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的抵制。还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的传统。邓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到，这些讲话主要是对党在四十年代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邓强调依靠坚持党的民主、依靠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邓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领域。考虑到中国自我封闭了数年之后，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将要与过去进行更彻底的决裂。

        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想（1981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他反复回顾了四十年代，并以四十年代党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从邓对1956年八大历史功绩的再次肯定，和强调八大路线的正确来判断，他在中共的传统中寻求改革的正统性。八十年代期间，八大被说成是一次模范的代表大会，并且重新出版了精装和平装的八大文献，邓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八大坚持了党的传统，特别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当时正是邓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党的章程，这次党的章程的修改，删掉了涉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邓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传统，突出暴露了他在社会与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邓的传统主义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中共的黄金时代——可能是1956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来证明现代中共政治的正确。然而，那种黄金时代未必长期存在过，或许仅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过，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由这样的历史或传统形成观念，面对如此剧变和不同的环境时，其本质就决定了它是不会有太大的灵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与政治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邓的那种原则性的反应。鉴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邓要么将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要么将作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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