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个运气问题。十二个副地区检察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被指派去处理州政府诉约翰·史密斯案。尽管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尽管许多评论文章坚持认为地区检察官应该亲自审理这起谋杀案，因为该案的受害者是一位巡回法院的在任法官，但是，该案的处理还是和其他杀人案一样：不论受害者是个被人砍死在小巷里的垃圾桶背后的无家可归者，还是被人刺死在他自己车旁的州司法机构的成员，刑事司法制度的官僚机器都用严厉的平等态度对待每一个死者。同一类型的案件以严格的制度由那个部门的代理人轮流受理。一个不知名的职员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的名字。这一简单的举动使卡桑德拉名声大振。

        地区检察官在宣布将由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对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提起公诉时，对她的资历大肆赞扬了一番，不由得你不相信是他亲自挑选了卡桑德拉。他面带诚意坚持说，卡桑德拉是他办公室最有经验、素养最好的公诉人之一。他朝摄像机倾过身子，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他称她是“一个强硬、聪明的律师，对法庭非常熟悉”，就好像别人会以为她不熟悉似的。他悄悄地朝一张3×5的卡片飞快地看了一眼，接着说道：“在全州只有三四个公诉人能与她96％的定罪率相媲美。”他转身与站在身旁有点儿迷惑不解的卡桑德拉握了握手，朝走廊里拥挤地围成一圈的记者们最后笑了笑，挥挥手，退进了他的办公室。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对着电视摄像机灯光眨巴着眼睛，被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听她自己重复那些乏味的套话。她很聪明，从来没有因这些套话被别人讥笑过。有趣的是，我们讥讽别人所用的那些词语，如果我们自己受用的话就不再显得是虚伪的了。她是认真的。她说她决心要把凶手绳之以法；她说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十二分的信心，相信陪审团会做出正确的裁判。她此刻就坚信，对约翰·史密斯做出有罪判决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她也许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一次庭审时，我亲眼看见她和昆西·格里斯沃德相互口吐侮辱之词，然后，她愤然冲出法庭，希望他死了才好。

        她当时对昆西的表情正是她此刻看着我的表情。她有点儿恼火，因为她必须对一名新换的律师重复一遍对被告的指控，而更使她生气的是，庭审没能按时开始。原定于十点开始，但现在已经十点零七分了。她坐在一张律师桌前，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牙齿格格响，听着零零落落坐在我们后面横贯低矮法庭的硬木凳上的记者和听众在低声细语议论着。

        书记员向法庭里走了两步，停下来，跺跺脚。

        “全体起立，”她喊道。

        黑色的法官袍服拖在身后，莫里斯·宾汉姆法官轻快地走了进来。在他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他曾在这里听过痛苦或欺骗导致的几乎所有的控告和辩解。宾汉姆五十四五岁，长着一对富有生气而警觉的蓝眼睛，棕色短发中仅仅夹杂着少许白发。尽管严格地说他算不上一名法学学者，但他头脑清醒，并具有建立于经验之上的良好的判断。从来没有人——甚至连他有时不得不判长期徒刑的犯罪被告人——抱怨过他的判罚不公。他文质彬彬，有时候有点过分，但是，他那无可挑剔的举止——这是他优秀品质的真实反映——也阻碍了他与别人有更加密切的接触。在他面前辩护过的律师都喜欢他，虽然他们并不了解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法官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兴趣了解他们。

        他的一举一动干脆利落，他也从不为时间感到担忧。他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桌上，身子前倾，转头朝副地区检察官看了一眼。那只不过是期待的一瞥，她便知道他要做什么。

        “尊敬的法官大人，今天审理的是州政府诉约翰·史密斯一案。”

        他看了一眼站在边门旁的副治安官，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眼睛依然看着法官，拉开门，喊出被告人的名字。约翰·史密斯出现在门口时，副治安官用手抓住他的胳膊，领着他穿过法庭前面。

        那个人们只知道他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年轻人——那个男孩——带着镣铐，缓步走过法庭，他的双手被紧紧铐住放在腰前，他的脑袋一上一下慢慢地点着。他走近时，面带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上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三天前，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记得我是谁。

        副治安官把他领到我旁边的地方，然后退到后面几英尺处的木头围栏前。宾汉姆看看我，竖起眉头。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叫约瑟夫·安托内利。我同意担任名叫约翰·史密斯的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法庭所知，史密斯先生先前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当时，史密斯先生的辩护律师是公立辩护律师事务所派的。辩护律师提出了无罪请求，要求对史密斯先生做精神疾病检查，以确定他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现在这个案子被移交到您的法庭做进一步的审理。”

        这是例行程序之一，尽管大多数律师讨厌这些程序，认为是浪费时间，但它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就像一个只有五句台词的演员，但是，我知道这五句台词和戏里的任何一句台词一样重要。我两手背在后面，肩膀挺直，腰部微微向前倾，两腿叉开站在那儿。我每句话都说得很快，说到最后一个字时突然打住，停顿足够长的时间，让它产生回响，接着从头再来。

        “我给法庭发了一个替换指令，有原先那个律师和我的共同签名。如果法庭同意，在为史密斯先生辩护开始时，我想首先请求撤消对他做精神病检查的申请。被告人无意回避根据事实对该案进行审理。尊敬的法官大人，被告希望能够永远裁定他是无辜的。而杀害尊敬的昆西·格里斯沃德法官的凶手——不论他是谁——仍然在逍遥法外——”

        莫里斯·宾汉姆抬起下巴，打断了我的话。我已开始投记者所好，但他不允许我这样做。他注视了我片刻，使我发现他几乎要露出笑容。然后，他朝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看过去。她已经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同时对自己的回答也胸有成竹。

        “州政府没有反对意见，”他一竖起眉头，她就答道。

        宾汉姆飞快地笑了一下，微微一点头，坐直身子，瞥了一眼卷宗，然后合上，又点了一下头。

        “史密斯先生，”他说，身子往前倾。

        没有反应，至少我没听见。我朝旁边看看，惊讶地发现约翰·史密斯正抬头看着法官席，等待着法官下面要说的话。

        “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干什么吗？”一史密斯什么也没说，但他看上去神情好像很专注。此外，他好像被法官吸引住了，那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也许是因为宾汉姆那轻轻的声音，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声音，一个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人的声音。

        “安托内利先生说他想做你的辩护律师。你想要他做你的辩护律师吗，史密斯先生？”

        我向侧面转了个四十五度，以便看得更清楚，希望他能有所反应，做出某种表示，那样我们至少可以满足最起码的要求，表明被告知道他被控有罪，他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令我吃惊的是，他大声作出了回答。他喊出一个三个字母的单词，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那词要永远延伸下去似的，那是一声颤抖的叫喊，在它结束之前，你不知道他是否有力量把它喊完。那像是小孩说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词，他想知道自己是否说对了。

        宾汉姆咬着嘴唇看着约翰，然后又狠狠地瞪着我，好像有些应该告诉他的事没有让他知道。

        “很好，”他立即说道。

        “先前要求对被告做精神病检查的指令撤消了。还有什么吗，安托内利先生？”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想请求被告具结后释放。”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从冥想中惊醒过来，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尊敬的法官大人，”她气急败坏地说，几乎失去自我控制。

        “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应处极刑。即使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与社区的联系。而且，尊敬的法官大人，”她说，一只手放到臀部，“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警察叫他约翰·史密斯，那是因为他们总得叫他个什么吧。他们查验了他的指纹，但没有任何反馈，没有他的任何档案记录，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把他释放了，我们没办法找到他。”她朝我站的地方看看，用讽刺的口吻补充说，“也许安托内利先生能够告诉法庭他的当事人是谁，是谁雇他来为他辩护的。”

        我一直等到宾汉姆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我身上。

        “我同意为史密斯先生辩护是我和我的当事人之间的私事。”

        宾汉姆已经知道的事是不需要重复的。他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更多的信息。

        “法庭请注意，罗伊斯切女士没有说史密斯先生有犯罪记录。她没有说史密斯先生有暴力史。我们也许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他有犯罪记录的话——如果他曾经被逮捕过的话，罗伊斯切女士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他的指纹定能告诉她。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们面前站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一个就我所知几乎没有记忆力的人，一个几乎可以肯定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的人。但是，现在他却被指控犯了罪，因他没有做过的事而被关押起来。”

        宾汉姆伸出手，张开十指，微微歪过头看着我，等待着。我以同样的姿势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问题。

        “我知道，”我表示赞同。

        “我只不过是想指出它的不公平。”

        “根据指控的严重性……没有稳定的家……没有人照料……被告将继续被拘留，”他不情愿地说道。

        “审判将定在……”他朝下看看书记员，一直等她在他的日程上找到下一个有空的日期。

        “今天晚些时候我来看你，”我一字一字清楚地对我的当事人说。治安官用手抓住约翰·史密斯的肩膀，把他带走。

        霍华德·弗林在走廊里等我，粗糙的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我刚想问他为什么没进去，突然记起什么事来了。

        “你仍然在为那事烦恼，是吗？”我们一边往电梯走去，我一边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他回答道，摇摇头。

        “我来这儿的次数够多的了。”

        电梯里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没有说话。来到室外，近晌午的太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法院院子里的小道上投下一层黄黄的迷雾般的光亮。我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一个因年代久远而变成了墨绿色的紫铜雕像，那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的。

        “你发现了些什么？”我问道。

        弗林两脚张开，胳膊肘支在大腿上。

        “什么也没发现，”他闷闷不乐地说。

        “一点也没有。就好像那孩子从来没存在过似的。我把所有的内部关系基本上都利用了。警察不知道他是谁。社会福利组织也没有他的信息。”他坐直身体，胳膊肘放在椅子顶部，向后仰起头，看着天空搜寻着答案。

        “收养机构没有记录。我所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没有做。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克利福德·福克斯的心理学家吗？几年前你处理一个案件时，他曾为公诉人作过证。”

        “那个婊子养的？”我大声说道，一边将腿放到椅子上，转身直接面对着弗林。

        “他的专业是研究所谓的受压抑记忆。他作证说，我当事人的侄女十五年后记起来了，她叔叔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虐待过她。陪审团不相信那话。”我提醒他。

        弗林重重地喘着气，胸脯上下起伏。

        “是的，只有你能够说服陪审团那个人是无罪的。”他的眼睛半睁半闭，脑袋慢慢地摇晃着。

        “那没关系。你听我说。不管他在那次庭审中说了些什么，他说的都是实话，至少他认为那是实话。他没有撒谎。”他停顿了一会儿，挤出生硬的微笑，这往往表明他要对人性的弱点进行简短的评论了。

        “至少在他清醒的时候——而且他已经多年不喝酒了。”

        我早应该知道这些。弗林到处都有朋友，他们个个都是酒鬼。

        “你是什么意思？他能帮我们了解什么有关约翰·史密斯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受理的案件与受压抑记忆无关。你觉得呢？”

        弗林的嘴扭到一边。

        “我所知道的是，惟一了解约翰·史密斯的人就是约翰·史密斯。你关于福克斯的信息是错的。他的专业不是受压抑记忆，而是残疾儿童。如果有谁能够了解那孩子的内心世界的话，那就是他。”

        我看了看表。

        “我得回办公室去，”我边说边站起身来。

        “我今天下午要去见约翰·史密斯。不管怎么说，你应该见见他。一起去吧。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找你的朋友，那个心理学家。”

        我转身离去前，看了看弗林，大笑起来。

        “起先是斯图尔特，现在是福克斯？不当心的话，到最后我们会有一支由这个城里的所有酒鬼组成的辩护团。”

        他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嘴边露出懊悔的苦笑。

        “可能会更糟，”他说道，耸耸肩膀。

        我一走进办公室，海伦就递给我一个大大的马尼拉信封。

        “刚送来的，”她说。

        “是格里斯沃德法官办理过的案子的清单。”

        我叫她不要把电话接进来，便开始按照标题一个个地查看尊敬的昆西·格里斯沃德办理过的所有刑事案件。在他当法官的数十年里，他办理过数千件案子——审判、听证会——各种各样能想象得出的案子。我一共浏览了数百页，每一页上一行一行地列着被告的名字，以及他被指控的罪行。我什么也没发现，既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说明杀他的动机的线索，也没有发现谁是凶手的蛛丝马迹。我翻查了好几个小时，但还有好几百页未来得及看。我看得更快了，手指不停地往下移动。我急急忙忙地想看完这一页，几乎是一带而过，当我看到下一页的半当中时，才意识到刚才看到的是什么。我又翻回来，盯着看了很久，心里在想为什么先前没有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我中饭都没顾得上吃，一直干到下午很晚，全然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

        “给法院档案室打个电话，叫他们从档案馆把起诉艾略特·温斯顿的法院档案调出来，”我一边往外走着，一边对海伦说。

        “那是一个老案子，大约十二年一前的，昆西·格里斯沃德是主审法官。我没有案件编号。然后打电话给州医院，告诉弗里德曼大夫，我想尽快和他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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