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莱姆在手机终于有信号的时候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来自荷兰驻爱尔兰大使馆的随员乔斯特·莱沃特，短信中请克莱姆尽快与她联系，这是事情发生的前一晚所发，那时我在家里失去了理智并被送到了医院；第二条短信是我发的：“你必须尽快赶到多内加尔，这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们乘坐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里的航班，从伦敦转机，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在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赶到了邓洛伊医院。尽管有我给她每次转机的时候发的短信，以及去机场接她的使馆官员一路安慰，克莱姆仍然面色苍白如纸。

        帕特里克·哈珀几小时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间最贵的一次出租车（他总算是成功离开他在自由街的家了）并在当天上午赶到了邓洛伊。

        在这十多个小时里，记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们将医院围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对此紧张万分，觉得处境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在确认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安然无恙后，他控制了形势，仿佛重新当上了车站主一样：照料孩子们，与《城市日报》的记者们谈话，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麻烦并且让它们远离我们的病房。克莱姆出现的时候，他是头一个跟她解释的人：“发生了枪击案，几个人袭击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们都躲在海滩上的岩石那边，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被找到。他们着了凉，有几处划伤，但状态还好。”

        克莱姆扑向孩子们，足足拥抱了五分钟，反复检查他们每一寸皮肤和头发，不停地亲吻他们。

        “是杰普报的警。他说我们必须离开，朱迪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让我们从后门离开。”在尼尔斯和我父亲诧异的注视下，贝阿特丽丝告诉她妈妈事情的经过，她仍然在抽泣着。“但到了那里，她跟我们说一分钟后就回来。杰普和我藏在沙丘下面。杰普疯了一样拽我，说我们必须躲进岩石里的洞里。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后来听到几声枪响。我开始哭，以为他们杀了朱迪，但是杰普没让我出去。最后我们看到有人朝我们走过来。是爸爸。”

        中午的时候，克莱姆和尼尔斯出现在我的房门口，他们脸色蜡黄，看上去这两天没怎么睡觉。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高兴见到他们。我很感激尼尔斯没有待在房间外。他进来了，握住我的手并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行。上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还往他嘴上打了一拳，现在却是我断了两条肋骨，嘴也裂开了。这简直是个黑色幽默，我们三个都笑了。

        “可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没跟我们说太多。他们只说你邻居家里发生了枪击，有人想打劫这里。一个新闻发言人说有人开了几枪，你的邻居们都受伤了……”

        所有人都想听故事，但故事实在很难讲，况且我还担心着别的事情。

        有人知道里奥或者玛丽怎么样了吗？我只记得在最后生死一线的时刻，警察和救护车到了，朱迪把玛丽的伤口压住止血，我跑去海滩上找孩子们。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女人都被送上了救护车。玛丽看上去很不好，脸色像月亮一样苍白，口鼻部罩着塑料的氧气罩。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救护车就飞速开走了。我看到在“比尔之齿”最高处有警灯往里奥家的方向移动。我把他留在了他家客厅的地板上，他身上有两处枪伤，到现在都没人告诉我他是否还活着。

        爸爸出去问了几个问题，回到房间后告诉我里奥他们不在邓洛伊医院。“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知道原因。”

        我的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

        “听说你那天下午还在医院，然后遇到了紧急情况，没说一声就走了，对吗？”

        这也是一大早就赶到的《城市日报》的侦探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请详尽告诉我们本该在医院过夜的您为什么会出现在小镇里。”

        我绝对没有撒谎。我告诉他们我离开是因为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我得去阻止。我向他们解释从医院到克兰布朗的整个过程，包括用车载我的那两位看望病人的小伙子和老太太——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联系了医院，也查看了记录。我还描述了在“安迪家”的短暂停留，之后又在朱迪的旅馆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切都可以被证明，甚至包括我在路上遇到的意外，以及那些罪犯抓住我，谢天谢地我得以及时通知里奥和玛丽。他们全都记了下来，但是不停地交换猜疑的目光。“请您再跟我说一下那个预感，您说您是什么时候有这个预感的？”

        我看到他们在走廊里跟瑞恩医生和约翰·莱维交谈，那是医院的心理医生。两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我能猜到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但我的故事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房间门外整日有两个警察看守。这时我终于能和朱迪团聚，我们一起待在病房里，爸爸和尼尔斯在旁边。克莱姆在孩子们做完笔录后带他们出去散步了。克莱姆、爸爸和尼尔斯都被朱迪的勇敢行为折服，并且感激不已。她独自留在房子里直面歹徒，并因此被打了好几下，在眼皮上留下了一道伤疤。然而，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伤害你们的？你们是如何预先知道他们的企图的？”

        “我不喜欢他们的外表，”朱迪抓着我的手说，“而且我最近听说了很多事情，比如商店里的盗贼，有人在房主睡觉的时候抢劫、入室盗窃这一类传闻。我只是看到了那辆商务车，还有某些让我警觉的东西。”

        “想必是上帝因为你的善良而在保佑你，加拉格尔小姐。”父亲说。

        那些警察似乎对这个故事满意得多，可能是由于朱迪天使般的脸蛋——脸上还装饰着几条塑料软管，最后说服了他们。

        后来我知道瑞恩医生、莱维和考夫曼共同出具了一份关于我“预感”的报告。他们将此判定为一次帮助我对袭击提前预警的“幸运的”巧合。“当然，这与现实是完全无关的。”报告中还提及了我曾拜访邓洛伊警察局，以及与席亚拉·道格拉斯警官的会面，她为我作了证：“他当时千真万确担心家人的安全。我当时觉得他简直是个妄想狂。但可能那个预感救了他一命。”

        “这是个案。”一位邻居在当天下午的爱尔兰广播公司的新闻里如此说，“在那之前，从未听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说是一伙东欧人。很显然，那些警报器贩子的话不是空穴来风。那是真的，我们偏僻的小区需要更好的保护，或是能做到像哈珀先生那样未雨绸缪。如果您问我的意见，我表示很高兴，今天这世界上少了四条恶棍。”

        天黑时分，其他警官也来了，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被转移到德里医院。他们还活着，虽然玛丽正在做手术。

        “她有生命危险吗？”

        “明天才能知道。现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跟您核实一下里奥的一部分口供……”

        一共有四具尸体，所以要解释四位死者的死亡过程，一直到半夜他们才还我们清静。

        第二天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警察消失了，据说有“最新消息”。

        他们还告诉我，玛丽已经脱离了危险。“她现在非常虚弱，但情况在慢慢好转。”

        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接下来的几天还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我们还得应付更多的问题，比如去一趟法院。

        克莱姆和尼尔斯多留了一天，直到朱迪和我收到出院通知书。我坚持让他们将孩子带回阿姆斯特丹，尽快离开那座房子，好让他们忘记这一切。我向他们保证我很快会回去。

        “爸爸，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一旦解决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就回阿姆斯特丹看你们。”

        出租车在朱迪的旅店旁等着，我十分不舍地与他们分开。半个镇子的人都来了。贝阿特丽丝和杰普在多内加尔度过的这个短暂而充实的夏天中结交的一些朋友也来向他们道别，带着准备好的鲜花和礼物。劳拉·奥洛克、道格拉斯太太还有费根酒馆大半的员工都来了。大家围在一起，没有问我太多的细节。官方的故事版本是：“劫匪在多内加尔企图实施暴力抢劫的过程中死亡。”朱迪和我不去纠正它。

        听说那些卖防盗警报器和自卫小刀的贩子由于这件事赚得盆盈钵满。杜兰开始在花园里卖移动传感器和假警报器。“安迪家”的小姑娘面带紧张的笑容上了电视，她说四名劫匪让她不安。他们喝了四杯浓缩咖啡，其中一个还把一包烟忘在了桌上。她认为那是几个白种人，但她也不确定……至少她的陈述打消了人们针对我的一些怀疑。她说那天晚上她看见我进了加油站，我向她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急急忙忙走了。

        在7月21日星期天的《爱尔兰时报》上的一个小专栏里，警察局说明了他们“严肃的”怀疑。他们怀疑劫匪属于一个“盗贼团伙”，并说国际刑警组织已经着手配合这个案子，很快会有新的消息。

        而那些新消息再也没有被公布过。

        父亲又待了一个星期，他跟朱迪和我一起住在旅馆。这位脾气暴躁的老人如重获新生般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他为我们准备早餐，不让朱迪在店里工作。“让我来吧。你们什么都别做。”我想他的生活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任务。我很高兴再次看到坏脾气的他，尽管一周结束后我说服他回了都柏林。我向他保证我很快会过去。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没有里奥和玛丽的消息。我打电话给德里医院，被告知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那位女士已经痊愈了，并且在两天前坐上一辆去往都柏林方向的救护车离开了。”她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没人知道。

        她的手机停机了。我向警察们求证，他们告诉我里奥和玛丽已经去都柏林为法庭作证，并与那边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这个案子好像已经“转交”了。

        “转交给谁了？”

        “我没注意，哈珀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两件事：你遇到的袭击并不是如新闻所说的普通的犯罪；他们不是小偷，而您的这两位朋友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又过了一个月，小镇相对归于平静。我仍然和朱迪住在旅店里。我家和里奥家仍由于警方的搜查而被封锁。里奥和玛丽仍毫无音讯，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8月26日那天，两栋房子解除了封锁。伊莫金·菲茨杰拉德帮我处理了文件，让我得以在不交罚金的情况下废止租赁合同。此外，她还负责与保险公司的专家合作，联系了一群清洁工在几日内将房子恢复正常。她还帮我联系了一家国际搬家公司。9月15日我把钥匙交还她，告别了克兰布朗。

        关于阿姆斯特丹，朱迪什么都没说，我尊重她的沉默。我们仍然受着伤，身体虚弱。许多个晚上我会号叫着惊醒。汤姆出现在我的床边来复仇，我的斧子仍嵌在他的头上，将他的神经系统切成两半，让他抖动着嘴巴，眼睛骨碌直转……现在是朱迪将我从梦魇中唤醒。她抱着我，甜蜜地亲吻我的脸颊。一两个小时后我才能再次入睡。

        9月8日，我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次回到那里。朱迪坚持要陪着我，但是我告诉她我想一个人去。我需要一个人去。

        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下着雨。我去了特雷莫雷海滩。栅栏被绳索重新固定，看到它时，我还是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我绕着房子外面走到后院，停在当时汤姆倒下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人把他装进塑料袋带走了。伊莫金的清洁工给化粪池的排水沟竖了一块用红漆涂的黏土牌，也许是为了遮盖去不掉的血迹。在陌生的墓碑前，并没有人为他的灵魂祈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着那一夜。头骨分裂成两半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你自找的，哥们……

        我走进屋里时，里边非常安静，只有雨水打在屋顶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客厅安装了新的玻璃窗，地毯和家具已被清得无影无踪。伊莫金说这房子想要重新租出去得等到一千年以后了。因为现在除了昂贵和僻静，它还有个恐怖的传说。但这是一栋漂亮的房子，特别是对于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艺术家来说。

        阁楼上放着几个搬家用的纸箱，我把它们搬下客厅。没有太多收拾的东西，只是一些衣服，书籍，还有工具。我要把这些都寄到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以后再想想做些什么。麦克斯·希弗要将他的房子提供给我住，还有帕特·邓巴。我的事情见报后，帕特一直在跟我联系。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媒体中，“作曲家皮特·哈珀在爱尔兰海岸遭遇袭击。”我被描述成了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用斧头干掉了几个行凶者。这样的新闻，小报很喜欢报道，于是帕特每周接到十个询问我工作的电话。“这是免费广告，皮特（当然是了，我只付出了两根肋骨的代价），你可不能拒绝，我闻到了钱的味道啦！所有人都希望你来创作，你现在必须开始工作！”

        一个小时后，我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打包。雨开始变小，天光明亮起来。房子里很冷，我起身拿一些木柴生火。我抱着最后一些储备的柴火回到客厅。不管怎样，我会想念这个地方，我想。每天早上在鸟鸣和海浪的波涛声中醒来。收集柴火、生火、割草。看着里奥沿着海滩跑步，走出门跟他打招呼，邀请他喝啤酒。

        我开始在壁炉里生火，心想或许堆在沙发旁的杂志也可以转化成热能，为这栋房子提供最后的服务。正当我点燃火柴，准备把报纸搓成的球点燃的一瞬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风从烟囱吹进来，火柴熄灭了;其次，有人敲响了我的门。

        砰，砰，砰，三下。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这不可能是真的。

        敲门声再次响起。

        我站起来，慢慢地穿过客厅走到门口。我没问是谁，问来做什么呢？我默默地拧开门锁，转动把手，然后打开了门。

        有个人站在门口，从头到脚湿透了，脸上露出笑容。这个人我认识。

        “哈珀！好久没给我开过门啦！”是特雷莎·马隆，镇里的邮递员，“我正准备离开。”

        “特……特蕾莎？”我几乎结巴着说，“您在这里干什么？”

        只见她全身裹着塑料雨衣，她的摩托车就停在我的车旁，由于风雨的缘故我没听见发动机的声音。

        “朱迪告诉我你来了，那么我想我应该……尽管这让我不寒而栗。是这样的，这里有个你的包裹，上面写着你的名字，皮特·哈珀。我想我应该亲手交给您。”

        她递给我一个裹着塑料袋的小包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有一句“亲启”。

        寄给我的包裹却只写了小镇邮局的地址。我打开它，看到了他的名字，只有他的名字。

        我仔细端详这个包裹。

        “您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吗？”

        “上面没写寄件人的地址，但邮戳是英国的。它是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寄来的，上面写着邮局的地址。”

        “也许是镇上认识我们两人的熟人。”

        我们似笑非笑地四目相对。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她问。

        我摇摇头。

        “昨天来了两辆搬家的卡车。”她说，“他们清空了房子。我的表弟克里斯认识邓洛伊的警察，我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他问他们要运到哪里，他们说是要拿去存放起来，并没有其他用途。我们能想象，明白我的意思吗？再也不会运回这里了。这并不奇怪，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告别之类的……”

        她的目光落到我手里的包裹上。

        “谢谢，特蕾莎，专门给我送来。”

        “我听说你也打算离开这里，是真的吗？”她说着，把手放到我的前臂上，“我很抱歉你和你的孩子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我们整个镇子仍然有些害怕。答应我，离开之前告诉我们一声。”

        “我答应你，特蕾莎。”

        她的手轻轻滑到了我的手上。

        “我不希望您不告而别，知道吗？哈珀先生，我想跟您说声再见。”

        “我走的时候，”我说着，慢慢地抽出手，放在门把上准备关门，“一定第一个通知您，第一品脱酒我买单。”

        我笑着说再见，马隆小姐回到了自己的摩托车上，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她朝“比尔之齿”的方向开去了。

        我关上了门，点燃壁炉，拆开了包裹。

        里面只有一封信。

        我站在炉火旁边，展开信开始读起来。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给你写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几个月后你会在哪里，我也是一样。但我想让你收到我的解释。他们不让我跟你联系，我几乎是秘密给你写的。我觉得必须这么做。我欠你和你的家人太多，我认为你至少应该知道真相。

        首先，我希望你和朱迪的伤口正在愈合，并祈祷你的孩子安好，祈祷这场因我而起的噩梦最终能化成一份恼人的回忆，直到你忘掉它，或者把它当成一次冒险。

        现在，我要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玛丽的枪伤几乎是致命的，但目前来看手术很成功，感谢上帝，她已脱离生命危险。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至于我的膝盖和肩膀，我想以后不能跑得像过去一样快了，但至少我还活着讲这个故事，这一切都归功于你。

        如果那天晚上你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口……如果你不坚持让我随身携带一把枪，一切都会有不同的结局。那天下午去医院探望你后，我尝试不理会你的建议，但做不到。我到阁楼找出那把几年前买的旧左轮手枪。起初我想放在客厅里的某个地方或者枕头底下。但是想到那天晚上你的孩子们要来过夜，我不能把武器随意乱放，再加上外面暴风雨来临……万一你说的是真的呢？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枪绑在了脚踝上，后来你来了……你救了我们，皮特。你给了玛丽逃跑的机会，阻止了那场枪击。虽然我们都负伤了，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连丝毫的机会都没有，都是因为你的固执，你的疯狂，你的天赋……

        事实证明，你确实拥有它，皮特。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但请你将它视若黄金好好保存。我知道你因此而痛苦，但它能给你带来好运。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你看到了开奖号码，突然空气都弥漫着玫瑰的芳香……事实就是没人能比你预见得更多。你是对的，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对的。但我们跟你说谎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避免告诉你真相。

        现在我猜你应该恨我们的执拗。你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们拒绝承认，最后将你的家人置于险境，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教会我们相信鬼神、幻象之说……特别是噩梦的预兆。我觉得我们在试图淡化它的重要性。

        其实，那天下午我差点告诉你了。当你提到丹尼尔，那幅你在书架上发现的油画……我差点就跟你全盘托出了，但转念觉得这么做很傻。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把你当朋友。皮特，你是我多年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我喜欢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美好的。所以我几乎要袒露一切秘密。但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愚笨的脑袋阻止了我这么做。“如果你弄错了呢？”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小伙子隐藏了奇怪的目的呢？” 玛丽一向信任你，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纯良。她说，也许你潜意识里能感觉到什么，也许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细节，我们如此信赖你。但是，我犹豫了。那天晚上你第一次来敲门，我彻夜难眠，试图推断各种可能性。“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你是想从我们这儿套出什么吗？”我想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事的职业都要求我尽量不被表象所迷惑，特别是在被人追杀的时候。

        我也调查过你，很抱歉，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剩抱歉了。如果能给你一些安慰，那么我向你坦白，我也调查过之前租你那栋房子的人，那个奇怪的专门搬来观察鸟类的德国人。那个家伙真的让我紧张，每当我转过头就会看到他爬到一块岩石上，将望远镜对着我的房子。跟你讲，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因为玛丽什么也不知道：某天下午我悄悄溜到他家去打探了一番。他一定发现了，几个月后就搬走了。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是的，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就是我们。至少是曾经的我们。我们不叫柯根，我也不喜欢这个奇怪的姓。我们正准备起的新姓就正常多了，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要换个名字，但是不能告诉你，希望你理解，不过新名字真的很好听。

        这是我们向你撒的谎，但我保证没有其他了。几乎一切都是真的，我在酒店当保安，玛丽画画，和我一起旅行。我也的确在2004年开始思考着退休。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旅行了25年，住过十多个城市，我觉得累了，厌倦了这种在启程前只能交到不超过两三个好朋友的流浪生活。

        玛丽和我本打算在泰国的皮皮岛海滩上买栋楼，开家小型的酒店或宾馆，然后在享受阳光和帆船的日子中度过余生。于是我向工作的酒店提出辞职，准备开始新生活。但就在那个月，我得到了一个在东京“六星级”度假村工作的好机会。

        合同期限是“一年”，身份是“顾问”，工作内容是“酒店保安并负责组建一个团队”。六星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工资几乎是一般酒店的四倍。我当时应该提高警惕，毕竟这几年安保业务变得越来越便宜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但报酬着实太诱人了，这笔钱将填补我们的泰国计划最后的资金缺口。我接受了这份活儿，当年夏天就去了东京。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代价最昂贵的错误。

        我从5月2日起开始工作，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不对劲。多年的工作经验能让我明辨是非。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听起来不太好的事，或者可以用“腐烂发臭”来形容。看起来非常不专业的主管在第一天欢迎我时说道：“我们有一些非常特殊和尊贵的客人。度假村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保密，我希望您能理解，布兰查德先生，忠诚和保密。”接下来酒店里的活动可以用钱来概括，我觉得这闻起来有一股死鱼味儿。该死的，我应该在第一个月里就辞职，但我没有。我可能想：别太纠结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拿一年四倍的工资，然后离开这里。

        皮特，我可以告诉你更多来证实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些客人里没一个是“干净的人”。你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脸、大型豪华轿车、愚蠢的外套、妓女，以及在套房里的纵情狂欢就可以知道。我确信，自己在多年的诚实劳动后，踏入了蛇窝。这是警方所谓的“老巢”，我正处于老巢最深处。虽然表面看来我的工作是咨询，负责安装摄像头，解释程序，但他们安排自己的人在监控室的电脑前。可不管怎样，我还是能获取所有信息，我知道怎么做，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自己应该找个紧急出口。

        当然了，“他们”不断给我发出信号——大量的金钱和礼物。我工作到六个月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保时捷作为庆祝，夸我工作中有奉献精神和忠诚。“忠诚 ”是他们嘴里最重要的东西，皮特。他们每个月也会给玛丽大量珠宝，玛丽本不想接受，是我不让她退回。我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合同期到了一半，我意识到辞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后来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的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想要跟我签订终身合同。他们对我非常满意，想让我“永远留在那个大家庭里”。你应该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说出这句话的。在我说了自己的其他计划后，他脸色一变，皱着眉头说：“退休？您还很年轻啊，布兰查德先生。这么快离开将多么令人失望啊……恐怕我们的投资者会有点不高兴，您知道吗？”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量变小了，和主管见面的次数也少了。我意识到他们的大门在逐渐对我关上，一开始我很满意，这说明他们接收到了我发出的信号。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指挥我开上岔道，将我带到一个僻静的海港区。一些穿深蓝色西装的人接待了我，他们的头儿是一个白头发、自称霍华德的人，自我介绍是国际刑警组织驻日本的官员。

        “今天晚上我们在东京逮捕了一名凶手。”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我和玛丽的照片，我们家的地址和车牌号。“他们被发了‘自由卡’，今年年底会找上你们。这些人通常为那些没接受‘洗礼’的人策划一场交通事故或者室内爆炸。你们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布兰查德先生。但你们或许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我们国际刑警组织也有类似‘美国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措施，但是是国际标准，您想要加入就必须与我们合作。”

        换句话说，玛丽和我快死了，国际刑警组织为我们提供了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给我们新的名字、新护照和一些钱，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作为回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从度假村电脑上得到一些信息。比如姓名、电话号码、日期等。

        我们能考虑的时间很少，你应该看看那天当我告诉玛丽这一切时她的反应是多么惊慌。我们走出家门，钻进一家人山人海的商场待了四个小时，直到商店关门。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里睡觉，凌晨四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霍华德，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这笔交易。他们派人到酒店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其中有个人一整个晚上都坐在沙发上喝咖啡，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另一个则坐在椅子上守着门。他们警告我们要远离窗户。我们几乎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我仍能获得度假村的一些信息，但必须在一天之内得到，然后彻底消失。那天上午，我颤颤巍巍地去上班，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我花了半生追小偷，而现在自己就是小偷。我选了一个比较愚笨的小伙子来骗，说要去软件服务商那里证实一些东西，所以需要进入监控室一小会儿。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下载工作：将一千个文件储存到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我将芯片放在舌头底下来通过安检，这是他们教会我的。然后我声称要去街对面吃个早餐，于是他们再也没见到我。

        这就是我们被保护的生活的开始。那天有更多的特工乘坐防弹车来到酒店，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八名。他们说会带我们去大阪，但实际上这是个谎言。我们的情报对他们至关紧要，所以他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他们不让我们回家，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衣服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前提是我们不能暴露行踪。我们被迫将房子、邻居、书籍、衣物乃至玛丽的作品都统统抛在身后……这简直太可怕了，我们极度紧张。玛丽问特工我们是否能在走前浇浇花，然后把猫留给邻居照看，但被特工否决了，理由是“太过冒险”。

        我们戴着棒球帽和墨镜到了一栋位于越南边境的安全屋。那是一个陈旧的军事营地，窗户被细钢条封住，四处都是监控探头和全天候的巡逻人员。特工们让我给酒店打电话，告诉酒店我有个家人生病了，需要回去照看他几天，之后再和他们联系。

        我们在这里像囚犯似的足足待了两周，这太可怕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家畜。 在听到他们再一次叫我们不要靠近窗户时，我几近崩溃。玛丽来了之后便一直在哭。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庆幸我的儿子丹尼尔没有活下来，这样可以少受太多的罪。

        被关在那里的第二周他们找我们谈话，告诉了我们几个消息。首先，“组织”已经弄清楚了我们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我们的照片上传到了他们内部的悬赏网站上。我这才得知，我的项上人头被标上了十万美元的悬赏。真不错，不是吗？其次，国际刑警组织设法确定了审判日期，以便我们能及时出庭作证。 距离审判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将与法官和律师在安全的地点进行秘密会晤，帮助推进案件的调查。在这段时期，我们将被转移到老挝。

        我们不得不给国际刑警组织的律师开出了授权函，以便他帮我们处理失踪事宜：房子的销售，资产转移到瑞士银行。我们将过去的生活抛在身后，档案也被清除，世界上已经没有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这两个人了。

        两个月的保护期内，我们一直住在老挝的山区，由四名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工保护。 开庭作证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乘坐一架私人飞机飞往位于东京西南的军事基地，从那里转乘一辆迷彩装甲车前往法院。他们安排我戴着丝绸面具，穿着防弹背心从后门进入法院，并将我引导至被防弹玻璃保护着的证人席位上，我宣誓后，便开始当庭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消息的来源。证词陈述问答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随着法官一句“谢谢，祝你好运”,我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一个美丽平静的星夜，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自南部来的微风徐徐吹拂，在平坦的海平面上荡起层层波纹，当我们离开“愤怒号”，转乘那艘军用动力艇时，已经将过去抛在身后了。朋友和家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还活着，赏金猎人也会以为被同行捷足先登，而放弃对我们的追逐。我们在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换了船，坐上了前往一座无名小岛的船，并从岛上搭乘飞机飞往新加坡，随后转飞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直到抵达不为人知的天涯海角。

        我们在伦敦住了八个月，国际刑警组织终于将其他事情都处理好了。我们得到了新的姓氏——柯根。每当我念这个姓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我们得到了新的护照、出生证明（我们现在是犹他州盐湖城生人）、一张Visa信用卡和一个瑞士银行账户，账户里面有我们的房屋、汽车和帆船的销售所得收入，以及前半生的积蓄。这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你错了，相信我。你不能给认为你已经死去的人打电话，不能祝他们圣诞快乐，你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你就是个鬼魂。保护人计划负责人告诉我们不能尝试联系过去的任何家人或朋友，甚至不能给他们发一张没有写寄信地址的明信片，“组织”只需要一点蛛丝马迹就可以重新开始展开对我们的追捕。

        “你的汽车昨天在东京爆炸了，拖车司机试图把你这辆违停四个月的车拖走时，事故发生了。司机受了轻伤，很快便会康复。”一位特工告诉我。

        我们在伦敦的切尔西区生活，每天都会去周围的报摊买来世界各地的报纸仔细阅读，试图寻找我们过去生活的痕迹。可惜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只在一份名为《东京日报》的简短的报道中看到了关于“愤怒号”失踪的消息。

        当然了，这样的生活是一种煎熬。我们成天窝在家里避免与其他人交流，以免把行踪落到有心人的耳朵里暴露身份。我敢打赌，邻居们都认为我俩是一对不善交际的善良老夫妻。我们会去购物，会对邻居微笑，但一直和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如果有人和我们走得近了，我们便试图疏远他。在那里，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哪怕一次宴会的邀请，俗事缠身一直是我们的借口。

        每一天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压抑和折磨，这不是我们的本性。于是，我们向保护人计划负责人征询意见，他建议我们搬到一个更加偏远的地方，住到人烟稀少的社区去。这个建议已经在之前的被保护人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在人迹罕至的小镇上会更加安全，不容易暴露。“为什么不试着去爱尔兰或者苏格兰？ 那里有美丽的乡村。虽然有些冷，但周围人很少，很安全。”

        这就是我们来到克兰布朗的背景情况了，皮特。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便知道会在这里久居下去。这也许不是我梦想中泰国的那个海滩，但这里也有一望无垠的大海，幽静的环境也适合我们这种退休的人。从东京逃出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由。玛丽再次开始结交新朋友，我也不必掩盖除了那个“小插曲”以外的过去，畅快地生活和交谈，因为掩盖过去是交不到朋友的。

        这或多或少就是我的计划，与妻子一起慢慢变老，依着温暖的壁炉，享受一杯热茶。我要在这里颐养天年，平静地生活，直到死去。但是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告诉别人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不幸的是，不知何故，“组织”发现了我们的踪迹，国际刑警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特工们说我们应该是违反了某些条例，但我知道，我们一直恪守着全部规定。我们是这世界上最遵守规矩的“已故”夫妇，从来没有和任何过去认识的人联系过，天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镇上教会的人一直认为玛丽是一位再虔诚不过的信徒，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所点燃的每一支蜡烛都是为了纪念曾经相识相知的朋友或家人，大家永不再见。

        也许我们的踪迹被口口相传，最终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里；也许“组织”的触手比我们想的要可怕得多；也许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们。谁知道呢？重要的是我们打心里知道，我们的朋友皮特·哈珀救了我们的命。

        如你所知，我们再次踏上了旅程。我不知道这次将行至何处，也许会到海边的某个温暖的角落。我可以在那里买一艘船，甚至可以用我所有的积蓄把梦想中的大船买下。我会说服玛丽和我一起踏上全新的，也是最后的征程，我们将到世界各地航行，生活在碧海蓝天之中。不管用哪种方式，我都将实现我的梦想。我会及时给你更新我的近况，毕竟作为一个大名人，你并不难找。

        行文至此，我希望能在信的最后给你些建议和提示。首先说说最为紧要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我们面对的是谁，可能会担心“组织”找你的麻烦。我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已经委托爱尔兰国家警察署把你的名字从官方报告中清除。报道中只会说你出于自卫杀死了汤姆和曼侬，我杀死了兰迪，弗兰克在等待救护车前来的过程中失血过多而死，我猜没有人会为四个恶棍的死伤心吧。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四个是雇佣兵，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他们也就没有存活的必要。尤其是处理两个老人和几个孩子都做不好的人，“组织”是不会留着他们的。当然，他们千算万算，也不会算到皮特·哈珀和他的第六感，对吗？无论如何，你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需要相信你的本能，听从内心的声音便足够了。下一条建议是关于你和朱迪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过度关注自身的自由，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被忽视了。我认为人们用“自由”这个词是为了掩饰自己“害怕抓住机会”。好吧，我知道我是老生常谈，有些唠叨了，你随时可以捂起耳朵，把我的建议弃之一旁。但我想说的是，你的经历让你能够看到未来，而我的经历让我能够读懂人心。我能看出，也许……在你内心深处一直对再次坠入爱河怀有恐惧。同样的恐惧也使得你的父亲隐居在都柏林。（说得这么直白真的十分抱歉，但我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彼此了，所以有些话我想和你说明白……）我知道你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对世界怀有敌意，不想让任何事物乃至任何人再走入你的生活。但是正如你寻找音乐灵感的过程一样，你和我说，灵感需要绝对的自信，对吗？它需要自由，绝对的自由。所以你来到空旷的海边寻找自由，结果呢？你蜗居在家，被困在小小的空间内不断加深对自己的怀疑。如果说噩梦能够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我祈祷它能将恐惧赶出你的身体。

        我是多么希望能当面给你讲述这一切，和你一起坐在门厅前喝着比利时啤酒，聊着各种世界难题的应对策略。能够拥有你这位朋友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能再次交汇。

        玛丽希望能借此信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知道她会想你的。她会在教堂为你、朱迪、杰普和贝阿特丽丝都点上祈福的蜡烛，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会永远想你。

        9月15日那天，我交了房门钥匙，送走了搬家车，然后穿上我最好的外套，采了一束生长在特雷莫雷海滩的野花，来到了朱迪的店里。

        我见她独自一人正在阅读，阳光穿过窗户洒在她的面颊上，那样的恬静、优雅。我想她可能希望一生栖居在这个幽静的地方，这使我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感到一丝罪恶。

        见我来了，朱迪脸上绽放出微笑。

        “你看起来真帅，皮特！这些花？”

        “鲜花配美人，加拉格尔小姐。”说着，我将手中的花递到了她的面前。

        “噢，哈珀先生，你真好！”她说着，将鲜花凑近鼻子。 “一束别离的花。”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忧郁。

        “呃，我亲爱的小姐。”我略显紧张地说，“事实上，这些不是用来告别的花朵，我来就是想要说清楚，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再问一次。人们都说，我们要给美好的事物两次、三次乃至更多次机会。一位老朋友和我说，这种事情需要形式塑造仪式感，所以……”

        我绕过柜台，单膝跪在朱迪面前，朱迪把手搭在胸前，被我的举动打动了。

        “朱迪·加拉格尔，我有一颗受伤的心，一颗胆怯的心，一颗为爱情无所畏惧的心。你是我在这世上遇到的最聪慧、甜美、敏感的姑娘。如果不是万分肯定，我是不敢贸然对你做出这样的请求的。我爱上你了，朱迪，我爱你，我想让你陪我一起走，开始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你知道，我无法离开我的孩子们，我需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无法留在这里。因此，我想对你提出一个自私的请求，请你跨过海洋跟我走。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你终于找到了你的栖居之地，而我却要强迫你离开。但我真的不想没有你，不想将你留在这里。你……对我来说太过重要。”

        朱迪的眼眶湿了，一滴眼泪从眼中流出，滑过脸颊，一直滑到她可爱的嘴角。她拿起手帕擤了擤鼻子，另一只手将鲜花紧紧握住。

        “皮特……”

        “请给我个答案，朱迪。”我说道，“不管你接受与否，我都会永远爱你，但我现在需要一个答案。”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双手捧着我的脸，对着我的嘴唇深深地吻了下去，我们都闭上了眼睛，这个吻让我们彼此连接，进入了同一个梦境，超越了一切……我们一直吻着，直到道格拉斯太太打开门，发现我们跪在柜台后面。

        “你们还好吗，年轻人？”

        “是的，”朱迪答道，“我们很好，道格拉斯太太，我们真的很好。”说着，她站了起来，并顺势把我也拉了起来。

        “哦，对了，”她与我十指相扣，说道，“您认识人愿意买我这家店的吗？我想把它卖出去。”

        一个星期后，飞往阿姆斯特丹的前一天，我和父亲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吃晚饭，我们喝了五品脱的酒后，唱起了《爱尔兰流浪者》和《茉莉·马龙》。我们庆祝生活的变化，他对我说：“生命值得庆祝。” 几个月后，等把多内加尔的事情都处理完，朱迪也会来到荷兰，父亲也一样。 他说他想开始旅行，并多多拜访亲人。

        喝完酒后，我们跌跌撞撞地从基督教堂走到托马斯街，找了一个角落，父子俩在那里留下了痕迹。我们在街上徘徊，大声唱歌吵醒了街区的邻居。我们父子二人设法走回了家，我搀着他走进房间，上了床，帮他盖好被子，轻轻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又径自走下楼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跌倒。

        我瘫在客厅的沙发上，很快就睡着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头痛，噩梦也已经变得模糊。一开始，优质的睡眠对我来说是一场胜利。现在，它已经逐渐变成了常态。几天前我给考夫曼医生打电话，跟他取消了预约。他很为我高兴，但也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他说本想继续通过催眠治疗来弄清我是怎么获得那些预感的。我和他说我不想整天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商场的神秘主义书架上，所以还是不要做这些尝试了……

        然而在都柏林的那天晚上，在我醉酒后的梦里，幻象再次出现了。

        半夜我睁开眼睛，发现母亲身披一件绿色的袍子，温柔地看着我。

        我眼前的她皮肤健康，她的头发像以前一样光亮。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嘴角微微上翘地对我微笑。

        她指了指那架立式老钢琴，让我像孩童时一样弹给她听。正如无数个阴雨的下午，我一次又一次地弹奏她哼唱的曲目。

        我坐在凳子上，打开琴盖，开始演奏。一段缓慢、优美的旋律从我的指尖流出，它似乎一直在梦中等我，直到我与它相遇。

        当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但那段旋律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我在心里向母亲致谢，找出笔记本，开始将刚才所弹的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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