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团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那么邓将通过改正自己的态度而作出反应。事实上，邓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10月，邓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以前毛对他的指责，不仅对其原因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表示他当时就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份讲清了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声明。

        “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农业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严重缺乏，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工业处于下降状态。据各地汇报的数字，轻工业的产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业遭受的冲击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即使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也带有它的痕迹：标题中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都直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称姓，为的是使大家在危难中感到一种凝聚力，此外，新闻纸的质量下降得太厉害；以攻致报纸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毛和邓的意见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显，但他们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的盾并不突出。如邓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没有被官方媒介点名批判，只是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位于刘少奇这个第一号人物之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准备把邓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区别开来，甚至在1966年底邓退出领导班子后，他仍坚持保留邓的党籍。另一方面，这是邓不依赖毛泽东而自己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时期。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变化，使邓和那些与他一道发起1978年改革的人们来往得更密切。事实证明许多政策，特别是六十年代早期为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那些政策，都是后来改革的核心基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批判“刘、邓”，但当时与邓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刘少奇而是彭真，邓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同周恩来也是这样，他总是尊周为兄长（用他自己1980年的话来说），而不是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市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整个六十年代早期，他们携手制定出许多领域的改革方针。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

        这种对中共领导层的傲慢态度不是毛的习惯作风。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副手刘少奇。实际上在当时官方的排名中，邓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风”外，还以这种方式来考查当时的形势和人。

        这种关系从1962年才开始改变，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显。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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