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丫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额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昼。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辗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

        亚莉珊卓看着格里高利耶夫抵达，等待他把头前倾到手把上，抬高肥硕的屁股，将一条短腿跨过横杆，仿佛爬到女人身上一样。她看见，骑这短短的一段路，让他脸色泛红，她看见他解下后轮车架上的公文包。她跑出门去，想吻他，先吻脸颊，再吻嘴唇，因为她有个念头，想把舌头放进他嘴里，当成欢迎的举动。但他匆匆低头从她身走过，仿佛己要走回妻子身边。

        “你好，亚莉珊卓·波里苏娜。”她听见他低声说，他有点狼狈地匆匆念出她的姓，仿佛那是国家机密。

        “你好，安东叔叔。”她回答说。贝缇杜德修女抓住她的手臂，低声要她放规矩些，否则的话……

        费莉希狄院长的书房既贫乏又奢华。书房很小，装饰不多，而且非常卫生，负责打扫的妇人每天刷洗擦亮，让房里有着游泳池的味道。然而，她的苏联小玩意儿却像珠宝盒一样闪烁着灿烂光芒。她有很多圣像，还有精心装裱的黑白照片，包括她所喜爱的公主，她所服侍的主教，而在她的圣日——还是她的生日，或主教的生日？——她会把这些圣像和照片都拿下来，用蜡烛围成一个圣坛，放上圣母玛丽亚与圣子。亚莉珊卓知道这些，是因为费莉希狄曾叫她一起坐下，对着她大声念出俄文祷辞，用进行曲似的旋律唱诵圣餐仪式的赞美诗，还给她甜饼和一杯甜酒，只为了在圣日——还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有个苏联人为伴。苏联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她说。渐渐地，虽然亚莉珊卓吞了一大堆药，但她知道，费莉希狄醉得一塌糊涂，因此她抬起费莉希狄老迈的腿到床上，再帮她枕上枕头。她亲吻费莉希狄的头发，让她沉睡在那张为新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父母休息时所坐的藤沙发里。亚莉珊卓此刻正坐在这张沙发上，望着安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今天又是棕色的，她注意到，棕色的西装，棕色的领带，棕色的衬衫。

        “你应该给自己买个棕色的脚踏车裤夹。”她用俄文对他说。

        安东叔叔没笑。他的笔记本用一条像袜带的黑色松紧带环住，他一面舔着他那官员模样的嘴唇，一面颇不情愿地迅速解开松紧带。亚莉珊卓有时认为他是个警察，有时是讨厌的教士，有时是个律师或校长，有时甚至是某种特别的医生。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很明显地希望借着松紧带和笔记本，以及充满焦急的慈悲表情，让她了解，有一种超乎他或她个人所能负责的更高律法存在，他并无意成为她的狱卒，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因为让她离群索居囚禁此地。她也知道他想让她了解，他很悲伤，甚至也很孤独，而且要她相信，他很喜欢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是带给她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的叔叔，每年把她抵在颔下，“我的天哪，萨莎，你长大了。”然后拍拍她圆润的身体，意思是说，“天哪，萨莎，你很快就要成为盘中餐了。”

        “你阅读的进度如何，亚莉珊卓？”他问道。他把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翻找他的清单。这只是闲聊。这不是更高的律法。这就像谈着天气，或她穿的衣服有多美，或她今天看起来有多快乐之类的——和上个星期完全不同。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之潮》，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已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有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噗噗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已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

        费莉希狄院长很快就进来了，亚莉珊卓猜她根本就在门的另一边不远处。她手中握着已算好的账目。安东叔叔审视着，皱起眉头，和往常一样，然后数了钞票放在桌上，蓝色和橘色的钞票一张张地数，让每一张都透明地呈现在台灯的光线下。然后，安东叔叔拍了拍亚莉珊卓的肩膀，仿佛她是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或二十岁，或无论她弃离那段生命中的禁忌岁月时是几岁。她看着他再次走出门去，骑上脚踏车。她看着他的臀部努力地摇摆出节奏，离她远去，穿过小屋，经过克伦可，滑下山丘，骑向村落。就在她凝望时，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至少未曾发生在安东叔叔身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别有用心的人，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他们一定是坐在小屋另一侧的夏日长椅上，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或许为了做爱。他们移动到巷子里，盯着他，但并未骑上摩托车，还没有。相反的，他们等待安东叔叔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才跟随着他骑下山去。亚莉珊卓决定放声大叫，这一次，她发现自己的呐喊与尖叫声很响，响到可以让房子从屋顶到地板都碎裂开来。贝缇杜德修女逼近她，狠狠打她一巴掌，要她安静下来。

        “就是那些人。”亚莉珊卓哭喊道。

        “什么人？”贝缇杜德修女追问，她扬起手，准备随时再度派上用场，“你说的是什么人，你这个坏女孩？”

        “就是那些跟踪我母亲，把她拖走杀掉的人。”

        贝缇杜德修女轻轻舒了一口气。“骑黑马，我猜！”她嘲笑说，“用大雪橇拖着她，是不是？穿越整个西伯利亚！”

        亚莉珊卓以前就编过这些故事了。她说，她父亲是个比沙皇更有权势的秘密亲王。她说，他宰制黑夜，就像猫头鹰主宰黑夜，而鹰主宰白昼一样。无论她到哪里，他秘密的眼睛就跟随她到哪里，而他秘密的耳朵可以听见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一天晚上，他听到她母亲在睡梦中的祈祷，就派出手下追捕，把她母亲拖到雪地里，从此再无踪影，即使是上帝也没再见到她，他直到今日还在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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