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听说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的。约瑟夫·梅辛格此人，大概你已经很清楚。从欧洲来的犹太人把他看成索命恶鬼。据说连日本人听了他对犹太难民的“终极解决方案”都觉得他该进疯人院，或者干脆就是恶魔附体。

        1942年7月，梅辛格从日本到达上海，行踪诡秘，在理查饭店包了一个房间。那时候的犹太难民事务局由日本领事馆代表，日本宪兵队和驻军代表，以及三个德军代表组成。光听听这种组阁，你就可以设想，难民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日本领事馆代表叫柴田，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把他吓得失态，当时就要退席，惊叹说：啊，原来就是把人当垃圾处理啊。不管是把三万犹太垃圾集中到几条船上，运到公海去沉没，还是让他们去崇明岛集中营，在那里当人形白鼠提供做科学实验，都需要大笔经费，总不见得全部摊派给日本政府。柴田在钱上借题发挥，其实是想了解更具体的屠杀细节。梅辛格在冷气充足的豪华套房里不断擦着光脑袋上的汗，基本是以一种欢乐的口气把每一步怎样走谈了出来：船嘛，从中国人那里找些废旧的就可以了。哄骗犹太猪们，就说是送他们去日本移民。送到崇明岛，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暂时还得喂养这三万个人形白鼠，试验要一批批来，一下子用不着这么多五脏和大脑。实在喂养不起，也不妨学欧洲，用“旋风B”。

        旋风B，你知道吧？就是往密封的房子里喷毒气。这是当时集体屠杀犹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

        最好的时机是犹太新年。9月1日晚上，犹太佬们会倾家出动，到各个犹太会堂去过他们的新年，这时候下手会不费劲，屠夫梅辛格把屠宰的日期钟点都想好了。

        柴田的情人是个中国人，她把这消息走漏给了她的中国朋友。那个中国朋友给一个塞法迪犹太人打工，便把消息传给了他的老板。

        与此同时，柴田也找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物，把梅辛格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那时离犹太新年只有一个半月，就是说，逃脱或制止这项大屠杀，只有四十几天时间。

        杰克布和彼得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个噩讯的。

        那时只要杰克布有点钱，就会带我去寻欢作乐，夜里晚归，白天一直睡到中午。醒来时，床头常常搁着一大把栀子花。花不是寻常的插法，而是浸在一个豁了口子的玻璃鱼缸里。一个小小的球形鱼缸，带许多叶子的栀子花插在里面显得异常丰满。杰克布不知从我家的哪个角落找到了这个废弃的鱼缸。

        这天杰克布照旧乘早班轮渡去浦东上班了。就是去那个伪造“美国制造”机件的工厂当总工头。

        我跳下床，一面下楼，一面把听觉伸向楼上楼下，看能否听出我的小继母和顾妈当下的活动。房子里非常安静，凯瑟琳一定又从全家的开支里贪污了一点小钱，到女友家打牌去了。顾妈大概排队买米，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直扑杰克布的房间，头一眼就看见他昨晚穿的那件细麻布西服挂在衣架上，它是杰克布最满意的一件夏天礼服，很适合他。杰克布非常适合穿逍遥休闲的衣服，即便别人都穿上隆重的深色晚餐服装，个个都冷峻得像个时尚杀手，他也不去合群，他的打扮总是缺乏一点庄重。我往衣架迈了两步，又听了听四周，确信家里没有别人，才摘下西装。我一阵口干，心跳得好重，远比偷字画和白玉度母时犯罪感要强烈。

        护照并不在西装的内袋里。我一愣，怎么忘了呢？杰克布当然不会把护照装在口袋里：现在美国护照可不像一年前，可以做护身符，现在它只会惹祸。它变得一无价值，仅仅对即将冒充杰克布进入美国国境的彼得是个宝贝。我翻起他的枕头，下面什么也没有。抽屉、衣柜、床头柜，我一样样翻查，就是找不到杰克布的护照。

        我早就把护照上的栏目背熟：杰克布·阿龙·杰克布／生日：1917年2月22日／出生地：柏林。只要我眼睛一闭，就能看见扉页上面的照片。我总是在干这件事，闭上眼，看着记忆中杰克布的护照相片。这么做只是要进一步说服我自己，彼得完全可以被伪造成杰克布，并且，不用什么手艺去伪造。我盯着记忆里杰克布的照片，还有别的用意，因为它看上去相当讨厌，绝不可能让我爱上相片的主人。像所有的证件照一样，杰克布的护照相片摄取了他一生中最丑最傻的瞬间，因此只要把彼得糟蹋得足够丑、足够傻，他会看上去和杰克布一模一样。

        我看到床边扔了一双脏袜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清晨我们跳舞回来，他站在门厅里对我所做的。要不是顾妈的脚步声，他已经把我变成了上海滩另一个身份暧昧的女人，那种夫人不夫人小姐不小姐的女郎之一。我对自己说，就凭他对我的放肆我也不该内疚。我的色相还没轮到彼得享用就让杰克布抢了先，凭这点我也饶不了他。等着吧，他将为他在我这里尝到的甜头付出代价，我可不像那类女郎那样便宜，他可玩不起我。

        这天夜里，杰克布回来了，但他没有惊动我，谁也没有惊动，拿了几件衣服、一瓶“十滴水”就走了。他的行动是顾妈听见的。我又到他的屋里，打开衣柜，看看被拿走了哪些衣服。我想根据这点来判断他会离去多久，或去干什么。我发现他最贵重的一套礼服不见了，依他的性子，去国际饭店吃晚宴或者参加某要人的葬礼也不会穿得那么周正。我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什么也没找到，我也不知道应该找到什么，一张字条，表示他对我的牵挂？

        我稀罕吗？

        第二天，杰克布还没回来。我急得在一个地方坐不了五分钟。开始我还宽自己心，谁能怎么样他？他别坑害别人就行，我急什么呢？慢慢地，我发现我自己不光挂念他，而且很想他，他像那种见面就烦、不见又想的表哥，整天看他一无是处，但在他缺席时，你会觉得他的一无是处正是他的可亲之处，还有他的人情味。

        第二天晚上，我等杰克布等到十点，心比外面的夏夜还闷热。我冲了一个冷水澡，换上一件素色旗袍。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我那个年代衣橱里的存货，大部分是刺激异性感官的，那种不学好的年轻女子的行头。只有两三件冰清玉洁，礼拜天去教堂的女孩子的行头。我记得这天晚上我换了件浅蓝色带白圈圈的布旗袍。出门前，我顺手掐了两朵栀子花别在第二颗纽襻上。

        看见彼得我幸福得浑身一飘。他穿白大褂比他平常更好看，有人生来是该穿某类衣服的，杰克布生来就该穿热带殖民者的亚麻布西服的。

        彼得迎着突然出现的我站了起来。我不请自来的习惯让他越来越头疼。

        你们中国人太随意，他无力地笑笑，对我说。在中国住得越长，他对中国人的总结性剖析越多。

        他领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长廊，我纳闷他这是要带我去哪里，下了一段楼梯，他停下来。这是五层和四层之间，他郑重地亲吻了我，轻声说：你有我的电话呀，亲爱的。他的意思是埋怨我不事先用电话和他联络，即便自己邀请自己，也应该先有个电话通知。他哪知道我有多忙，在两个男人之间摆渡。然后他又轻声说：不过见到你就好。见到你是每一天所祈求的最美好的事。

        他说得非常真情。我什么也不说，跟他走回办公室。他又在做他自己的理想了：认真地阅读每个病人的病例，以及这种病的临床研究，甚至所服的药的成分、好坏作用。现在他在我眼里，也是我的理想，我很想成为他那样一身用处的人。我几乎是崇拜他，这一点我不说，他也应该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在最甜蜜的时刻让自己闭嘴，是跟杰克布学来的。

        我告诉彼得，让我们快走吧，逃到澳门，从那里再跳上远走高飞的轮船。

        彼得几乎自言自语，把一句话说了好几遍：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父亲的三封信一块到达。邮路太复杂太不可预料，所以他只能托人带信。信是写给凯瑟琳的，其中一封要她如何把屋顶上的片瓦换成新的，把花园的花修剪一下，再把不怎么畅通的雨漏通一通。他抱歉自己走之前未来得及做这些琐事。假如妹妹在家就好了，他信上说，妹妹在这些事上很能干。我的老父亲不知道他的女儿眼下带了个更能干的人回来，在接到他信之前把房子里外都收拾了一遍，只要不是挣钱谋生的事，杰克布玩着就干了。第三封信父亲提议把房子卖掉，假如凯瑟琳坚守上海的话，房子变卖的粮食够她吃几年了。父亲说，假如凯瑟琳仍然想去内地和他相聚，千万打消念头，那里的官员几乎人人贪污腐败，克扣教授和学生们的福利，已经有不少人得了黄疸型肝炎和肺结核。

        我有幸读到父亲的信，是因为凯瑟琳拿着信来找我，要跟我拉起统一战线，抵制父亲卖房的破落户主张。她说就是一座金山，卖卖吃吃，也吃得空的呀！她要我出去再拉一两个杰克布这样的冤大头来寄居，外国人做房客好，手面阔，小事不计较，再有一个好房客，买米买小菜就够了。有两个更好，横竖书房没人用，把书捆一捆卖掉，能隔出两间睡房来，多几个房客，大排骨总吃得起了。凯瑟琳跟我筹划着。她脸上光泽暗下去了，衣服光泽也暗淡了。家里买一点油荤，她都省给我们的好房客吃。不知怎么，她这副模样倒比曾经好看，更像她那个阶层精打细算、聪明贤淑的小家碧玉，那个当教授夫人之前的懂事女人。不知我爸爸怎样看，我是看她顺眼了许多。再去找一个房客来试试，我答应了凯瑟琳。

        找房客的主张遭到了杰克布的否决。他自认为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是未来的女婿，有义务做这个家福利的唯一提供者。他常常夜不归宿，有时中午或下午回来，洗了澡换一套衣服又出门。隔三差五地，他丢下一些钞票，毫不计数。有一次我装着不经意地说：你别把美国护照带在身上，万一被日本人搜出来，会把你抓到敌对国侨民集中营去的。他让我放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在外滩一号的中法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护照锁进去了。我看着他，心想，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拿到你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不久我发现，杰克布的钥匙环上一共五把钥匙，排除我家大门的那把，其他四把里，有一把样子跟一般钥匙不同，红铜的，样子笨拙，方形匙把，半圆匙头。它一定就是中法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必须承认杰克布·艾德勒的能力，尤其是乱世中办事的能力。很快他在犹太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那里都有了熟人，跟他去外滩附近的餐馆，去理查饭店顶层的花园餐厅，他都用名字招呼侍应生。每个人对他讲过的事物，他都记得惊人的清楚。进入国际饭店的电梯，他会跟人聊起来，问某人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到上海没有，或登广告想卖的马驹卖掉没有，或者某人某天去看的那场跑狗赛赢到钱没有。他在犹太难民区更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好几次参加难民的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他样样玩意儿都玩得不错，却不精，实在是有精力没地方发挥，就什么都玩。假如不是因为他跟彼得完全不同的性格，就凭他在难民区混得那样烂熟，说不定最终都会和彼得混成哥儿俩。

        他有时去浦东上班，一去两三天。路太远，工作太多，在总管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两夜。他就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笑容是说，我知道你不信，不过你再追问我还是这些话。

        上海有的是走私禁品的人，走私烟土、西药、止痛灵都能发财。我怀疑藏在杰克布那笑容后面的就是这类不三不四的勾当。那些勾当变成凯瑟琳和我的大米饭、咸菜肉丝和爆腌黄鱼，我才不会去过问。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那时干的事情有那么大。

        我倒是从世海那里听到了不少杰克布的好话。一天，世海几乎撞在我身上我都没认出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天一个样，何况我快一年没见他了。他戴的眼镜是黑框的，穿着旧工装，一丝阔少气也没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技工，这就是1942年8月温世海给我的印象。他才十八岁出头，在我看已经是个大谜团。他身后是带白色凉棚的茶摊和下午五点的阳光。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回家。他笑笑说他总是能把我等回家的。那次等到的是杰克布·艾德勒。要不现在的工厂总管交椅可能就是我的了，世海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厂主花钱雇的就是一口好英文，管他男的女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帮他营销假冒“美国制造”的机器配件就行。

        我说：我可不行，我绝对不可能口若悬河地说假话。

        世海说：对待邪恶，正义没有必要说真话。

        这种十八岁的哲理，能让我拿它怎么办？我定睛看着他。

        世海，我问你，你和杰克布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为你父母的安全，让他们哭瞎了眼吧？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呆气的孩子真拿他自己干的事当真。

        我问他今天找我什么事。

        他说他只想问问我，他母亲可还好。他知道我会跟他们常走动的。

        我说他母亲最近开始吃点干饭了，前几个月一直喝粥或喝汤。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的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8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说完我从茶摊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安息日聚会。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巴尔·科赫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是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安息日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把杰克布跟前的我和彼得面前的我并列在一块儿，他俩都会不认识我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条变色龙变出的哪一种色彩是真实的。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杰克布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一旦要说什么甜蜜傻话了，就马上让自己闭嘴。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没错，我不能为上海狡辩，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满苍蝇的尸体。每天清晨，清道夫、淘粪工的车里都放着婴儿的小尸首，他们的父母们穷得连最小一笔丧葬费都花不起。假如对那个刚扔掉儿女尸首的父母表示一下哀悼和安慰，年轻的父亲会指指妻子说：不要紧的，她很会养的，只要明年吃饱肚皮，再养一个就是了。彼得会在这种时刻认同他弟弟大卫的做法，对如此一个地狱，活着逃不出去，死了总能逃出去。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绎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飙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这就是几十年后中国流行的“干一行爱一行”）。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有什么要紧？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我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

        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与其说彼得在跟我说话，不如说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德勒。他那一阵忙的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方案”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地位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由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安息日聚会。那个聚会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特有的，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德勒，美国公民，1933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德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杰克布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杰克布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工厂主的罐头时，我尽量把杰克布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极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这样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杰克布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杰克布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德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的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杰克布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杰克布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的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势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风作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

        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

        好的，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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