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警方逮捕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谋杀案的疑凶。据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在暂定于下午五点举行的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警方不会透露任何其他详情，甚至连嫌疑犯的名字也不会透露。

        这种时间安排决非偶然。我以前见得够多的了，先是发布一个简短的公告，接下来是一整天的等待。谣言开始四处传播，然后以某种方式进行辟谣，反而使那些谣言看上去确有其事似的。记者们疯了似地抢新闻，争相在任何消息报道之前抢发独家新闻。最后是记者招待会，定在当地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电视台别无选择，只好现场转播。警长、州警察局局长、首席调查员，以及在搜捕疑凶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将站在摄相机镜头前，被连哄带骗挤上讲台的政客们团团围住，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讲述他们是如何高效率地发现、分析成千上万条线索，以及他们所有辛苦和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的经过。这就相当于执法部门的一次阅兵式。看着这个场面；人人都感到安全，觉得放心，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一支由一群具有献身精神的男女组成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执法队伍的保护。他们抓住了一个疑凶，称之为一次胜利；而有人被谋杀了，却没有人想过那是否应该称之为一次胜利。

        我到达事务所时，我的调查员霍华德·弗林正在等我，手中举着的报纸遮住了他。

        “来，到我办公室去，霍华德，”我说，没有停下脚步。

        紧紧地挤在直背椅子扶手之间的弗林站起身来，跟在我后面。我在办公桌前的皮椅子上坐下，弗林喘着粗气，坐在我正对面的蓝色翼形靠背椅子上。

        他看上去像那些往酒里掺水而顾客们醉得无暇顾及的酒吧里上了年纪的保镖。六英尺多的个头，二百三十多磅的体重，他那粗短的脖子后面的皮肤堆叠成又紧又厚的皱褶，就好像被处绞刑的人脖子上被人多勒了几道绞索似的。他的脸像长满了红皮疹似的，红褐色的头发，两鬓花白，呈一缕缕细碎的、明显的波浪形从平坦的额头向后梳。他的穿戴一成不变，一件棕色的格子花呢运动外套，一条纯棕色领带。他那浆过的白衬衫的左领尖翘了起来，最上面一粒纽扣的线已经开始松了。他一句话不说，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点上一根。

        “你已经戒酒了，”我说，眼光扫过我的秘书留在写字台上的一堆文牍。

        “你不觉得也该戒烟了吗？”

        “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弗林用粗哑的声音问道。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天主教徒。”好像有关这个话题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他找的借口一个比一个离奇。

        “什么？”我问道，很是惊讶。

        “你那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戒烟是因为你是天主教徒？”

        他耸了耸肩。

        “我是天主教徒。这意味着我信奉来世。”他停住话头，仿佛这是神学的某个有力论点。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他妈的什么只关心健康的傻瓜，只在乎那该死的肺有多么好，多么粉红，而不在乎其他东西的人。”

        我的眉毛拧起，摇摇头，透过半闭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真应该成为一位牧师。按照那种逻辑，你也许会成为一位红衣主教。”

        一丝淡淡的笑容浮在他那笨重的嘴上。

        “听着。我成了一名律师。你还能比律师更会狡辩吗？”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一个默认。

        弗林移开了目光，当他凝视着窗外时，香烟在他又短又胖的手指里摇摆。在河对岸的远方，胡德山顶峰上的雪在清晨的阳光里微微闪烁着粉红的玫瑰色。

        “实际上，我曾经是想当个牧师的。我母亲想让我当牧师。”他的眼角捕捉到了我的反应。

        “不是，真的不是，”他坚持说。

        “我不是在瞎说。我当过祭台助手。确有其事。几乎干了一年。”他把手举到脸前，吸了一口香烟，香烟夹在他的手指之间像一根钻过木板的钉子。

        “然后，该死的牧师认为他喜欢我。”

        我想我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喜欢你？”

        “是的。他试图对我动手动脚。我后来再也没回去。母亲始终未能从这事中摆脱出来。”

        “那牧师做了什么事？”

        “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告诉我母亲那件事。那会毁了她的。她几乎像他们一样虔诚。”

        我身体前倾，探究着他那双疲倦的、眼圈发红的眼睛。

        “你从来没有告诉她？甚至后来也没有告诉？”

        香烟冒出的一缕轻烟盘旋升腾散开，溶入慢慢地变成灰色大理石颜色的薄雾里。弗林凝视着烟雾仿佛消失在某种无形的不断移动的图案中。弗林吸了。。最后一口，他径直向前吹出残烟，望着它，就好像它一是一条奔流人海的大河。

        “没有，”他终于说道，重又看着我。

        “告诉她有什么好处？”

        “有人会对你说，像这类事情必须公开。作为一个孩子，你必须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说出来，如果你希望今后的生活顺利的话。”

        弗林噘起干燥的嘴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使你明白了他们干的都是些什么鸟事情，对吗？”

        当他转动手腕，张开他那手指头粗粗的双手时，一丝带着偏见的微笑爬上了他的嘴唇。

        “我是说，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我本不想告诉你的，我现在的感觉与那时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另外，你忘了一点。对于一位牧师来说，那家伙长得并不难看。”

        我摇摇头，转动椅子，直到椅子与写字台成了一个直角。我一眼看见了我放在角落里的一只小钟。正好七点半。

        “不管怎么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今天下午来的。”

        我认识弗林多年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准时过。如果他在他说的正负一小时之内出现的话，他便认为你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要是比那更晚的话，他就会耸耸肩膀，用那双似乎记录了数个世纪的毁灭的受损的眼睛看着你，说出与他此刻所找的相同的借口。

        “我参与这个项目十五年多了。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每次用一天时间。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不准时。”

        这话毫无意义，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

        “那你说说吧，”我说道，脑袋稍稍向后仰，微微歪着头看着他。

        “我为什么没有解雇你呢？”

        “也许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雇用过我。”

        “你肯定吗？”

        “不，不太肯定。是在他们把我赶出法律界之后，但是，是在我戒酒之前，我开始做这种工作的。”

        “这么说，我当时一定是雇用了你。”

        他耸耸肩膀。

        “也许吧。或者，也许我只来过一天。怎么？现在你想解雇我？”

        我犹豫了一下，仿佛我想考虑考虑。

        “不，”我最后说道。

        “你也许会起诉我，我记得，你曾经是位相当不错的律师。”

        笑容褪下了他的面孔。他低下头，来回慢慢地移动他的下巴。

        “还可以吧，我想，”他说，仰起脸来，然后迅速转变了话题。

        “我完成了那两个案子的一切工作。”

        他俯下身子，打开他放在身边地板上的黑色公文箱。皮革把手上的针脚磨损了，其中一个铰链松了。他递给我两个标记工整的文件夹，里面是他对两个案件所做的调查的结果，那两个案子离审判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对杰弗里斯谋杀案疑凶被逮捕的看法。他还没有听说此事，当我告诉他时，他竞没有反应。我心中疑惑，这是不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希望，不管是谁杀害了杰弗里斯，都不要被抓住。我不敢保证我自己的灵魂深处就没有这种情感。这是一个邪恶的、瞬间的念头，一个没有人会承认的那种念头。但是，与我相比，弗林有这种念头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无心插柳，杰弗里斯使我成了一个名律师，但是他毫无疑问地让弗林永远不能重操律师旧业。

        “你没听见任何消息，他们在调查谁吗？”我问道，急切地想了解最新的消息。

        “不知道可能是谁干的？”

        他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抬起头来，瞅了一下我的眼睛，眼光移向别处。当他收回目光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亮光，是怨恨还是好笑，我分不清楚。

        “如果我还酗酒的话，”他带着变了昧的挖苦口吻说道，“我就会怀疑我自己。”他甩为向上挪了挪。在椅子上坐直。

        “不，那不是真的。呃，要是在当时也许是真的。现在不是。”他又说道，连连摇头，好像试图摆脱某种痛苦记忆似的。

        “他帮过我一个忙。”

        “帮过你一个忙？”我问道，不敢相信并有点儿激怒。

        “因为他死了，你觉得自己应该原谅他——就忘了那件事？他所做的那种事？”

        弗林把他的两只胳膊放在写字台边缘譬向前弓着身子。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跑到他的墓上去骂他一通？那是十五年——不对，十六年以前的事了。你当时不在场。你知道我那时醉得多厉害，或者我对他说了些什么吗？”

        他不能自持。当他重叉记起自己所做过的事，所说过的话时，他全都回忆起来了，而且他还是对他所做过的事情感到有点儿高兴。

        “我真他妈讨厌受他的压抑，讨厌他经常打断我纠正我的话的做法，有时候只是我的一个词的发音。这个杂种真是无情。他从中获得乐趣。你真应该看看他的眼睛。你记得那双眼睛吗？它们好像能看穿你。还有他那薄嘴唇上自鸣得意的淡淡微笑。你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站在那里，说：‘是，法官大人。不，法官大人。’就像你的父亲用他的皮带饱揍了你一顿之后，你站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做了错事，一切都咎由自取。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停顿了一下，咬紧牙齿，摇摇头。

        “我再也无法忍受任何事情了，”他说，眼睛充满痛苦。

        “一件事情也不能忍受了。我喝醉了。天哪，我醉了！我大踏步走进他的法院，用世界上的所有脏话骂他，然后又骂了一些什么。天哪，我骂他的大多数话我甚至都不记得了。”

        他无助地笑了起来。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你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说话吗？’他厉声问道。他满脸涨得通红。他的眼珠子都要暴出来了。”

        弗林想起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当你喝醉时——喝得酩酊大醉时——会怎么样吗？在你大脑里的某个地方，你会看着自己把自己弄得像个白痴似的，觉得很好玩。呃，我一听见杰弗里斯说——‘你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吗？’——我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就不见了，但是我说了一句：‘我有权利，法官大人，对西方世界中最大的混蛋说话。’我想我甚至鞠了一躬。”

        “你是鞠了一躬，”我说。弗林看看我，脸上堆起疑惑的表情。

        “那成了你的传奇的一部分，”我解释道。

        “那是把你拽出法庭的两名代理郡治安官告诉每一个人的第一件事情。‘他骂杰弗里斯是个混蛋，然后鞠了一躬。’故事就是那样得以流传下来的。那事发生以后的好几个月里，每次某个律师不得不出现在杰弗里斯面前时，他一陈述完，他一说完‘谢谢你，法官大人+’并转身离开时，他便会对下一个走进来的律师小声说：‘然后，他鞠了一躬。’只是想看看他能否使那律师在杰弗里斯看着他时笑出声来。”

        “在那期间，我一直觉得我那短命的律师生涯是个失败，”弗林边站起身来，边懒洋洋地说道。他站在写字台前面，脸上一副沉思的表情。

        “警方为这事来找过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

        “为他的谋杀？”

        “对。只是例行公事。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清楚。他们知道我已经被剥夺了律师资格，也知道那是因为杰弗里斯。”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由于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一定查阅了他曾经经手过的每一个案例。此外，我是一个传奇人物，记得吗？当他们一开始在法院范围内调查谁有可能对他怀有积怨，谁有可能想杀他时，我的名字必然会出现。”

        “他们从未和我谈过，”我提出异议。

        “也许你应该控告他故意诽谤。”

        “那么他们想知道什么？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问。我微笑着，因为我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什么地方。

        “是啊。我告诉他们我在一个AA制聚会上。那个愚蠢的警察——他年轻——问我是不是酒鬼。我说不是，我去那儿只是因为那是我仍然可以抽烟的惟一的地方。”

        他的眼睛环视着房间，浏览着盖着金印的毕业陇证书和装在镜框里的学位证书。千百册清一色的布封面书籍，里面是成千上万个上诉法庭的裁决案例、刑事程序方面的厚厚论文、刑事法方面的取证法、没完没了的最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手册。每一个律师都拥有这些书，但很少花时间去读。

        “我喜欢做律师，”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是充满深情的一声长叹。他回眸瞥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抱歉的微笑。

        “不过杰弗里斯是对的。我做律师不行。像那样不行。”

        “你需要帮助，仅此而已。你甚至不应该被停职。你应该被送去参加见习律师训练项目。其他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

        我的话没有使弗林信服。

        “有时候必须到最基层去。我是认真的。杰弗里斯帮了我一个忙。我所剩下的只有法律了，当法律被剥夺时……”当这个念头过去时，他想起了别的事情。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道歉信。那是处理此事的一个部分。你应该给因你醉酒而伤害过的每一个人写封信。我写信给杰弗里斯，在我圈子里的每个人面前大声念信。我也是真心的，包括信里的每句话。我真的很抱歉。”

        我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送他到电梯口。

        “杰弗里斯回过信吗？”

        弗林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写了信，我感觉不好，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把信寄给他，”他说着歪嘴笑了笑。

        “去他妈的。”

        这使我想起了仍然躺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的那封信，我忘了去寄的那封信。

        “你为什么不接那个案子？”电梯到了时弗林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什么案子？”他走进电梯里面时我问道。

        “他们指控谋杀杰弗里斯的凶手的案子，”他回答说，用手挡住电梯门不关。

        “不管是谁干的，可能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吧。”

        几分钟以后，八点整，我的秘书海伦·朗德格伦将她的上衣挂进壁橱里，以她惯有的工作效率，两手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

        “那些都完成了？”她问道，朝着上星期五结束时她留下的文件堆点点头。还没等我答话，她便把另一个马尼拉纸文件放到我的面前。

        “这是今天上午你出庭需要的文件。州政府诉安德森。申请日程表。九点半。”

        现在她的左手空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以防我动，这当儿她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到写字台上的文件旁边。

        她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整理文件，发号施令。她是一个瘦骨嶙峋，骷髅般的女人，胳膊肘尖削，刀片般的细腿，嗓门又尖又高，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总是从一件东西射到另一件东西上，仿佛从来拿不定主意应该首先处理哪一件急事似的。我告诉她我需要寄一封信，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已经到了写字台的另一侧，坐在椅子边缘，手握一支铅笔，对准放在她的瘦膝盖上打开的速记拍纸簿，准备记录。

        我把艾略特·温斯顿委托给我的信封递给她，吩咐她找一下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家庭地址，把信寄给他的妻子。然后我口述了一封短信，解释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这封信的，并在结尾处加上了几句话，对她丈夫的去世表示我的哀悼。

        海伦那青筋暴突的手飞快地掠过纸张。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她啪的一声合上拍纸簿，从椅子上站起来问道。问话还在空中回响，她已转身疾步走回她的写字台。

        “没有，我想没了，”我对着空椅子说。

        到了该动身的时候时，我发现她弓身俯在计算机键盘上，专心凝视着显示器，她那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将新的表述方式加到旧的表格上。

        “我去法院了，”我说道，一只手握在门把上。

        一丝隐秘的微笑消失在她的嘴角边。

        “外面有点冷，最好带上你的外套。”她干巴巴地说，眼睛盯在屏幕上。

        我打开门时，她停止了打字。

        “你能把这扔进电梯旁边的邮箱投信口里吗？”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

        “这是你想让我寄给杰弗里斯夫人的。”

        电视转播车停在把县法院和警察局分开的公园两侧，等待着有可能从警方或区法官办公室得到的任何新闻。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尚没有任何有关指控的说法。城里的每一个记者都有他们迫切想问的问题，他们愿意向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人采访这个问题。有个记者手里拿着麦克风，站在法院人口处的人行道上，向碰巧经过身边的所有的人询问他们对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疑凶已经被捕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他拦住了一个年轻的蓝眼金发白人姑娘。那姑娘魅力动人，惹得四周的人都驻足回眸。那记者俯首凝视着她，整了整领带，问她觉得应该如何处置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

        “谁？”她含着光彩照人的茫然微笑问道，那微笑竟一时让他忘记了提问。

        “停——”他说道，摇了摇头，手里握着软线，任麦克风垂荡着。

        法院里面，记者们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与法庭监守、法庭职员以及他们认为有可能了解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的人交谈着。我来到二楼，当我向大厅尽头的法庭走去时，哈博·布赖斯赶上了我。在那个法庭里，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处理案件交付审判之前提出的所有初步动议。还没等他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便举起了双手。

        “那不是真的，哈博。他们没有逮捕我；我不是保释出狱；我甚至认为我连嫌疑犯都不是。”我先朝一边看看，然后又看看另一边。

        “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仅限于你我之间，是我干的。我发过誓要报复他，我干了。”

        他转动着眼珠子。

        “你的情绪怪怪的。我并不是要问你关于杰弗里斯被谋杀的事情。我知道是谁杀了他。我是说，我知道他们逮捕的是谁。”他说，想起了人们所说的辩护律师对犯罪和指控之间的区别的敏感性。

        “你知道？”我们快走到法庭门口时，我问道。

        “你进去有事吗？”他问道，朝着门点点头。我的手已经握在门把上。

        “要很长时间吗？”

        “我要办的事不会超过两三分钟。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们一起走进屋里，在后排坐下∥在前面，取代杰弗里斯担任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昆西·格里斯沃德正在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格里斯沃德一点也没有他前任的那种才华，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单凭智慧的力量去主导司法行为。这种意识早已像一只虫子啃噬着他，现在正在慢慢地将他活活地咬死，痛苦不堪。

        “姓名？”他不容分说地发问，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

        年轻的助理地区检察官话说到一半时愣住了，迟疑了很久以确信他的问话，然后，她眼睛里略带不知所措的神情答道：“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法官大人。”

        “我提这个问题，”他说道，嗓音里带着挖苦，“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最好从你也许确实知道的事情开始。”

        她凝视着他的那种眼神明显地表明，这不是她第一次受到他的讥讽。她把刚刚开始念的案情摘要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耸了耸她宽阔的肩膀，稳稳地叉开双脚，两手放在臀部。

        “我一直盼望有学习的机会，”她冷漠而超然地说道。

        格里斯沃德眯缝起眼睛，尖刻地瞥了一眼这种自信的轻蔑表情。

        “那就学学这个吧，”他用充满威胁的口气说道。

        “我一旦做出裁决，事情就结束了。上星期你第一次提出动议时，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今天我的回答还是否定的。不会延期审理。根据日程，明天上午开始审判。”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带着恭敬的微笑，她试图求助于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但是，法官大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复杂案例，涉及到三个不同的被告，而且自从将近一年前将凶手逮捕归案后就一直主管该案的霍尔太太现在仍然在医院里，而且——”

        格里斯沃德猝然阻止了她。

        “检举人一直没有能力。其中有些人甚至那样执法。别人可以代替她。”他的手向后一扬，挥手打发她走，便低头看起面前的诉讼事件表，准备传唤下一个案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直了身子。

        “如我刚才所说，法官大人，州里重新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动议，理由是——”

        格里斯沃德向前一冲，手指向空中一指。

        “我说不行，要说多少次？你马上给我出去，”他高声喊道，“不然，我就让法庭监守把你扔出去！”

        血涌上了她的脸庞。

        “是，法官大人，”她透过紧咬的牙关说道。她气得浑身发抖，从桌子上抓起公文包，愤怒地瞥了他一眼。她扬起下巴，像扬起一面战旗。

        “谢谢你，法官大人，”她说着，转身大步走出法庭。

        我向哈博探过身子。

        “那天晚上州长是怎么说的？法律只有保护它的理由？”

        当哈博转动着眼珠子时，我起身走向前面的辩护律师台。格里斯沃德刚才叫到了我的案子。

        “什么事，安托内利先生？”格里斯沃德一边问，一边在十个卷宗上草草记着笔记。

        我一直等到他抬起头来，然后，我耸耸肩膀，微微测了侧头。

        “你决不会相信的，法官大人，但是——”

        “你需要多长时间延期审理？”

        “一个月。我们在证人方面有些问题。州法院不反对这个动议。”我说。

        他点了一下头。

        “根据辩护律师的请求，此案将延期一个月审理，”他宣布，把卷宗交给了书记员。我们一到法庭外面，哈博便缠着我做出解释。

        “很简单。格里斯沃德是作为一位地区代理律师起家的。当时代理律师并不多，他们的报酬也不像现在这样高。所以，他认为现在这些代理律师活干得不多钱却拿得不少，还觉得他们谁都没有他优秀。他从来不放过任何给他们制造麻烦的机会，让他们难过难过，特别是如果他们像那个人一样年轻的话。为什么？你认为那两个案子之间在法律上有些什么有趣的区别吗？你干这行的时间和我一样长了。你认为如果存在那种区别的话，格里斯沃德会知道吗？自打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就从来没有读过法律方面的书，在法学院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看过。”我咕哝着说。

        “他也许是靠欺骗一路上来的。”

        我完全沉浸在我自己对新任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看法中，说得滔滔不绝，竞忘了哈博要告诉我是谁杀害了老法官。

        “他们逮捕了谁？”我问，转过身子，与他面对面。

        “是谁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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