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布赖斯手里端着一杯酒，两眼扫过吧台和快餐室。我们谈话的当儿，又进来了一些人，每次来人时都会有一股晚冬的寒风吹进来。现在差不多半个酒吧都坐满了。这个酒吧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这种地方很少有空的时候，但从来也不会拥挤。桌上的盘子已经被收走了，咖啡也凉了，但是谁也没有急着离开的意思。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上一整天，谈论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会有人对此在意。

        乔纳·米克罗尼迪斯把衬衫袖子往上稍稍推了推，悄悄地瞥了一眼手表，开始说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天已经不早了，他们还有事情要做。时间就是金钱，对乔纳·米克罗尼迪斯来说，金钱就是一切。阿萨·巴特拉姆没有理会他。他的头微微一动，手的动作更加隐蔽，他阻止住他说话。

        “你真的就那样去了法庭，卡尔文的法庭？”阿萨问道，怂恿我继续往下讲。他双臂交叉搁在桌子上，大嘴的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苍老的眼睛里流露出怀旧的神情，仿佛我的话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某次不理智的行为，想起了某个他谨慎地不会再犯的挑衅行为，但他回首他做的那些事时依然感到十分骄傲。

        “我甚至都没有到盥洗室去梳个头或洗个脸。我非常气愤。我想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那么义愤填膺。”

        阿萨非常清楚我的意思。

        “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也是一种解放，不是吗？”

        “当时你们要是在场，准会以为我是在领导一场奴隶起义呢。在那种地方呆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我比我在那儿见到的那些可怜的人变得更加疯狂。我简直要杀了杰弗里斯，而且当我因此而被枪决时，我会坚信那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没有杀他，但是当他在法官席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狠狠地瞪着他，想用眼神杀死他。其实我用不着费心了；当他看见我的模样时，他几乎要死过去。

        “我坐在律师席上，装作一切都很正常，跷着二郎腿，左手抚摸着后脑勺上的头发。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摸摸下巴，就像一个衣着华贵的纨绔子弟，对身边的人感到乏味至极。拉金夫人坐在我旁边的椅子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在看卷宗的副地区检察官抬起头来，就像是一只动物突然闻到了什么气味似的。陪审员们在座位上不安地变换着姿势，用胳膊肘相互推推以确信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大声喊道，脸部因气愤而涨得通红。

        “这时我已经转过身子，对着上星期五我问过她话的那位陪审员。‘谢谢，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头也不回地答道。‘请告诉我，’我继续说道，仿佛时间是凝固的，‘即使你确信被告可能有罪，但是，如果州法院无法以毋庸置疑的理由证明她是有罪的话，你还会投票反对无罪判决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陪审员脸上的表情，那可怜的女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她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但又害怕开口。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在座位上尖声叫道。

        “我飞快地站了起来，那速度快得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请不要打断我说话！’我也对他大吼一声。‘我有权问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么生气的人。‘你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吗，律师先生？’他问道，牙齿咬得紧紧的，整个脸仿佛在颤抖。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我们过去常在旧小说里读到的那种英国律师。他们站在那儿，手背在后面，只需稍稍改变一下语调，就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击败对手。我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印象——肯定是我在书里读到的，这当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了，还没等我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话就说出口了。

        “‘尊敬的法官，我不知道。因为，你瞧，我就像一个佛教徒站在他的偶像面前：我知道你很丑陋，但是，我觉得你很伟大。’

        “陪审员、法警、书记员——法庭上的所有人——都呆住了，一双双眼睛都转向杰弗里斯，看他会怎样。

        “我既说他丑陋又说他伟大。他要是质疑其中的一点就必然会质疑到另一点。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但是从他那锐利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设法控制自己，脑子里在飞快地思索着怎样做保险些。他十指交叉，低下头来，噘起嘴唇。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他慢慢地点点头，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很好，安托内利先生，’他似乎很友好地低声说道。法庭里发出了一声几乎可以听得见的宽慰的叹息声。‘很好，的确很好，’他又说了一遍，然后朝陪审团转过脸去，他面带严肃的微笑对他们说道，‘安托内利先生显然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我想，他晚上好好地睡一觉就会恢复常态的。为了在座各位的利益，我想现在咱们最好还是休庭，明天早上再开庭。’

        “离开法庭我就直接回家了，脱掉衣服扔在浴室地上堆成一团，好好地冲了一个热水澡。过后我就上床，躺在干净的被褥里好好享受了一番。我睡了整整一天，中间起来弄了点东西吃吃，就又上了床。第二天，我身穿干净衬衫和新西装，坐在律师席上，开始向那同一个陪审员提问，就好像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似的。

        “‘当这次庭审结束时，当你听过所有的证据后，即使你确信被告可能有罪，但是，如果州法院无法以毋庸置疑的理由证明她是有罪的话，你还会反对无罪判决吗？’

        “她本能地将目光投向了法官，杰弗里斯正在低头看什么。‘是的，’她答道，目光又转回到我身上。

        “我们很快进行完了忠实回答宣誓，上午休庭时就组成了陪审团，下午我们作了开始的陈述。第二天，公诉人传唤了第一个证人，爱德华·拉金。

        “他看上去是个很正常的人，就像是街区里某个孩子的父亲，或是你的某个女同事的丈夫，或是一个穿着考究、相貌英俊的人，或是你在等汽车时会愉快地与之交谈的人。他在谈到他和他女儿的性关系时，就好像是一个心理医生在描述他的一个病人所做的事。对于他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他几乎学会了用医学道理来分析他过去的行为。是的，他与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有多年了。是的，他知道他不应该做这种事。但是，他现在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正在学会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真是太了不起了，几句话就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他的问题！突然间，那变成了个人的隐私，是他个人的秘密，那事与任何其他人都无关，只有受到他的行为影响的人才能帮助他解决那个问题。他不再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必须受到惩罚以警示他人的人，而成了那些治疗他那种特别疾病的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在审讯他妻子时，他也出庭作证，仿佛他是作为一名专家被请来对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案子作证。

        “他承认了一切；他对什么都不感到难堪，更不用说感到羞耻了。在回答问题时，他描述了他每星期好几次从他和妻子的房间里出来，经过过道，走进他女儿的房间的情景。虽然他说他总是等他妻子睡着后才行动，但是他说话的样子表明，他并不能肯定他妻子是否每次都睡着了。

        “公诉人确保大家都听明白了。‘这么说，很有可能，’斯宾塞·戈尔德曼问道，‘在这种事发生的这些年里，你妻子知道了你和你女儿干的事情，对吗？’

        “这是诱供，还没等他把问题问完，我就站起来表示反对。但是，如果我以为杰弗里斯已经了断了和我的恩怨，那我就犯了一个大错。

        “‘反对无效！’他大声叫道，挥手让我坐下。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依然站在那儿·坚持我的观点。‘他是……’

        “‘他是在获取证据，表明母亲肯定知道父亲的行为。’杰弗里斯打断我的话。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那母亲自己一定有什么事隐瞒着。是不是，戈尔德曼先生？’

        “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法官成了公诉人，我成了他起诉的对象了。

        “‘对吗，戈尔德曼先生？’他又问了一遍，依然与我四日相对。

        “戈尔德曼被杰弗里斯的行为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他终于说道。

        “‘反对，法官大人，’我说，强迫自己说话时不要激动。

        “他以为我是在重复刚才的反对。‘我已经说过反对无效，’他说道，转过脸去。

        “‘我反对法庭的意见。它毫无根据，毫不相干，完全是一种偏见。我请求法庭收回刚才的意见，请陪审团驳回陈述。’

        “‘你在说什么！’他咆哮道。然后，他意识到全法庭的人都在看着他，便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说出或做出什么他将来也许会感到后悔的话和事来。‘你提出了反对意见，安托内利先生，我已经驳回了。你又提了出来。我告诉了你我驳回的理由。’

        “‘那是你驳回我反对意见的理由，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敬道，‘还是你认为陪审团为什么要宣判有罪的理由？’

        “他气得脸色发青。他表现得很明显。但我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

        “‘我希望你不是在质疑本法庭的公正性，安托内利先生，’他说道，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绝无此意，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答道，面带怒气飞快地笑了一下。‘我没有剥夺别人希望得到的权力。’

        “我想，如果他手中有枪的话，他一定会杀了我。但当时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理睬我。他摇摇头，好像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话，叫戈尔德曼继续向证人发问。

        “轮到我说话时，我开始发动了进攻。‘你从来没有看见你妻子和你儿子干过什么，是吗？’我刚从椅子上站起一半身子就开始发问了。

        “他镇定自若。‘没有，’他面无表情地答道。

        “‘你妻子从未对你承认过她与你儿子做过什么有失体统的事，是吗？’

        “‘是的。’

        “‘你从没有看见过或者听别人说过什么，使你相信有什么有失体统的事正在发生，对吗？’

        “‘对。’

        “我站在律师席前，目光从证人身上移到法官身上。‘除了刚才所说的以外，你妻子珍妮特·拉金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事，使你会想到她对你和你女儿所做的事有任何怀疑，是吗？’

        “杰弗里斯低着头，假装在忙着什么，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我是在盯着他看，而不是证人。

        “‘这么说，任何有关你妻子肯定知道的事情或她肯定在隐瞒着你的事情的迹象都是猜测。是这样吗？’

        “杰弗里斯猛地抬起头来。一脸气愤的表情。没等他开口，我朝证人跟前迈了一步，问道，‘拉金先生，在你儿子来和你一起生活之前·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对吗？’

        “他刚要开口回答。我又朝他跟前迈了一步，抢在他前面说话了。‘拉金先生，在你的孩子中，你想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不单单是你女儿，对吗？’

        “杰弗里斯举起木槌；戈尔德曼腾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人群中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戈尔德曼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见木槌敲击的声音。由于已经听过了无数遍，陪审员们几乎都已经忘记了拉金对他女儿所做的事情，而现在却被他们所听到的有关他企图对他儿子施行的罪恶惊呆了。惟一没有受到我的指控影响的似乎是爱德华·拉金本人。他坐在证人席上，双手交叉，面无表情地等待着，仿佛面前发生的骚动与他毫不相干。

        “杰弗里斯和我一样，不知道戈尔德曼提出了什么反对意见。但那并没关系。嘈杂声渐小，他举起木槌敲了几下·大声喊道：‘安静。’

        “‘你不承认你曾对你女儿说过你对你儿子有过非分之想？’我连珠炮似的问道。

        “‘反对。’戈尔德曼又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就像是在拦火车。

        “‘安静！’杰弗里斯喊道。怒不可遏。

        “‘你否认曾经对你儿子有过幻想——性幻想吗？’

        “没等戈尔德曼说完，杰弗里斯就表示反对。我快速地离开了证人。‘证据？’我提出了请求，仿佛那是我的权力。杰弗里斯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习惯于任何人对他回嘴，更不用说是个年轻律师了。

        “‘这与本案无关，尊敬的法官大人，’戈尔德曼插了一句。

        “‘但这与本案有关，尊敬的法官大人。它关系到证人的可信度。’

        “杰弗里斯满脸通红地叫我说其他事情。‘反对有效。’

        “‘请告诉我，拉金先生，’我说道，又转过身来面对着证人，‘你作证说你儿子告诉你，他母亲强迫他与她发生性关系，他有没有说在他和你一起生活之前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

        “拉金摇摇头。‘他接受心理治疗后才说的。’

        “‘那请告诉我们他说了些什么，拉金先生。在你儿子告诉你之前，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吗？’

        “‘没有，我没有怀疑过。’

        “‘别人没有，难道你也没有发现这种事情的任何迹象？’

        “戈尔德曼表示反对·但是，这会儿，他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是不攻自破了。我几乎没有朝杰弗里斯的方向看一眼，就手一挥，仿佛是在表示我对他们两人已经不屑一顾，接着便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假如要我指出我的一生是在哪一时刻改变的，我可以说就是在那一时刻。我不是说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我甚至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还记得那个问题。我是说在庭审中的这一时间，这一时刻，我似乎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采取了决定我终生的决定性的一步，在那之前的一切都是学习，是本能，是各种事物的综合，它使你做出反应，使你适应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时·我当律师快三年了，而且干得很好——至少我自认为干得不错。我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官司。其他人似乎都是这样衡量事物的——你输了还是赢了。但是，当时真的是第一次，我知道了我在做什么。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的言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明白参与那个案件审讯的其他人对我的反应是什么。那不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尽管我相信其中肯定有许多这种成分；那具有更深的意义。我当时说不清楚是什么意义，即便是现在恐怕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的原因。我明白事情的原委。在那次审讯中，我学会了相信自己，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当时要么就那样，要么就让杰弗里斯帮助公诉人判那个女人有罪·而那个女人从来没有犯过那种任何一个母亲都可以因此而被指控的可恶的罪行。

        “公诉人终于向爱德华·拉金问完了他要问的问题，然后又把那小男孩的心理医生传唤进来。那医生相信并报告了那男孩告诉他的一切。接着，他们又把那个警察传进来。是那警察报告了那个小男孩所说的一切，并声称他相信那男孩的话。

        “‘你多大了？’我问那个接受提问的警察。

        “‘三十八岁，’他答道。

        “‘结婚了吗？’

        “他做出肯定答复后，我又问他有没有孩子。他有三个孩子，而且显然为此感到很自豪。我从桌子上拿起他写的那份报告，翻到我需要的那一页。‘这是你写的？’我拿着报告伸出去给他看，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他不知道我想要证明什么。‘是的，’他说。

        “我看了他好一会儿，仿佛我不敢肯定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话。‘那好，’我说·然后把那报告收回到眼前看得见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这个部分是你写的？根据那小男孩的交代，每次和他母亲性交都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抬起手来，耸了耸肩。‘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表示疑惑地问道。

        “他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你难道不觉得——怎么说呢——这非同寻常？’

        “‘那是那男孩说的，’那警察答道，好像我是问的另一个问题。

        “我看了看陪审团，盯着每个人看了一会儿。‘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重复了一遍，好像我是一个惊讶的听众。

        “‘你有什么问题吗，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大声问道。

        “‘是的，我想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轻松地答道，走回到律师桌旁。‘但不是要问这个证人。’

        “那事真有趣，人人都被那男孩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强奸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会在那种我们人人都有的冲动和欲望的驱使下，变得心理扭曲，变得狂暴，会去强奸妇女。我们却很难理解有人会去强奸一个孩子，更加无法想象一位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来。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故事变得有点儿古怪，难以令人相信。那太离奇了，是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谁都不敢对那男孩说的话表示丝毫的疑问。他们惟一能使自己区分于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的做法就是对它加以谴责，而对它加以谴责的惟一办法就是相信这事确实发生过。

        “那男孩是公诉人的主要证人，从他开始作证的那一刻起，斯宾塞·戈尔德曼就把他当作受害者。戈尔德曼相信那男孩的话，非常相信。他把自己看做那男孩的保护人。在开庭审判前，我曾要求见见我当事人的儿子，但遭到了戈尔德曼的断然拒绝。‘他不想和你谈话，’他对我说，仿佛我是被指控者似的。

        “杰拉德年纪小小的，但很镇定，太镇定了。他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放在大腿上，两腿紧紧地靠在一起。他等待着戈尔德曼的每一个问题，然后便迅速做出答复，他的答话直截了当，句句说到点子上，没有丝毫不当之处。他每回答一个问题，就看一眼陪审团。他描述了他母亲在床上激起他性欲的情景，就像其他孩子描述他们在野营中的经历那样。我们大家都应该喜欢孩子，但我不喜欢他。几乎从见到他母亲的那一刻起，我就相信了她；他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就知道他在撒谎。公诉人只要求他说出他的名字，拼出他的姓，以便记录备案。他的回答却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这就是他，一个孩子，声称自己的母亲对自己进行性虐待，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在许多年里有过无数次。他走进这个法庭，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受到过性虐待的孩子是不愿意谈起这种事的，即使是谈起这事时，他也不会心地坦然地看着你的。杰拉德·拉金仿佛是舞台上的主角。

        “我问他是否记得和警察谈过话，他说的话是否句句是真。他两眼直视着我，说：‘是的’。

        “‘你说这事第一次发生时，你住在洛诺克大街的房子里。是吗？’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做出答复。‘是的。’

        “‘明白了。’我摸摸下巴，看着地面。‘你肯定吗？’我问道，抬起眼睛。‘绝对肯定？’

        “‘是的。’

        “‘你家从那个房子搬到了阿灵顿大街，是吗？’

        “‘是的。’

        “‘那时你刚刚上一年级，才七岁，是吗？’

        “他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含义。‘是的，’他答道。

        “‘这么说，你是在告诉我们，你和你妈妈发生性关系时是七岁。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两眼一眨不眨。‘是的。’

        “‘那种事一直持续到你和你妈妈、姐姐搬出那个房子，搬到你爸爸的公寓里。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就站在他面前几英尺远的地方。我转身走到陪审团席前，把手放在扶栏上。‘你告诉警察，每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都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吗？’我一个个地看了看陪审员的眼睛。‘每次都那么长时间吗——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从开始到结束？’

        “‘是的，’我听见他答道。

        “‘在你只有七岁的时候，’我补充道，看着最后一位陪审员的眼睛。

        “我走回到我的椅子上，在孩子的母亲身边坐下。那男孩可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可以直视着公诉人的眼睛；他甚至在回答问题时可以直视着坐在陪审员席位上的十二个成年人的眼睛；但是，他无法，我敢说，面对他母亲。

        “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向前倾过身子，双肘支在膝盖上，抬头看着他。‘你到底想得到什么？’他第一次露出了犹豫的神情，在那一刻，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丝疑惑，就好像此刻他意识到了事情的结果也许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你爸爸离开时，’我问道，带着更多的同情，‘他有没有告诉你，有一天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是的。’

        “‘你爸爸离开时，他们告诉你是因为他对你姐姐干了那些事而离开的？’他没有开口，只是点点头。‘你最最希望的是大家重新回到一起，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是吗？’

        “他把头抬到正好看得见我的高度。‘是的。’

        “‘那就是你胡说这些关于你妈妈的事情的原因？因为如果他们俩的情况都一样，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们俩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你爸爸就又可以回家了，是吗？’

        “我想了一会儿，以为他会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是想回答的。但是，事情已经变得太严重了。不知道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是对他爸爸的背叛，还是因为他害怕说出来会对他自己有什么不利，他没有勇气承认他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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