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一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自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不仅对党的团结造成了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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