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毛是什么时候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中共领导班子进行这样大规模攻击的。1980—1981年期间中共正式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邓有一次说毛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对老干部进行这样残酷的打击。有一种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关键人物，并赋予他们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新旧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矛盾斗争的发展。在邓看来毛所起用的那些关键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帮”、康生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物，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并包括在1966年底之后他自己的命运。

        人们根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前后的一贯表现，认为邓现在把他说成是始终忠于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总的来说无论邓可能对个人崇拜有什么保留意见，就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些保留意见似乎都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整个60年代，他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对共青团的讲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促进中国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

        在1966年间，当邓接受批判时，他做了自我批评，邓坚信和毛的关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动。罗瑞卿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毛坚持说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邓不相信对罗的指控，但还是接受了毛的决定，并参加了那次对罗进行处分的会议。同样他不仅在1966年5月参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职务的会议，而且和刘少奇一起继续领导新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的8月和10月，也继续参加了红卫兵接见。

        显而易见，评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阴谋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的。至少尽管搞阴谋的细节是很难找到的，但是由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开始利用集权政治体制的各个不同部门，部署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设法贯彻他们自己的各项政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在来自决策机构外红卫兵的各种压力之下，政治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个时候，毛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央的部分领导，特别是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有刘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职务，这也似乎是可能的。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开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显地被毛考虑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给彭真的任务是把整风和政治化运动扩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当这个小组在1966年2月汇报工作的时候遭到了反对，导致了彭真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免职。和他一起被免职的还其他几位领导人，包括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尽管毛当时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由刘少奇和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邓再一次尽力减少损失，主要通过保证彭真的北京市市长职务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邓以前的一个部下，然而，形势基本上还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之类的人，他们此时正极力提倡实行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

        到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邓发现自己和刘少奇一起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受到批判，而当他参加群众会议时，也时常不正式地受到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当被批斗时，他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好的。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据报导说他被陈伯达列为“错误路线的先锋”，尽管人们说毛曾经又给过邓和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然而到了10月，邓的处境更恶劣。他被迫交出一分正式的自我批评——详细叙述他一度是怎样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邓也明显地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他继续参加批斗会和红卫兵接见会，在12月初他还参加了林彪召集的讨论工业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资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领导人，都明显地呼吁停止党内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然而，此举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级领导人被免职。从邓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看，他不仅把毛泽东的行为与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们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且还特别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正义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和所有被清除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污蔑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他没有被官方直接点名，而仅仅是间接地批判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墙上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出版物都详细地分析了他的罪状。根据这样的一些记录，可以知道，他当时不断地通过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来表明他是无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判虽未经官方正式传达过，但却详细论述了邓对修正主义政策的拥护和他的个人行为。毛的主要不满之一是邓在“大跃进”后以各种方式来使毛退下来。这时，他也许忘了退居二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刘和邓的建议。另外，据毛所说：在开会时，邓常常尽可能坐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样可以不必听主席在说什么——尽管邓的右耳极度失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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