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林阴大道的入口，凝望着一排排山毛榉，仿佛撤退的军队，从他眼前没入迷雾之中。暗色仍徘徊不去，大地犹如室内般幽暗。天色有可能已是黄昏：在古老乡间屋舍喝茶的时间。他两侧的街灯只有微弱的烛光，什么也照不亮。空气感觉起来温暖且沉重。他期待看到警方仍在现场，看到绳索围住的区域。他期望看见新闻记者或好奇的旁观者。他缓缓地望下斜坡，什么都没有，他告诉自己。我一离开，瓦拉狄米尔就高兴地站起来，柱着手杖，抹去可怕的化妆，轻快地和他的演员同伴们到警察局去喝杯啤酒。

        拄着手杖，他对自己说，记起督察长曾告诉他的一些事。左手或右手？“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说，“大拇指、食指与中指。”

        他继续前行，林阴大道越来越幽暗，雾越来越浓。他的脚步声在身前微弱地回响。二十码高处，褐色的阳光像微弱的烽火在自己的烟雾中燃烧。但朦胧迷离的此处，迷雾却已凝聚成寒气逼人的浓雾，瓦拉狄米尔也已尸骨冰冷。在警车原本停放的地方，他看见轮胎的痕迹。他注意到落叶不见了，沙砾地也干净得极不自然。他们做了什么？他很纳闷。在沙砾地灌水？扫集落叶，好塞进更多塑料枕头套里？

        身体的疲累反而让他的思绪出奇的澄明。他沿着林阴大道继续往上走，祝福瓦拉狄米尔日夜平安，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蠢事。他专心地思考图钉、粉笔、法国烟和莫斯科规则，同时寻找竞赛场旁的锡架凉亭。按顺序来，他告诉自己。从最开始着手。把凯帕罗先留在柜子上。他走到一个交叉路，穿过路口，继续往上爬。在他右边，出现了球门的门柱，再过去，则是一座覆盖波状铁皮的绿色凉亭，显然空无一人。他举步穿过竞赛场，雨水渗进他的鞋子里。小屋后面有一道陡斜的泥堤，留有孩子们溜滑下来的痕迹。他爬上泥堤，走进矮树丛里，继续往上爬。浓雾并未穿透树丛，而当他抵达丘顶时，雾已散去。四周仍空无一人。他折返穿过树林，走向凉亭。这座凉亭只能算是个锡盒子，一侧开向竞赛场。亭里惟一的设施是一张粗糙的木条长椅，刀痕累累，刻满了字。占据其上的，是一具俯卧舒展的身躯，毛毯直拉盖头，只露出棕色的靴子。一刹那，史迈利还怀疑他是不是也被杀了。梁柱撑起屋顶，斑驳的绿色油漆上，许多热切的道德宣言跃然眼前。“浪人是破坏性的。社会不需要浪人。”这个论点让他刹那间有些犹豫。“噢，但社会需要啊。”他想要回答，“社会是由许多少数族群组合而成的。”图钉就在莫斯汀所说的位置，依据沙拉特遵守规律的优良传统，正好与头齐高，圆场出品的铜制钉头，仍然如莫斯汀放在这里时一样，崭新且无记号。

        进行会晤，上头说，未见危险。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思索。莫斯科，外务员得花三天工夫才能把信送达安全地址的地方。在莫斯科，所有的少数族群都是浪人。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瓦拉狄米尔的粉笔标记非常靠近图钉，潦草的信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虫爬过柱子。也许老人是担心下雨，史迈利想。也许他担心雨水可能冲刷掉他的标记。或者，也许他的情绪状态让他握着粉笔的手太过用力，就像他把那件诺福克外套掉在地板上一样。会面，否则免谈……他告诉莫斯汀……今晚，否则免谈……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虽然粉笔迹很重，但要特别留心才会注意到这个记号，闪亮的图钉也是，不过，即使是特别留意的人也不会觉得它们很奇怪，因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总不断有人贴上宣传单或信息给彼此，而他们并不全都是间谍。有些是孩子，有些是流浪者，有些是信徒，有些是慈善活动的发起人，有些是遗失宠物的人，还有些是为了追寻新欢而必须在山顶发出渴求的人。而他们，无论如何，并不会全都被莫斯科中央的暗杀武器从正面直射轰掉头。

        那么，这个响应记号的目的何在？在莫斯科，当史迈利还坐在伦敦的办公桌前，全权负责瓦拉狄米尔的案子时，这些记号是为随时可能失去踪影的情报员设计的，他们是道路上零碎的细小分支，随时都可能是穷途末日。我没见到危险，依约定进行会晤，这是瓦拉狄米尔留给世界最后——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离开小屋，史迈利回头，顺着来时的路径走了一小段距离。一面走，他一面仔细回想督察长所重建的瓦拉狄米尔的最后旅程，像档案般在心中重现。

        那双橡胶套鞋简直是天赐神助，史迈利先生，督察长虔诚地说，北英世纪牌，钻石花纹鞋底，先生，而且无遮无掩地走——所以，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穿过一大群足球观众，追踪到他的足迹！

        “我会给你官方说法的版本。”督察长说，他说得很快，因为他们时间不多，“准备好了吗，史迈利先生？”

        准备好了，史迈利说。

        督察长改变了声调。交谈是一回事，证据是另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电筒照亮封锁区内的潮湿沙砾地。就像放幻灯的演讲，史迈利想，在沙拉特，我可能就必须做笔记了：“他在这里，现在走下山坡，先生。看见他了吗？正常的步伐，脚跟与脚趾运作良好，正常的行进，一切都显得光明磊落。明白吗，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很明白。

        “那是手杖的痕迹，你看见了吗？在右手，先生。”

        史迈利也看见了，每隔两个脚印，胶环手杖就留下一个圆形的深痕。

        “当然，他被射杀时，手杖是在左手，对不对？你也看见了，先生，我注意到。你会不会刚好知道他有毛病的是哪一条腿，先生，如果他腿真有毛病的话？”

        “右腿。”史迈利说。

        “噢，那么他平常很可能都是右手柱手杖。请从这里下来，先生，他从这里走！正常步伐仍然是，请记下。”督察长说，但却很罕见地失神脱口说出不合文法的措辞。

        在督察长的手电筒光束下，还有五个规则钻石花纹的脚印，后脚跟与脚趾，仍然行进无碍。此时，在白昼的光线下，史迈利只能看见隐约的痕迹。雨水，其他的足迹，和违规闯入的脚踏车轮胎轨迹，让大部分的脚印都消失了。在夜里，督察长的幻灯表演中，他清楚地看见那些脚印，就像躺在斜坡上那具裹着塑料布的尸体那般清楚，足迹就在那里结束了。

        “现在。”督察长满意地说，略一停顿，他的手电筒停驻在地面一块磨损的区域。

        “你刚才说他几岁来着，先生？”督察长问。

        “我没说，但他应该是六十九岁。”

        “加上你刚才说的心脏病，我想。现在，先生。首先，他停了下来。非常突然的。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有人叫他停下来。我猜想是他听见了什么。在他背后。注意他步伐间的距离缩短了，注意双脚的位置，他半转过身，可能是看背后或什么的。无论如何，他转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他背后’的缘故。无论他看到或没看到什么——或者听到或没听到什么——他决定转身。不再往前走，看！”督察长带着运动员般骤起的兴奋之情说，“较大的步幅，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个完全不同的脚印，他尽全力地走。你可以看见他为求保命，柱着手杖离开的位置。”

        在白昼的日光里，史迈利不再确定能看见什么，但他昨夜看见了——今天清晨也在记忆中再度看见了——手杖的箍环突然猛力向下刺的深痕，接着又刺向另一个角度。

        “麻烦的是，”督察长平静地说，重拾起他高居法庭的神态，“杀他的人是从正面动手的，不是吗？并不是从他的背后！”

        这对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有利的，史迈利此时想。他们驱赶他，但史迈利怎么都想不起来沙拉特对这种特殊技巧的术语。他们知道他的路径，然后他们驱赶他。在目标背后负责制造惊吓的人将他往前赶，射手则好整以暇地躲在前方，等待目标闯进险境。莫斯科中央暗杀小组也知道，即使是最资深的老手也会耗费许多时间担忧自己的背后，担忧自己的侧翼，担忧经过的车辆与没经过的车辆，担忧他们穿过的街道与他们走进的房舍。但只有到了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竟没发现危险早就与他们面对面了。

        “他还在跑，”督察长说，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移动，“注意到他两步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一些，因为坡度变陡了？也显得不规则，看到了吗？脚步到处飞奔。为了宝贵的生命而跑。绝不夸张。手杖还握在右手。看到他改变方向了吗，朝向边缘？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毫不怀疑。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请解释这个！”

        手电筒照出五六个非常接近的脚印，全部挤在草地边缘的两棵高树之间，那里空间非常小。

        “又停了下来。”督察长宣称，“也许不是完全停下来，只是颠颠簸簸。别问我为什么。或许他只是脚步不稳。或许他担心发现自己靠树太近。或许是他的心脏问题，如果你能证实他的心脏病很严重的话。接着，他又像之前一样地走开了。”

        “手杖握在左手。”史迈利平静地说。

        “为什么？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先生，但也许你们的人会知道答案。为什么？他又听见什么了吗？想起什么了吗？为什么？当你为保全生命而跑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是躲避危险的欺敌手法，换手，然后继续跑？直冲进射杀他的那人手里？除非他背后的东西把他赶到那里，或许是绕过树林，转了个弯？你们那行的人有何解释，史迈利先生？”

        这个问题犹在史迈利耳际回荡，他们就已抵达尸体旁边。在塑料布的覆盖下，那具尸体宛如胎儿。

        但是，经过了这个早晨，史迈利不再袖手旁观。相反的，他将脚上那双浸湿了的鞋子尽量踏在正确的位置，试图模仿出老人可能有过的动作。史迈利缓慢的动作和非常专注的表情，看在两个遛着亚尔萨斯狼狗的裤装女士眼里，活像在演练某种新风行的中国武术。她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首先，他把两脚张开，朝向山坡下方。接着，他左脚往前，转动右脚，直到脚趾指向一丛幼小树林。在这样的动作中，他的右肩自然地跟着移动，直觉告诉他，瓦拉狄米尔很可能就在此刻将手杖转交到左手。但为什么？如同督察长所问的，为何要换手呢？为什么，在攸关生死的关头，为何还要郑重其事地将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呢？当然不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就史迈利记忆所及，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为了自我防卫，他只会把手杖握得更紧。或用双手抓住手杖，像握住球杆。

        难道是为了空出右手？但空出右手做什么？

        此时史迈利察觉到有人在看他，迅即回头，看见两个穿着鲜艳运动上衣的小男孩，停下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矮胖老头踏着古怪的步伐。他装出校长的模样，瞪着他们。他们慌忙溜走。

        空出右手来做什么？史迈利再次问自己。为什么在片刻之后又开始奔跑？

        瓦拉狄米尔向右转，史迈利想，再次模仿出想像的动作。瓦拉狄米尔向右转。他面对树丛，他把手杖握在左手。有那么一会儿，根据督察长的说法，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又开始奔跑。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想，盯着自己的右手。慢慢的，他把目光移向风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瓦拉狄米尔的口袋也是空的。

        他是想写下信息，或许？他嘲笑自己这个注定无法成立的理论。

        写下信息，用粉笔，例如？他是否认出追他的人，想用粉笔写下名字，或在什么地方留下记号呢？但写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在湿漉漉的树干上。不在泥土、不在落叶、不在草地！环顾四周，史迈利了解到他所在位置的独特之处。这里，几乎在两棵树之间，极靠林阴大道的边缘，正是雾气转为最浓之处，他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林阴大道向下延伸，然后又在他前面隆起。但林阴大道同时也是弯曲的，在他所站的位置，两边高处下望的视线都被树干和茂密的小树丛遮断。在瓦拉狄米尔最后的狂乱路程——这条他熟知也记得用来进行相同会晤的路径——这就是重点，史迈利欣喜地发现，这个奔跑逃脱的人站在此处，无论是前方或背后的人都看不见他。

        而他停了下来。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他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攫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蹬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桐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

        在那四根烟后面，藏着半根烟，用玻璃纸保护着，他辨识出某种东西，但却不敢用他潮湿且颤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对这东西有所打算，直到离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员与佛教和尚无心践踏的瓦拉狄米尔陈尸之处。

        他们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凶手分享了老人的遗产。

        无视来往的人车，他顺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绿园，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馆。发现没有咖啡馆这么早开门，他便坐在一间电影院对街的长椅上，对着大理石喷泉与红色电话亭发呆。电话有两部，一部比较脏。天空飘起了温暖的毛毛雨，几个店家开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铺正运送面包。他缩起肩膀坐着，每一转头，淋湿了的风衣衣领就刺痛他没刮胡子的两颊。“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对史迈利暴跳如雷，因为他在面对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时漠然冷静。“如果你不为死去的人悲伤，又如何能爱活着的人呢？”坐在长椅上考虑下一步的当下，史迈利很想告诉她当时他无以言对的回答。“你错了。”他心神狂乱，“我真心诚意地哀悼死者，还有瓦拉狄米尔，此时此刻，非常深沉的。”爱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

        他试着电话，第二部是好的。奇迹似的，不仅S到Z的电话名录完好无缺，更神奇的是，北区伊斯灵顿快稳出租车服务还特别付费刊登庞大的篇幅。他拨了号码，但电话铃响时，他却有些惊慌，怕自已忘了瓦拉狄米尔口袋中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挂掉电话，收回他的两便士。兰安？兰恩？他再拨一次。

        一个单调似吟诵的女声回答：“快——稳——！贵姓——时间——和地址，请说。”

        “我想和兰伯先生说话，麻烦你，他是你们的司机。”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抱——歉，这个电话不能接私人电——话。”她唱道，挂掉电话。

        他拨第三次。这不是私人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他要兰伯先生来载他，只要兰伯先生，不要别人。“告诉他是长途车。到斯特拉福。”——信手挑了一个城镇——“告诉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坚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说，中间有个P的Sampson。

        他回到长椅上继续等待。

        打电话给拉康？为了什么？赶回家，打开香烟盒，找出藏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这是瓦拉狄米尔首先丢掉的东西，他想：在间谍这一行，我们会先放弃我们最爱的东西。毕竟我还是占了上风。一对老夫妇在他对面坐下。先生戴着僵硬的汉堡帽，用一只锡哨吹着战争曲调。太太对着过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迈利避开她的目光，记起那个从巴黎寄来的棕色信封，拆开来，期望什么呢？或许是一张账单，这位老兄过去生活的旧债。或许是移民们像寄圣诞卡般寄给彼此的循环式战争标语。但这不是账单，也不是传单，是一封私人的信，一个请求，非常特别的一种请求。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写，写得很快。史迈利读了一次，正读第二次时，一辆福特柯蒂纳轿车驶了过来，一个穿着套头马球衫的年轻男子驾车，在戏院门口煞车停了下来。史迈利把信放回口袋里，过街朝车走去。

        “有个P的桑普森？”年轻男子很粗鲁地透过车窗叫道，然后从车内把后门推开。史迈利坐进车里。一股刮胡水的香味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气味。他在手上放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展示出来。

        “可以请你关掉发动机吗？”史迈利问。

        年轻男子顺从照做，一面从镜子里看着他。他有棕色的非洲头，洁白的手，指甲修得很干净。

        “我是个私家侦探。”史迈利解释说，“我相信你一定碰过不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很麻烦，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的情报付一些报酬。你昨天签了一张十三英镑的收据。你还记得你载的人吗？”

        “高个子。外国人。有白色髭须，脚有点跛。”

        “年老？”

        “很老。柱着手杖。”

        “你在哪里载他的？”史迈利问。

        “柯斯莫餐厅，普雷德街，早上十点三十分。”年轻男子审慎地说。

        普雷德街离西河苑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你载他到哪里？”

        “查尔顿。”

        “伦敦东南的查尔顿？”

        “尼罗河战役街上的一座圣什么教堂旁边。找一家叫‘挫败青蛙’的小酒馆。”

        “青蛙？”

        “法国人嘛。”

        “你留他在那里吗？”

        “我等他一个小时，然后回普雷德街。”

        “中途在其他地方停车吗？”

        “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停了一下。回程的时候，在电话亭停了一下。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他转头，把下巴抵在椅背上，大大咧咧地把手张开，比画着大小。“黄色的。他打的是市内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借他两便士，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借两个十便士，以防万一。”

        我问他从哪里打来的，但他只说他有足够的零钱。莫斯汀这样说。

        付给年轻男子十英镑钞票后，史迈利手伸向门把。“你可以告诉公司说我没出现。”他说。

        “告诉他们我有多开心，可以吗？”

        史迈利迅速下车，赶着在年轻男子以相同的惊人速度飞快驶离之前关上车门。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读了一遍，此时，信的内容已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一个女人，他想，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认为自己快死了。没错，我们都是，一点也没错。他假装自己漫不经心，漠然以对。每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他辩称，我今天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但这封信同样令他心生恐惧，再次升高了他的急迫感。

        将军，我不希望显得太过戏剧性，但有两个男人在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认为他们是你或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有个印象，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他有东西要藏。要隐匿，就如他们在沙拉特所坚称的。他搭上巴士，换了几次车，注意背后，打着瞌睡。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未再出现，他也没找出其他的监视者。在贝克街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大型的硬纸板盒，一些报纸，一些包装纸和一卷思高牌胶带。他把瓦拉狄米尔的那包香烟放进盒里，还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用报纸塞满空隙。他包起盒子，用手纸缠住思高牌胶带。他对思高牌胶带一向没有办法。他在盒盖写上自己的名字，“亲自领取”。他雇了出租车到萨佛依饭店，将盒子托付给一个男柜台接待员，并附上一张一英镑钞票。

        “这重量太轻，不可能是炸弹，对不对，先生？”接待员问，开玩笑地将盒子贴近耳边。

        “我可不确定。”史迈利说，两人都一起笑了起来。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瓦拉狄米尔，他满怀期待地问，你的另一项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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