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在原地快速旋转的奇怪感觉，接受着一切，对所见所闻无动于衷，像一个观察着周围万物的隐身人。我第一次意识到，要是像丹尼——也许还有艾略特·温斯顿——那样，生活会是什么模样：孤独，被逐出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被切断了，没有了丝毫过正常人生活的希望。我能听见莫里斯·宾汉姆从法官席上对我说话；我能看见坐在陪审席上的十二个男人和女人，神情严肃而专注，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所有人——法官和陪审员和挤得满满的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坐在我那个位子上的人，但那人仿佛又不真的是我。我等着，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等着看我会做些什么；然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等着看我不说话时法官会说些什么。

        “安托内利先生，被告方希望传证人出庭吗？”他问道，依然彬彬有礼地面带微笑重复着他以前问过的同样的问题。

        精神错乱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敏锐而强烈地知道——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你头脑中想当然的一切突然间会变得那么陌生，甚至似乎是最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无比复杂，你会对这一切感到吃惊。这么说吧，例如：吸气是为了活着；呼气是为了发出声音。你会对你自己，也许还有他人，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不停地这样做的目的。那是不是这样一种情景：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以前所未有的清醒的头脑去观察事物，然而，当你试图去解释它时——描述你所看见的事物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应该怎样说话。

        “是的，法官大人，”我听见我自己说，并且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站起来了。

        “被告方传克利福德·福克斯博士出庭。”

        福克斯穿着一件两肩过宽的棕褐色西装，裤子在前面皮带处褶叠在一起，灰白的头发拳曲在他脖子后面的衣领上。他说话的声音很轻，选词用句颇为谨慎。他有和孩子们在一起呆过很多时间的那种人的宽容的态度。我对他进行了例行提问，问的都是一些有关他的专业训练和经历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心里想着詹妮弗，我几乎没有注意听他所说的话。

        “你是否有过机会检查本案被告，名叫约翰·史密斯？”

        “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机会。”

        我合上案卷。

        “还有……”

        福克斯欠身向前，双肘放在证人座椅的木扶手 “还有？”

        “是的。你发现了什么？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关于约翰·史密斯的情况？”我往辩护律师桌后退了退，以便跷起二郎腿。我双手放在大腿上，开始敲打起手指。

        “你想让我从哪个地方说起呢？”

        我在看着自己的脚来回摆动，我竞没有听见他的问题。

        “安托内利先生？”

        “是，法官大人，什么事？”我答道，抬起头来看着宾汉姆法官。他似乎在担心什么事情。

        “证人问你，说你想让他从哪里开始。你没事吧，安托内利先生？”

        “当然没事，法官大人，”我说，当我转向福克斯时，我的腿滑下了膝盖。

        “就从头开始吧，博士，”我说。我跷起另一条腿，开始来回摇晃那只脚。

        福克斯刚要开始说什么。

        “法官大人，”我打断了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们可以休庭一会儿吗？”还没有等他回答，我就转身疾步走出了法庭。

        我走在走廊上，脚步越来越快，不停地用拳头捶着墙壁，嘴里不出声地诅咒着，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一部电话。正当我转过大厅尽头的拐角时，我感到一只手扳住了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插进我胳膊下面，把我推进了男洗手间。是霍华德·弗林，他简直控制不了自己。

        “你在干什么？”他扳过我的身子，大声吼道。他两眼突出，面孔涨得通红。

        “别这样！我知道你在受折磨，该死！但你不能这样！”他的胸脯随着每一次短促、困难的呼吸起伏着。

        “你想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一个后半辈子后悔不迭的酒鬼？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他嘲笑着说道。

        “你这样做对詹妮弗没有任何好处！你这样做对里面的那个孩子没有任何好处！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冲着我的脸叫喊着。

        我不想听见那些话。我转过身去，俯身向着洗面盆，把水撩到脸上。

        “我必须找一部电话，”我说，一边用一张纸巾擦干脸。

        “我必须往医院打个电话。”

        “听着，他妈的，”他说，拼命克制着自己。

        “你正在审理一起谋杀案。你的证人在证人席上。在法庭上你不能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就好像你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

        我转过身来。

        “我必须得往医院打个电话，”我重复了一遍，眼睛瞪着他。

        “昨天夜晚我不应该离开那里。现在我应该在那里，而不是这里。”

        “那孩子怎么办？他会怎么样？”

        “我不在乎他会怎么样！你不明白吗？我不在乎！我只在乎她会怎么样。我现在应该在那里。”

        “让医生们去做他们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他坚持说。

        “你坐在医院里帮不了她任何忙。”

        “我必须在那里！”

        “不，用不着你在那里撑门面。”

        “不，用得着。要是换了你的话，你也会一直在那儿陪着你的妻子，”我尖叫着，奚落他，“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怎样去当好一名律师上！”

        刚才还在我内心沸腾，使我除了自己的感受什么都看不见的愤怒、挫折和难以名状的恐惧刹那问全都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可怕、多么难以形容的事情。我伸手去拉他的胳膊，但是他退开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摇了摇头，后悔自己那么轻易地就想到了令他最痛心的事情，并把它变成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使用的武器。

        “我真的很抱歉，”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脸色恢复了正常。他吸了两三口气，清了清喉咙。

        “你最好整整你的领带，”他说，他的声音平静且克制。

        “我不该那样揪住你。”

        他低下头，咬着嘴唇。他抬起头来探索着我的目光。

        “没有比负疚活着更糟糕的事情了，你本来可以救一个人，而你却没有救。别让那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我转过身去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

        “咱们法庭上见。”

        门在他身后摆动着关上了，我双手抓住洗面盆的边沿，耷拉着脑袋，试图让自己相信那样做是有理由的。我打开水龙头，朝脸上又浇了一些水，从金属盒里又拉出一张纸巾。弗林不理睬我的道歉，他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遗憾。那是他的长处所在，也是我的短处所在。

        回到法庭后，我站在辩护律师的桌角旁，一直等到宾汉姆法官恢复开庭。还没等他的话音在大厅里消失，我便开始提出第一个问题。

        “告诉我们，福克斯博士：被告是不是大脑迟钝，或者有任何其他精神上的不健全？”

        “不，丹尼——那是他的名字，是他的母亲或者是别的什么人起的我不知道——并不迟钝。他具有正常范围之内的智力，但是，准确地说是在哪个范围之内，我不能确定。”

        “你为什么不能确定？”

        “因为他不识字，因为他的词汇量非常有限，因为他对数字几乎一窍不通。我无法对他做我测试孩子时通常做的所有测试。”

        “但是，丹尼不是孩子，对吗？”我朝丹尼坐的地方看过去，他正在对着福克斯博士咧嘴傻笑呢，一碰到他的目光就朝他挥手。

        “他是个完全长大了的成人。”

        “从生理上说，他是成人；从精神上说，他还是个孩子，是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是个非常天真的孩子，我也许得补充这一点。”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准备表示反对，想想还是不予理会为好，又坐了下去。

        “福克斯博士，你能解释一下最后那句话吗？一个非常天真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克利福德·福克斯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善良，他那双忧郁的眼睛里不停地闪烁着某种东西。无论他多少次对孩子们在变为成人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但他总是能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有希望的东西。他对我微笑着。

        “你小时候看过《鲁滨孙漂流记》吗？”

        我以为他要把丹尼描述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没有技术，没有接受过教育。

        “但是，鲁滨孙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有所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丹尼却不识字。”

        “不，安托内利先生。他不像鲁滨孙；他像星期五。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那并不是他愚钝的原因，他懂得如何在他生活的环境中活下去。反过来看：鲁滨孙不是在岛上，星期五也不在伦敦，那样你就差不多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引起了陪审团的注意。克利福德·福克斯是一个具有奇特感觉和本能的人物，他倾听了童心般的低语，然后把它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向大家讲述了人类的冷漠和无比邪恶，更能吸引你注意力的甚至不是他讲的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时那种天真无邪的举止。你几乎可以看见点燃的香烟摁在丹尼那苍白的皮肤上；你会发誓说你起码能听见他尖叫的回声，直到你明白这种尖叫的结果只会让他受到变本加厉的折磨。于是你的周围一片沉默——让人不可忍受的沉默。

        我不断地向证人席上的福克斯提问，从各个方面提出问题，直到他把一切都悉数告诉了陪审团。那些情况是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心平气和地与此刻坐在我身旁的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古怪的年轻人进行长谈后才获得并总结归纳出来的。他描述了丹尼像囚犯一样被囚禁的情景：他被铐在金属床架上，身上抹着他自己的粪便，被用链条锁在后院的树桩上，被迫睡在室外的泥土和寒冷中。听到这些，陪审员们不禁擦眼睛，或用手帕擤鼻涕。如果审判就在那一时结束的话，陪审团肯定会在没有进陪审团室的门之前就毫无异议地做出无罪裁决。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福克斯博士，根据你的检查，以你职业的观点来看，被告具有杀人的能力吗？”

        这个问题所要求的答案是一个结论，对本案的关键问题所持的一种观点。我原以为会遭到反对，但是罗伊斯切没有站起来表示反对。她的下巴支在交握的双手上，两眼看着证人，极力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装作和此前一样对自己的陈述充满信心。我期待着一个字的回答，但是我没有得到那种回答。

        福克斯博士将他的重量移到他的另一侧髋部，交叉起双腿，靠在证人座椅的扶手上。

        “如果你指的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有意识的杀害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的话，那么，他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我极力抓住这一点。

        “那就是谋杀的定义。谢谢你，福克斯博士。”我边说边坐了下来。

        福克斯在证人席上回答我的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罗伊斯切试图在十五分钟之内毁掉我所取得的许多成果。她的第一个问题就使我的最后一个问题露出了破绽。

        “换句话说，福克斯博士，在有些情况下，被告是有暴力行为能力的，对吗？”

        福克斯扬了扬眉毛，这是他听到每一个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是他准备回答问题的信号。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有暴力行为的能力。”

        罗伊斯切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向证人席走近了一些，嘴上浮着有点儿感到好笑的表情。

        “譬如，自我防卫？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或者说，他受到了某种伤害的威胁？”

        福克斯的眉毛又扬了扬。

        “是的，当然。如我所说——”

        “因此，你的观点是，如果被告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例如，某个停车场——并在那里受到了惊吓，以为有人要伤害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实施暴力行为，对吗？”

        “有可能，但是——”

        “根据你的证词，”还没有等他说完，她就继续往下说，“被告遭受了皮肉折磨，性虐待，以及比我们任何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更糟糕的境况，对吗？”

        “对，毫无疑问——”

        “但是，福克斯博士，在儿童时代受到虐待的人也常常会有虐待别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吗？福克斯甫博士，遭受过你今天在此描述的暴力行为的儿童不仅有施暴的能力，而且往往会变得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行为能力，难道不是吗？”一福克斯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是这种暴力，”他答道，坐得腰板笔直。他厌恶得发抖。

        “不，对那种折磨做出的反应不是那样的。此外，你忘了——”

        “福克斯博士，让我问你——”

        “反对，法官大人，”我站起来，怒冲冲地指着罗伊斯切。

        “她不让证人把话说完。”

        宾汉姆看着罗伊斯切。罗伊斯切看看证人。证人又看看宾汉姆。

        “你可以说完你刚才的话，”法官说。

        “我要说两点。第一点，对被告遭受的那种长期的身体上的折磨的反应是恐惧，不是攻击。第二点，他的与世隔绝强化了他的软弱和易受攻击的心理。你必须记住：这个人从来没有上过学，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孩子、其他人，他所接触过的都是一些虐待他的人。”

        红衣主教黎塞留说过，只要告诉他一个人说过的七个句子，他就能够对他作出判决，而罗伊斯切只要五个句子就够了。她认真地听着福克斯的回答，仿佛那是她最想听到的话。

        “我明白了，”她说，也扬了扬眉毛。

        “他孤独、无知、易受攻击和怀着某种恐惧心理。对吗？”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答道。

        “完全正确。”

        罗伊斯切垂目瞧着她那双深蓝色的高跟鞋，嘴上又露出了不耐烦的滑稽表情。

        “完全正确，”她重复道，品味着这个词，仿佛只有她才理解这个词所具有的价值。

        “所谓易受攻击，你指的是，某人容易被人利用，某人没有能力辨别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对吗？”

        “是的，完全正确。”

        她又垂下眼睛，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孩子，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人，他会更加渴望去取悦他认为可能是朋友的人，他认为能够信任的人，他认为不会伤害他的人？”“是的，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她重复道，一只脚稍稍移到另一只脚前面。

        “因此，如果安托内利先生是正确的话——如果杰弗里斯法官和格里斯沃德法官这两起谋杀案后面有指使者，有能够说服其他人替他杀人的指使者——像被告一样易受攻击、易受人教唆的人将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候选人，不是吗？”

        “不，你不要一一”

        她一个转身，用手指指着被告，不让证人说话，自己继续往下讲。

        “他完全有可能杀害了格里斯沃德法官，因为他被发现做了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完全有可能杀害了他，因为有人指使他去那样做，他完全有可能因为无数个其他人意想不到的理由而杀害了他，而你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你的经验，或者你对被告的心理评价中没有任何能告诉我们他没有杀人的事实根据，对吗？”她讯问道。

        福克斯在等着，直到他肯定她说完了为止。

        “我认为丹尼不会杀任何人，甚至在自我防卫中。”

        她向他转过身去，严厉地凝视着他，一边站直身子。

        “你一开始可没有说那话。你愿意让证词速记员复述你的证词吗？就是你说在有些情况下人人都有施暴能力的那一部分。”

        “是‘暴力行为’。”我纠正她，但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

        罗伊斯切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然后抬起头看着法官席。

        “一次‘暴力行为’是指单一的，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有施暴能力’指的是一种意向。福克斯博士说的是‘暴力行为’，法官大人。也许罗伊斯切女士愿意请证词速记员向她复述这句话。”我说，向她报以同样的假笑。

        她说她的观点，我摆我的看法；她立即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

        “在约翰·史密斯——被告——被拘留之前，你从未见过他，对吗？”

        “是的，正确。”

        “当你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的脸刮得于干净净的，留着他现在这样的短发，穿着清洁的衣服，对吗？”

        “是的。”

        “你知道他当初被拘留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吗？一头油乎乎的长发，脏兮兮的长胡子，破破烂烂的衣服，因为鞋跟掉了鞋子里塞着硬纸板，你知道吗？”

        “我能想象得到。”

        “他的身上爬满了寄生虫，头发里生了虱子，其他地方也有虱子。他浑身虱子，肮脏无比，他的衣服不得不用刀割开，不得不给他灭虱子——熏虱子，你也能想象得到？福克斯博士，被告——今天身穿海军蓝西装，打着领带坐在这里，看上去像个职业青年的这个人——以前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对吗？”

        福克斯难过地点点头。

        “我能想象得到，是的。”

        “像个动物。”她重复道，侧目朝陪审团扫了一眼，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效的反诘问之一，它改变了一切。我原来打算传被告作为证人进行辩护。本来，一切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心理学家会描述丹尼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那样，当丹尼坐在证人席上时，陪审员们将亲眼看见丹尼是多么腼腆和无辜，是多么渴望取悦他人。但是，罗伊斯切用我自己的证人的证词表明，正是那种易受攻击、那种渴望取悦别人的性格，有可能导致他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去杀人。她用我之矛来攻我之盾：利用我在本案中的优势，很快将之转化成眼下看起来的弱势。她很厉害——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陷入了困境，严重的困境。我惟一能够做到的是，我不能让她用毁灭性的反诘问来盘问丹尼。就算我要传唤他的话，我也要到最后才传他，用作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如果我别无选择的话，也要等到那个时候。

        “法官大人，”我说，一边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头脑里掂量着所有这一切，“被告方请求传唤阿萨·巴特拉姆。”

        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身穿昂贵的双排扣灰色细条纹西装走进法庭里面，小心谨慎地四处望望，然后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门又开了，阿萨·巴特拉姆走上过道，米克罗尼迪斯紧随其后。米克罗尼迪斯看见了我，点点头，挤过去坐到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他转过头看看后面，小脑袋两边来回晃动，不停地瞟着每一个人，时刻准备着，一有麻烦便立刻做出反应。

        “巴特拉姆先生，”我开始提问，“你当律师有多少年了？”

        他昂起头，扯着一撮雪白的头发梢，一丝和蔼的笑容笑皱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年头多得我都记不清了。”

        “四十多年？”

        “是的。”

        “在那段时间里，你从事的是民法还是刑法？”

        “主要是民法。”

        “你说的民法，是不是指民事诉讼、人身伤害之类的案件？”我站在辩护律师桌后面问道。

        “不，不完全是。我早期接过一些那样的案子，但是我的业务更多的是你可以称作商法的案子：房地产，商业交易。”

        “你说‘主要是民法’，你是不是暗示你还做过一些刑法方面的工作？”

        “只是在刚当律师时做过。刚刚开始当律师的时候，”他带着怀旧的微笑说道，“你几乎什么事情都得做。”

        我朝着桌子前面缓缓移动。

        “你最后一次接案子——民事案或刑事案——审判是什么时候？”

        “如我所说，我的业务大部分是商业——”

        “最后一次？”我坚持问道。

        他真的不知道。

        “大概在三十年以前，我想。”

        “你最后一次处理刑事案子是什么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把那案子提交送审，巴特拉姆先生——你最后一次为犯有刑事罪的人辩护是什么时候？”

        他耸了耸肩膀。

        “我想大约是相同的时间，三十年以前。”

        我朝他迈了一步。

        “但是，十二年前，在审理一起谋杀未遂案时，你不是为艾略特·温斯特辩护过吗？”

        他两只脚都踩在地板上，一双青筋虬突的大手分别握住椅子扶手的端头，摆摆他的头。

        “不，不完全是那样。我只是同意代表他出席听证会。我从来没有同意做他的律师。”

        我又朝他迈近了一步。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代表他出席听证会，但是你没有同意做他的辩护律师？”

        他身体前倾，手指扭绞在一起，按着大拇指。

        “没有任何其他的程序了，只有一个听证会。人人都知道他将被送到州立医院去。听证会只是走走形式，但是听证会是必须举行的，他也必须有个律师。我充当了那个角色，权当帮个忙而已。”

        “为艾略特·温斯顿帮个忙？”

        “不是，”他回答，摇摇头。

        “为他的妻子帮个忙？”

        他看着我，开始怀疑我是否仅仅在追查艾略特·温斯顿在一次正式的司法程序中被断言为精神病人的经过。

        “不是，不是帮他的妻子。”

        “是帮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忙？”我问，一只脚踏在证人席下面的台阶上。

        “你那样做是帮法官的忙——因为他请你帮忙，不是吗？”

        “是的。卡尔文——我是说杰弗里斯法官——叫我帮他的忙。”

        “不过，他不是处理那个案子的法官，是吗？”

        “不是，他不是的。”

        “你记得谁是那个案子的法官吗？”

        “记得。是昆西·格里斯沃德。”

        “在此事发生时，卡尔文·杰弗里斯是巡回法庭主持法官，是吗？”

        “是的。”

        “那时候，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办公室负责分配案件，是吗？”

        “是的，我相信那时是那样做的。”

        “换句话说，由格里斯沃德法官而不是其他某位法官接审此案不是偶然的，是吗？”

        他看着我，不知道我将会追究到什么地步。

        “让我们节省点时间，巴特拉姆先生。这个案子——举行对艾略特·温斯顿进行鉴定的听证会，并准备以精神病为由进行无罪申诉——这个案子是事先安排好的，不是吗？”

        “事先安排好的？”他怒吼道。

        “不是，当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那样做是帮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忙。他为什么叫你帮忙，而不叫其他律师——那些你自己都承认在刑法方面经验更加丰富的律师？你认为他那样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始终可以信任你——他的前法律合伙人和继续为他打理财务的人。知道你会按照他说的去做而不会提出任何疑问。”

        还没等他回答，罗伊斯切便提出反对：“法官大人，他在攻击他自己的证人。”

        “请允许我改述一下我的问题，”我说，眼睛仍然盯着证人。

        “当你被吩咐去做这件事时，他告诉你的理由是什么？”

        “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告诉我说，温斯顿无疑是疯了，说他需要住进医院里，他在那里可以得到帮助。”

        “与对任何其他被告的态度相反，他为什么对艾略特·温斯顿如此关心？”

        “艾略特是位年轻的律师，杰弗里斯法官相当喜欢他。”

        “也喜欢他的妻子，不是吗？”

        “他们两个他都喜欢，”他回答。

        我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看陪审团。

        “她最后和艾略特·温斯顿离了婚并嫁给了他，不是吗？”

        “是的。”

        “事实上，在艾略特·温斯顿被指控有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一直和杰弗里斯法官有染，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带着律师的谨慎答道。

        “事实上，他们——杰弗里斯法官和艾略特·温斯顿的妻子——想尽办法让他去怀疑他的妻子红杏出墙，与别的什么人有瓜葛，不是吗？”

        “我对那事一无所知，”他坚持说。

        “事实上，”我继续说，眼睛仍然看着陪审团，“他们使他完全相信了那件事——使他一想起那事就要发疯，结果他被指控企图谋杀他认为与他妻子上床的那个男人，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做出那件事来。”

        我停住不说了，转过身来，直到我们面对面。

        “但是你一定了解一些情况。在精神病检查报告中一定有一些有关此事的内容，一些他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来的解释。”

        阿萨疲倦地摇摇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久得使你忘记了受害人的姓名？报告中肯定会提到受害人的名字的。”

        “没忘，”他含着淡淡的笑容回答。

        “我当然记得他的名字。”

        “告诉我们他是谁，”我说，向陪审团转过身去。

        “艾略特·温斯顿认为和他妻子睡觉的人是谁？艾略特·温斯顿企图谋杀的又是谁？”

        “你。约瑟夫·安托内利。你是他想杀的人。”

        “不错，”我说，身体猛然一转。

        “那就是他被指控的罪名：谋杀未遂。当你知道我从来就不认为他真的想杀我，你会感到惊讶吗？如果我没有拼命从他手里夺枪的话，我想他不会开枪的。但是，请告诉我们，巴特拉姆先生——因为你看过报告——精神病检查报告中对那事是怎么说的？关于他对自己当时行为的看法，他到底想做什么是怎么说的？”

        阿萨双手向上一摊。

        “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很抱歉，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快步走到辩护律师桌前，打开一个文件夹，手指向下掠过一份打好的清单。

        “能否请书记员将标记为109号的被告方物证递给证人？”

        书记员找到了物证，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把它交给证人。

        “请你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文件夹。”当他照我说的取出文件夹后，他抬头看着我。

        “现在请你打开文件并告诉我们那是什么。”

        它是州政府诉艾略特·温斯顿一案中的法庭文件，该文件含有诉讼程序的正式记录，正式确定艾略特·温斯顿是精神病患者，应被送到州立医院时间，不超过他应该在州立监狱里服刑的最重量刑时间。

        “请你从文件中取出作为法庭调查依据的精神病报告。”

        阿萨翻找着文件，找出了那份报告。他举起另一个小一点的马尼拉纸信封。

        “是封好的。”

        “把它打开。”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抗议道。

        “是封好的。不能打开。”

        “法官大人，如果法庭命令打开的话，是可以打开的。不打开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是在审理一桩谋杀案，而且那个报告究竟该不该封好保存起来，并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根本利益。”

        宾汉姆考虑了片刻，然后同意了。

        “动手吧，”我告诉阿萨。

        “打开它。”

        他犹豫着，始终十分犹豫。

        “给我，”我说道，从他手里拿过信封。我撕开信封，掏出一份打字文件，文件一角用钉书钉钉着。我把报告伸到他面前。

        “念。大声念。念念被用来证明艾略特·温斯顿有精神病的报告。”

        他拒绝看报告，于是我便代他念。那是法庭每日备案摘要，日期是艾略特·温斯顿出席听证会的那一天。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报告。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鉴定。艾略特·温斯顿被宣判为精神病患者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卡尔文·杰弗里斯希望那样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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