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邓小平非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为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刊载了大量的邓和他的孩子和孙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评家也评论说，这样的描绘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们，热衷于抱着小孩或和家人们在一起照像，据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变得和蔼可亲，使人们看上去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缩短了与群众的距离。这甚至对邓小平来说也不例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邓肯定会为了树立一种形象而竭尽全力的。

        邓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他的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样认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许多革命家那样——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邓成功地把他那种深厚的家庭观念保持下来了。在1949年，离家29年之后，当他重返重庆时，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继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简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设法照料他继母，在1967年中和之后，流放江西的日子里，他尽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团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邓不管什么时候到各省去视察，不管离北京有多远，他的身边总是要带上一个孙子（女）。有关邓个性方面的可信赖的资料很少，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邓被描述为一个说话简洁、心底善良的人，是一个喜欢饮食的人和足球爱好者，邓榕在这本传记中和其他书中，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不愿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内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毛也说了邓的一些优点：“邓是一个难得的人材。邓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问题。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处理难题时很负责。”然而，毛还说邓有点固执，好与人顶撞。毛得出的结论是：“邓的思想是圆的但他的行动是方的。”这些品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包含了邓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的艰难经历。

        似乎是邓的外表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这与其说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邓只有五英尺多高——还不如说是他的脸起的作用。邓从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显示出一个可爱而又坦率的表情。邓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从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开始，邓就成了积极的高水准的桥牌手——胡耀邦和万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显他从不为金钱打牌，因为他宁愿在输了的时候钻桌子。另外在邓的性格中还有刚正不阿的一面。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初还有在1973年到1978年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他所表现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见证。用毛的话来说，邓是“棉里藏针”。总之，不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一样，他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例外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别反感的激进分子。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说“和邓小平在一起讨论问题比把梯子靠在天上还难。”反过来，邓小平似乎也从不掩盖他对江青或林彪的憎恶。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邓把遵循党内民主准则的意愿扩大到他本来应该憎恶的那些人身上。华国锋取代了他，在1976年成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1978年后当邓重新掌权时，他愿意向华伸出友谊的手。1933年邓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监禁，可能还受到了拷打。甚至当时邓的妻子金维映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然而在后来邓不仅能和李维汉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儿子还受到了邓的保护，成了政治局委员。

        同时，邓也不会忘记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样。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在当时的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过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邓一起在1933年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像毛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公众才知道了毛泽覃，1986年邓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泽覃烈士纪念碑，并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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