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一个寒冷的夜晚,安娜正在做饭,努里回来了;只见他鼻涕直流,双颊通红,手里拎着一个扎起来的帆布袋。安娜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因天冷而皲裂的嘴唇和痒痛难忍的手指,想起终于到家时被温暖包裹时的情景。
“我饿了。”努里的吼声打断了她的回忆。
“晚饭再过几分钟就好。”她正在做伊朗式炖肉,主料是碎豌豆和牛肉,佐以洋葱、土豆、番茄酱和酸橙汁。
“怎么还没做好?一整天都做不成一顿饭!”
“就十分钟。袋子里装的什么?”
努里一声不吭地转身上了三楼。
安娜不常上三楼,那里除了一个橱柜和一扇通往楼顶的小门之外,别无他物。她听到橱柜门打开的吱呀声,接着是一两下扑通声。安娜寻思着努里用那橱柜做什么,或许电话就藏在那里吧;等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上去瞧瞧。接着努里下楼走到起居室,打开电视。安娜给肉汤放完佐料,盛进饭碗里端上桌。
“好了。”
努里走到桌旁,瞥了一眼饭菜,然后又瞅了她一眼;叉起双臂:“你怎么穿着牛仔裤?”
安娜耸耸肩说:“在自己家里,穿什么都行,对吧?”
努里的脸色更加阴沉,不过还是坐了下来。安娜坐在餐桌另一端。如今这些日子,晚餐少有顺心的时候,她也没什么胃口,经常是等努里吃完了,再随便吃一点。努里折了一截西洋参,放到盘子里,再舀了些肉汤倒进盘子,把面包往肉汤里蘸了一蘸,塞进嘴里。
嚼着嚼着,努里忽然停下,把饭菜吐回盘子里:“不对头!”
“怎么了?”
“这饭我吃不下去,跟土一个烂味!怎么做的饭?”
安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端起碗,撇了一勺汤倒进盘子,尝了一口:“没问题呀。”
“不对,有东西变质了;这味道跟以前不一样!”
“你说这个啊,家里没藏红花了,我多加了些姜黄,所以偏印度风味,或许你尝到的就是这个味。”藏红花差不多算是波斯料理中最常见的调料。
努里的脸色并未因此而缓和下来:“我干吗要吃印度风味的东西?那个国家满是骄傲自大、肮脏无比、缺乏教养的异教徒!你是在耍我。”
安娜看着他,一语未发。
“连饭都不会做了,简直是废物!”
安娜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身,一把将饭碗扔到地上。碗筷摔碎在地,汤也随之洒了出来;那“哗啦”一声在安娜听来无比清脆悦耳。
努里惊得睁大了双眼,他猛地跳起来:“你这是在做什么?你个疯婆娘,你的灵魂被恶魔吃了吧!”
安娜双手叉腰:“够了,努里!收手吧!别再闹了。”
努里逼近她:“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快给我打扫干净!”
安娜纹丝不动;努里抬起手,似乎要给她一巴掌;可安娜还没等他出手就闪电一般冲到楼上的卧室并锁上了门。
当晚努里没有回家。清理那一地的狼藉时,安娜强迫自己别放在心上。她甚至还眯了几个小时;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已下定决心。她四处搜寻护照;好几个月都没想这东西了,因为平时并不需要。护照本来应该放在嵌入卧室墙壁的保险箱里,她知道密码。可打开后才发现没有。安娜心里一阵惊慌:护照不仅仅是她的身份证明那么简单,而是她这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式凭证,没了它,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她翻了翻梳妆台和衣柜,仍然不见护照的踪影。
难道努里把它放进三楼的壁橱里了?时不时听到努里开开关关那个壁橱。安娜爬上三楼,打开壁橱门;里边只有些亚麻布等物品,没有护照,也不见电话。如果他没往里放东西的话,为何总开壁橱呢?安娜皱了皱眉,一时也想不明白。她又下楼到厨房、书柜后面和壁橱里都搜了个遍,依然一无所获。到底在哪儿呢?是不是努里另外做了手脚啊?
安娜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胃里翻江倒海,呼吸急促,难道自己病了?现在该怎么办?接着,她忽然停下脚步。一定有办法的,丢护照的人多的是,不能就此消沉,肯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她由原先的恐惧变成了恼怒,那是对努里,也是对自己、对自己孤立无援的恼怒——这以前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她披上罩袍,拿着钱包,跑出家门,到了街角处,招了辆出租车去瑞士大使馆——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已断,在伊美国人的一切事物已交由该使馆负责。一路上,她越想越生气。这一次,她没有忍,而是任由怒火燃烧——怒气燃烧总比精神崩溃好得多!太阳穴的抽搐反而令她心安起来,怒火反而令她思绪明朗,坚定了她的决心,引导着她采取行动!
没想到去德黑兰北部使馆的那段路并不长,离萨梅迪家也不远。使馆大楼气势恢宏,前面有极具现代风格的几根柱子,与白宫略有相似之处,但和德黑兰的大多数高档建筑一样,它的周围也竖着几堵高墙。寒冬渐逝,雪白的墙壁反射着耀眼的阳光。
走近才发现使馆的“涉外事务”部门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另一栋楼里,于是她走向那栋与恢宏的使馆楼极不相称的混凝土小楼。门口有栅栏围着,一个身穿德黑兰警察制服的男子守着大门。她按了一下墙上的电子门铃,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问她有何贵干。
“我想找个人,帮我回美国。”
门开了,安娜赶紧进去了。一阵粗略的搜身之后,一男子用口音极重的英语问她要护照。
“我……没带上。”
男子皱了皱眉,打量了她一番,接着显然是认为她没什么问题,就带她沿走廊到了一间小办公室门前。他敲敲门,走了进去。安娜在走廊里等着,屋里有人说话,声音很低。过了一会儿,那人招手让她进去,然后关上门出去了。
一个男子坐在毫无特色可言的办公桌后;他面色蜡黄,头发稀疏,大腹便便,戴一副金属边框眼镜,似乎因工作繁重而心事重重,急需休假调养。
他清了清喉咙:“早上好。我是彼得·多伊奇。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他的口音也十分浓重,不过安娜听出来那是瑞士腔。
“早上好,多伊奇先生。我是美国人。我在伊朗待了一年左右,现在想回国,越快越好。”
“你是嫁了伊朗人吗?”
她点点头。
“有孩子吗?”
“没有。”
“知道了。”他又轻咳一声,“没就好,有了就麻烦啦。可即便如此,我也帮不了太大的忙。”
安娜叉起双臂。这人语气很干脆,几乎算得上机械,仿佛这话已经说了上百遍。
“可我还是美国人啊。”
“没错,在美国政府看来,你是美国人,可伊朗政府并不这么认为。”
“这话什么意思?”
“你从结婚那一刻起就变成伊朗公民了。”
“不对,我有双重国籍。我……我的美国护照还在。”
多伊奇摘下眼镜,打开桌子抽屉,抽出一条手绢,擦拭着镜片,然后将眼镜戴回,说:“伊朗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与伊朗人成婚的美国人都被看作是伊朗人。你从结婚那一刻起就变成伊朗人了。只要你身在伊朗,就会被当成伊朗公民对待。”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根据伊朗法律——尽管你仍然拥有美国国籍——你必须凭伊朗护照出入伊朗。”
“可我没有伊朗护照啊。”
“那你可得弄一个了。”他停顿了一下,“你是在这里结婚的吗?”
“这里一次,美国一次。”
“如果你是在伊朗结的婚,那么成婚之时,伊朗官方就会没收你的美国护照。你丈夫没告诉你吗?”
安娜沉默了片刻,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一定是忘了告诉我。”
多伊奇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当然啦,你知道,女人必须经过其丈夫的同意才能离开这儿。”
“如果丈夫不同意呢?”
“对不起,恕我爱莫能助。”他摊开双手说。
安娜只觉一阵眩晕,仿佛掉进了绝望的深渊:“一句对不起哪行?请你务必要帮我。”
“我说过了,法律无情。再加上当前美伊处于断交状态,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
“可这……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一周都待不下去了。”
多伊奇再次十指交叉,疲乏的面容说明这种话也不是头一次听到了。
安娜不肯就此气馁:“那我母亲能帮忙吗?她在巴黎。肯定可以让我去探亲吧。”
“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你丈夫的书面许可,你想去哪里都行。”
安娜飞快地眨眨眼:“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女士,恕我不能给您建议。我只能告诉你,除非你们离婚,或者你丈夫死亡,你才有机会拒绝承认你的伊朗身份。不过,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将自动成为伊朗公民,而且没法改变身份,因而必须凭伊朗护照出入境。”
真不敢想象:跟努里有了孩子眼下会是什么情形!
“而且你还需要当地官方的准许才能离开。”
绝望再度袭来,将她先前的希望洗刷得一干二净。她手足无措,但又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崩溃。
“那么,”她声音战抖地问道,“你到底能帮我什么?”
“我们可以给你家人打电话或写信,告知他们你被迫滞留于此。当然,想必他们早就知道啦。”
“我丈夫不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而且我跟我爸好几个月都没联系了。”
“我可以替你寄封信;如果需要的话,或许还能给你弄几件衣服。”
“可以打电话给我父亲吗?他是个物理学家,在马里兰州为政府工作。”
多伊奇点点头。安娜便给他写下父亲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你妈妈那边呢?”
“我跟你说了,她住在巴黎。”
“哦,那可是光明之城。”
安娜心灰意冷,哪里还有兴致闲聊!努里不给她书面许可,她就无法离开伊朗;而努里曾说过绝不会让她如愿以偿——她已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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