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然保存着一份那个星期一的《牛津时报》，是为了那个幽灵般的读者而精心准备的。看着现在已经褪色的打击乐手的照片、用中国墨汁画的符号，重读为皮特森探长准备的问题，就像冰冷的手指碰到我的皮肤一样，我能再次感受到，当时塞尔登说从现在到星期四中间时间相隔也许太长的时候，他声音中的战栗。总之，看着这些依然停留在报纸上的内容，我能理解，他因为想到种种假设正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神秘的生命力而感到恐惧。但是在那个明媚的早晨，我没有任何预感，还激动地，不无一丝骄傲地，无疑还有一点愚蠢的虚荣心地，读着报纸上这个我已经提前几乎全都知道了的故事。

        洛尔娜一早就打来电话，声音很兴奋——她刚看了报纸上的报道，想和我一起吃午饭，好让我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她。她不能原谅她自己，也不能原谅我，因为前天晚上她独自呆在家里，而我却在那儿，在音乐会上。她为此而恨我，不过她中午还是会从医院溜出来，跟我在小克拉仁登街的那家法国咖啡馆见面，因此我就别再考虑午餐时和艾米莉做计划的事了。我们在巴黎咖啡馆见了面，我们一起开怀大笑，说着笑着谈那几起谋杀案，带着热恋中的年轻恋人那种有些肆无忌惮、亲密元问的腔调吃着火腿可丽饼。我把皮特森已经让我们知道的事讲给洛尔娜听：那个打击乐手曾做过一个很大的肺部手术，医生对他之前居然没有死感到很惊奇。

        “就跟厄内斯特·克拉克和伊格尔顿夫人的案子一样，”我说完，等着她对我这个小理论的反应。洛尔娜想了一会儿。

        “但是伊格尔顿夫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她说，“我在她死的两天前在医院里遇到过她，她容光焕发，因为化验显示她的肿瘤正在消退。医生对她说她还能活好多年。”

        “好吧，”我说道，似乎那只是个小问题，“但那肯定是她和医生之间的谈话吧，凶手没法知道。”

        “所以他挑的都是那些活的时间比预期长的人？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吗？”

        她的脸忽然暗下来，指着她正对着的、吧台后的电视机。我转过身，看到屏幕上一个卷发小姑娘的笑脸，下方有个电话号码，以及恳请全国人民打这个电话的呼吁。

        “是那个我在医院见过的小姑娘吗？”我问洛尔娜。她点了点头。

        “她现在是全国亟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名单上的头一个，最多还剩下四十八小时。”

        “她父亲怎么样了？”我问道，他狂乱的眼神我还历历在目。

        “最近几天我没见过他，我想他必须得回去上班了。”

        她伸出一只手与我十指相扣，似乎想驱散这突如其来的阴云，接着她朝女招待做了个手势又叫了杯咖啡。我在餐巾纸上画了个示意图，指出那个打击乐手在舞台上的位置，问她是否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诱发呼吸停止。

        洛尔娜搅拌着咖啡，想了一会儿。

        “我只能想到一种不留痕迹的方法：有人有足够的力气从后面爬上去，用手同时捂住他的嘴和鼻子。这叫做布克杀人法，是因威廉·布克而得名的；你也许在杜莎夫人蜡像馆见过他的蜡像。他在爱丁堡开一家客栈，用这种办法杀了十六个房客，然后把尸体卖给当时的解剖师。对于一个肺功能衰竭的人，只要用几秒就能使他窒息。我觉得凶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使他窒息的，当聚光灯照亮打击乐手时，他立刻松手，但是被害人已经肺病发作，很可能心搏也已经停止了。你们随后看到的情景一他双手放在喉咙上，仿佛有个幽灵掐住了他——正是人无法呼吸时的典型反应。”

        “还有件事，”我说，“你跟你的法医朋友又谈论过克拉克先生尸体解剖的事吗？皮特森探长认为他有不同解释。”

        “没有，”洛尔娜说，“但他邀请过我好多次共进晚餐。你觉得我该接受邀请吗？”

        我笑了。“不要，不要，”我说，“我还得靠这个谜活下去。”

        洛尔娜看了看她的表。

        “我得回医院了，”她说，“但你还没告诉我关于序列的事呢。希望不是很难：我的数学已经忘得精光了。”

        “不难，令人惊奇的恰恰是其解答方法的简单。序列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使用的符号1，2，3，4……”

        “毕达哥拉斯学派？”洛尔娜问道，似乎这勾起了她某种模糊的回忆。

        我点点头。

        “我上学读药物史课程的时候，曾学到过一阵子。他们相信灵魂的转世，对吗？我记得，他们对于脑力发育不足的人有一套很残酷的理论，后来斯巴达人和克罗敦的医生先后将这套理论用于实践。他们认为智力拥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智力发育迟缓的人肯定是前世犯了重大罪过之人的转世投胎。他们等到这些人年满十四岁，也就是唐氏综合症患者决定寿命的关键年龄，把那些活下来的人像豚鼠一样用于医学实验。他们是第一批尝试器官移植的人……毕达哥拉斯本人就有一条金质大腿。他们也是最早的素食主义者，但是他们禁止食用蚕豆，”她笑着说，“好了，现在我该走了。”

        我们在咖啡馆门前告别；我得回研究所写第一篇申请奖学金的报告，然后我花了两个小时查阅论文，摘抄参考资料。到三点四十五分，我像每天下午一样下楼来到公共休息室，数学家都聚在这里喝咖啡。人比以往多，似乎今天没人呆在自己办公室里，我立刻听到一阵阵兴奋的低语。看着所有人都在一起，有的害羞，有的不修边幅，有的彬彬有礼，塞尔登的话回到我的脑中。是的，他们就在这儿，二千五百年之后，手里拿着硬币，有秩序地排着队取咖啡，他们都是毕达哥拉斯辛勤的门徒。有一张报纸在小桌上摊开着，我以为所有人都在谈论那个符号的序列。我错了。

        艾米莉在等咖啡的队伍里与我相遇，她两眼放光，仿佛向我透露一个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似的告诉我：“显然，他成功了，”她说话的样子好像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她说：“是安德鲁·怀尔斯！你没听说吗？在剑桥的数论研讨会上，他申请明天的会议延时两小时。他要证明谷山-志村猜想。如果他能坚持到底，费马最后定理就会被证明。这里有一大帮数学家想明天去剑桥。这可能是数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我看到波多洛夫带着他一贯的阴郁走了进来。看到人们在排队，他便决定先坐下看看报纸。我托着装得满满的咖啡杯和妙芙蛋糕朝他走去。波多洛夫抬起头，带着不屑的表情扫视了一圈。

        “怎么样？你报名参加明天的郊游了吗？我可以把照相机借给你，”他说，“所有人都想有一张怀尔斯写着QED的黑板的照片。”

        “我还没决定去不去。”我说。

        “为什么不去？有免费班车，而且剑桥也很漂亮，典型的英国风格。你去过那儿了？”

        他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目光停留在关于那几起案件和符号序列的长篇报道上。他看了开头的两三行，又看看我，表情中带着某种警觉和猜疑。

        “你昨天就知道一切了，是吗？这些谋杀案发生多久了？”

        我告诉他第一起命案发生在近一个月前，但警方刚决定公开这些符号。

        “塞尔登在这些案子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每起谋杀案的留言都是为了给他看的。第二张留言，画着鱼的符号的那个，就出现在这里，贴在门口的旋转门上。”

        “啊，对，现在我想起那天早上小小的骚动了。我看到了警察，我还以为是谁砸破了玻璃呢。”

        他又低头看报纸，很陕看完了这篇报道。

        “但这里根本没有出现塞尔登的名字啊。”

        “警方不想公开那三条留言是针对他的。”

        他又看着我，但表情已经变了，似乎有什么事让他觉得很好玩。

        “这么说，有人正在和伟大的塞尔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喽。也许会有一场神的审判。当然啦，是一位数学之神，”他神秘兮兮地说，“你猜猜第四起谋杀案会是什么样子？严格按照古老、庄严、由十个点组成的四元体那样的死亡吗？”

        他看着四周，像在寻找着灵感。

        “我好像记得塞尔登喜欢打保龄球，至少有段时期很喜欢，”他说，“当时这项运动在俄罗斯还没什么知名度。我记得在演讲中，他把这种四元体的十个点比作保龄球开局时摆放的十个球瓶。在第一局第一次投球就把所有球瓶都击倒了。”

        “全中。”我说。

        “对，正是。真是一个美妙的词吧？”他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重复着，露出奇陉的微笑，似乎正在想象一个无情的球和滚动的球瓶，“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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