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驱车行驶在沙丘上，穿行在风雨和沙砾中，一直开到将我家与里奥和玛丽家分隔开来的小山山顶。当地人管这座山叫作“比尔之齿”，以纪念当地传说中的走私者。据说，这片海滩曾是二战“凯瑟琳计划”期间纳粹为爱尔兰共和军卸载武器的海滩之一。如同克兰布朗镇其他所有流传的故事一样，这段历史既没有被史书记载，也没有被人们否定。于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信不信由你”的故事。
一棵扭曲的老榆树——干枯交错的枝丫诉说着几百年来风沙的侵袭——是茫茫沙丘中唯一的标志。再远一些，可以看到一个十米高的小悬崖，缓缓向海滩倾斜。那里也是道路的分叉点：一边是通往克兰布朗镇的湿地；另一边则是通往矗立在海滩尽头仅有的两栋房子，左边住着皮特·哈珀，右边住着里奥·柯根和玛丽·柯根。
我停下车，逗留了一会儿。在夜晚的黑暗中，依稀可见白如绸缎的浪头拍打在海滩上。远处，一道道闪电开始在海面上聚集。漆黑的海滩上没有灯光，只有偶尔闪烁的金色的灯塔，在遥远的岬角上追逐着暗夜。
五分钟后，我看到了柯根家的灯光。他的房子也建在海滩的尽头，一块黑黑的厚石板标志着柔软的沙滩与尖锐危险的暗礁的界限。房屋的结构也是紧凑型的，还进行了拓宽处理（里奥跟我坦白，这同样也是采用了不合法的建造方式），以便建造一个与厨房相通的车库。
我将车停在围栏外，旁边停放着一辆我从未见过的福特旅行轿车。我朝房子走去，雨滴像子弹一样砸在我身上，同时夹杂着恼人的沙砾，如同成千上万根针扎进皮肤。里奥一定是看到了车灯，他带了伞出门迎接我。
他个头跟我一般高，运动员般健硕的身体，对于一个60岁的人来说这着实令人羡慕。他的下巴很尖，白发剃成寸头，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灿烂的笑容。他沿着花园的石子路朝我跑来，一路闪避着水坑。我们在路中间相遇，拍打肩膀以示问候。风呼呼地刮着，我们朝家里跑去。
“还以为你不来了，”我们一跳进屋檐下他便开口说，“就下这么点儿毛毛雨。”
“是呀，”我说，“只是夏日里的雷阵雨嘛。”
我们朝地平线望去，眯着眼睛阻挡沙子。暴风雨的前端离海岸只有五六英里了。海面上开始出现了闪电。
里奥抓住我的手臂。
“我们快进去吧，要不待会儿得成落汤鸡了。”
里奥和玛丽的家布置得非常温馨，乡村风格的装饰丝毫不显得奢华。房里放置了一台大电视，一架玛丽用来学习弹奏的立式钢琴，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陈列着旅行书籍和大量的照片。斗橱和书架上挂着用蜡笔和水彩画成的爱尔兰风景画，画上可以看到玛丽的签名（“M.柯根”）。我也有一幅这样的画，是几个月前玛丽送我的，现在挂在壁炉上方。
我一进门玛丽就来迎接我了。她身材瘦高，谈吐优雅。我一直觉得她出身名门望族，直到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内华达州从事批发贸易的工作。她和里奥非常般配，她也像是与魔鬼达成了永葆好身材的协议。有一次，我的好朋友朱迪·加拉格尔甚至开玩笑说他俩可能是吸血鬼。因为玛丽的皮肤比29岁的朱迪的皮肤还好。毫无疑问，玛丽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在镇里拥有超高的回头率（有的男人甚至为她扭断脖子）。
今晚，奥洛克夫妇——弗兰克和劳拉也在宾客之列。他们在主街开了一家经营鲜花和手工艺品的商店。玛丽最近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而我只是在镇上见过他们。里奥跟我坦白说他们有些傲慢——“总是夸夸其谈，毫不避讳地贬低镇上的居民，好像自己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他也承认，有时候你不得不努力社交，尤其是在这个冬天只有150户住户的克兰布朗小镇。
亲吻脸颊致意后，玛丽向我介绍奥洛克夫妇。他们正坐在壁炉旁的沙发上，不断称赞里奥为他们倒的白兰地，不一会儿，里奥也给我倒了一杯。 劳拉一看到我起身，就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手指交叉着说“很荣幸”认识我，“我收集了您的几张唱片，每首歌都特别喜欢，比如……比如……”一边说着一边给我腾地方，用手拍拍沙发让我坐下。“我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里奥跟我们讲，您有时候也会为他们弹奏，”她指了指钢琴，说，“您能为我们弹奏一曲吗？”
我恶狠狠地瞥了里奥一眼，而他只回了我一个木讷的微笑。我决定拿出内心善良的一面，慷慨地回答劳拉·奥洛克无穷无尽的问题，同时希望她那个瘦脸、目光呆滞的丈夫能够扮演社交润滑剂的角色，劝劝他妻子不要再用这些问题来烦我了。然而我的心愿并没有实现。我端着一杯满到快溢出的白兰地坐在她身旁，接受她连珠炮般的问题轰炸： “两年前我在电视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晚会上见过您，您从达伦·弗林和凯特·温斯莱特手中接过奖杯，噢，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您就坐在我面前！”说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咯咯笑，那笑声惹得我也笑出了声。里奥也笑了，奥洛克先生喝完一杯白兰地，准备满上第二杯。“哈珀先生，快跟我讲讲凯特这个人如何……”
我耐着性子讲了几则陈年旧闻，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都属于我两年前的生活了。对话一直持续到玛丽招呼我们上桌。谢天谢地。
奥洛克夫妇先就座，劳拉在她和她丈夫之间为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我机智地躲开陷阱，挑了个角落坐下来，挨着里奥，正对着玛丽。玛丽已经把拌有通心粉和醋汁大虾的沙拉端上了桌。在奥洛克夫人展开她的问题攻势之前，我抢先评论了一下这场暴风雨，试图转移接下来的晚餐的话题。
“似乎越来越糟糕了，”我说，“我好像听说风速会达到每小时55英里。”
“每小时55海里都很正常，甚至更快，”里奥说，“但像这么多闪电倒是没有过。今天下午我通过收音机问了多内加尔气象站，他们说这场暴风雨会持续到明天早晨。”
“你是收音机发烧友啊？”弗兰克·奥洛克问里奥。
“不是，我只是用收音机来配合民事防护，偶尔也和多诺万还有其他渔民联系。我主要是把它当作应急手段，这儿的电话信号时断时续的。”
“对，”奥洛克说，“连克兰布朗的信号都不好，我无法想象这里该成什么样了。”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如何，哈珀先生？”劳拉插话道，“您不害怕吧？当然，您不必担心，这儿从未发生过什么。”
“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我回答说，“实际上……”
“虽然最近我听到一些流言，您知道吗，”她抓住我短暂的沉默继续说道，“比如说，肯尼迪商店被偷过，还有，弗镇附近一栋房子在主人睡觉的时候被洗劫一空。当然了，这都是孤立事件，之前确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据说是东欧的一个黑帮干的。虽然弗兰克说这是卖报警系统的商家编造的假消息。”
“我同意，”里奥说，“我可不信有罪犯会到这天涯海角来偷电视机。我反正不会害怕。”
“说得好，里奥。”我说。
“玛丽呢？”弗兰克问。玛丽出神地望着酒杯深处沉默了一秒，“你对你们独自住在偏僻的海滩上怎么看？”弗兰克继续问道。
“说实话，我们没想过，”她说，“我们在危险得多的地方住过，除了一些小的偷盗以外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和里奥在一起，谁会到这个人迹罕至的犄角旮旯来偷东西？对盗窃团伙来说更合适的地方多的是……”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一声巨响打断了关于小偷的话题，大家又开始讨论天气。
“终于开始了。据说这还不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大雨，八月的雨水很多。说不定咱们又得遭遇两年前的那场洪水呢。”
弗兰克·奥洛克讲述了他的朋友是如何在2008年戈尔韦发洪水的某个夜晚损失了几千欧元。里奥说，全世界都被气候变化搞疯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晚这样的积雨云。”玛丽说。
“积雨云？”我问。
“就像这样的云。在这里非常罕见。我毫不怀疑这一切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我记得在《国家地理》上读过，爱尔兰的气候受墨西哥湾的洋流影响。如果没有那些暖流，这儿的气候也不会如此温和。但是现在这些暖流似乎开始减弱，这就是形成大风的原因。如今鸟类的迁徙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屋外，风暴正在集聚能量，闪电每隔一分钟重复一次。客厅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一会儿我们处于黑暗中，仅有壁炉闪烁着火光，一会儿雷声在头顶上轰鸣，打断我们的谈话，雷声过后我们再开着玩笑继续交谈。
但是，劳拉·奥洛克并不会因为任何事分心，吃完第一道菜，她又开始盘问我：“您为什么选择克兰布朗？打算长住吗？”
头盘和美酒让我很愉快，我又有心情可以聊天了，于是回答说，这是我第二次蛰居在多内加尔进行创作。上次是将近十五年前，那时我住在拉吉斯兰山上的朋友家，对面有一片与现在我每天早上望到的一样的海滩。
“我在都柏林长大，”我说，“小时候常常和父母在夏天来到多内加尔，这是一个仍然能让我感到快乐的地方，给我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使我想起儿时的幸福时光。”
话音刚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谈论到了一个危险的话题，我并不想说这些。劳拉也发现了这一点。
“你有家人吗？”她问。
“有。” 我用低沉得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两个孩子。”
“他们两周后会来过暑假，是吗？”里奥插话道。
“是的，他们来消暑。我希望他们会喜欢多内加尔。”我说。
“当然啦。他们会爱上这里的！”玛丽连忙说道。
劳拉的表情像是发现了金矿，但又不好意思立即挖掘。于是再次堆砌出自以为是的笑容，问了我一个万众期待的问题。
“你结婚了？还是……”
“离婚了。”我回答。
“噢，抱歉。这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的表妹贝斯最近……”
里奥赶紧给大家斟酒，试图将话题转移开。玛丽也站起来收集餐盘，询问每人对牛排的喜好。我起身帮她，一进厨房我就朝她眨眼睛并低声对她说了声“谢谢”。
主菜是牛排、土豆泥、蔬菜拼盘。我终于能稍微喘口气。劳拉仿佛对我失去了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像一块难啃的骨头——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柯根夫妇身上。听说他们来自波特兰，而劳拉有个表妹也住在那儿。他们什么时候决定搬到爱尔兰的？他们真在亚洲住了很多年吗？
我猜想小镇一定散布了关于我们这些“新邻居”的许多故事，也许这就是小镇的生存逻辑。一个如此小的镇子理应自我保护，所以镇上的居民迫切想认识外来者，了解每一个人的过去。劳拉只是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整晚不断地向我们发问。里奥比我大方，每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棒。再加上喝了点小酒，他打开话匣子，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生活和遍布世界的足迹。
他说，在他2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放弃拳击，离开内华达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做职业保镖。玛丽当时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她每周五晚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里跳舞，还曾给像汤姆·琼斯之类的明星做过伴唱。从离开内华达州起他们便踏上了永不回头的旅途。玛丽的母亲去世时他们回去待了三个月，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踏上过归途。他们在世上已经无牵无挂。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他们开始考虑归隐的生活。“有两个地方一直在我们脑海里盘旋：爱尔兰和泰国。我认识很多在泰国安度晚年的人，50岁起你就可以拿永久签证，用西方国家的养老金在那边生活绰绰有余。但玛丽总是跟我提起欧洲，还有爱尔兰古老的海滩……”
关于里奥来到克兰布朗的故事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于是，我的思绪逐渐飘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些在脑海里翻腾……特别是……那个声音，那个我刚才离开家时从身体里发出的声音。
你有时也会听到的声音。
下一秒我仿佛离开了柯根夫妇的客厅，回到了童年居住过的都柏林北部库姆附近的家，回到了那间壁炉里总是储满了木炭的客厅。
“我们家族拥有超强的直觉，皮特，你永远记住。”
当我们两人独处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非常自然地跟我提起这一点。关于第六感、守护天使，以及那个保护我们的声音。
“你要用心倾听，它是来帮咱们的。”
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有时候会对她们说话，保护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
“好，现在她要开始讲文森特和校车的故事了，”父亲发现母亲在说这件事时，他总会这么说，“你可别到外面到处跟人讲，说不定哪天你就被关进精神病院咯！”
“孩子他爸！你真是个没有信仰的人， ”我的母亲总会这样温柔地斥责他，然后转过来微笑着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说，“你听过这个故事吗，皮特？我的哥哥文森特，上帝保佑，差点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事故了。他的校车和一辆卡车相撞，死了十八个小孩、一位司机和一位老师。但是文森特不在那辆车上，那是他唯一一次错过了校车。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天，他正要出门的时候，我的母亲发现他校服上的纽扣松了，便拿出针线包迅速帮他缝上，文森特不愿意等，因为就要迟到了。就在那时，那个声音对我妈妈说：‘今天别让小文尼出门。’于是我妈妈尽可能慢条斯理地缝那枚纽扣，她故意把纽扣和里面的衬衫缝合到一起，再装作惊讶的样子，拆了重新缝。文森特吵闹着，他就要错过校车了。‘赶不上就赶不上！’妈妈大声说。之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那天，他的朋友无一人生还。”
有几次我父亲生气了，对母亲说这些故事无益于我的教育，我要是尽信那些鬼神预言之说，也只不过是为自己虚妄的希望徒增一分奇迹的念想。而且父亲也认为，信这些预测未来的事除了显得愚蠢，还与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相悖。
“全天下的妈妈看到孩子出门都会担心。那天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那辆校车会出事故，而你妈妈却认为……”
但我母亲坚持说那不是唯一一次，在她自己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1968年3月24日那天早上呢？你就睡在我旁边，不记得了吗？”
“噢，不记得了。”
父亲记得。母亲后来告诉我，在一个漫长的午后，父亲去了酒馆，我在家学钢琴，母亲烤着火，坐在沙发上织围巾。“我从噩梦中哭着醒来，梦里有一片墓地，里面挤满了爱尔兰人。我知道有坏事降临，便告诉了你爸爸。他让我别担心，说只是一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我当时浑身颤抖，像是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样。
“后来有天中午，我正听着广播做菜，新闻里说一架从科克飞往伦敦的飞机在海上失踪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手里的平底锅哐当掉到地上，我向后退了几步。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得知爱尔兰航空的飞机在离韦克斯福德数英里之外坠毁，61名乘客以及一名机组人员遇难……你爸爸脸色苍白地回到家，倒在床上，之后至少一年内他都不想提及这件事，但是，事情就如我跟你所说的那样发生了。”
这是最奇特的故事，但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有时候只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最终却在现实中发生，比如，“今天早上凯蒂·肯尼迪脸白得像死人…… ”三个月后我们去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死于骨癌；有时候是一个声音，比如，“我放在厨房的溶剂到哪儿去了？”爸爸问，妈妈说她扔窗外边了，以后别在厨房里放这种东西，“一个声音给我描述了烧焦的喉咙，以及变成哑巴的人”。爸爸呢？当然了，永远闭着眼睛叹口气，然后告诫说别在外面去说这些事。噢，妈妈，妈妈……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皮特，你很特别。你看你在琴键上弹奏出多么美妙的音符呀，它们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从你自己身体里某个美好的地方来的。你是一个小天使，明白吗？也许某一天你也会听到那个声音。”
“但我不想听到什么声音，妈妈。爸爸说那是疯话，别人听到了会把我关起来的。”
我母亲用双手捂了捂我的耳朵，抚过我的眼睛，然后温柔地捏了捏我的鼻子。
“疯狂是把生活当作没有尽头那样来过，皮特·哈珀。你要学会承认它，并好好利用它。别怕，当你召唤它的时候，它一定会来的。”
当你召唤它的时候。
“需要一杯葡萄酒吗？”
当你召唤它的时候。
“你在听吗，哈珀先生？”
我睁开眼，确切地说是醒过来，因为我看似睁着的眼，实际上已经闭上了。我看到奥洛克女士正端着酒瓶要往我杯子里倒酒。
“我问您还需要葡萄酒 吗？”
“不，”我说，仍然在试图从记忆中清醒过来，“不用了，谢谢，我已经足够了。”
吃过甜点，我感到有些疲倦，同时也厌烦了劳拉，她的出现让我无法好好同里奥和玛丽聊天。我坐在壁炉对面的沙发上喝茶。劳拉端着茶杯，站着称赞玛丽的画，她问玛丽什么时候能为镇里的女人们开一个绘画培训班。
“其实我也是自学的，”玛丽说，“所以我并不是好老师呢。”
劳拉做出失望的表情。她说，她想要玛丽的一幅画在自己的客厅里。
“如果您想要的话，玛丽可以给您画一幅肖像。”里奥说，“她除了擅长画风景画，还是画人物肖像的高手咧！”
“真的吗，玛丽？”我问她，“如果我早些知道的话，我早就跟你要了！”
“好的。过去我以画画谋生，”她说，“在里奥工作的酒店里给一些客人画画……”
“她还给弗朗索瓦·密特朗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法国左翼政治家，曾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和法国总统。的夫人画过，我可没开玩笑。”里奥仿佛是她谦虚的妻子的最佳营销师，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还有比利·克里斯托比利·克里斯托(Billy Crystal)，1947年3月14日生于纽约长岛，美国演员、制片人。，他付了半栋房子的钱咧！”
“但是这些都画的是爱尔兰，”劳拉看着墙上的画说，“你没有其他国家的画了吗？”
玛丽笑着摇摇头。
“大部分画我都在路上送人或者卖掉了，一幅都不剩地到了爱尔兰。您看，现在家里都已经放不下了，我在想着捐一些给教堂。”
喝完茶我开始打哈欠。风暴已经不再轰隆隆作响，房里的灯也有好一会儿没受闪电的影响而熄灭了。劳拉再一次提到了钢琴，虽然我心里快要抓狂，但我清楚她一定还会试图劝说我。我该趁这个时候回家。我起身向大家抱歉，自己在大周五晚上像个鼻炎患者似的打哈欠。
劳拉这时说她很快会在家里做一顿晚餐，邀请我去做客。“您的孩子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乘弗兰克的帆船出游。”
我出于礼貌接受了她的邀请，并跟玛丽道了谢，然后穿上外套。里奥陪我出门。
雨已经停了，风却依然很大。里奥醉醺醺地点评奥洛克夫妇，说他觉得每次跟他们在一起时都像是被审讯的犯人。
我笑了笑，说我感同身受。到车旁，我看到里奥抬头怔怔地望着天。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片巨大的乌云朝岸边飘来。在月光的映衬下，乌云的轮廓十分清晰，就像一块又肥又大的黑色蛋糕，直径大约1.5英里，乌云下盘旋着不断形成又随即消散的小旋风。
“哎呀，看起来不太妙。”我望着天说。
“是呢。你最好趁那块东西爆裂开来之前赶快回去，”里奥说，“你确定不再待会儿了吗？”
我看了看笼罩在地平线上的那片乌云，就像马上要大发雷霆的天神，盘踞在两分钟后我要去的“比尔之齿”的上空。
别出门，皮特。
可是，如果夹着尾巴回到屋里，我该如何面对奥洛克夫妇？难道跟他们说：“我再待一会儿吧。岸上有一大片云，今晚我有不好的预感。我给你们讲过关于我家族预知未来的事吗？”
今天晚上，别出门。
我又想起了我的舅舅文森特和他的扣子。我应该找个借口说今晚不来的，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我的车发动机坏了，再或者里奥坚持让我留下来，也许……
“不了，我觉得如果我抓紧的话，我应该能在那片云赶到之前到家，”我拍拍里奥的肩膀说，“保重，朋友！进屋去吧。你的新朋友还准备了一大堆问题等着你呢！”
里奥扑哧一笑。我跳下门廊的台阶，一路从花园跑出来钻进车里。里奥仍站在那里等我发动汽车。我插进钥匙旋转阀门。这辆沃尔沃有时会罢工，有时在暴雨天气里还会漏电。然后可能我的朋友会坚持要我留下来过夜……
可是引擎一次就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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