先处理。我来对付室友的事。”

        我开始朝大房间后部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转过身子对着莉萨。她看着我，黑色的眉毛弯成了一个探询的拱形。

        “谢谢，”我对她说道，“谢谢你帮我在芬纳蒂面前打掩护。”

        她点着头，说了几句像西班牙语的话，不过不是真的西班牙语，是你在学会英语前就会说的那种语言。我走向办公室，但是暗暗决定要再看看她的个人履历。

        我来到桌子旁，在思考破解那错综复杂的布伦达·汤普森之谜前，我得先看一下日常文件资料，它们是人们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日常流水文件，没有一位电影剧本作家愿意把这些日常的烦琐工作写进作品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的确会经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这毋庸质疑，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填写大量的、从没人读过的书面报告，是整理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长年累月地堆在那里，直到最终被毁弃，给新的、同样是了无用处的文件让出位置来。我常常认为这些文件可以派更好的用场，比如说把它们套到那些被定罪的犯人的脖子上。

        我的电话铃响了，这样的干扰挺受欢迎，可我听到另一端的声音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个我已经有些蔑视的声音。

        “蒙克先生，我是派恩伍德护理院的杰克·奎格利。”

        我的嘴巴做了说那句下流话的动作，但我尽量不让它变成他能听到的那个词。“说吧。”我回答道。

        “我打电话还是为了你父亲的费用账。我知道你不爱听。其实我也不愿意再说了，但是欠额太大，不能不了了之。你也知道，你父亲受照料不是免费的，而且他身体每况愈下。如果你不能立即采取措施。你就得把他送到别处去了。”

        到别处去，放屁。除了和我一起生活，他没有别处可去了。

        “我会付钱的，”我告诉他，“但是你得等我了结了房子的契约。”

        他的声音亮起来了，“你找到买主了？”

        “差不多吧。”我撤了谎，“只要解决一些可能发生的具体情况就成了。”例如，真的找到买主。我听到他声音里的希望在破灭。

        “是啊……可能情况……没错。原谅我多疑了，但你几个月来一直在告诉我同一件事情。”

        “我挂了电话后马上就要和我的房地产经纪人见面。”

        “我再给你两星期时间，”这位私人护理院的负责人说道，“十四天，然后你就来接走他。”

        没等我回答，他挂了电话，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没啥可说的了。六个月前奎格利就不相信我的谎话了。我父亲的护理费非常昂贵，他每个月都从我的薪水里扣去一大笔钱。我又想起了康涅狄格，对那赌场充满了怨恨。

        昨天夜里曾有一段时问——从凌晨一点半到将近三点——我还能够支付拖欠杰克·奎格利的款额，并且还能交付蒙克牧师下个月账单的一大笔费用。照这样，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能给这个疯癫的老杂种买房子了。已经很接近了，但最终没有实现，总之不会在昨晚实现。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很快的，我有这个信念。不可否认，最近的一年是场噩梦，但是我会时来运转。过去总是这样，将来也总会这样的。这不是乔纳森·蒙克所能明白或关心的。那狗娘养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谁在付钱。

        或者说是谁不在付钱，我猜杰克·奎格利会这么说。

        但不管那管事的怎么说，他的电话动摇了我早已经微弱的要把那大堆文件赶完的决心。仅仅是奎格利喋喋不休的声音，就让我想起这些年自己一直浪费时间，听从蒙克牧师那些没头没脑的准则，让我很想丢开眼前枯燥的文案工作，想找点乐子换换心情。于是我推开文件，着手去寻找布伦达·汤普森那失去联系的室友。

        但是我先得离开办公室，在盥洗室花上五分钟时间，往脸上喷点冷水，用手理理我的头发。镜子中的那张脸令我不快，眼睛下面垂着眼袋，下巴有一抹粗短的胡茬。我得承认，自己过去见过这张脸。常常是在赌场里，不过是赌场里别人的脸，是那些输钱的人，照赌棍们的话说，就是那些“晦气鬼”。输钱会让你如此，让你浑身晦气，但幸运的是，成功能使人转运，这也是我要去找那个室友的原因。一些优秀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尝试过了，而且没成功。如果我能击败这一套体制，直到它拱手交出布伦达·汤普森的室友，我就又赢了一回，就像他们说的，走好运了。我再次瞧瞧自己疲倦的脸。我一定会重新帅气起来。

        我回到办公室门边，挂起了那块“打扰必死”的牌子，关上门，抓起公文包，打开暗层。老天，我边想边盯着那孤零零的八张百元美金钞票，它们是昨晚遭受挫败后的残存物。我的胃开始痛起来，一万一千美元没了。那是我最糟糕的一个夜晚，虽然开头很不错。至少形势曾经十分顺利过，好到足以让我确信自己不可能输，尽管我赌博时从来不考虑输赢两字。那十一张大票子依然是我的，我只是让福克斯伍兹赌场保留着，等着我回去收回它们。当然，这个哲理充满了谬误。不需要人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决定不对它深究细问。你一旦相信钱永远飞走了，你就会疯的。

        再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总之对我来说不是的。

        我玩它是为了刺激，为了那因恐惧而起的战栗、那种髓知无法战胜却依然决战到底的好斗表情……只除了总有人能胜出，而且有时候那人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赢的不仅是钱。当我赢钱时，我打败的不仅是胜败几率，还有我老爸教我要去畏惧的所有事物，再加上他让我为之恐慌的一两件事情。

        至少安妮·费希尔博士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无法忍受枯燥——我那时分时合的情人就这么看——而且我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更糟糕的是。我会不惜一切地避免感觉枯燥。

        安妮把生活描述为不停转动的圆盘，她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我。想像着自己站在这个转盘上，转盘中心有一根轴杆穿过，抓住轴杆是留在盘子上惟一安全的方法，是不被甩出边缘完全掉下转盘的惟一可靠的途径。抓住轴杆并不是件有趣的事，但至少你明白自己能坚持到底，不像那些冒险成瘾的杂种一样放开轴杆，爬到转盘边缘，离心力魔鬼竭力将他们甩向深渊，使他们的身体瑟瑟颤抖，嘴巴早已因迷狂而开始发出微弱的呻吟。据安妮说，我只有在到达边缘后才会感到快乐，在滑脱了轴杆后甚至会更快乐一点，而当我单手揪在转盘边缘、双腿伸展着腾空而起、眼神狂野、喉咙鼓胀、大声地叫着再来再来时，那快乐的感觉便到了极致。

        她说我的童年被乔纳森·蒙克牧师的教堂控制了，那里的训导是，无论你做什么，你他妈的已经前世命定。这毁坏了我过正常人生活的能力，使我一有机会就宁愿为之搭上性命也不愿意庸庸无为。最初我还和她争辩，但我们俩都明白她是对的。

        我准备离安妮转盘的边缘稍近一些，便把头脑里消极的东西甩了出去。

        首先我拿开两张留下来的百元钞票——在赌场里，这被称作“一角钱”，这对我是很有诱惑力的新奇词汇——然后把余下的钱放进公文包的暗层。如果在和陈博士的第五十三次约会前还没有找到汤普森的室友的话，我就上街把那两百元递给我遇到的第一个街头乞丐，让他吃惊地瞪大眼睛。如果我找到了那个室友，我就赢了。当然，不是赢钱，而是“赢”这个词所具有的惟一重要的感觉。

        准备出发。我走到自己的收件箱旁，抽出一叠书面资料，把它们摊开放在桌子上，这是为了提醒那些官僚老爷加快协助我的工作。我把公文包拖近了些，打开它，找到那枚粉红色的戒指，套在手指上，然后用同一只手抓起电话。在拨号前，我确定了一下自己要做的事，即我需要在下面几分钟内改变游戏规则。调查局官方的规定没法让人找到布伦达·汤普森的大学室友。现在该运用匡蒂科规则了。

        像大多数的州一样，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若学生本人没有签署弃权声明，大学校方不得泄露学生的信息。我有一份布伦达·汤普森的声明书，但是没有戴利亚·赫尔南德兹的。为了在没有她本人许可的情况下查阅这个女人的资料，我得违背加州法律，但要为此找个理由也不太难。我不可能去伤害那位室友，而且还能把会导致汤普森法官的参议院认可程序被拖延的难题给解决了。

        因此我按下了号码，三千英里之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总机应答了。我的电话被接到了学生档案室。我告诉接电话的女士我是谁。

        “我是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的，”我说道，“我希望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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