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像把钱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着：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还没出世的孩子。然后等待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等着庄家旋转赌轮。

        他早已见识过柏林，当时这里还是冷战世界的首都，当时从东到西的每一个交会点，都陷入重大外科手术式行动的紧张状态。他还记得，在像这样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军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灯下，跺着脚，咒骂寒夜，烦躁地把来复枪在两肩换来换去，呼出的白色雾气，喷到彼此脸上。他还记得，坦克车蓄势待发，发动机轰隆隆地保持运转，枪管挑选着另一边的目标，虚张声势。他还记得，突如其来的警报悲鸣，军警冲向伯诺尔街或有人企图逃跑的其他地方。他还记得，消防队的云梯升起，命令说回击；命令说不要，死者，有些是情报员。但今夜之后，他只会记得像这样的夜晚：如此阴暗，让你想要带只手电筒上街；如此沉寂，让你可以听见河对岸来复枪扣上扳机的声音。

        “他会用什么掩护？”他问。

        隔着小小的塑料桌，史迈利坐在他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在外套里，他看起来非常小。

        “朴素的东西。”史迈利说，“适合的东西。渡河来的，大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着吉勒姆的烟，注意力似乎全在烟上。

        “领养老金的人干吗来这里？”吉勒姆问。

        “有些来工作，有些来探亲。恐怕我没仔细问。”

        吉勒姆还是不太满意。

        “我们领养老金的人不想让人知道内情。”史迈利卖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诉我了。”吉勒姆说。

        咖啡馆位于土耳其区，因为在现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穷困的白人，这里的地产因靠近围墙，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迈利和吉勒姆是仅见的两名外国人。在一张长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着无味的面包，喝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孩子们头发修短，有着难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旧的录音机里传来伊斯兰音乐。硬纸板搭成的伊斯兰式拱形门廊，垂下一条条塑料彩带。

        吉勒姆的目光又飘向窗外那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架铁路的桥柱，接着是一幢老旧的砖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团队已偷偷征用此地作为观测中心。过去两天，他的手下已悄悄进驻。然后，他看见钠弧光灯的白色光晕，后面是一道栅栏关卡，接着是一座硐堡，再来是桥。这座桥仅供行人通行，要过桥，只能穿越一条像赏鸟步道般围以铁栅的走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宽度，有些部分则有三人宽。偶尔，有人通过，都保持着低调的神态，稳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觉，然后抵达西方，踏进弧光灯的光晕中。在日光下，赏鸟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为何是黄色的，而且异常明亮。稠堡位于边界内约一两码处，屋顶正控制住关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楼：耸立在桥中央的铁黑长方柱体。连雪都避塔楼而远之。雪落在阻断桥梁交通的混凝土锯齿上；雪片在光晕里飞舞，在关卡旋绕，然后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但哨塔却独独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凭自由意志欺近前来。在超出光晕笼罩的范围处，赏鸟步道缩窄成最后一道大门和一个牛栏。但那道大门，托比说，可以从硐堡内部电动控制，只要一有情况就可以立即关闭。

        时间是十点三十分，但也可能是凌晨三点，因为沿着边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内陆的部分，这个孤岛城市可能还喧闹不休、酒色横流、纸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与议事厅可能灯火辉煌，像游乐场，但边界地带从晚上七点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晕处，矗立着一棵圣诞树，但只有上半部有灯光，从河对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见。这是一个绝无妥协的地方，吉勒姆想，这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的地方。无论他偶尔对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态度，在此地，在这个边境，就像其他许多事一样，一切都已消逝无踪。

        “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

        他会来，吉勒姆想。他不会来。他可能会来。如果这不是祷告，什么才算是？

        “还要来点咖啡吗，乔治？”

        “不，谢谢，彼得。不，我不想，不。”

        “他们好像有什么汤。除此之外就只有咖啡。”

        “谢谢你。我想我已经喝够了。”史迈利说。他的语气非常平淡，仿佛乐于让别人听见似的。

        “嗯，也许我还是要点一些东西，替他们分担租金。”吉勒姆说。

        “租金？对不起。当然。天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过活的。”

        吉勒姆点了两杯咖啡，并付了钱。他思虑周密，一走过去就付钱，以防他们匆忙离开。

        看在乔治的分上，一定要来，他想，看在我的分上，一定要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这是我们梦想已久、却永远无法实现的丰收。

        “你说宝宝什么时候出生，彼得？”

        “三月。”

        “噢，三月。你取好名字了吗？”

        “我们还没认真想。”

        对街，有一家卖锻铁、锦缎、假毛瑟枪、白镴之类回收再生的家具行，在门口灯光下，吉勒姆认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巴尔干毛皮帽的身影，正假装细看商品。托比和他的团队负责这条街，山姆·科林斯掌控观测据点，各司其职。至于逃离现场的车辆，托比坚待要用出租车。现在，出租车就停在那里，总共三辆，毫不起眼，在车站拱门的暗处，雨刷上夹着纸条写道：“暂停服务”，司机站在小吃摊旁，吃着盛在纸盘里的甜酱热狗。

        这个地方是地雷区，彼得，托比曾警告说。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一大堆恶棍。连该死的猫都会监听，一点也不夸张。

        别窃窃私语，史迈利命令道，别喃喃自语，彼得。告诉科林斯。

        来吧，吉勒姆热切地想。我们全在这里支持你。来吧。

        吉勒姆的目光从托比背后，慢慢转到科林斯观测据点所在的那幢老房子的顶楼窗户。吉勒姆曾担任过柏林的任务，这样的观测工作他做过不下十次。望远镜、照相机、定向麦克风，所有无用的硬设备，只为了想让等待变得更轻松；无线电的噼啪声，咖啡和香烟的气味，双层床。他想像着，那个被挑选上的西德警察不明白自已为何会被带到这里，而且要一直待到行动放弃或成功为止。这人对这座桥了如指掌，一眼就能从散兵游勇中辨识出正规军，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也能在噩运降临的一刹那间掌握住：寂静地躲过监视，民警的狙击手悄悄定位。

        但如果他们对他开枪呢？吉勒姆想。如果他们逮捕他呢？如果他们留下他——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况且他们以前也这样对待其他人——脸朝下，躺在距弧光灯光晕不到六英尺处的赏鸟步道上，流血致死？

        来吧，他想，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确定，希望他的祷告能划过东部的黑色天际线。尽管如此，还是来吧。

        一丝纤细而异常明亮的光线掠过观测站那幢房子楼上面西的窗户，让吉勒姆站了起来，他转头看史迈利，但史迈利己冲向门口。托比·伊斯特哈斯在人行道等他们。

        “这只是有可能而已，乔治。”他用着准备让大家失望的语气轻声说，“只有极小的机会，但他可能是我们的人。”

        他们一语未发地跟着他。寒意逼人。他们经过一家裁缝店，两个黑发女郎在窗下缝衣。他们经过贴满海报的墙面，有廉价的滑雪假期，还有咒骂法西斯主义、伊朗国王的标语。寒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在飞旋的雪花中，吉勒姆转过头来，瞥见一个用旧铁轨枕木搭成的儿童游戏场。他们在阴暗、死寂的建筑中穿梭，然后右转，穿过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在刺骨冰寒的夜黑中抵达河岸。一座老旧的木制防弹掩体，开有用来架设来复枪的枪洞，让他们对桥上的动静一览无遗。在他们左边，一个装饰着倒刺铁丝的木头十字架，耸立在充满敌意的河流旁，纪念着某个逃亡未能成功的人。

        托比静悄悄地从外套里掏出一副双眼望远镜，交给史迈利。“乔治，听着，祝你好运，好吗？”

        托比的手在吉勒姆的手臂上握了一下，然后倏地离开，隐没入黑暗之中。

        掩体因树叶腐化与湿气而充满臭味。史迈利蹲在来复枪洞前，软呢斜纹外套的衣摆拖在泥泞里。他观察着面前的场景，仿佛自己漫长的一生在眼前展开。河面宽阔，水流缓慢，因寒冷而升起一层雾气。弧光灯照亮河面，雪花在光束中飞舞。跨河而过的桥梁站在胖胖的石墩上，接近水面处，露出粗裸的柱脚。桥墩之间的空间呈拱形，只有正中央的空间四四方方，便于行船。但此时，惟一的船只是系泊在东边河岸的灰色巡逻艇，而这艘船惟一提供的交易，就是死亡。桥后面，宛若一片庞大阴影的，是高架铁路，但和河一样，被弃被遗忘，没有任何火车通过。远处河岸的码头如怪物般矗立，仿佛未开化时代的牢狱船，桥梁的黄色鸟道像要从码头凌空跃起，俨然一条暗夜中的奇幻光道。占地利之便，史迈利可以通过双眼望远镜看见全景：从东岸灯光照耀的白色军营，到高耸的黑色哨塔，再缓缓下降到西岸；从牛栏，到控制大门的堡垒，最后再到光晕。

        吉勒姆站着，就在史迈利背后几英尺处，但在史迈利的感觉里，吉勒姆却可能远在巴黎。他看见一个孤单的黑色身影展开旅程；他看见那人抽了最后一口烟，烟头闪着火光，那人在鸟道上，把烟蒂丢过栏杆，在水面溅起水花。那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工人的半长外套，工人用的背包斜挎瘦小的胸前，走得不快也不慢，就像个习惯走长路的人。一个小个子的男人，相较于腿来说，身体似乎太长了；头上没戴帽子，只顶着雪花。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桥来。

        “是他吗？”吉勒姆低声问，“乔治，告诉我，是卡拉吗？”

        别来，史迈利想。射他，史迈利想，对着卡拉的手下而非他自己的手下说。突然之间，他预见了可怕的事，这个小小的人影就要挣脱他背后的黑城堡了。射他，从哨塔开枪；射他，从堡垒开枪，从白色的军营开枪，从牢狱码头的黑人窝里开枪。在他面前关上大门，摧毁他，你们自己的叛徒，杀了他！在他奔驰的想像中，一个个场景浮现眼前：最后一分钟，莫斯科中央发现卡拉的罪行，打电话通知边界“不计代价阻止他！”枪击，从不嫌多，多得足以击中目标一次、两次，然后等待。

        “是他！”吉勒姆低声说。他已从史迈利毫无抵抗能力的手中取过望远镜。“是同一个人！你在圆场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乔治，你真是太神了！”

        但史迈利在自己的想像中，只看到民警的探照灯集中在卡拉身上，他像车头灯下的野兔，在雪地上显得如此黝黯；他看见卡拉无助老人似的奔逃，想躲开子弹，不让自己像碎布娃娃般倒卧地上。和吉勒姆一样，史迈利以前也曾目睹这一切。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河面，望进一片黑暗之中，一阵邪恶的晕眩向他袭来，仿佛他奋力对抗的恶灵已欺身向前，无论他如何挣扎，恶灵都已掌控他，向他追索，骂他叛国贼；恶灵嘲笑他，但却也为他的背叛喝彩。卡拉背负的是史迈利怜悯的魔咒；而史迈利背负的则是卡拉狂热的魔咒。我用自己所嫌恶的武器摧毁了他，而且还是他的武器。我们穿越了彼此的边界，我们是两个无主之人，在这片无主之地。

        “继续前进。”吉勒姆自言自语，“继续走，别停下来。”

        接近哨塔的阴影时，卡拉放慢了脚步，在那一瞬间，史迈利真的以为他可能改变心意，向东德自首。然后，他看见一丝宛如猫舌的火光亮起，卡拉又点了一根烟。用的是火柴还是打火机呢？他很想知道。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老天，他可真冷静！”吉勒姆说。

        小小的身影又开始移动，但脚步变慢，仿佛他越来越虚弱。他正燃起自己的勇气，走完最后的路程，史迈利想，也或者，他正努力浇熄自己的勇气。他想起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以及死去的基洛夫；他想起海顿和自己一生工作的毁灭，他想起安恩，因为卡拉的诡诈和海顿的计诱而让他永远蒙羞。他绝望地列举所有的罪行——拷问、杀人和无休无止的堕落阴谋——所有罪行，都在桥上踽踽独行之人虚弱的肩上，但又无法停驻。他不要这些，不要这样得来的战利品。锯齿状的天际线，宛如裂隙，再次向他招手。顷刻之后，史迈利就站在了雾气迷蒙的河边。

        他们沿着拖船道走，吉勒姆领头，史迈利颇不情愿地跟随在后。弧光灯的光晕在他们前面，越靠近就越炽热。像两个普通行人，托比叮嘱说，就走到桥边等候，这很正常。从周围的黑暗中，史迈利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在紧张状态下迅速行动的快速但微弱的声音。

        “乔治，”有人低声说，“乔治。”在黄色的电话亭里，一个看不清的人影举起手，悄悄地敬了个礼，他听见一句“胜利”从潮湿冰冷的空气中潜行而来。雪花模糊了眼镜，他很难看得清楚。观测据点在他们的右边，窗里没有一丝光影。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厢型车，知道那是柏林邮局车，托比的最爱。吉勒姆踌躇不前。史迈利听见一句“领大奖”之类的话。

        他们走到光晕的边缘。一个橘色的寨垒阻断了桥上的视线，也隐蔽了他们的诡计。从哨亭看不见他们。托比·伊斯特哈斯爬得比圣诞树还高，拿着双眼望远镜站在观测台上，冷静地扮演着冷战观光客的角色。一个丰满的女看守员站在他身边。一张陈旧的告示警告他们，风险自负。从他们背后倾圮的砖砌陆桥，史迈利辨识出一个久已遗忘的徽章纹饰。托比用手做了个小动作：竖起拇指，他是我们的人了。越过寨垒，史迈利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和铁栏杆的震动。他闻到美国烟的气味，冰冷寒风吹送，人未到，烟先闻。还有一道动门，他想，他等待着大门猛然关上的铿锵声，但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想到，他不知如何称呼夙敌的真名，只有化名，一个女性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军阶也是一个谜团。史迈利仍然踌躇不前，像个拒绝上舞台的人。

        吉勒姆挨近他身边，似乎努力催促他前进。他听见轻微的脚步声，是托比的监守员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在光晕边缘，在寨垒的安全庇护下，屏息等待目标的出现。突然之间，他就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拥挤厅堂的人。他瘦小的右手空空地垂在身侧，左手怯怯地横过胸前，拿着一根烟。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没戴帽子，背着背包。他向前走了一步，站在光晕里，史迈利看见他的脸，刻满岁月痕迹，饱经旅途风霜，雪花染白了一头短发。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打着黑领带，看起来就像要去参加朋友葬礼的贫民。刺骨寒风让他缩紧脸颊，年岁益增几分。

        他们面对面；他们可能隔了一码的距离，比在德里监狱时来得远。史迈利听见更多的脚步声，这次是托比笨重迟缓地从观测台的木梯上走下来。他听见轻轻的话语和笑声；他认为自己甚至听见了轻轻的拍手声，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幻听，到处人影幢幢，但一站到光晕中，他就很难看得清。保罗·史柯戴诺悄悄向前，站在卡拉身边；尼克·狄·席尔斯基站在另一边。他听见吉勒姆叫某个人在他们下桥之前去把该死的车开过来，载他回去。他听见某个金属的东西掉落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安恩的打火机，但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他们又交换了眼神，也许在那一瞬间，两人都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的一部分。他听见汽车轮胎的吱嘎声，车门打开的声音，发动机的运转声。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走近车子，卡拉与他们一起，尽管他们并没碰他；他似乎已习惯于囚犯的那种顺从态度，他已在严格的学校里学到了这一切。史迈利向后退，他们三个慢慢地在他身前走过，全都全神贯注、一本正经地注意着他。光晕里空无一人。他听见车门关上，车子开走的声音。他听见另两辆车跟在后面，也或许是一起离开。他没目送他们离去。他感觉到托比·伊斯特哈斯伸手抱住他的肩膀，也看见托比的眼中闪着泪光。

        “乔治，”托比开口说，“你这一辈子，真是精彩！”

        但是，史迈利的不为所动，让托比放开了手。史迈利迅速走出光晕。安恩的打火机唾手可得，就在非常接近光晕的地方，斜斜躺着，在鹅卵石上像黄铜般闪闪发亮。他想过要捡起来，但却似乎没有必要，其他人也似乎都没看见。有人握他的手，有人拍他的肩。托比迅速制止他们。

        “保重，乔治。”托比说，“一切顺利，听到了吗？”

        史迈利听见托比的团队一一离去，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彼得·吉勒姆。沿着堤防走回一小段路，几乎到了十字架矗立的地方，史迈利再看了桥一眼，仿佛想知道有没有任何改变，但显然没有，只有风势微微加强，雪花仍四处飞旋。

        彼得·吉勒姆碰了碰他的手臂。

        “来吧，老朋友，”他说，“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史迈利习惯性地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用领带宽的一头擦拭，尽管他还得从斜纹软呢外套里拉出领带。

        “乔治，你赢了。”他们慢慢走向车子时，吉勒姆说。

        “是吗？”史迈利说，“是的，没错，我猜我是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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