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森朝塞克斯做了一个紧急的手势，本来站在那儿照看尸体的副探长亮出证件，穿过人群朝我们这边走来。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走，”皮特森命令，“我要知道这里所有人的姓名。”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连同一本小记事本一起递给他。“跟停车场的人联系，确保不让一辆车离开。叫十二名警员来做笔录，派一名警员监控湖边，派两个人阻拦企图通过树林到公路上去的人。你来清点一下在场的观众人数，比较一下售出的票数和入座人数。再去向那些服务员了解一下添了多少座位。我还要一份包括布莱尼姆宫所有工作人员、乐队成员、放焰火人员在内的完整名单。还有一件事，”当塞克斯正准备离开时，他说道，“今晚您的任务是什么，副探长？”

        我看到塞克斯在皮特森严厉的目光下脸色发白，就像遇到了难题的学生。

        “监视那些可能会接近塞尔登教授的人，”他说道。

        “那么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是谁在他的座位上留了这张纸条。”

        塞克斯看了一会儿那两张纸片，脸色都变了。他懊恼地摇了摇头。

        “长官，”他说，“我以为真有什么人正掐着那个人，从我的位子上看是这样的，好像有人要勒死他。我看到您已经掏出武器，于是我跑上舞台去帮助他。”

        “但他不是被掐死的，对吗？”塞尔登柔声说道。

        皮特森似乎犹豫了一会儿再做出了回答。

        “显然，这是突发的呼吸停止。桑德斯大夫，也就是那个奔上舞台的医生，两年前曾给他做过肺气肿手术，并认为他只有五到六个月的寿命。他还能站着真是个奇迹，因为他的呼吸能力大大降低了。医生的初步诊断，这是一起自然死亡。”

        “是啊，”塞尔登嘟囔着，“自然死亡……”

        皮特森已经拿出眼镜，再一次朝那两片纸弯下身去。

        “您对于符号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抬眼看着塞尔登，似乎还不能确定是该把教授当成同盟者还是对手。我能理解这一点：塞尔登的推理方式中有些是这位探长不能理解的，皮特森还不习惯有人居然在调查中领先他一步。

        “是的，但是您也看到了，就算猜到下一个符号对我们也没什么用。”

        “但是这跟以前的留言还是有点奇怪的差别：这次没有写时间，而且两片纸的边缘呈锯齿形，似乎是急急忙忙间随便从节目单上撕下来的。”

        “也许，”塞尔登说，“他就是希望我们这么想。这整个场景，连同光束和音乐的高潮，难道不像是一出戏法吗？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打击乐手的死；真正的花招是如何在我们的鼻子底下留下这两张纸条。”

        “但是那个人在舞台上死了，这可不是什么戏法。”皮特森冷冷地说。

        “对，”塞尔登说，“这就是不寻常的地方：与常规的情况相反，主要作用为次要作用服务。我们还不明白那个图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画出来，可以依样画葫芦，可是我们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至少不如他那么明白。”

        “如果您对序列的想法是对的，那让他知道我们破解了序列，也许足以令他停止作案。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向他发出这个信息。”

        “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塞尔登说，“怎么向他发消息呢？”

        “从我收到有您解释的小纸条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有个主意，希望今晚能征询心理学家的意见，然后我会给您打电话。如果我们想赶在凶手之前，避免下一起谋杀发生，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们听到一辆救护车的鸣笛声，还看到《牛津时报》的采访车开近了。车的侧门拉开，出来一位摄影师，然后是那个曾在康利夫街采访过我的瘦高个记者。皮特森捏着两片纸条的两端小心地将它们收起来，放进他的一个口袋。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起自然死亡，”他说，“我不想让那个记者看到我在和你说话，”皮特森转身朝围在舞台那儿的人群走去。“好了，”他叹了口气说，“我得去清点一下人数了。”

        “您真的认为他可能还在这里？”塞尔登说。

        “我想无论是今晚在场的人现在都还在现场，还是少了一个人，我们总是会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

        皮特森走开几步，又停下来和那个演出时坐在他身边的金发姑娘说了一会儿话。探长对她朝我们做了个手势，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她径直朝我们走来，带着热情的微笑。

        “我爸爸说出租车和汽车都得有一阵儿才能离开。我现在要回牛津，可以捎你们回去。”

        我们跟着她朝停车场走去，上了一辆汽车，汽车雨刷上不太显眼地夹着一张警方证明。离开停车场时，我们看到了皮特森调来把守停车场的那两个警官。

        “这是我头一回终于能带我父亲听音乐会，”姑娘一边说一边朝后看，“我本以为这能让他从工作中解脱一会儿。这下可好，估计他不回来吃晚饭了。我的上帝，那个扼住自己喉咙的人……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爸爸认为是有人要掐死他，差点儿就朝舞台上开枪了，但是聚光灯打在那个人脸上，看不清他身后的情况。他还问我该不该开枪。”

        “那从你的位置能看到什么？”我问。

        “什么都看不到！发生得这么快……而且，我正分神看着宫殿的高处。我知道那个乐章结束后就会放焰火，所以正惦记着这事儿呐。在这种场合他们老是让我组织放焰火，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警察的女儿，对一切跟火药有关的东西都精通。”

        “屋顶上有多少人负责放焰火？”塞尔登问。

        “两个，不需要更多的人了。可能最多再加一个宫殿的保安。”

        “从我的角度看，”塞尔登说，“那个打击乐手的位置和乐队其他人稍有点距离。他是舞台右后方最后一个人，站在一个台座上。只有他才有可能被人从背后袭击而不会被察觉。灯光熄灭时，任何一个观众或者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可能绕到舞台后面。”

        “但我爸爸说死因应该是呼吸停止。难道还有什么外界的因素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塞尔登说，又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希望如此。”

        塞尔登这句“我希望如此”究竟想要说什么？我正准备问他，皮特森的女儿已经在和他专心谈论马，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他们即兴谈论着诸如共同的苏格兰祖先之类的话题。我回味着他这句奇怪的话，不知道是否吃透了英语中“我希望如此”这句话的微妙含义。我想他只是在婉转地表示背后袭击是解释这次死亡事件惟一合理的假设。从一般的常识考虑，最好也设想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如果死亡不是因为某种原因引起的，如果真的是一起自然死亡，人们可能只会联想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隐身人，日本禅宗弓箭手，超自然力量。人的思维会自动做一些调整、变通，真是奇怪啊。我说服自己，这就是塞尔登的意思，并且当我们下车以后或是在以后的谈话中，我都没有再问他。但是现在，我才明白他平静地说出的这句话，其实是进入他内心深处想法的关键和捷径。

        如果要替我自己辩护的话，我也许可以说，我当时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东西上：那天晚上如果塞尔登不告诉我那个序列到底如何解，我是不会放他走的。说来惭愧，即便知道了第三个符号是三角，我还是像开始那样摸不着头脑。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在前排的谈话，一边徒劳地琢磨圆圈、鱼、三角三者之间有什么构成序列的关联，还空想第四个符号会是什么。我略带焦虑地看着皮特森女儿的笑容，决定等我和塞尔登一下车，就要从他嘴巴里撬出答案。虽然我没明白他们某些口语的含义，但还是发现他们对话的话题越来越隐秘，甚至她用一种楚楚可怜而诱人的语调再度提到，今晚她只能一个人吃饭了。我们沿着班伯里路开进了牛津，皮特森的女儿在康利夫街的拐弯处停下了车。

        “是停在这儿，对吗？”她带着迷人而肯定的微笑对我说。

        我下了车，但在车子开走以前，我突然一阵冲动，拍打着塞尔登一侧的车窗。

        “您必须告诉我，”我压低嗓音，但语调急迫地用西班牙语对他说，“哪怕只是一个提示，请您告诉我一些解那个序列的思路吧。”

        塞尔登惊讶地看着我，但是我的请求生效了，他似乎同情起我来。

        “你和我，我们这些数学家是干什么的？”他说，带着一丝奇怪的伤感微微笑着，似乎在恢复一段他本来认为已经失去的记忆，“用你们国家一位诗人的话说，我们都是毕达哥拉斯勤奋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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