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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无罪谋杀第三十章 临终的忏悔

第三十章 临终的忏悔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却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之心在花前月下订立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是幸福的。

        何人知道,他只能听天由命了。时间过得真慢!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何人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多次要求他给介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

        何人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杯啤酒,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杜邦笑了,“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她很漂亮吗?”

        20日早上。

        何人别无选择,只好又点了点头。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何人又点了点头。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实施这个方案。这会使我的心中产生奇怪的快感。

        杨先生死了。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虽然何人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

        说笑之间,汽车来到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停着两警车,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何人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然而,你突然闯入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进门后,杜邦看了看何人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汉语说:“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我们认为,你应该为杨先生的死负责。”

        “老先生?那就更时髦啦!”

        来到二楼,他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从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门里走去。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敢去‘裸滩’呢?”何人决定反击。

        “你是个作家?”

        

        “得,得,还是谈你们的同性恋吧!”何人知道,每当他和杜邦发生争论的时候,杜邦就会提起“文化大革命”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何人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杜邦说,杨先生还留了一份遗书,把他的财产都赠与他的爱人,好像姓宋。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那你们的公共浴池算什么?”

        何人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他和杜邦告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杜邦祝他一路平安。

        这确是杨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我又逃回法国,过起隐居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何人跟着杜邦走下楼,办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他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眼生活了两个月的地方,钻进杜邦的小汽车。他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朋友那里取封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也许我讲这句话已经多余,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其实何人现在也不想走。虽然他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他也会感到遗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决定,并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他们送了出来。

        “怎么样?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不过我们的同性恋吧?一比零!”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你去看过啦?”杜邦诧异地看了何人一眼。

        他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忆杨先生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联系。

        “我们这样说是根据杨先生临死前写的那封信。”警察不动声色。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当然可以。”警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夹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两张复印纸,递了过来。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他站起身来,觉得不能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什么。他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警察首先查问何人的身份。何人给他看了护照,说自己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何人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何人说来找杨先生。他问何人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何人说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何人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何人说是昨天晚上。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何人送他回家,时间大概是半夜12点钟。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何人点了点头。

        “我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间,我绝对是个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没门!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留学生,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何人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未能驱走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心头的阴影。他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他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两张信纸,又仔细地阅读起来——

        10月19日早上,何人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归咎于那些1996年产的波尔多葡萄酒。他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行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房门。

        杜邦若无其事地问好,然后故意问能否让他们进屋。何人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边,尽量保持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中国人可没有那种习惯!”

        何人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动作,以便让自己感觉时间不那么难熬。他等待着,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应该来。

        何人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能看看吗?”

        “那可是男女分开的。”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终于,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他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开门。

        “还是同性恋。”

        “谈什么?把每周五天工作制改成四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是男的。”

        何人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之后,要求看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何人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后才能走。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杜邦让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私生活的,便决定住回那家旅馆。于是,他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佐敦公园。他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他又看到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还有你们的‘裸滩’!”何人知道杜邦对那种集体在草地或海滩上裸露身体的行为不以为然。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证据学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把它交给需要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

        “不是,我们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为了摆脱,他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知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竭力追寻杨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何人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他不住地问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他,没有看到他的小说,还会自杀吗?难道,是他杀害了杨先生?不,杨先生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向死亡的……何人的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他的心灵。

        一位警察拦住他,用他听不懂的法语问话。他连忙用英语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时,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翻译。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警察让何人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他说杨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何人讲一下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说他们在现场发现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何人说那信一定是给他的,因为据他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他这一个中国朋友,而且杨先生说过要让他给国内带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说现在还不能让他看,要等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他。他说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对警方的调查很有帮助。警察说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何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信交给何人。何人在心里骂了一句,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人。他们相识多年。何人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何人故作沉着地说:“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他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的那个警察。

        “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何人乘胜追击。

        “为什么?”何人站了起来。

        杨先生的死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已经怀疑他了。如果杨先生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那他该怎么办?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证据呢?但愿杨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他开这个玩笑,不要给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他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然而,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场,一关就是八年!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习惯。”杜邦的口气果然疲软了。

        “那就是同性恋了,你可真时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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