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杰克布打电话把我约出门,说晚上请我看话剧。我先到达虹口公园,等了几分钟,突然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杰克布已经走到我跟前。他比往常更风尘仆仆,两眼放光,熬夜熬过头,人的眼睛就会发出野猫的光亮。他说昨夜幸亏他们干得快,否则真会出麻烦,那个偷跑的人把日本税检局的人招来了,其实谁都明白他们是日本便衣。所有违禁物什早已被藏妥,他们没找出任何茬子,但杰克布估计他们一定会再次突袭,下次不会那么客气了。
你到底在制造什么?我问他。
问得好,他笑笑,又想蒙混。
我都不能知道吗?我说。
做了未婚妻就可以接触高一等的秘密,他说。
你必须告诉我。
什么都制造,除了合法的,他又笑着说。
你现在的状况叫什么你知道吗?我说,用中国话,叫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这句俗话,还是知道危险程度?
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安分点?我不是把你带到上海来送脑袋的。战争不会因为你担当风险而改变什么……
他说:可是风险总得有人担当。
我说:战争是几个大人物在打牌,不靠你的勇敢……
他说:没人勇敢,只好我来勇敢。他翕翕鼻子,鼻梁上的伤疤令他不适。他的手在那个带机油污渍的裤袋里挖,挖出一个小东西,包了一层印花棉纸。差点忘了,他说,这个你要吗?
我想这样的包装里面可能只是一块巧克力。打开一看,吓我一跳,竟然是一枚戒指。戒面是长方形的蓝宝石,左右各一颗小钻石,不是了不得的瑰宝,但从眼前这位不修边幅、形容邋遢的人口袋里挖出来,还是令我瞠目了一大阵。
我抬起脸。他嘴角动起来。我现在一看他这种笑容就知道他要讲自己坏话了。
他说像他这样品位低下的人,买不出比这枚蓝宝石戒指更高雅的订婚礼物了。
我心想,谁说要跟他订婚呢?他自作主张要把我下半辈子归属到他那儿去呢,而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归属到哪里。他从德国晃到美国,又晃到上海,晃晃悠悠做了二十四年寄居客,倒想跟我从长计议?我心里是那样想,但话还说得蛮漂亮,说我多么喜欢蓝宝石,说它是最朴素最低调的瑰宝,所以我喜欢它远超过钻石。
我现在也能看懂杰克布的笑容。哪一种是在笑我满口胡扯,哪一种是笑我胡扯扯得动听,他不相信,但是他爱听,等等。他看着我把戒指在手指上摆弄,让八月底的夕阳投射到那一滴海水般的蓝石头里,脸上就是享受我胡扯的笑容。他可是把我看得太透了,我在唐人街专门挑最大的钻戒试戴,跟表姐们说发了横财一定来买它的情景,他可没忘。他用一个月的薪水,逛了所有旧货店,买下这枚戒指,是倾其所有。
喜欢就好,他说。
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间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位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位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地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住,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1933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之一……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铺子后面是个天井,摆开四张小桌,顶上有葡萄架,中央有一口井。这里是消夏的小天堂,井边吊下一个木桶,木桶拉上来,取出水凉的瓜果、啤酒、汽水。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着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颌,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不止杰克布一人到这里来壮胆,大多数人都从别人均等的恐惧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温馨。这样的集会上,大家热切交流着各种消息:有一个中国人的秘密组织,正在犹太难民中征集志愿者,逃亡到内地。尽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跟上海相比,更难以适应,还是有千余人悄悄报了名,因为这是唯一能逃出“终极解决”的途径。
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晚上的话剧演出。台词是德文的,旁边竖起的白布帘上打出英文字迹,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剧情。彼得母亲的朋友(那对开餐馆的夫妇)扮演剧中的男女主角,让你想到纳粹有多活该,让奥地利戏剧损失了这两颗明星。
杰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个精彩片段,我们的手就热切交流一番。我们的座位是一张上下铺的上铺,和我们同坐的一对男女四十来岁,一面看戏一面从一只扁酒瓶里呷威士忌。“终极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来了,但该喝威士忌还要喝,该看戏还得看。奥地利的话剧明星毫不因为莫测诡异的命运而省一点嗓门,减一点动作。这是一个习惯在末日前照常过活的民族。死亡和灾难留下一个个缝隙,他们在其中独善其身,学十八般手艺。
话剧演完后,杰克布看见了罗恩伯格一家,把我拉过去。我眼睛盯着从后台走出来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围住他们,献的花层层叠叠。女主角走到观众席,跟一个女观众拥抱起来。那个女观众穿着黑色长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转脸,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样的侧面轮廓。紧接着,彼得的妹妹、父亲都从人群里一一浮现。装束讲究的寇恩家成员在向每一个人昭示着,他们有过怎样辉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医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头了。
我在人群里东钻西钻,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发现我。这个难民大营地对我有利,几百张上下铺可以障眼,所以他们陪着男女明星往外走时,没有看见我。
出事就是在话剧上演的夜里。我原先和彼得约好,十一点在他办公室见面,可我被杰克布绊住,只能让他空等。回浦东的渡船已经停了,杰克布提议在汇山路一家小客栈住宿。这家客栈的老板是苏州人,对犹太难民很照顾,一些刚到的难民还没租到房子,他提供低价客房,所以德文、英文都能说几句。老板用英文说房费涨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了。杰克布说那是应该的,米价涨了那么多,老板也是天天要吃大米饭的。老板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现在天天吃大米粥就是福气,偶尔还要吃珍珠米粥。一边说闲话,老板问道:有证件吗?
杰克布掏出他的假难民身份证时,碰响了他衣袋里的钥匙。没有比这天夜里更好的机会了,我可以很容易就拿到钥匙。最迟后天,我和彼得就可以离开上海。
老板找出许多话来聊天,其实是想细看身份证上模糊的字迹和照片。杰克布抱歉说,洗衣服不当心,证件在肥皂水里稍微泡了泡。老板转身把身份证放进了柜台内一个办公桌的抽屉里。
杰克布对我的耳朵悄声用英文说:怕我们夜里偷偷跑了,赖掉房钱。
老板听懂了,笑着说并不怕我们赖账,而是怕违反日本人刚定的新住店规矩。一旦日本人来查夜,会首先柜台查看住店人的证件。
常常有犹太难民来住宿?杰克布问道。看他的样子又要热情搭讪了。
老板回答了几句英文。我慢了半拍的理解力翻译出来是这样:对呀,难民营一屋子几百人,小夫妇们没法过夫妻生活。老夫妇偶尔也会来的。有时他们住店的钱不够,他就给他们打很大的折扣。
老板从一大串钥匙里取出一把,尾巴上拴的布条上写有房间号,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条毛巾、两双木拖鞋、一只便盆,说:喏,都消过毒的。
我们刚要走,他又说:不过像你们一对这样,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我第一次接待。
我们没听明白,请他再讲一遍。
他刚说完第二遍,杰克布哈哈大笑,说:我妻子怎么惹你了,你要中伤她?把她说成日本人。
然后他搂紧我的腰,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不用告诉你,我再一次做了长长的、大汗淋漓的牺牲。然后我躺在熟睡的杰克布旁边,感觉到时间在我太阳穴里敲打,一分一分,微微疼痛地过去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牺牲太大了,把这个杰克布带到危险的上海,让他陷在他那些不可告人的危险活动里,也是牺牲。还有彼得,我的小彼得,不得不去冒囚禁杀头的危险去偷贩盘尼西林,囤粮欺市,多好的一份品行,也给牺牲了,我不成功对得起谁?
杰克布听见我悄悄起床问我干吗。我说我受不了便盆,要去走廊尽头的厕所。他说当心一点,谨防厕所没有灯。后面两个字在他嘴里含混了,再一听,呼吸又扯得很长。我站在那里,黑暗渐渐淡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家具的轮廓浮现出来。杰克布的喘息声又深又长,气息从嘴唇吐出时,轻微地爆破一下,类似活门的声响。世界上竟有如此酣熟的睡眠。下面的一切,我做得近乎完美。就是换了彼得来做,水平也不会更高。
我在走廊辨认杰克布那串钥匙环上的每一把钥匙,然后摘下那把半圆形匙头的。等我把钥匙轻轻放回杰克布的裤袋,海关大钟敲了十一下。一桩长达十分钟的偷窃终于完成。杰克布睡得还是那么好。我再次走出门,在走廊里扣好纽扣,系上鞋带。快要到楼梯口时,我用手指把头发理整齐,又从皮包里掏出口红,抹了抹,一边在想,这个钟点抹口红真不是个东西。
走到柜台时,看见守夜的是个年轻男人。我留了张字条,写了几句话给杰克布,大意是告诉他我回家了,怕我继母担心我。
我皮包里剩下的钱只够付黄包车费。我不知道心急火燎往家里奔是奔什么?也许预兆这东西是存在的,但当时我只想快快回家,快快洗个澡,把麦秸上的一夜、客栈里的半夜,通通洗下去,把自己再洗成彼得的。不洗,我自己都没法和自己相处。
那个夜晚是必须清清楚楚告诉你的。那时上海还没有这么热,离现在热门话题所说的全球变暖还早。所以1942年8月30日的夜风一阵一阵过来时,凉得激人。我到家刚洗了澡,电话铃就响了。午夜的电话都是不能接的,一接肯定没好事。果然,世海万分紧急地请我立刻去找彼得,有个受重伤的垂危的人急需救护。
我问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他的声音和萨克斯管混在一起。
他在我家附近一个舞厅里,用的是公用电话,趁着红男绿女的笑声把消息传递过来。我们的英文对话让凯瑟琳和顾妈听去,大概是小两口的无聊斗气。
我说我疯了吗,半夜十二点去把彼得叫出来。
接下去温世海拿出了另一种腔调。他说彼得不敢不救这个人,因为他就是盘尼西林的买主。彼得从他手里赚过多少钱,好几个人都清楚。
我说他小小年纪学会耍流氓,搞讹诈算什么抗日好汉!
我把电话一挂就上楼睡觉去了。五分钟左右,我卧室的窗户被一颗小石子击了一记。我怕凯瑟琳和顾妈听见,在第二颗小石子打上来的时候,匆匆套上衣服。
温世海一见我便用英文说:May姐姐,你不愿被牵连进去,就把彼得·寇恩家的地址告诉我好了。
你去见鬼!我怕什么牵连?你不是早就牵连了我!我的美国平民英文又快又侉,揭他的短:曾经把抗日宣传品藏在我的阳伞里,又在吃不消拷打时把我介绍给了日本宪兵。
我们是迫不得已来求助你的。
这时我才看见马路对面还站着一个人,身后停着两辆黄包车,车夫当然是他们的同志。我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你们为什么不送他去急救室?任何医院都有急救室!
如果能送他去急救室,我会来这里求你吗?
你这是求?你在绑架我!
那是你的理解。
我只好跟他们一块往虹口去。两辆黄包车开始飞奔,温家小少爷坐在我左边,眼睛看着我,好像说只要我狗胆够大,敢跳车,他会露出好汉本色,对我拔出手枪。
快要到外白渡桥了,世海把手枪往身子下面的坐垫里一塞,伸手搂住我的腰。日本兵搜身时,世海和他的那位同志的鞠躬和日语都非常正宗。日本人眼里,我们一行无非是上海滩的纨绔男女,对此类男女,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可以做我们的主,谁来了谁去了都不碍我们的事,一样的夜夜笙箫。
过了桥我们的英文对话又续起来。他说这个伤员是日方通缉的新四军军官,在上海领导地下党为新四军搞募捐,买药买兵工设备。十点左右他们正从苏州河起航,被鬼子的巡逻艇发现。牺牲了两个新四军,那个军官也负了重伤,但在几个同志掩护下逃了出来。两船的药品和枪械修理机床,以及一些初步实验成功的特殊武器,落到了敌人手里。局势非常严重,也许紧接而来的是全城范围的大搜查,因为日本人发现居然有人在上海开抗日兵工厂。
这事杰克布知道吗?我问。
我们找不着他,世海答道。
整个事端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头绪。温世海这个小抗日英雄把杰克布拉入了抗日武器的秘密制造。他们用了犹太难民的精华,比如罗恩伯格的技术发明,杰克布的社交周旋能力,把相当先进的军工产品输送给了抗日力量。所以下面我不是用提问而是用推断把细节侦察出来的。
那种燃烧油膏做的燃烧弹摧毁力很有限,我说。
如果一个班的鬼子在睡觉,扔一颗进去,能烧伤一多半,他说。
主要是烧仓库、停泊的飞机,比较好用,我说。
那倒不见得,袭击火车、运士兵和军械的卡车,都很好用,他说。
我心想,原来杰克布整天就在忙这个。
罗恩伯格在你爹地的公司搞出这项发明,看来是间接地反法西斯了。
罗恩伯格和我爹地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派了什么用场。
真不知道?
我爹地是真不知道,罗恩伯格是不愿意知道,所以请你帮着隐瞒。
我也不愿意知道,所以等于不知道。
温少爷呵呵地乐,一派久违的顽童感出来了。借着路灯一看,他上下眼皮那些未老先衰的皱纹全没了。过去他只是没找到有劲的事做,才会没长大先长老。
凌晨的路好走,我们很快就到了彼得家的弄堂口。
温世海把烟纸店的窗子敲开,说是要付双倍的钱打电话。
我拨通了彼得家房东的电话号码,用英文堵住他的啰唆,请他务必叫彼得·寇恩来听电话。三分钟后,睡意蒙眬的彼得来了。
我说:听着,彼得,我被绑架了。
什么?他下了夜班,刚睡了一小时,一定以为噩梦成真。
你马上到弄堂口来。
……要我给巡捕房打电话吗?
彼得呀彼得,这种时刻还向我讨主张。
你到弄堂口来,什么都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把枪口顶在我脊梁上的是温世海。他们需要你的救护。
伤在哪里?
我看了一眼世海,他飞快地指指肝部。我对着电话筒说:肝。
叫他把能堵塞上去的东西立刻堵塞!衬衫、棉衣里抽出的棉花什么的,压住!以免失血过多!我这就下来!
我鼻腔酸胀,两眼泪水滚烫:彼得这么在乎我。他上了钩,就因为在乎我。
世海的那个同志始终没吭过一声,此时说:你俩别动!他不是本地人,听上去带常州口音。看不清他的年纪,但从他动作的敏捷程度看,惯于非侠即盗的生活。他横着身屈着腿,紧贴楼房的一溜门洞跑过去,跑得比我这样的人正常短跑还快。然后,他脊梁贴在彼得家门洞的旁边,身体贴得又薄又扁,都贴没了。他两手都拿着手枪,枪口一只明一只暗,明的对准即将出现的彼得,暗的把可能发生的突变都罩在里面。
我和温世海等在弄堂口的黑影里。世海那支枪对着我,我耳语说他别一慌神走了火,真把我毙了。他耳语安慰我说不会的,枪保险关着呢。
门一响,彼得走出来,正在愣神,双枪大侠已把右手的手枪抵在他后腰上。我在黑影里看得清清楚楚,彼得的双手飞快地举过头。
我用上海话骂了温世海一句:下作坯,求人家救命动枪做啥!
我的一声骂让那位大侠火了,一支枪口马上指向我。
彼得两手举在耳边,头半耷拉着。他已明白温世海并没有受伤,而他们挟持我和他,想必有更危险的目的。
他们把我们押到里弄口,我还是跟世海乘一辆黄包车,彼得旁边坐着那个双枪好汉。
车跑起来后,世海的手在口袋里弄出一声响,是金属的碰击声。我用英文问他: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关上手枪保险。
我用鼻子笑了一声。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释说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们同志之间也不敢完全信任。现在他真的把枪保险关上了。
也就是说,刚才在弄堂口,他对准我的枪口,果真卧了一颗充满杀机的子弹。假如我朝还没出门的彼得喊一句:别出来,这是个圈套……那颗子弹也许已经在我正冷却的身体里了。世界上刹那间转变的敌与友、亲与仇、生与死还少吗?1938年11月,那个犹太青年在法国向德国领事馆三等秘书开枪的刹那,给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实,导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温家小少爷的一颗子弹,险些划时代地改变了我们的亲、仇关系。
到了毕勋路,我看见一辆马车停在犹太医院门外不远处。车厢里跳下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把另一个人抱下来。彼得动作也飞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脉搏,检查他的枪伤。
他对温世海说:要手术。我没办法手术,没有执照。
温世海跟那个双枪大侠小声嘀咕了一句,又回过头对彼得用英文说:有没有执照我们不在乎。
彼得说:我在乎。没有执照,就是技术不过关。
温世海又从大侠那里讨来了指示:过不过关都得做。
然后彼得改口说了一句德语。世海犹豫了一下,让彼得再说一遍。他听德语的时候脸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这样就可以离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说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强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简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门铃被按响了。门房是个中国汉子,把门上的一个小方洞打开,问道:啥人啊?
双枪大侠右手的手枪已经捅进那个方洞。常州话被他一说,毫不软弱:出一声就打死你!
大门被拉开,常州人先进去把门房绑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后把我们放进去。穿过冬青树通道,就是主楼。楼上只有每层的医护值班室亮着灯。虽然在枪口的逼视下,彼得依然冷静地向这一行人打手势,让他们闭住嘴,放轻脚步。
就在我们进入一扇大门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语问了世海一句话。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话。
温世海这次是用德语回答他的。俩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得轻轻地推开门,下巴向里面一摆。人们一点声响也没有,飞快地沿着走廊小跑。
我赶到彼得旁边,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这样就好了许多。我们非得这样定定神,压压惊。
手术室在一楼,门是无法开的。常州口音的抗日志士向那个架扶伤员的悄声交代了一句,那人把伤员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听见侧面的窗子轻轻响了一下。门从里面打开了。彼得立刻说:不要开灯。
走进手术室,彼得从门边一个挂衣架上取下一只巨大的手电筒。挂衣架上有七八只同样的手电筒,是为了常常发生的断电准备的。他轻声指示道,为了手术不被打扰,只能用手电的光源,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做他的无影灯架。只要一开灯,马上会引来值夜班的医生或护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没有麻醉师,手术还是做不了。温世海把话翻译过去,双枪大侠一口常州土话,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说麻醉弄不好会出性命。
伤员突然开口了,说:出了性命再说。他基本没有声音,就剩下气了。
彼得仍说他不敢做。常州人说:你有意拖时间!做盘尼西林的地下买卖,你胆子大得很啊!他的枪朝上升了升,枪口和彼得的太阳穴平齐。
彼得从柜子里取出消毒手术大褂,让每个人都穿上。然后他让每个人都去洗手,戴上胶皮手套。
双枪大侠就像没听见,仍然握着双枪,枪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紧。
彼得问我能不能替他递工具。我有什么办法,只能点点头。他把刀、钳、镊子、剪刀……的名称一样样告诉我,说:亲爱的,用力气记,会记住的。
手术在三只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却不乱,不时说:灯光近一点!左边!右边!我一手拿手电筒,另一只手还要给他递工具。有时我两只手弄错,把手电筒递给他。他也不吱声,自己伸手在工具盘里飞快地拣出他要的工具。
手术室是一间大屋,中间拉了一块白布帘,大约以此来隔开另一张手术床。
我举手电筒的胳膊开始还觉得累、酸,渐渐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化成了那只巨大手电筒的支架。
直到最后一针缝合,我都没感觉自己只换了一只手术鞋,另一只脚仍穿着半高跟凉鞋。整个手术有两个多小时,我始终这么一脚高一脚低地站着。
彼得把两只血淋淋的手套摘下来,然后各个柜子里去找消炎药。但一颗药也没找着。他想到布帘子的那一边,说不定会有个药柜。
刚一拉开布帘,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至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
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
那一枪打在哪里?
打穿了动脉。
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
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住,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别,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飘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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