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政府把我国弄到完全破产的地步。形势更为严重的是干涉军和白卫叛军占领了一系列经济上极为重要的地区。

        在干涉军和白卫军的战火包围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所有为伟大十月思想而生活、工作和手拿武器战斗过的人们，都清楚地记得，这是苏联人民生活中一个多么艰苦的时刻。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借德国军队之手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了。但是，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仍然企图毁灭我们的国家。1918年春，美、英、法、日的军队在我国北部登陆，随后美、英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干涉军挑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且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展开了反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在我国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干涉的战火。得到大力援助的俄国白卫军勾结了外国干涉军，并开始了进攻。

        参与反苏维埃政权的还有德国帝国主义。他们撕毁了布列斯特和约，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侵入了顿河地区，占领了顿河岸罗斯托夫以及我国其他地域。在乌克兰和顿河，他们把政权转交了旧沙皇的将军们。

        人民反占领军的汹涌怒潮使德国干涉军感到沮丧，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随后在德国爆发的革命使德国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整个征服政策垮台了。苏联军队和游击队把德国占领军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赶了出去。

        但是，现在，德国失败后，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能充分利用欧洲腾出的力量来收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几万名外国干涉军侵入了苏联领土。

        列宁写道：“第一阶段，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

        但是，干涉军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一件事也对付不了，于是加强了对国内反革命的援助。1918年11月，在西伯利亚，他们派沙皇的上将高尔察克任俄国的“最高执政者”。在南方，他们把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归沙皇将军邓尼金领导。苏维埃国家面临着致命危险的威胁。

        1918年下半年在俄罗斯共有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和白卫军近100万士兵和军官，他们是经过良好训练和拥有优良装备的军队。

        党、列宁向人民说明了形势的全部危险性，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加倍努力以巩固我国的防御能力，发动人民同干涉军和白卫军作斗争。1918年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把共和国变成统一的军营。11月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统一了军事部门、与国防有关的其他部门及红军装备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国防委员会解决了有关组建部队、部队供应保障等极为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采取了措施以清查、收集旧军队留下的武器弹药，动员了工业部门的力量，把前方和后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国内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政策，也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敌人所必须实行的政策。

        由于英雄的苏联人民的努力，在极紧张的武装斗争过程中，干涉军和白卫军的计划在1918年未能得逞。帝国主义者被迫放弃了苏联的许多地区。

        1919年，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敌人向我国开始了新的进攻。战线多达6条，其总长度为8,000公里。敌人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铁包围圈内。国内战争达到了最激烈程度。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尽一切力量来实现列宁关于建立一支大规模正规部队的计划。

        1919年初，红军有42个步兵师，装备有步枪、马克沁重机枪、手枪和手榴弹。骑兵有4万人。作战部队有火炮1,700门。装甲部队也扩大了，编入了旧俄军队的装甲列车（每列列车包括一辆装甲机车、2辆装甲平车及2-3辆探测平车），以及由150辆装甲汽车组成的装甲汽车支队。军用飞机近450架，作战舰队（不包括江湖区舰队）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6艘潜水艇、8艘布雷舰、11艘运输舰以及其他舰船。

        加强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改进了部队的后勤组织，整顿了医疗卫生勤务，扩大了训练红军指挥干部的学校网。

        当然，这暂且还只能算是一支相当弱小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是一支捍卫自己新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工农部队，它具有列宁党对国家领导的远见性和高效能、崇高的革命精神，具有高昂的士气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它是如何战胜在武器方面远远优越于自己的敌人的。

        1919年初，在我国东部有高尔察克的白卫军，占领了彼尔姆—奥尔斯克一线。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军盘踞在乌拉尔斯克附近，并占领了古里耶夫。邓尼金白匪军已在捷列克河作好充分准备，它占领了新切尔卡斯克、顿河岸罗斯托夫、尤佐夫卡以及顿巴斯的其他城镇。协约国的军队和乌克兰反革命政府（所谓执政府）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并固守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日托米尔—科罗斯坚一线。拉脱维亚白匪军盘踞在沙夫利—米塔瓦地区。

        尤登尼奇的军队和爱沙尼亚白匪军占领了沃尔马尔—纳尔瓦一线，准备向彼得格勒突击。芬兰白匪军、干涉军、白卫军占领了我国北部地域，准备向彼得格勒、沃洛格达、科特拉斯突击。干涉军还在克拉斯诺沃茨克、巴统、新罗西斯克、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等地作威作福。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目标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它们达成了瓜分我国的协议，准备夺去我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高加索、北方的一部分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域。

        1919年春仅仅高尔察克的军队就有36万人，这支军队装备优良，主要由外贝加尔、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和反革命哥萨克以及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组成。

        此外，在高尔察克军队的后面，还集中了由美国、英国、日本的军队组成的15万干涉军。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装备邓尼金的军队。邓尼金本人被协约国捧为“最高副统帅”。这一行动就说明了邓尼金军队的军事作用和他本人的作用。

        红军到1919年春季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数达到了180万，其中40万装备不错的部队直接在前线作战。这些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武装斗争经验。红军战士都懂得，他们是为什么样的理想而与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的，他们也清楚知道，敌人是为什么而战，敌人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当然，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白匪军的士兵在装备方面比红军战士优越。他们有很好的服装和武器，他们的后方可以供给充分的粮食，他们可以从协约国获得大量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其他物资器材。

        虽然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已有所巩固，但总的说来，仍然是相当困难的。

        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我们这个工业落后的农业国。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许多工厂还在沙皇时代就关了门。绝大多数的铁矿、煤炭、石油、棉花，大约四分之三的生铁、钢、糖，及大部分谷物，都正好出产在被干涉军和白匪占领的地区。只是由于党和人民作了真正英雄般的努力，才得以组织好红军的供应。在组织供应时，曾不得不始终机动使用这有限的物质技术资源，将它们运往决定着国家命运的地方。一些最为需要的东西，如金属、燃料、衣服、谷物，都极为缺乏。

        我们的骑兵团向东线推进了。

        我还记得在叶尔绍夫车站下车时的情景。在莫斯科饿得够呛的红军战士从车厢一下来，就一直拥向市集，买了大圆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样，不少人得了病。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四分之一俄磅质量低劣的面包，加上点马肉汤或够鱼汤。

        我们了解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劳动人民挨饿的情况，以及红军供应恶劣的情况，因此，我们对富农、反革命哥萨克和干涉军充满了阶级仇恨。这种情况更激发了红军战士对敌人的仇恨，使他们坚定地投入决定性的搏斗。

        1919年3月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东线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在东线我军不超过10万人，而且分散在宽广的战线上。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集团军很难克服我第2、第3两集团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完成原定任务，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只向前推进了80-130公里，夺占了萨拉普尔和沃特金斯克。

        在西伯利亚集团军开始突击之后，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也展开了进攻。在乌法方向上的战斗特别激烈，东线我第5集团军步兵第26和第27师在这里进行了英勇战斗。可是到3月14日，乌法仍被高尔察克匪军攻占。在通往该城接近路上的浴血战斗中，我第5集团军遭到重大损失，几乎百分之五十的人员伤亡和失踪。第5集团军当时是由）Ж·К·勃留姆别尔格指挥，到4月上旬，即改由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他是旧军队的中尉，1918年4月成为俄共（布）党员。

        东线的情况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策动富农叛乱而更为恶化了。在萨马拉、塞兹兰、塞吉列伊夫、斯塔夫罗波尔和梅列克斯等县爆发了叛乱。这些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对形势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大大分散了我军的力量。

        第5集团军尽管遭到严重损失，但在铁路员工和工人的武装支队的支援下，仍继续拖住敌人。直到4月1日，高尔察克的西集团军尚未能获胜并遭到严重损失。

        4月初，奥伦堡一带杜托夫的哥萨克白匪军占领了阿克纠宾斯克，切断了奥伦堡至塔什干的铁路联系，结果使土耳其斯坦再次同苏维埃俄罗斯失去联系。随着白匪向奥伦堡地域迫近，富农在乌拉尔河一带的哥萨克镇市举行了暴动。

        4月中旬，白匪距喀山和萨马拉只有85公里，离辛比尔斯克只有100公里。倘若我军进一步退过伏尔加河，就会使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部队会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形成绵密的正面向莫斯科进攻。与此同时，白匪和干涉军的部队在所有其他战略方向也展开积极行动，这就使形势更为严重。

        在这严峻的时刻，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号召党、苏联人民动员起全部力量以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高尔察克的部队。

        党、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们部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4月11日党中央组织局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有关东方战线情况的提纲》。4月13日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及4月23和29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东线组织支援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党内进行新的动员，和把党的队伍中最勇敢并最有锻炼的工作人员派往前线的决定。在5月13日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出席作了关于弹药问题的报告。早一些时候，还曾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最重要的军事工厂的81,000名工人领取红军战士口粮，国防工厂的工人免征入伍。由于群众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党从事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军工生产逐渐走上了轨道。

        从全国动员的人力、物力大大加强了遭到很大损失的东线部队，补充到该线部队的共产党员就有15,000名，他们大多是充当作战部队的士兵。这是团结、鼓舞部队与敌人战斗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当时红军总指挥部和东线指挥部采取的措施和制订的计划，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白匪部队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敌人的企图，也不善于对敌人组织有力的打击。

        东线在М·В·伏龙芝到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伏龙芝当时负责东线南部军队集群的指挥。М·В·伏龙芝正确地指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应当尽快从白匪手中夺取战略主动权，摧毁敌军的士气，在我方部队中确立对白匪必胜的信心。

        М·В·伏龙芝具有统帅的卓越远见，他明白，即使在敌人获胜的情况下，如能给白匪造成某些挫折，并加以适当利用，这些挫折就可能成为高尔察克崩溃的开始。

        伏龙芝认为，应当从正面拖住高尔察克的军队，同时用土耳其斯坦的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全部以及第4集团军的一部对高尔察克伸得过长的左翼实施迅速、坚决的突击，然后，进一步把这一反突击变成为我东线全线强大的反攻，以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М·В·伏龙芝估计到，高尔察克的左翼是弱点，高尔察克不可能迅速将主力调至左翼，因为其主力正在东线中部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方向作战，企图前出至伏尔加。

        伏龙芝的建议受到列宁的称赞。俄共（布）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

        М·В·伏龙芝在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刻，不畏艰难，不怕承担责任。他在紧迫的期限里，对归他指挥的东线南部军队集群进行了妥善的变更部署、补充和准备。在当时，在铁路线遭到全面破坏，似乎处于全部瘫痪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读一读М·В·伏龙芝后来关于东线情况的记述，是很有意思的。伏龙芝写道：

        “高尔察克的部队已逼近伏尔加，我们勉强守住了三面被围的奥伦堡；防守的部队老想撤离此地。萨马拉以南的乌拉尔哥萨克白匪突破了我防线并向北推进，威胁着萨马拉和从萨马拉至奥伦堡的铁路。我们到处在退却，但是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作战中较弱的一方，由于主动权操在白匪手里，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向我们进攻，使我们处于被动，所以我们感到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无限的信念，相信只有转入进攻才能改变形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进攻。在此时刻，我们不仅必须去掉部队中的退却情绪，而且必须排除来自上面总指挥部的压力。当时总指挥部掌握在瓦，采基斯同志的手中，他是主张继续退却的……我们不顾一切转入了进攻并开始了出色的战役，这一战役导致高尔察克的全面崩溃。”

        在白匪于布古利马、别列别伊遭到失败和高尔察克的部队在乌法附近被歼灭以后，白匪部队士兵大批逃走的现象急剧增加，白匪后方的游击运动也高涨起来。下面是高尔察克主管国防部的男爵A·布德别尔格于1919年5月在日记中的记述：

        “……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已落入红军手中。我们无力再进攻了，部队连滚带爬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从地方动员来的人在撤退中纷纷逃回自己的村庄，他们带走了衣服、装具，甚至武器……红军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在于，他们不怕补充老兵，老兵不必再训练，而我们不敢这样干，象见鬼一样的怕，我们被迫只征召十八、九岁不懂事的娃娃……”

        在后面他写道：“战线被突破了，纷纷后退。现在要考虑的是，能否保住乌拉尔……”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哥萨克白匪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М·В·伏龙芝：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热烈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

        М·В·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恰帕耶夫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В·И·恰帕耶夫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我们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当时我在该师）归М·В·伏龙芝指挥。我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恰帕耶夫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我们的战士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我们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我们多。我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我们冲来。当他们已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我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窜逃。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我们骑兵战士的士气。

        6月上旬的战斗特别激烈。我们师打得十分英勇，但向乌拉尔斯克推进的速度很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恰帕耶夫师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

        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我荣幸地见到了М·В·伏龙芝。当时他亲自指挥整个战役。

        М·В·伏龙芝和В·В·古比雪夫一起到恰帕耶夫的第25师去。他经过我们团，和战士们随便聊天，关心他们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村里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

        伏龙芝十分亲切、热情地向我们谈了列宁的情况，还谈到列宁对乌拉尔斯克地区情况的关切。

        然后М·В·伏龙芝说：“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我们将打垮高尔察克，解放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其他被干涉军和白匪盘踞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后来，我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的会见……

        1919年3月以前，我还属于党的同情者小组，准备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确定入党预备期。直到现在我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当时的团党组织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很遗憾，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记不得了），他们曾帮助我深入地理解党章和党纲，培养我加入俄共（布）。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同志一个星期到我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我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的激烈斗争时，十分有趣。

        当时红军的党政机构刚建立。虽然，在陆军和海军中工作的已有7,000多名政治委员，他们依靠党支部团结了50,000多党员。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确定政治委员的职权，统一军队中领导党和政治工作的党组织，统一军队中一切极为有益的和必要的党政活动。1918年末，俄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的特别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培养对敌斗争中的铁的纪律、勇敢和大无畏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废除了在建军最初期实行的由党组织对军队全部生活进行监督的职责。

        党通过政治委员，以及海军和陆军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处，在军队中贯彻其政策。这些政治处既是隶属于军事领导人的军事行政机关，也是隶属于党、用以团结军队中党员群众的党的机构。

        1919年3月1日，我被吸收入党，成为俄共（布）党员。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我终生难忘。从此以后，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而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我们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

        不久，我们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我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我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我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我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我，他正满身大汗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我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我走来。他跳下马来，问我道：

        “好吧，你试试！”

        我二话没说，蹬着马蹬子上了马。我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我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我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我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功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我，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十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

        顺便提一下，规定政治委员职责的第一批工作细则中，有一本是由М·В·伏龙芝领导的我们南部军队集群的政治处拟订的。这本工作细则指出，军队政治委员是工农政府的代表，应在军队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注意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战斗命令。

        政治委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鼓动，而首先是体现在个人的战斗榜样和身体力行中。政委必须了解一切作战号令，参加命令的拟订工作（在作战问题上指挥员有决定权），仔细研究军事。通常，政治委员应在战斗以前召集政工人员和党员，向他们说明指挥员规定的任务，并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在国内战争时期，军队政委的称呼和形象充满了传奇性的荣誉。

        我后来还不止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Г·В·朱可夫，我同他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他建议我去搞政治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不过我告诉他，我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他建议我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我非常乐意去，但结果未能实现。

        我们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的。于是战斗开始了，当然就谈不上学习了。

        在高尔察克被打败及其残余部队退到西伯利亚之后，协约国并未放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现在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西方给邓尼金部队源源不断地送去武器、装备和粮食。

        法国和英国政府搜罗逃亡的白匪军官和被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士兵，编成几个支队。德国当局放回俄国俘虏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需参加志愿部队同红军作战。

        但是，他们玩弄这些诡计也没有能捞到多大的好处。这类“志愿者”的大多数一遇到适当机会，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死心踏地同我们为敌的，只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并认为同苏维埃政权为敌是他们切身事业的人。而这样的反苏维埃分子是为数不多的。

        1919年夏天，邓尼金的部队成为一支巨大而危险的力量，其中一些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协约国虽然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邓尼金身上，但对高尔察克的部队仍抱有幻想，企图重新把他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在适当时机从东面进攻红军。在北方，米列尔白匪军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协约国也给他们运去大量军用物资。协约国的船只在返回本国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及其他我国北方极其丰富的物资。

        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拉拢我国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参加进攻。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富农的反革命组织在我国后方组织了暴动、叛乱、破坏活动和怠工。向前线运送部队的铁路线，以及往前线和后方运送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工作经常遭到破坏。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工人开赴农村征收粮食。农村贫农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贫协），他们援助了工人。

        列宁写道：

        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16小时，每星期领得1/8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反苏特务机关利用欺骗和造谣，极力破坏人民对党和政府，对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很遗憾，初期他们的阴谋有时还曾得逞。尤其在那些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遭到肆意践踏、因而一些不坚定的居民产生动摇的地方，更为猖狂。

        我愿意在此抄录一封佰，这是我在察里津附近收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写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亲爱的朋友格奥尔吉！自从你参加红军以后，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应征入伍了。我又不走运，没有能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往沃罗涅日省的征粮队，征收富农手中的粮食。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是，我是一个兵，我会打仗，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也可以代替我在这儿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和分歧吧：我过去曾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人民的朋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利益而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现在，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是下流痞！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富农的朋友，他们是一切反苏活动、土匪活动的组织者。

        前几天，当地的富农在隐藏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指挥下袭击了我们护送运粮马队的征粮队警卫，他们残暴地杀害了我们的警卫人员。他们杀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柯利亚·加夫里洛夫。他生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谢苗·伊万尼申被他们戳瞎了眼睛、砍断了右手抛在路旁。现在他的情况很危险，大概快死了。真可惜，他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快活的舞蹈家。我们全队决定，一定要报仇，给这般魔鬼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记住一辈子。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帕维尔·朱可夫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才得知，他在坦波夫省某地死在富农的手里……

        列宁、党中央和政府考虑来自南方的新的严重威胁，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决定。

        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全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防问题和南线的形势方面，当时南线是共和国的主要战线。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结论反映在列宁起草的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7月4日В·Н·列宁出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当时重新提出了红军吸收旧军事专家的问题和对他们应采取关切态度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按部就班地和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克服了该死的游击习气而成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最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

        回忆同旧军队的军官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人民的诚实、善良并忠于祖国的儿子。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当需要献出生命时，他们总是处之泰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们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对待战士。他们举止有些孤癖，同红军战士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做到既是指挥员、首长，同时又是士兵年长的同志。

        我记得在党组织里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同旧军官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尽力对他们表示广泛的信任。当然，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些空谈家，他们认为“军事反对派”是对的，认为旧军官都是白匪分子，认为这些旧军官是不可能习惯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会把坚持条令规定和纪律与农奴制混为一谈的。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军事反对派”的观点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

        军事专家们注意观察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明白了，党是信任、重视和关怀他们的。他们与红军战士群众和党组织更靠近了。由原沙皇军队军官中选拔出来的指挥人员对处理纪律和勤务方面的工作比较积极了，要求更严格了。这一切对军队的战斗准备和作战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那种试图破坏对旧军官的信任的企图被政治委员、党政工作人员、甚至红军战士彻底终止了。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总的说来，对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党的军事政策的实质就是如何尽快地完成由志愿兵组成的、半游击队式的军队向正规化的常备军完全、彻底的过渡。这支正规化的常备军应有铁的纪律、统一的征兵制度、统一的编制和指挥。党的这些基本观点都包含在列宁的报告和发言之中，包括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党纲和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之中。

        事实证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为巩固红军部队而进一步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他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正在尽一切力量，企图扼杀苏维埃国家。

        在邓尼金的部队占领察里津、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巴拉绍夫、克拉斯诺格勒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方后，协约国开始催促邓尼金赶快向莫斯科进军。当邓尼金从其特务处得知红军准备反攻的情报后，他为了破坏我们的反攻，匆忙先于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集中突击，以夺取主动权。

        1919年8月，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在新霍皮尔斯克地域突破了我第8集团军的防线，前出到我南线的后方，向存有大量物资的坦波夫推进。此时，邓尼金又用库切波夫的第1军团向我第13和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进攻，开始把我军压向库尔斯克和沃罗日巴。激战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奥廖尔和沃罗涅日，从南面向莫斯科逼近。

        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列宁的党中央以极大的力量，采取了政治和军事的措施来反击白匪军——红军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取得了胜利，使同邓尼金的斗争发生了转折；又在彼得格勒附近打败了尤登尼奇。红军不敌人喘息的机会，各团向南方发起了反攻。在察里津附近、在巴赫齐亚罗夫卡和扎普拉夫诺耶地域同高加索部队作战的还有我骑兵第19团。我们清晰地听见在察里津地区和从卡梅申通往察里津的接近路上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在这些战斗中，敌人遭到巨大损失，而我军的损失也不小。

        9月上半月充满了激烈战斗，形势发展很快并出现急剧变化。在察里津附近，10月里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我们对于莫斯科方面所发生的大事件只知道大概的轮廓。

        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图巴之间的一次战斗中，当与卡尔梅克基白匪部队进行白刃战时，我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我的左脚和左肋部。我被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我曾有一次因患伤寒病住过。从医院出来时，我身体极为虚弱，给了我一个月假恢复健康。

        我回到父母所在的村庄。村里人的情况都很困难，但他们并不沮丧。贫农已联合起来，组成贫农委员会（贫协），积极参加向富农夺回粮食的活动。中农，尽管看到前线很困难，仍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其中只有少数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抱抵触情绪。这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接近富农的人。

        假期很快过去了，我到兵役局请求派我去作战部队。但我身体还很弱，我被送到特维尔的一个后备营，准备以后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

        1920年1月，我被派到梁赞第1骑兵训练班。它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在一座过去的地主庄园里。

        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训练班让我兼任第1学员骑兵连司务长。这个职务我在旧军队时就很熟习。学员骑兵连连长В·Д·赫拉姆采夫还委托我教学员掌握冷兵器（长矛、马刀）、白刃战，进行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

        В·Д·赫拉姆采夫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始终姿态端正，是学员的榜样。负责队列教练的Г·С·杰斯尼茨基也很称职。队列指挥工作主要由旧军事专家——旧军官担任。他们工作很认真，但多少有些“等因奉此”，官样文章。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由党组织和政治部门负责，文化课由受过军事训练的教员教授。而政治经济学课程由一些短期速成培养的教员担任，他们自己对这类问题往往也很糊涂并不比我们这些一窍不通的人强多少。

        学员中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因为他们在革命前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学习非常努力，他们懂得，学习时间很短，而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红军指挥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7月中旬，学员仓促乘坐列车出发。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可以看出的只是，列车正向莫斯科方向开去。在莫斯科全体学员驻进列弗尔托夫兵营。在这一兵营里已驻有特维尔和莫斯科的学员。别人告诉我们，训练班将编入莫斯科第2学员旅，它是由2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组成的，将开往攻打弗兰格尔的前线。我们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作战装备和武器。发给我们的装备和马具都是新的，从外表看来我们很神气。

        在莫斯科我有不少朋友和熟人。真想在开赴前线以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我日夜想念的女友。但是很遗憾，谁我也没有能够拜访。连首长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外出，我作为司务长照例被留下负责。不得已我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不知是否就因为这件事，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和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不久我得知，她出嫁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她。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团长为Г·П·霍尔穆什科，政委是В·А·克雷洛夫）在莫斯科第2学员旅的编成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从该地出发去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就是粉碎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部队。

        1920年夏天，形势已很清楚，资产阶级地主老爷的波兰尽管获得暂时胜利，它未必能把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战争继续下去。当时红军的数量大大超过300万人。因此，协约国的统治者商定再组织一次反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这一次他们除了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武装力量以外，还依靠在克里木组成的弗兰格尔男爵的军队。

        他们答应给弗兰格尔以无限的援助。而弗兰格尔也公开表示，他一定偿还协约国的一切支付并彻底还清沙皇的一切债务。

        1920年5月，弗兰格尔的军队有约13万步兵和4,500名骑兵。但是，想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重新展开反苏维埃国家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够的。在克里木一带弗兰格尔已不可能获得任何补充，他决定突入北塔夫里亚。但在此地他未能达到目的，他没有能进入顿巴斯和顿河流域。

        后来，弗兰格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是哥萨克居住的地带……在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溃败以后，几万名哥萨克带着马匹、武器和装备流散回家。大批的战斗储备品流散在北高加索和顿河流域……这一带的物质资源也很丰富。这一切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斗争转移到哥萨克人的地域。”

        弗兰格尔认为，在库班一带白匪的活动正在开展，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弗斯基科夫将军指挥的所谓“俄罗斯复兴军”身上。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力量。他把希望当成现实，把期望放在哥萨克身上，更确切地说他把期望放在库班富农的活动上。

        当时库班哥萨克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白，白卫军和受协约国补贴的“最高政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

        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尽一切努力使库班人明白我们斗争的真正目的，使他们懂得必须尽快肃清一切反对苏维埃的匪帮。

        同时，我们对最贫苦的哥萨克人和红军战士家属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帮助。在居民中的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白匪在红军到来以前榨干了贫苦的哥萨克人，常常夺走他们最后的一块面包，并且千方百计地欺侮他们。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团政委到我们连来，建议我们劳动几天为贫农和红军战士家属修理房舍和农具。我们愉快地同意了。

        团政委В·А·克雷洛夫担负了最困难的工作——清理公用井，因为白卫军在井里填满了垃圾。井相当深，当他下到井底时，憋得透不过气来。当把政委拉上来时，差一点快憋死了，但是，他休息一会儿以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就这样一直继续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到晚上，全村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

        当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哥萨克人邀请我们全体参加友好的欢宴。吃饭时我们谈了许多知心话，他们非常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当然劳动过程中也出了一些笑话。有一群学员，他们的任务是给一位哥萨克寡妇修理草棚和马具，结果他们却替一个同姓的富农家干了这项活。这件事使大家捧腹大笑，而这些“肇事者”则垂头丧气。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起初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后来又去攻打乌鲁普斯卡亚镇、别斯科尔勃纳亚镇和奥特拉德纳亚镇的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这班匪徒很快就被消灭了。残余酌部分在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政府的掩护下逃跑了，而弗斯基科夫逃往克里木，投奔弗兰格尔了。

        我们没有能参加在克里木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因为训练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在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

        毕业典礼是在阿尔马维尔城举行的，第9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当时设在该城。我们团剩下的学员受命追击逃往高加索山里的匪徒。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知，我们学员团在达吉斯坦山里的某个地方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许多指挥员和战士受到匪徒非人的折磨。我们大家敬爱的团政委牺牲了。

        毕业的大部分学员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当时该旅驻在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继续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的和当地匪徒的残部。我被分配到骑兵第1团，这个团当时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的老战士、人称勇士和侠客的安德烈耶夫指挥。派到该团的还有我学习时候的朋友戈列洛夫、米哈伊洛夫和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很遗憾，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来到司令部，交出证件，然后团长接见了我们。他看了一眼我们的红裤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

        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唯一的裤子，给学员没有发其他的裤子。看来对我们有点不放心似的，他又说：

        “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受过炮火考验的人。”

        在这几句，说实话，很不客气的开场白以后，他就问我们下列问题：哪儿人，是否是党员，打过仗没有，什么时候打的，在哪儿，等等。当了解到我们中间不仅有经过炮火考验的，而且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看来才放了心。

        来到连里，我们晋见连长维什涅夫斯基。第一眼我们就不喜欢他。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关心他连队的事情。他正在看书，头也不抬，也不问问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都会什么，对于部队人员的情况也只字未提，而这些人将要和我们一起工作，也可能不久就要在我们的带领下去作战。他不怎么耐烦地命令道：

        “你，朱可夫，去接替阿加波夫的第2排，而你，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去指挥第4排。”

        我找到第2排，见到了暂时代理排长职务的阿加波夫。他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过去是旧军队的骑兵战士，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接触，我就很喜欢这个朴实、善良的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全排花名册，共30人。阿加波夫对我说：

        “排里的战士，除三、四个人以外，全是老战士。都是好样的，但是，当然也有几个脾气古怪的，要善于掌握他们的特点。”

        然后，他详细地介绍了每一个人的情况。

        “戈尔什科夫是个勇士，游击习气很重，但冲锋陷阵跑在前头。对他可不能提高嗓门，他会生气的。要常表扬点，可以同志式地指出他不正确的行为，可是得单个谈”，阿加波夫慢条斯理地向我介绍，“卡西亚诺夫是机枪手，是沃罗涅日一带的乌克兰人，一个好战士。在战斗中不必给他布置任务，他自己知道应首先射击什么样的目标。卡扎克维奇、科瓦廖夫、萨普雷金是形影不离的三个好朋友，都是好战士，但贪玩一些。这几个人可以而且必须在队列前训斥，也可以吓唬他们一下，说把他们送交团政委。团政委很严厉，不喜欢不珍惜红军战士荣誉的人。”

        阿加波夫就这样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每个战上的情况。对他的这番介绍我非常感激。

        然后，我命令全排成乘马队形集合，以便彼此认识认识。

        向全排人员问好后，我说道：

        “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咀们将来走着瞧吧，而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战斗装具，和每个人认识一下。”

        在我查看的时候，有几个战士故意盯着我的红裤子看。我发现后，对他们说：

        “团长安德烈耶夫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我呢，你们知道吗，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权发给我什么，我穿什么，现在我还无以报答。至于一般地谈到红颜色，大家都清楚，这是革命的颜色，它象征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天，我把全排召集到我的房子里，请每一个战士谈谈自己的情况。但很长时间谈不起来。机枪手卡西亚诺夫说：

        “有什么可谈的呀？在全排名册上都写着呢，谁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于是我向他们谈起我所了解的与波兰白匪和在北塔夫里亚与弗兰格尔打仗时的情景，战士们听得很入神，他们特别关心协约国是否会再派自己的部队登陆。我告诉他们：“协约国的统治者倒是想派部队来，可是协约国的人民和士兵不愿意和我们打仗。”

        几天以后，在肃清滨海地域残匪的战役中，我有机会身先士卒率领全排投入战斗。战斗结果我方获胜。匪徒被歼灭，部分被俘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排在战斗中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我的红裤子了。

        不久我被任命为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当时的团长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德罗诺夫，他是个非常勇敢、聪明和善良的人。全团人员都爱戴自己的团长并在他的指挥下英勇作战。

        1920年12月木，我们拿旅被调往沃罗涅日省肃清富农的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这伙匪徒很快被粉碎了，其残匪逃往坦波夫省，与安东诺夫的富农一社会革命党人匪徒汇合在一起。

        下面简单谈几句社会革命党人—富农暴动的头头安东诺夫的情况。

        安东诺夫出身于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城小市民阶级。他曾在实科学校念书，后因品行恶劣和流氓行为被学校开除。安东诺夫离开基尔萨诺夫，参加刑事犯集团并从事盗窃，甚至有时参加凶杀活动。1906年他参加社会革命党，后来因犯刑事罪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安东诺夫又重新出现在坦波夫省。不久他混上了基尔萨诺夫县警察局局长职务。他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他主要的追随者有臭名昭著的社会革命党人巴热诺夫、马赫涅维奇、佐耶夫和洛希宁。

        1920年8月安东诺夫已纠集到一大帮匪徒。安东诺夫分子每占领一个重要的居民点，就着手建立新队伍。各地的队伍逐渐汇成近千人的几个团。安东诺夫的主要突击力量是总数为1,500至3,000人的几个骑兵团。

        1920年末，安东诺夫匪徒组成一个“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作战总司令部里包括几个老社会革命党人：博古斯拉夫斯基、古萨罗夫、托克马科夫和米特罗法诺维奇。托克马科夫被选为司令，而安东诺夫任参谋长。不久又建立了第2个“安东诺夫集团军”。全部军权仍然掌握在安东诺夫手中。部队装备有机枪、步枪、手枪和马刀。

        社会革命党—富农暴动的政治组织受社会革命党中央领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主要任务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安东诺夫分子的当前任务如下：

        ——破坏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余粮征集制和其他制度的执行；

        ——杀害俄共（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代表；

        ——袭击小股红军部队，解除其武装；

        ——破坏铁道，毁坏仓库和基地。

        根据上述任务，安东诺夫分子采用下列战术：1）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2）在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并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才投入战斗；3）必要时，将部队化成小股撤出不利的战斗，分散到不同地方，然后在预定地点集中。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到1921年3月1日，司令部下辖的兵力达32,500名步兵，7,948名骑兵，463挺机枪和63门火炮。5月1日这支部队又增加了5,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但是，坦波夫的军事指挥部由于缺乏组织能力和不够果断，未能肃清安东诺夫匪徒。

        疯狂的安东诺夫亲自率领部队袭击了红军的守备部队。这事发生在1921年4月初，为数5,000人的一支安东诺夫匪军消灭了我拉斯卡佐沃的守备部队。当时我们有一个整营被俘。

        不久，М·Н·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司令，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军作战的军队。

        关于М·Н·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曾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役战略才能。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他们。

        我第一次见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他到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来的时候，在坦波夫希纳的热尔迭夫卡车站上。当他与旅长谈话时，我在场。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在讨论了我们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战士、指挥员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我们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都很关心。

        在离开以前，他对我们说：

        “列宁认为，必须尽快肃清富农的叛乱和他们的叛匪武装。你们肩负重大的任务。应当尽一切可能，尽量快、尽量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自从任命了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В·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后，与匪徒的斗争就有了周密的计划。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副司令是И·П·乌博列维奇，他同时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并亲自参加了与安东诺夫匪徒的战斗，在战斗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歼灭安东诺夫匪军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21年5月底，发生在沃罗纳河地域的下列居民点：谢苗诺夫卡、尼科利斯科耶、普希诺、尼科利斯科耶—佩列沃兹、特里夫吉、克柳奇吉、叶卡捷琳诺夫卡和霍漂尔河。在这一带Г·И·科托夫斯基的骑兵旅、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第7骑兵训练班和我们独立骑兵第14旅都打得不错。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够全歼叛匪。

        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叶蓝地域，И·П·乌博列维奇所指挥的战斗行动给安东诺夫匪军以重大挫败。被击溃的残匪纷纷向奔萨方向逃窜。在萨拉托夫省的仇恨叛匪的农民的帮助下，这股残匪几乎全部被歼。

        1921年夏季，И·П·乌博列维奇指挥的部队于新霍皮尔斯克附近，在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援下还肃清了瓦西卡·卡拉西和博古斯拉夫斯基匪徒。

        同安东诺夫匪军进行了不少次苦战，特别是1921年春天，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绐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大早，在旅编成内行动的我团接到战斗警报。根据侦察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发现集中有3,000名安东诺夫骑兵。我们骑兵第1团离开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在左侧成纵队前进，而在右面相距4-5公里行进的是第2团。我受命带领全连配有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过5公里，我连就与250名左右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尽管敌人数量比我们多，我们把全连展开并把火炮、机枪的火力对准敌人，向敌人猛冲过去。安东诺夫匪徒经受不住我们迅猛的突击，向后败退，遭到巨大损失。

        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安东诺夫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我的马匹。马摔倒时，压在我身上，如果不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援救，我肯定会被砍死。诺切夫卡挥动马刀狠狠一下，劈倒了这个匪徒，然后抓住他的马缰绳，帮我骑上马。

        不久我们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我连翼侧。我们立即展开全部火器射击这股敌人，并派人将此情况报告团长。20-30分钟以后，我团奋力前进并投入火力战斗。

        我旅第2团遇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我团翼侧。团长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我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

        安东诺夫匪军发现我方这一行动后，即尽全力向作为团的后卫的我连猛扑过来。

        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十分艰苦。敌人看到我们人很少，认为可以消灭我们。但他们要做到这点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连有4挺重机枪，携有足够的弹药，还有一门76毫米火炮。

        我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向我们冲来的敌人队伍进行了几乎是抵近射击。我们看到敌人的尸体铺满战场，而我自己则一面战斗，一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但我们的人马越来越少了。我亲眼看到我的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员，并且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的父亲是旧军队的上校，从一开始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是我们梁赞指挥员训练班的主要教员之一。

        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在快失去知觉时，喃喃地说：

        “写信告诉我妈妈。你们别把我留给匪徒。”

        我们把他和所有伤亡的人一样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走了广不让匪徒糟踏我们的同志。

        我团未能按原计划实施反冲击，因为要实施反冲击就必须渡河，而河面春天的冰薄无法涉渡。于是我们不得不一直退到维亚佐瓦亚。波奇塔。

        已经到达村里时，为了抢救一挺机枪，我冲向一股匪徒。一发步枪子弹打死了我的马匹。这是当天的第二次了。我只得用手枪击退向我逼近企图活捉我的匪徒。这次又是政治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战士勃雷克辛、戈尔什科夫和科瓦廖夫一下冲过来救了我。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连牺牲了10个人，受伤15人。伤员中第二天死亡3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战友乌哈奇—奥戈罗维奇。

        这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日子。我们每个人对许多战友的牺牲强忍着悲痛。只有歼灭这个人数众多的匪帮，才称心。

        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作出了卓越贡献而获得政府奖励。我也获得了奖励。1922年8月3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183号命令内容如下：

        “1921年3月5日，在坦波夫省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附近的战斗中，独立骑兵旅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不顾敌人1,500-2,000名骑兵的冲击，率领全连进行了7小时的战斗，阻止了敌人的猛攻，随后转入反冲击，经6次白刃格斗，击溃了匪徒。为此，授予他红旗勋章。”

        1921年夏末，对逃散在坦波夫希纳的小股残匪进行了最后的清剿。应当尽快地消灭他们。我们连的任务是消灭为数约150名骑兵的兹韦列夫残匪。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于是开始追击。匪徒们逐渐精疲力竭。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我们赶上了他们并向他们发起冲击。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匪徒全部被歼，然而以兹韦列夫为首的五名残匪终于逃掉了，他们趁黄昏躲进了森林。但他们已毫无出路，因为坦波夫希纳的安东诺夫匪徒已全部被歼。

        回忆到这段往事，我不能不提起一件我们经历过的极为有趣的事情。

        在追赶残匪的路上，我们出乎意外地碰到两辆装甲车，它们从附近的村子突然冲了出来。我们知道，匪徒是没有装甲车的，所以我们没有向他们开火。但是，装甲车在占领有利地形后，却把机枪对准了我们。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们派人去联系。原来确实是自己人，在前面一辆装甲车里还坐着И·П·乌博列维奇本人。原来当乌博列维奇得知残匪向森林方向逃窜时，他决定在半路上拦截他们。幸好，及时弄清了情况，否则，会酿成一场悲剧。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见到И·П·乌博列维奇的。后来在1932-1937年间我常见到他。那时他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我是该军区的一个骑兵师的师长。

        ……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我国人民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已被遗忘，但是，有一点我们绝不会忘记，那就是当时我们对列宁的党在十月的口子里宣布的思想的正确性怀有坚定的信念，而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指引着我们每一个人前进。

        英国的诺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帮助是徒劳的。

        过去战争的经验，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当时由于一系列原因，还不能完全被红军采用。为了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有鲜明阶级性的军事组织，并用关于斗争本质和斗争方法的新观点武装这一组织。

        列宁曾说过，“任何一个革命，只有当它善于自卫的时候，才有某些价值……”在国内战争年代里，我们党、党中央和列宁同志本人在组织祖国的防御，团结前后方的一切力量和动员工人、红军战士和农民群众起来与干涉军及反革命作斗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实施了千百条措施以保证战胜敌人。

        历史学家查明，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装备和给养等问题。所有这些会议，除两次以外，均由列宁主持。

        从对国内战争时期文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指令、列宁的指示，是红军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制订军事战役具体计划的基础。一切最重要战局的战略计划都在党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进行联系，对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他与他们有大量书信来往。在国内战争年代，据很不完全的统计，由列宁签署发出的有关苏维埃国家国防问题的书信和电报约600件。

        但是，列宁和党中央又不包办代替总指挥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各方面军、集团军和部队战斗行动的作战指挥。

        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时，他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总司令С·С·加米涅夫要求列宁将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在С·С·加米涅夫呈交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报告上，列宁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完全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工作的。任命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到负责的岗位，巩固共和国的防御能力，这些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理的。在俄共（布）中央于1918年底根据列宁提议而通过的《关于军事部门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党应对军事部门的政策负全责，党的影响应扩及苏维埃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

        共产党员是红军中团结的核心力量。俄共（布）中央不止一次地进行党内动员，把共产党员派往前线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1918年10月，红军中有35,000名党员，一年以后增至12万，到1920年8月增至30万。这个数目差不多相当于当时俄共（布）全部党员人数的一半。大家所公认的红军在政治道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所以能形成这种优势是由于军队中共产党员、政治委员、政治部门和党支部进行了战斗性的爱国主义活动的结果。

        М·В·伏龙芝在评价军队中的党政机构在国内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时写道：

        “是谁把秩序和纪律的原则灌输到在炮声隆隆中建立起来的我们年轻的红军团队中去的呢？是谁在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刻，使战士们保持勇气和无畏精神并赋予受挫动摇的部队以新的力量呢？是谁巩固了军队的后方，在后方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制度，从而保障我军得以迅速、顺利地向前推进呢？是谁通过其坚定、顽强的工作瓦解了敌人的部队，破坏了敌人的后方，以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的呢？

        “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做了这一切，而且应该说，他们做得很出色。他们在过去的功绩是无可估量的。”

        我只能干百次地表示完全赞同这种英明的论断，并再一次证实这种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党和人民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在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奠定了建立一支大规模的以劳动者的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正规化军队的基础。还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构，制订了第一批条令和教令，统一了部队和兵团的编制。尽管在1918年9月至1920年12月这一期间我军损失了近220万人，其中伤亡和失踪的近80万，由于缺乏粮食、医疗设施和必要的被服而病重死亡的达139.2万人。到1920年末，我们的军队仍拥有550万人。

        国内战争时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理论结论多年来一直是苏联武装力量建没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国内战争特别突出地显示了前方和后方的团结，显示了成为一个统一军营的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这种团结的客观基础是苏维埃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主观基础是军队和人民目标的一致。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可以大大增强军队威力的力量。列宁同志认为，这种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一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军队，经受了无边苦难的工农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懂得，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第二，党对军事本身的领导作用，以及党通过党政机关对军队的影响。

        从军事观点来看（其他方面不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共产党是执政党。由于这种原因，可以保障将全部国民经济的人力物力空前地集中于解决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贯彻统一的军事政策，使所有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贯彻执行军事方面的指令。

        至于谈到党政工作，可以说正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工作，陆海军中有觉悟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力量才齐心奔向一个统一的目标，这种力量才得以不断扩大并成为群众性英雄主义的源泉。

        列宁曾说过：“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

        第三，我还想谈谈建设我国武装力量的一条原则——高度的集中、单一首长制和铁的纪律。特别因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派曾不止一次地攻击过这条原则。

        列宁曾指出，军事中如果没有单一首长制“……往往必然造成灾难、混乱、惊惶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在实际工作中，布尔什维克都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肃清那种企图用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在初期总是如此的）来抗拒建设正规军队的原则（这应当是主导的），也就是说抗拒军队中各级的集中统一指挥、对隶属关系和纪律的严格遵守等。

        当然，必须严格地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考虑到指挥干部的阶级成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和军事素养，并且注意到群众对某种指挥方式的接受程度，来贯彻实行单一首长制。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自然是不能实行单一首长制的。

        但是，列宁的单一首长制原则作为红军中标准的基本领导原则，有机地与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作用的提高相结合，已逐渐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加上建立在军人深刻理解并自觉执行其保卫祖国职责的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指挥员的单一首长制就成了联结部队的意志、知识和坚定的目的性的核心。

        我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增添了新的特点，巩固并培养这支力量以抵抗侵略。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特别在我提到的那些年月里，经过锤炼而产生的军事经验和原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粉碎了法西斯的这支强大军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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