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弗林也许会早到，但是他却从来不会准时。这我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当他要我两点十五分在我的写字楼外面与他见面时，我从没想到我竟然会迟到。现在是二点三十分，仍然不见他的影子。

        我一边松开领带，解开我的衬衫领口的纽扣，一边往人行道上四处张望。天空是炫目的白色，空气中弥漫着焚烧什么东西的气味。这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大热天，这种天气会使你觉得，今年，在夏天晴朗干燥的日子开始之前，你也许不必再忍受一个月的雨季。我不住地望着人行道，希望依靠意志的力量能使弗林出现。我是如此地聚精会神，仿佛能看见他了，看见他满脸大汗，行动笨拙地从街道上走来。

        “在这里。”有人喊道。

        我心不在焉地转过身去。弗林在他的汽车里，停在车水马龙中间，朝我挥手，而他后面的司机们一个劲地按喇叭。

        “你应该在前面接我，”我匆忙钻进车里后抱怨道。

        “这就是前面，”当他闯过一个红灯时，含混不清地咕哝道。他突然转向，及时避开了信号灯变换时起动穿过十字路口的一辆汽车。

        “去学学开车吧！”当那辆车的司机晃着他的拳头时，弗林大声喊道。

        “你的车窗关上了，”我提醒他，眼睛转了转。

        “他听不见。你在白费口舌。”

        弗林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眼睛紧紧盯着正前方，放慢了速度，满意地跟着他前面的车流。一丝厌倦的笑容闪现在他的嘴边。

        “他听见听不见无关紧要。那不重要。”

        我熟悉那神情和通常伴随着那神情的歪理。

        “噢，那么，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能听见我说的话。而且，坦白地说，我认为我听起来相当不错。你认为怎么样？”他侧目瞥着我问道。

        “我完全可以向他伸出中指，但是，该死，现在人人都那样做。我完全可以骂些脏话，但是，人人也在骂脏话。再说，那些举动只能表示气愤，而我是想帮助他。”他解释道。

        “我说‘去学学开车吧。’那是我的公民义务，我履行了义务。”他颇有些自豪地说，带着些嘲笑的口吻。

        “你他妈的最近究竟为你的国家做了些什么，律师？”他面色红润，咧嘴笑着问道。

        我没理睬他，凝视着窗外掠过的楼房。

        “嗨，我们去哪里？”

        “有个人我想让你见见。他是杰弗里斯谋杀案中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问过杀人的那个家伙。他亲耳听过他的供词。”

        弗林打电话时告诉过我，有个人知道一些关于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情况，我应该听听。他没有告诉我那人是个警察。

        “但是，我知道有关供认的事情。”我说，尽量让他听起来不要觉得我很激动。

        “我惟一不知道的是那供词是否真实，只有等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才能知道供词的真伪。”

        “我忘了告诉你了。刀上的血迹是杰弗里斯的。”

        “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化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真相大白了。你说得对。杀害格里斯沃德的不管是谁，都是如法炮制。”

        “那就是我认为你也许想和这个人谈谈的原因。毕竟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那不是一次模仿式的谋杀？”

        弗林的眼睛看着道路，摇了摇头。

        “不是，我仍然认为不是。杰弗里斯谋杀案没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离开了城市，正在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驶。

        “我们为什么不在警察局和他见面？”

        他的右手放开方向盘，揉揉肩膀，脑袋两边来回摇摆，舒展着他脖子上的肌肉。

        “如果与律师私下里谈过话，他就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他不想这么做。”

        我十分肯定我知道答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碰巧认识他的？”

        弗林耸耸肩膀。

        “聚会时。”

        弗林就是那样碰到他认识的大多数人的，有时候他一星期有七个晚上参加聚会，酒鬼们轮流讲述他们醉酒的故事。令人吃惊的是，有很多律师、法官和警察也去参加那些聚会。或许那一点也不令人吃惊。我遇见的大多数人，在你开始认识他们以后就会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酗酒、吸毒、误入歧途的孩子，还有不忠的妻子。形形色色、不同程度的疯狂举动都有。

        几分钟后，我们下了高速公路，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小路蜿蜒前进。后面用2×4英寸木条支撑着的油漆鲜亮的大块木头标牌标示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开发项目。一幢幢施工进度各异的木头屋顶，石头前墙的两层楼住宅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好像重叠在一起似的。到处都是住宅，道路两旁和目光所及的前方比比皆是，满足新家庭的新住宅，有足够的卧室给每个孩子一间，有足够的车库面积停泊所有的小汽车。这些房屋的样式千篇一律，让人隐约感到有些沉闷，更加剧了我越来越强烈的厌恶感。

        “这不会是你要告诉我的事情吧？”当汽车撞到又一个会震得牙齿格格响的减速隆脊时，我问道。

        “你抱怨什么？你不觉得这样好的天气开车在乡村转转很舒服吗？”

        “我没有卷入杰弗里斯的案子里。”我的话刚一出口便后悔了。我没有卷入，但是他也没有卷入呀，而且是我要求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弗林并不在意我刚才说的话，但是我感觉更加糟糕了。

        “对不起，”我小声说。

        我们经过最后一个开发区，几十面红旗在几十杆白漆旗杆上飘舞着。我们沿着道路行驶，在一棵橡树下转弯，然后转进一片开阔地。又向前开了半英里，弗林拐上一条泥土车道，车道通往篱笆围起的五英亩土地后面靠河的一幢农场风格的小房子。

        在车道的尽头，房子对面，双厩畜棚旁边的一个小畜栏里，有人正在抚摩着一匹栗色的骏马。那人四十出头，短短的黑发分到一边，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足蹬一双靴子。他的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肩膀和上臂肌肉结实。当他听见汽车声时，他拍拍骏马鼻子，然后，向后退了一步，张开手拍拍它的侧腹。骏马喷着鼻息，一甩头，腾越而去，马蹄飞扬起一阵阵尘土。弗林的朋友关上畜栏门，等着我们钻出汽车。

        我立即认出了他。当弗林开始为我们作介绍时，我阻止了他。

        “我和斯图尔特侦探是老朋友了。”

        “但是，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愉快地说道。他动作缓慢，说话声音不大，身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使你认为他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审判，”我对弗林解释道。

        “几次我不愿回忆的审判，”斯图尔特说，自己吃吃笑起来。

        “咱们去喝点什么吧，”他边说边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房子前面的一张木头野餐桌前，喝着柠檬水。微风吹动着头顶上的橡树枝条，树影来回拂过我们的手。我们谈论着变化的世事，尽力回忆着他作为原告的证人、我作为被告律师的第一次审判时的情景。几分钟以后，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我隔着桌子看着斯图尔特，等待着。

        “霍华德告诉我说你对杰弗里斯一案感兴趣。”

        “是的，但是我不能确定为什么，”我承认。

        斯图尔特大笑起来。

        “如果他以藐视法庭罪把我投进大牢的话，我也会对他的谋杀案感兴趣的。”

        是不是人人都知道杰弗里斯对我干了些什么？斯图尔特审视着我的眼睛。

        “当他那样做的时候，人人都认为杰弗里斯是个英雄。”

        “我不那样认为。”

        “每一个警察，”他解释说，尽管他知道他没有必要解释。

        我明白警察——大多数警察——对辩护律师的看法。

        “每一个不经常出现在他的法庭上的警察，”他补充说。

        他含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看着我，然后摇摇头。

        “我常常为律师们感到遗憾。杰弗里斯不得已充当了世上最卑鄙的人，那就是他的被杀让人如此难以理解的原因。”

        “我应该想到情况完全相反，”我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我意识到，他说的不是有关杰弗里斯被杀的事实，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事。

        “在所有人憎恨他，无疑都巴望他死的情况下，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杀害他的人没有丝毫理由恨他。”他斟酌着他刚才所说的意思，然后补充说，“至少我们无法找出理由来。”

        “你是说那完全是一起没有目标的杀人案，是一起失控的抢劫案？”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不，不是一时性起所为。他是存心要杀杰弗里斯。”他再次犹豫不定。

        “不管怎么说，他是有意要杀人。他等在停车场里。，藏在杰弗里斯的汽车后面。”

        我们坐在下午三点的太阳下，空气中飘着干草和马粪的气味。我们用力赶走偶然飞来的一只肥蝇。我们的谈话最终还是习惯性地回到了律师和证人身上：我把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引向我想问的新问题。

        “他藏在杰弗里斯的汽车后面。他知道那是杰弗里斯的汽车吗？”

        “我不知道。那也许是巧合。在那个时间，停车场里只有几辆汽车了。他也许一直藏在那里，在等杰弗里斯；或者他也许一直藏在那里，等着出现的第一个人。”

        “不过，那是仅允许法院工作人员停车的区域，对吗？”

        斯图尔特点点头。

        “他想杀与法院有关系的某人，从他所说的几件事里，我非常肯定，他想杀一名法官。但是，他的目标是否就是杰弗里斯……”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目光注视着对面的小马厩，他的马正在里面用力咀嚼着一桶燕麦。

        “他没有理由去杀害杰弗里斯，”他接着说。

        “杰弗里斯从来没有把他送进过监狱？”我问，这个假设似乎能解释一切。

        “是的。如果他曾经到过杰弗里斯的法庭上，也不是作为被告。那一点我们非常肯定。”

        “但是他招了。他没有说他想杀他？”

        “他说他想杀他所杀害的人。”斯图尔特望着我，等着看我是否能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他的话。

        “那就是他所说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我想杀我所杀害的人。’这话他一定说了有五六遍，这时我才开始怀疑他是否知道受害者是谁。”斯图尔特用食指在装满柠檬水和冰块的玻璃大水罐上形成的汽雾上画了一张脸。

        “我不认为是他干的，”斯图尔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顺着刚才画的线条移动着手指。

        “但是你刚才说他打算杀某个人，不管那人是不是杰弗里斯。”

        他的手指停止移动，他抬起头来。

        “好了，我认为是他干的，行了吧。”

        “你认为是他干的？但是你刚才还说不是他干的。”

        他的手指再次移动起来，不断地扩大着他所画的人脸的轮廓，直到它彻底消失。

        “完全正确，”他边说，边端起大水罐，重新添满我们的玻璃杯。

        “是他干的，但又不是他干的。”他倒好水，把大水罐放到一边，放到够不着的地方。

        “一切都很吻合。毫无疑问是惠特克杀害了杰弗里斯。一点疑问也没有。我们抓到了他，他招供了。他描述了他所做的每一个细节：他在什么地方；他怎样拿刀；他一直等到杰弗里斯打开车门；他溜到他身后，掐住他的喉咙，把刀子捅进他的身体。他描述当时那情景就好像你是在看一部电影。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动作，就像在你眼前发生似的。”

        斯图尔特扬了扬眉毛。

        “就好像他也在看电影；在看他自己，看着每一个细节，确保不漏掉影片的任何细节。他描述了刀子捅进杰弗里斯肚子里的情景，捅到直露出刀柄，就好像他一直站在前面，看着刀子捅进去，而不是从背后抓住杰弗里斯。他告诉了我们只有杀手才会知道的细节。还不仅仅是他所说的：他还有刀。他甚至没有设法把刀藏起来。藏起刀子！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刀子擦干净！我们发现他住在莫里森街大桥下，是流浪汉中的一员。他被包围了。他无路可逃。但是，他的举动好像表明他知道我们要来似的。有十来个警察，亮出武器，人人都向他瞄准，或者说，瞄准四五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正围坐在一个小火堆旁取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与一个匿名举报人向我们描述的细节相符。当我们一喊到他的名字时，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吗？他站起身来，举起两臂，并且……还微笑着。微笑着！你能相信吗？仿佛他一直在等着别人找到他似的——不像一个亡命之徒，倒像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在等着营救人员的到来。他们一给他铐上手铐，他便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刀子。他们并没有问他什么。他朝着几英尺外的一个油腻腻的铺盖卷点点头：刀子在那里面。情况就是这样。那是可以把他与罪行联系起来的惟一证据，还没叫他交他就交代出来了。”

        自从我们坐下后就一直默默聆听着的弗林这时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那样渴望被逮着的话，那他干吗不早去自首呢？”

        “我不知道，霍华德。有关他的情况好像都说不通。也许那是游戏的一部分。”

        “游戏？”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以示肯定，但没有立即回答。一旦他开始沿着一条思路思考，他便不愿意丢了那条思路。弗林有着相同的习惯，那是天生的，我想。我担心他们在集中注意力考虑某一件事情时，会忘记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像他们在一门心思想着一杯又一杯酒的时候，会把一切都忘到脑后那样。

        “一切都很吻合。他有刀子——他的指纹是留在刀子上的惟一的指纹。血迹——现在我们确凿知道——是杰弗里斯的血迹。他描述别人无法知道的犯罪细节。”

        “然后他自杀了，”我插嘴说。

        斯图尔特怪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竟然会相信他牢房里的瘾君子所说的话？”

        “你的意思是？是说他没有自杀？是说其他人……”

        他很谨慎。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人们发现他死在自己的牢房里，头顶凹陷，而惟一的目击者是一个几乎是文盲的瘾君子，他连自己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说的真话都记不得了。”

        “你是说你认为警方，或者某人……”

        他举起双手，把脸转向一边。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那种自杀方式真是很离奇。”他缩回他的下巴，当他的牙齿磕到一起时，发出咔嚓一响。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案子比其他案子更离奇呢？这本身就是一个谜。”他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他身子前倾，抱着两臂支在桌子上。

        “我与成千上万的嫌疑犯交谈过，也听过上百次的供认，但是这个案子不同。没有自责。我指的并不只是他杀了人这件事，他是对什么都没有自责，没有懊悔：对被捕、对关起来、对他肯定知道的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自责不懊悔。有时候我会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他确实是自杀的话，当他与我交谈时，他已经决定要自杀了。他——或者说，至少他看上去是那样——对一切事情都完全不在乎。不，不是那样。他的不在乎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意思。他很开心。对，没错：开心，满足——何止是满意，几乎是安详平静。

        “我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每一次问他时他都这样说，总是同一句话：‘我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意思好像有所不同。弄不清楚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杀人，还是——我知道这听起来一定难以置信，但是，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完全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自己不该说出来。

        “当我一旦明白他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意思时，便意识到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我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他。起初，我认为他是在和我们玩游戏，作弄我们。房间里还有两名调查员，我们轮流问他问题。他的基本表情从来没有改变，老是一副自我满足的神情，那种神情表明，他知道很多你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一些重要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些他感到很遗憾不能告诉你们的事情，一些他知道你们靠自己是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的事情。”

        斯图尔特咬着嘴唇，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尽力去捕捉一缕思绪，那思绪是如此的难以捉摸，每一次他肯定他捉住它时它却远远溜掉了。他终于摇了摇头，放弃了努力。

        “我以前见过那副神情，”

        他转动肩膀，朝散散落落地生长在我们周围空地上的橡树挥了挥手。

        “我妻子喜欢到那里去。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乡村。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有树和青草，还有那条河。你可以纵马数英里，看不见一幢房子或一辆汽车。那是个居住的好地方，是生养孩子的好地方。”他和弗林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然后我就开始喝酒了。我喝得越凶，她就越离不开她的教堂。我成了一个酒鬼，她则成了一个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那种神情，在我妻子的脸上，她眼睛里的某种神色。是安宁还是喜悦，我不知道，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它存在，它真实，它常常让我发疯。”

        他咬着牙。为想到他过去的模样而感到苦恼。

        “我干过一些相当糟糕的事情，”他很快接下去说。

        “但是，我想我要是杀了她，她在临终时一定会原谅我的。那就是让我发疯的原因，她绝对肯定她知道真相，但因为我不知道真相而为我感到遗憾。那就是那个杀人犯脸上的神情。”

        他住口不说了，像刚才一样，咬着嘴唇，摇摇头，眯缝起眼睛。

        “你知道那种人中的大多数是个什么样子，在监狱里结束生命的那些人：迟钝、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只会被激怒。他一点也不像那样。他好动，生气勃勃，很活跃。他的眼珠子从不停止转动，总是四处转来转去。他的面孔充满表情，总是带着同一种愉快的神情。该怎么说呢？说一个杀人犯脸上带着那种表情似乎是件怪事，但是，他脸上确实就是那种表情。他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对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害怕。至少在那个意义上，他像是个获得了新生的人，他的所有罪恶洗涤一净，天堂张开双臂在迎接他。”斯图尔特搜索着我的眼睛。

        “不同的是，我相信他不认为他杀害杰弗里斯是一桩罪恶。我相信他认为他做了件值得赞扬的事，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我再告诉你别的一些事情，”他说，抬了抬他的下巴。

        “如果他没有死在牢里的话，他永远也不会在法庭上被宣判犯有谋杀罪。”

        这话有失理性。毫无道理。没有一点意义。我提醒他刚刚对我说的话：警方有供词和起诉方需要的所有物证。

        斯图尔特的眼睛里闪着神秘的光。他还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我想起了他一开始说的话，他所说的既有罪又无罪的自相矛盾的话。

        弗林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向他的朋友。

        “跟他讲讲另一件谋杀案。”

        “另一件谋杀案？”我问。

        斯图尔特点点头。

        “这不是他第一次杀人；杰弗里斯不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

        我被弄糊涂了。难怪斯图尔特声称他始终找不出凶手杀人的动机。

        “你能肯定——完全肯定——杰弗里斯不是在他第一次犯下谋杀罪时把他送进监狱的法官？”

        斯图尔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他从来就没进过监狱，”他平静地说。

        “他杀过人，却从来没进过监狱？”我怀疑地问。

        “当他十八岁时，他杀了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酒鬼，”他说，与弗林又交换了一个眼神。

        “不管什么时候，他喝醉了就拿他的妻子——这孩子的母亲——当出气筒。他让她进了两三次医院。一天夜晚，那男孩回家，发现他死命地踢她——毫不夸张地说，朝死里踢她——于是他便杀死了他。不过，他不是一下子把他杀死的。他用他父亲对待他母亲的方法对待他，一个劲地打他。然后，当他把父亲打倒在地上，几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踢他的脸。当他打完后，一切都完了。

        “他们以一般杀人罪起诉他，他们给他做了精神分析。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已经崩溃，是因为他目睹了他父亲对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还是因为他对他父亲做下的事情，天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无法接受审判。”

        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们就把他送到州立医院去了。他什么时候出院的？”

        “谋杀案发生之前几个星期。他是逃出来的。当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但是当他死在监狱里时，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告诉人们，杰弗里斯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杀害的。”

        “有多少人知道这事？”我问。

        “只有我们几个人。当他被捕时，我们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等到我们查验他的指纹，能够核对他的档案时，他已经死了。调查就结束了。”

        “但你能肯定是他吗？他就不会供认一些他没有干过的事？物证也许可以栽赃，如果他的精神那么不正常……”

        “不，”他强调说。

        “他描述了他杀人的过程。只有凶手才清楚那些细节。我们从来没有透露过那些细节。”

        “杰弗里斯是被刺死的，”我说，重复着人人从发表的报道中了解到的情况。

        “他刺了他，把内脏都捅出来了。”

        我无法相信：“你是说杰弗里斯是拖着肠子设法爬回他的办公室的？”

        我们喝完了剩下的柠檬水，互相道别。当我们驱车离去时，我转过头，看见斯图尔特抚摩着他那匹马的鼻子，然后把它牵进了马厩。

        “他妻子怎么了？”当我们颠簸着驶下泥土车道开到大路上的时候，我问弗林。

        “我不知道。她很久以前就离开他了。带着孩子搬走了。打那以后他便戒酒了。”

        我们驶过我们来时经过的那片新开发区，相同的油漆鲜亮的广告牌，有些广告牌上是一脸幸福的全家福照片，他们即将拥有他们的一份美国梦。

        “告诉我，”当弗林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道路时，我说道。

        “卡尔文·杰弗里斯对艾略特·温斯顿做下那种事之后，这位大法官被一个精神病人杀死了。你认为：艾略特会欣赏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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