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波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上级让他这样紧赶慢赶，竟是在追赶一位新四军老战友——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戴煌。

        戴煌，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县。抗日战争中，戴煌当过游击区的儿童团长，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进入新华社成为军事记者，枪林弹雨之中，他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报道。

        朝鲜战争中，戴煌入朝，于1952年采写的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成为在中国传诵一时的名篇。此后，戴煌又参加了东海岸抗登陆和金城突破战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报道。

        20世纪50年代，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越南

        1953年11月，新华社在北京举行全国社务会议，戴煌作为志愿军总分社代表从朝鲜回来参加会议。会议间隙，戴煌偶然听得新华社负责人商量，要派一个得力记者去越南。原来，杜展潮、萧光夫妇到越南后工作还顺利，但萧光到越南后怀孕了，不久后将回国分娩，杜展潮也要在萧光临盆前从前线撤回，照料妻子。

        此时，国内一派升平景象。除了朝鲜和福建方向外，许多军事记者已经马放南山，不少人成了家。戴煌不过26岁，还没有结婚，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即向新华社负责人毛遂自荐，告诉说自己就是去越南前线的最佳人选。

        接下来一路绿灯。戴煌赶回朝鲜取行李，又匆匆来到北京。这时候，总社已经把他的未婚妻从济南调到总社的国际部。1954年1月，戴煌和心爱的姑娘在北京成婚，即打点行李，赶赴越南前线。

        离京之前，戴煌来到西单附近的一条小胡同，走进一个小四合院，拜访了刚刚从越南短暂回京、正在治疗牙痛的罗贵波，听罗贵波介绍越南情况。这是戴煌第一次听说“奠边府战役”这个词汇。罗贵波对他说，胡志明对中国党的感情很深，甚于对苏联党的感情，而我们援助越南也是无私的。越南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能和解放军相比，眼下他们在奠边府围住了法军精锐部队，但是奠边府这么大的战役，也不是人民军一下子能拿得下来的，不能操之过急。

        几十个春秋逝去，银发终于飘满戴煌的双鬓，当年和罗贵波谈了些什么，已经难成完整记忆，但是罗贵波的上述那几句话，仍然深深地刻印在戴煌的脑海之中。

        见过罗贵波，戴煌去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吴冷西对戴煌志愿去越南鼓励了一番，说，杜展潮回国休假期间，你要在越南独当一面。

        说着，吴冷西话头一转，问道：“你这次去越南，是不是还要用你‘戴煌’这个名字？”

        戴煌点了点头说：“是。”

        吴冷西摇摇头不以为然：“这恐怕不太好。”吴冷西认为，戴煌当军事记者日久，别人未必没有注意。现在，戴煌去了越南，又去了奠边府前线，如果还用这个名字，有人会想，中国的军事记者已经到了奠边府，那么是不是中国军队也已经参加了那里的战斗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了。吴冷西建议，既然如此，最好改用一个笔名。

        戴煌回答说：“那就用我的原名，我读书时用的名字‘戴澍霖’吧。”

        “好？就这样定了。”吴冷西立即拍板，转身对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李炳泉说，“请转告社内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今后不论公事私事与戴煌联系，一律称他为戴澍霖。”

        1954年春节过后，时在2月上旬，戴煌挥别新婚的妻子，登车南下。这时候，戴煌的手腕上有一块瑞士产的自动机械手表，时价170元，是因为戴煌入越而按出国标准配发的。出入战场整整十年了，今天自己终于有了一块很不错的手表，戴煌心绪豪壮，决心用这块手表记录下奠边府战况的发展进程。

        沿途耽搁甚多，待到戴煌踏进越北中央根据地，已是3月末梢，奠边府正打得热火朝天。戴煌在根据地住了一些日子，一边熟悉情况，一边等待杜展潮从奠边府前线回来。他分别拜会了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见到了正在那里开会的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还有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山玉明。

        4月上旬即将过去的时候，杜展潮在翻译王德伦陪同下从奠边府前线回来了，和戴煌交接。戴煌求战心切，即与王德伦登上一辆往前线拉炮弹的大卡车，和几位年轻的中国连排级军官一起，夜行晓眠，朝奠边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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