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理》月刊杂志谈起
《推理》月刊杂志发行了二十三年又六个月(共计两百八十二期,现已休刊),对许多台湾推理读者而言,《推理》是每月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引领进入浩瀚推理世界的垫脚石,它收录的内容,主要为东西洋翻译小说、台湾本土推理作品、推理评论与概念介绍、国外最新得奖与出版资讯。以现今眼光看来,在目前国外原文书籍普及流通、容易取得的状况下,东西洋的翻译小说,看来并不重要;教导读者认识推理小说的教育意义,在推理小说出版蓬勃的今日,也不明显了;推理相关的资讯,在网路发达后,读者可以自行找到需要的资料,无须透过二十多年来的历史文件来获知。那这两百多期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认为,是对于台湾原创推理小说的保存。根据推理作家胡柏源的统计,至少有一百二十六位作家,曾经发表过华文推理创作,从最多产的胡柏源(七十五篇)、在最多出版社出版过推理小说集的叶桑、创作与理论并重的余心乐、台湾法庭推理第一人牧童、有女性“奎因”之称的蔡一静,乃至于至今仍创作不懈的蓝霄、天地无限、凌彻、冷言、林斯谚、陈嘉振等人,全都在《推理》创作的作家之林。
在这一百多位创作者当中,思婷无疑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
思婷作品的时代意义
思婷在台湾推理文坛崭露头角,当属以一作,于一九八八年勇夺“第一届林佛儿推理小说奖”首奖开始,在此之前,他另有两篇同为中国背景的推理小说——与《好好拍照》,刊登在《推理》杂志之上。但无疑是其代表作,决选评审黄韵浩先生给予“文笔极佳,布局亦优,具震撼性。虽是特异形式的讽刺推理,但非常精彩。”傅博先生甚至认为,本作“可以说是这次征文比赛中,唯一真正创作的作品”,得到评审们如此盛赞,绝非过誉。
在二〇〇二年,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开办“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之前,《推理》月刊杂志所举办的“林佛儿推理小说奖”,是台湾唯一定期举办的推理小说奖,连着四年举办了四届。思婷前三届都有参加,三届都得了奖。第一届得了第一名,第二届以得了第二名,第三届的《一贴灵》则获得“评审特别推荐奖”,原因在于本届起只颁首奖,但若“将《一贴灵》列为佳作,又似乎太委屈了,无法显出它与其他佳作的不同”(语出评审林崇汉),并在其他评审同意后,增设了该奖项。此等连三届得奖的风光战绩,绝对是前无古人(在此奖之前应无定期推理小说征文奖),后无来者(现在的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征文奖,规定首奖不得再参加)了。
思婷的作品在《推理》杂志上共刊登过六篇,前两篇是直接投稿到杂志,有三篇便是前文提到的三篇得奖作,另一篇则是投稿一九八八年“时报文学奖”推理小说类的作品《客从台湾来》。综观这些作品,依故事背景来分,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十年“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另一类则是以创作时的当代为背景,两类各有三篇。
写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好好拍照》与《一贴灵》三篇,背景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间,这三个故事既讽刺、又哀伤,与思婷本身的成长背景有关;写当代的则有:,写一九八六年的中国大陆;《客从台湾来》,写一九八七年起开放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则是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都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是在发表当时,却是最贴近时代脉动的创作,不仅故事背景如此,连案件的内容,都与这些背景设定有关,非常不简单。
思婷其人其文
思婷本名陈文贵,一九四八年生于厦门;一九六九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下放福建山区;一九七八年移居香港,从事剧本创作;一九八九年为中影编写剧本《贩母案考》而移居台湾;一九九八年后定居大陆的北京。
思婷的本业是剧作家,行政院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他得过两次奖(一九九〇年《烧郎红》和一九九三年《格老子的孙子》),电视剧方面,台湾红极一时的《包青天》系列剧、《神机妙算刘伯温》系列剧,其中最多单元由他执笔,到后来大陆拍摄的《铁齿铜牙纪晓岚》依然有他参与;最近在台湾播出的作品,则是由港星郑少秋主演、关于保生大帝的故事《神医大道公》。
陈文贵的剧作是出名的好,有“两岸古装剧编剧第一人”的美称,也由于生命经历丰富,两岸三地都长住过,陈文贵的古装剧名作,又是台湾的《包青天》,所以以中国角度认为,他是“台湾金牌编剧”、“台湾著名编剧”,台湾方面则认为他是香港剧作家,香港方面则因他讲粤语有腔调,也没有把他当自己人。这种两岸三地都有家,却都不是家的现象,却也是陈文贵的实际情况。
陈文贵并非有了百分之百的准备之后,才投身于推理小说创作中的。他会创作推理小说,开始于移居香港期间,某天他在书报摊,发现一本《推理》月刊杂志,读过之后,陈文贵觉得自己也能写,于是便写出处女作,投稿至台湾,该故事人物生动、故事反讽、结尾惊奇,即使今天读来仍然趣味十足。
当时主编林佛儿相当热情地,挂了越洋电话到香港,于是,思婷又写了一篇《好好拍照》投稿,这也是《推理》杂志中,思婷唯二不是为了征文奖而写的稿件。
重读思婷作品的重要性
台湾的推理作家,不是太优渥就是太困顿,就是没有太颠沛的生活经历。笔者没有贬损的意思,我指的是台湾推理作家,多为读而优则写,生活条件与对推理小说创作的预备知识,都相当足够,此为优渥;而就算写出了推理小说,却无法据此养家活口,在早期网路不发达的年代,连读者有没有、在哪里都不知道,此为困顿。
思婷大概就是台湾推理作家中的异数,厦门出生、辗转逃离至香港、入籍台湾、移居北京,思婷的前半生也十分颠沛的了,这样的生命经验,让他写出迥异于土生土长的台湾作家的作品。说真的,谁够了解“文化大革命”而能写“文化大革命”?思婷能写,他在年轻的时候,被卷进了那个时代漩涡里,所以有了《好好拍照》与《一贴灵》等三篇;谁能写“文化大革命”以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思婷能写,以讽刺手法,照出了在改革大旗之下,中央肥官转调地方的窘态;谁能写出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弥漫的风声鹤唳?思婷的仅仅从一门教室的课堂讨论,就演绎了那段期间的紧绷局面;谁能把两岸三地的特殊关系写进推理小说里?思婷的《客从台湾来》写出台湾民众即使可赴大陆,却要透过第三地——香港,转机、转船的窘迫政治现实。
思婷是台湾推理作家中,带来大陆观点的第一人,文风与取材都迥异于台湾其他推理作家,个人风格极为鲜明,在他创作的那个年代,已是如此特出,在二十多年后的今日,放眼现今活跃的作家与作品,看来仍是如此。思婷作品在台湾推理文坛,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思婷的作品确实不是最多、可能不是最好、也并非最有名,但是错过了思婷,你一定会误解台湾推理小说全貌,因为你漏失了台湾推理小说最特异的一块拼图。
吕仁:推理小说家,一九七八年生,曾为暨南大学推理同好会与中正大学推理小说研究社成员,现隐姓埋名于杨梅坜老人坑,著有短篇推理小说集《桐花祭》(酝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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