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吉恩·里尔2003年8月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小说问世后，美国成熟的大众文化市场便轻车熟路地将此书投入了步步为营的宣传操作中，使读者面前又出现了一部成功而引人入胜的作品。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体会了小说情节发展中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更感叹于操作着作品的这个文化生产场的精湛和成熟。

        小说的男主人公普勒·蒙克是个有赌博积习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的生活中，高额风险总会令他兴奋不已、激情高涨，而他所执行的调查任务又始终使他陷于一种黑白世界的平衡危机中。另外，蒙克曾有的少年创伤、信仰模糊、情感淡漠等使这个多少带着点风尘沧桑的男人有了可以成为畅销小说男主角的资本。同时，作者刻意地把小说背景选择在人心飘摇的9·11事件之后，使个人与国家、犯罪与高层阴谋等有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在小说中，对最高法院法官的被提名者布伦达·汤普森的背景调查就成了故事步步深入的焦点。汤普森法官被总统提名后，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非裔美国女性。从汤普森法官的个人履历来看，她似乎清清白白、毫无污点。可是，蒙克特工及其搭档莉萨却从其个人安全调查表那看似平淡无奇的时间疏漏中打开缺口，两人由此开始了小说中惊险无比的黑幕揭露过程。由此，故事情节急转直下，进入了一浪高于一浪的险情与揭密进程。蒙克和莉萨也因此被搅入了掺杂着激情、热情、恐怖、勇气、机敏、侥幸等的一系列事件之中，并且从中挖出了这些案情之后的腐败和凶杀事实，一直顺藤摸瓜地触及了政府顶层人物，涉及了美国宪法的灵魂地带，同时也遭遇了真正的亡命之徒对他们生命的直接威胁。这层层深入、惊心动魄、步步为营的故事布局，以及作者对联邦调查局与警界内部机构运作的谙熟，都不是一般纯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所能企及的。

        小说的书名（Quantico Rules）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次商榷的焦点。译者最终将其直译，也是出于多重考虑。因为，作为揭密与探询，作者本意似乎也是希望这个具有行话特征的词语能够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引起读者的深思，甚至得到一种拓展。“匡蒂科规则”取自联邦调查局的行话，本义为“不成文的准则”。于是，在小说中（或许也在现实中），在一套官方准则的体系下，又存在着一套特工们在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的受训基地所教导的那种非官方法则。这种规则，意在通过违背官方准则来达成正义目的。于是，这种“出轨”常常使特工们如履薄冰，处于可为和不可为、正义与犯罪的边缘地带，或者说是模糊地带。如此这般，特工们的行为就有了很多戏剧性。小说中的蒙克就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人物，在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蒙克一直摇摆在可行与不可行的冲突中。他好赌成性，却在工作中明察秋毫、正义英勇。里尔在访谈中也坦言，没有人愿意阅读一本谁都循规蹈矩的小说，书中的蒙克似乎比谁都走得更远了一些，因为，在文学创作中，戏剧性才是准则。而且，里尔的生活阅历使小说充满了可信性和专业性，也使这些真实能一气呵成地贯穿于细枝末节中。

        当然，小说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大众文化市场配合作家推出作品过程中熟练可行的操作策略。综观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历程，各种不同风格的小说在历史与市场舞台中发生着变迁。从20世纪50年代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西部小说之后，现代犯罪小说开始兴起，并且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通俗小说的声誉。20世纪70和80年代是美国通俗小说大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出现了诸如甜蜜野蛮小说、高科技惊险小说之类的新型通俗小说，而且传统的女性言情小说、科学小说和恐怖小说也出现了回溯现象。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暴露小说则逐渐成为该文学领域的主导力量，并将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世纪末。由此看来，的诞生，并非仅仅是里尔本人的奇思异想，它的可读与畅销，其实就如十月怀胎，诞出生命一样自然，因为，孕育、生长环境使然，瓜熟蒂落中，诸多因素促成了它的生机盎然。

        作品的首要吸引之处或许是市场所宣传的“专业人士暴露真假难辨的隐情”。当然，从作家的角度而言，写作作为他的一种对社会、人生本质和深层结构的思考，其实是最自由的工作。在时机成熟时，没有人能阻挡这种创作渴望和自由的喷发，只要读者与支持它的市场在，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具有真正人性关怀的自由自在的思维的渗透。另外，卖者与市场自然会用“××专业或职业”来凸显作家作品的可读与可信。而且，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退休后从事写作，而且写得如此引人入胜，他必然在心中有激情和惊叹要来诉说。重要的是，作者在拓展自己自由度的时候，也使“临渊羡鱼”的读者有了站在书外看世界的着眼点。

        由于里尔本身曾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他独特的个人经历使本书自然具有非凡的特征。例如，在布伦达·汤普森法官的个人调查表中，出现了三个星期的疏漏，这样的细节，也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捕捉得到。由此，蒙克和搭档莉萨揭开了一个看似极为可信的高层腐败、勒索与谋杀的内幕。而且这一切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又被熟谙国家政治、历史背景的作者选择置于9·11事件之后，即美国国内安全出现危机的大局面之下。因此，作为有着二十多年从事联邦调查局特工工作经历的作者，他对各事件处理上的游刃有余之处就得到了彰显。更重要的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9·11以后出现的向右转的保守倾向，也表达了明智人士的深深担忧：保守势力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对美国一向引为自豪的民主自由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小说另一个非常抢眼、同时也充分体现美国大众文化特色的地方是，作品贯穿始终地体现了一种民主与平等的游戏精神。在翻译时，译者经常遇到上世纪诸多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也必须要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查到具体的时间和事实来确凿体现故事层层深入中必须交代的背景。在这一看似烦琐，实则意趣盎然的查证过程中，译者体会到了这种在许多美国通俗作品中都常常具有的严肃的游戏精神。幸好，美国的整个历史都属于印刷机发明以后的时期，它的全部细节都有案可据。因此，任作者怎么“戏说”，他总是能让人查证到细枝末节的真实。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一部或几部作品不能充分表现这种创作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言说特质，但当许多作品在长时间里发出始终类似的调子时，我们有理由说那是一种基本的创作基调。当读者在包括这部的许多揭幕作品中看到作家们以同样的大胆与自由方式来处理类似的重要问题时，或许他们能看到某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特性的元素。在这部作品中，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模拟真实的人物频频曝光，有的揭露细节“真实”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读者也许能体会到，即使在虚构的小说中，这种敢于较真、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是无价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否定，在这种游戏精神之中，多少也掺有作者谩骂与发泄的快感，并在一些细节上有一定的影射性。例如，在蒙克成功揭密的过程中，多次受到法国大使馆的协助，作者在看似不经，甚至轻描淡写的笔触下，似乎对法国政府潜入美国进行相当规模的间谍活动多有微词。

        此外，这部结合了间谍、揭幕、高科技犯罪等流行因素的小说也体现了美国大众文化市场的迅猛成熟，以及新、快、准的时代节奏。虽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间谍小说在冷战后期已经日渐淡出，因为间谍、地下工作人员等已逐步失去其光环与神秘性。但是，吉恩·里尔却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激发了这类人员的光彩。不过，他的成功，有着较为复杂与综合的原因。美国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对通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刺激了大众文化的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大众阅读口味的转变又促使创作模式发生变化。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多次感觉到作品文字中充满了好莱坞电影那栩栩如生、扣人心弦的画面，并且认为小说肯定能成为下一部卖座电影的脚本。确实，在这个大众文化市场中，形形色色的畅销小说和票房火爆的电影等相互提携，步步走向繁荣。无论从电影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立场来看，现代犯罪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后迅速崛起，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了雀起的声誉，它又派生出了高科技惊险小说，内容大至全球性的政治阴谋，战争黑幕，小至个人圈内的暴力行为，并且拥有现代高科技背景，如微波通讯、生物工程等等。市场层出不穷地推出这些代表现代社会文明的高新技术对于广大读者是新奇而刺激的，而且，惊险中添加香艳的情节调味剂也成为操纵读者或观众的策略。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暴露小说也进一步地加入了通俗文学的主导队伍，而且暴露的面更为广阔。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应运而生的作品。小说充满了大众文化的创作元素，注重了情节的惊险和悬念的运用。不过，小说的格局多少也会有相似之处，如通过一个似乎平淡无奇的缺口，引出一段恐怕是不可告人的丑闻、艳事、交易等，结果背后更有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然而，作品的精彩之处，也在于作者层层剥落，步步为营，把一切暴露得淋漓尽致。

        不过，紧张与惊险似乎并不是小说畅销的关键，读者能够在荡气回肠之余为之折服的恐怕是小说那种和主人公一样敢于冲破障碍、揭示情节背后隐情的勇气，而这一点，或许也会是作者在大众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主人公蒙克在正面人物光环之下，是一个冲动的赌徒，一个在危险边缘体验极度幸福的叛逆者。他的性格弱点往往战胜优点，使他在一些行为中无法自控。同时，蒙克又是浸礼会牧师那愤怒忤逆的儿子，爱情生活曾经分崩离析，对调查局的工作感到厌倦乏味。在小说结束时，生活依旧如初，只是那可恶的上司暂时消失了，爱情之火似乎将再度燃烧。自然，在小说中保留点适度的爱情，也是作者与市场经营中的必要之举。

        更具有阅读卖点的是，作者巧妙地加入了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得心应手之长。当然，里尔的创作虽然灵活机智，不乏幽默诙谐，但偶尔会有肤浅之嫌。从人物表现来看，次要人物较为扁平，例如性感、美丽的搭档莉萨虽然固执坚强，但是太容易冲动；地方警长布罗德斯基又显得过于刻板单调。幸好这些都瑕不掩瑜，关键是小说情节和发展节奏得当完美，读者也会卷不释手、一气呵成地阅读完毕。故事中，一层谜团的背后又是一层，层层递进，一直涉及到政府高层的心脏地带，到达权力运作的关键区域，这种逼真的细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占据人心的悬念布局等，其实汇成的依然是步入成熟的美国大众文化特质。因为，在大众读者的期待中，作者和文化市场所要设置的目标似乎大同小异：让期待寻找美丽石头的文化消费者最终发现的是天然金矿。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对于作品的宣传操纵竟然能达到如此具细的地步。在一些网页上，专门的市场机构将作品阅读与接受情况的调查数据化，还对作品各因素进行比例数据的统计。例如，在针对读者对该小说的情节期待等的调查中，在全书结构布局的读者接受问题上，问卷可以从暴力与追踪场景出现的比率、论争理论、情感关系与人物个性发展、社会与生活物质的描述等的笔墨比例数据等入手，从而获得量化的结论。另外，针对故事叙述语调的统计，问卷可以从悬念强度、发现罪魁祸首的难度、故事发生的时间、调查人的身份、有否出现非神秘性的次情节（如爱情）、是否具有犯罪惊险性等方面来给予总结。在对作品人物的研究上，调查也可以详细到统计小说中主要正、反面人物的性别、职业与职位、年龄、使用武力的程度、种族、个性的敏感度、幽默感、智力、外形等具体细节。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这种市场的操纵竟然可以发展到能告诉大众：如果小说发生的场景是在美国，甚至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北到东南地带，而且有关人物涉及第三世界国家，死亡人数在三至四人，在对话的比率中对话多于描写，小说的可读性会更强时，那么，我们对其间的严肃、荒诞，甚至游戏性就很难给予某种确切的结论了。

        从翻译角度看，小说语言上的即时与流行，如警察及特工的俚语、脏话，最新的生活及流行口语等，常常是小说通俗性质中的非通俗因素；真实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如连锁商场和日用产品的名称等，译者如果没有在美国的真实生活经历，很难将其处理得比较妥帖，或至少不犯错误。同时，作者在创作中大量使用了最新的科技与其他专业词汇，如高科技的电脑、汽车术语等，连译者手持为数不少的专业工具书都只能望而兴叹。更加考验译者的还有大量关于20世纪美国社会历史、政治事件的专用名词，涉及到宪法修正案、政界新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和词汇，都为翻译这部小说增加了特殊的难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多次体会到：或许因为此书是非文学专业作者的处女作，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上，确实也存在着斧凿的痕迹。不过，小说的故事性最终胜出。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斧凿与刻意的文学色彩不过是反映大众文化市场中文化的内涵与消费的档次的着意提高，这是一个趋势，也是步入成熟的美国大众文化令人产生期待心理的规则。美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曾说过，美国后工业化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是科技优先地位的确立，以及科技官僚的产生和传统工业科技向更新的信息科技的过渡，那么，在社会的文化发展中，知识日益成为一种信息商品的形式而存在，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大众文化不断挑战经典文化的今天，在文化市场规则的必然引导下，小说或许在巧合中不遗余力地阐发了无奈之下存在的“匡蒂科规则”，并且由蒙克的内心思索来告诉读者：“（法律）规则是个庄严的概念，但只有当你不过分苛刻地看待它时，它才最为庄严。”那么，我们会对这部作品和由此引出的问题做何种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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