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为秦桧翻案这个标题是我虚构的，要为中国历史上头号大汉奸辩解几句，不但胆子要足够大，还得心脏够强，否则即使不至于性命不保，晚上家里那不结实的几块玻璃也难保不碎碎地掉上一地。即便如此，最近偶尔翻检周作人文集，居然发现一篇题为《岳飞与秦桧》的杂文，开头便说，当年的南京市政府要查禁吕思勉编纂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因为里面大讲南宋大将召集群盗为兵，导致军纪败坏，诸将骄横，其中就列有岳武穆的大名，秦桧坚持和议，倒是像负责任的爱国行为。这话说出来胆子可真不小，怪不得要被查禁，这还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前几年也有人贸然发问：被秦桧整死的岳飞爷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立刻掀起一阵风波。在某些民族主义者眼里，这改写称呼可是原则问题，几乎和给秦桧翻案没什么两样。

        说岳爷不是“民族英雄”倒也并非空穴来风，尽管岳爷在世时常常泡在帐篷里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动不动就做着兵刀舔血、马革裹尸的雄浑大梦，嘴里壮怀激烈地不停喊着要渴饮匈奴血、马踏贺兰山，可“民族英雄”的帽子戴到他头上还是怎么看怎么不合尺寸。“民族”的称呼本是后起的现代人说法，所谓“民族”是组成现代国家的一个要素，古代没有“国家”概念，自然就不可用“民族”一词形容汉人和他们眼里的那些“野蛮人”到底怎么相互区别。况且岳爷口中念念不忘要剥皮喝血的“胡虏”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满人，再后来竟又坐了中国的天下，成了汉人的主子。主奴关系虽是貌合神离，满汉一家毕竟是喊得世人皆知，满人自然没理由把自家兄弟姐妹都看作是“国家”的敌人，连汉人都不好意思旧事重提，拿当年岳爷痛灭金人说事，满汉相争顶多有点像家里人闹别扭。时光倒推回去，那大宋对金人称“侄”称“臣”，虽然这名分像被逼无奈硬给安到头上，仿佛脑袋按在水盆里嘟囔出来的声音，暗地里拼命挣扎较劲，但毕竟不是现代版的国仇家恨。

        是和是战，自古就被认定成辨别忠奸的界线，好像主和者必是奸臣。奇怪的是，老百姓嘴里发出的往往都是反战的声音，比如杜甫《兵车行》里的远征图景，灰蒙蒙的满眼都是军士饥寒交迫，白骨荒埋尘沙，知识分子倒是始终血脉贲张，满嘴不忘高喊主战的调子，完全没工夫计算战争消耗和成本得失，只是把道义的呼声标举到一定的音阶，高亢嘹亮就好，静等着引出满堂彩来，有点像现在的歌星飙高音讨好卖乖，所以谁音高嗓门大，谁就极易被当成烈士。赵翼就看得很清楚：“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忠奸对立就像黑白二分，马虎不得。于是历史书写就像对对子，如杨家将之于潘美，岳飞之于秦桧，明代则是杨继盛对上了严嵩，犹如戏台上的白脸红脸对垒这般分明。

        有时古人倒是比今人清醒，清初大儒王夫之就说过以下的意思，他说，扛着干戈跑到数千里外打仗，家里的地就没人种了，谁心里真愿意？他问道：“南亩之余以耕者，又几何也？”遭罪的是农民自己。还有更痛切的断语，“所戍者，百里之疆场也；所战者，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所争胜负者，车中之甲士也”。意思是说双方打来打去，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还不是今天吵架凶悍无匹，明天转眼又成了一家人，苦的是卖命搏杀的军士。

        说到岳爷和金人较劲，王夫之就如观一场胜败已定的棋局，看得相当清楚。针对后人一厢情愿地惋惜岳飞没有乘胜进兵夺取北方失地，他评点到，就算秦桧不召回岳飞，这戏也很难唱得好。战局如戏，讲究的是各行当的协调配合，戏台上的各角如果各怀心事，搭配就会出问题。岳飞虽取得局部小胜，却属孤军深入，没有大将刘琦和韩世忠的两翼跟进合围，岳爷单箭头突进，光靠北地义兵蜂起乱战，决难成大事。义兵成分庞杂，多是农庄佃客，观望投机者多，难以依靠。王夫之分析说，即使倾南宋的所有军力，加上岳飞与诸路大将配合默契，最多也只能收复汴京，却别指望真能把女真人驱出塞外，恢复北宋的地盘。王夫之这话后人肯定听着不爽，觉得何必长金人士气，于是编出了种种想象故事。

        有趣的是，宋朝军力最弱，总受北人欺侮，北宋杨家将就没打过几次胜仗，却反复成为戏剧表现忠勇的题材，也许明代说书人想拿宋人影射现实也未可知。仗打不过，就只好光拿忠心卖命这点可怜素材做文章了，有点像浑人遇到抢钱的打不过，却硬撑着说自己“要烂命有一条”。戏曲中的经典桥段总是说金人来犯，宋王急得团团转，结果急招杨家寡妇出征一趟即把诸路进犯番鬼搞定，男人却死的死，老的老，总不是那番将对手，让人白白起急，反衬宋军战斗力惨劣到何种地步，也就是在小说里还有人帮忙抬轿子，说好话。京戏《状元媒》里皇帝的妹妹柴郡主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就被辽将掳走，还得杨六郎这小帅哥出来救驾，最后抱得美人归，表面上显得六郎神勇，实际上说明，连皇帝周围护驾的宋将都如此懦弱不堪，只好用谈情说爱的粉戏撑场面，当年宋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戏好看，看着玩可以，若真轮到寡妇出门打群架护宋王，即使真赢了辽将，也没什么光彩的，不值得吹嘘，更别提那戏多半是说书人的意淫了。

        杨家将的故事里倒并非都是替主子顶死或寡妇出征的糗事，据史载，杨家将守边关还是打过些许胜仗，不过胜得都够寒碜，赢的不多几例都是防御战。最著名的例子，一次辽人来袭，时值隆冬，眼看兵临城下，杨家将把城头浇满冷水，瞬间结冰如柱，辽兵攀爬时纷纷滑落，只好绕道而去，这是耍小聪明，却已是杨家将克敌的最佳战绩了。

        杨家将屡战不胜自然有它的原因，疆域攻守情势转换非常复杂，战局不是文人喊几句慷慨空话就能扭转，也不是空间大小人口多寡就能决定胜负。文人好面子，办事却往往毁在这个毛病上。汉代贾谊可算是文人好面子的老祖宗，当年贾谊就觉得匈奴占据的土地面积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觉得堂堂天朝，“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很感羞耻。其实当时处理与匈奴关系有多种选择，比如开放边界贸易，和平交往相处，等等。贾谊却觉得匈奴都是禽兽之类，哪有资格和汉人平起平坐，和禽兽平等贸易简直是“以大事小”，面子上说不过去。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就是逼胡人“纳贡”，“纳贡”是“以小事大”，匈奴要用进献礼品的方式承认汉代的威仪，然后接受天朝赏赐，这样的交换多有面子啊！匈奴也不是傻子，正好利用进贡机会大搞走私，于是历朝历代进贡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经常是上千人的规模。天朝都得管吃管住，还得对走私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最后不堪重负，只好诏令裁减纳贡队伍，又招致北方民族的不满，因为北方族群的生活很大一部分必需品是靠汉人王朝提供的，纳贡渠道本就狭窄，又缺乏其他正当的商贸途径，如果再受限制，就只好不断攻入内地劫掠谋生了。不断的抢劫骚扰又为王朝发动军事征剿提供了借口，文人主战的喧嚣声浪也会随之汹涌地推波助澜，丝毫不考虑战争的高额成本可能带来的灾难。好战声音与劫掠周期混杂相伴，恶性循环，直到闹得不可收拾。

        从历史上看，战争的发动往往都是以悲剧谢幕，汉高祖登基初凭着一时血性，主动出击匈奴，结果被团团包围在平城白登山，彷徨七天方才脱身，结果还是以“和亲”妥协收场。武帝劳师远征，虽获小胜，却无法根本消解匈奴威胁。相反，唐代汉番界线不清，李世民弓马娴熟，熟悉草原内情，收纳突厥人为官，才铸就大唐宽容气象。

        与唐代比，宋代气量狭小，最讲华夷分界，结果界线分得越清，文人叫嚣打仗的声音丝毫不弱，仗却越打越臭，徽钦二宗被掳去不说，连寡妇出征都入了戏文。道理何在？宋以前游牧族人散漫无根，居无定所，天朝对付他们的方式好像大炮轰蚊子，大军逼压，到处寻找牧人主力决战，耗费无数军资，往往追到天涯，满眼只见些许残留的帐幔，被戏耍得憋气，就像捕到蚊子也没法把它钉死在一颗钉子上，白白着急上火。牧民从来没想过要占据土地，只是靠劫掠谋食，如果大军倾巢而出，劳师糜饷，遇到牧民的游击战法，反而占不到便宜。如果开放边境贸易，满足基本需求，除了面子上不好看外，倒大可节约成本。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哪里想到宋人爱面子爱到骨子里，文人模拟好战成性，终于毁了大宋江山。他们没想到，这辽金还是变了种的“野蛮人”，不是当年游走不歇的马上强人，也学会盖房定居、农耕细作这套了。游牧与农耕一混融，早已不比当年的粗放野性，啸聚成瘾，却隐约有了不亚于宋人的立国模样。

        有趣的是，宋辽金交战时常显现的是拉锯状，可这回“进贡”的对象给倒了过来，宋朝给金人纳贡，金人做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金人比以往的匈奴鲜卑更毒辣更聪明，实在是制度进步得不只一点点，只是宋人还蒙在鼓里罢了。宋朝士大夫落到这步田地还忘不了嘴硬，说土地虽给胡人占去了，且算是不幸给兽类污染了，不过那胡人没文化，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好运哪天又转回汉地来呢。文化就是个脸面，身子被揍垮，面皮将就撑着也行。这套自我心理补偿的歪理是宋儒的拿手戏，讲起来头头是道，却让金人的后代觉得很烦很虚伪，比如乾隆爷看了段史官写的宋金历史，顿时骂将起来，因为这史官把金代对宋朝的战争写成了“寇”，那时宋朝已向金人称“臣”称“侄”，乾隆爷说，哪有“君”寇“臣”、“叔”寇“侄”的道理，这般乱写岂不乱了名分，赶紧让馆臣改过来，以后写这段历史一律把“寇”改为“侵”。从这事上看，也怨不得乾隆爷心眼小，宋朝文人心眼也未必宽到哪里去！

        宋儒说起宋金关系老是义正词严，一上来就占据那道德制高点先把人吓住，全不管是否符合军事常识和经验。调门一高，只要谁主议和妥协就一律称作汉奸，煽动民众一起施展语言暴力。这毛病不是一个朝代独有，明代名臣杨继盛因骂严嵩被杀成了烈士，严嵩在戏剧中是有名的“奸相”，出场就是白脸，和曹操一样扮相。杨继盛在奏章中大骂蒙人是蛮夷禽兽，破坏天道和谐，我朝皇上奉天讨伐，正是因为听从道德败坏的奸人妥协议和之言，才未把征伐进行到底，大喊可惜呀可惜，用的还是耸动人心的诛心杀手锏，听起来让人心情摇荡，把持不住，无不想杀严嵩而后快。杨继盛被锦衣卫处死，立刻仙化成民族抗敌之神，据说七七事变前中国就纪念过这位敢言的文人，并没有深究那英挺姿态背后标举的言辞是否合理。

        真实的历史却是，宋明与北方族人的关系与“爱国英雄”的举止预测出的情形恰恰相反，当采取了有效的和议措施后，军事行动作为辅助才会发生微妙的平衡效果，否则只能是屡战屡败，最后还得用和议收场。明代名相张居正建议招抚蒙人，册封为王，并在明朝官职中为蒙人保留一定席位，重启通商活动并给予资金支持，蒙人萌生了归化之意。和议政策使得宣府、大同边关地带的军费只占和议达成前的两成到三成，给蒙人经商的补贴性费用只占防御费用的十分之一。张居正还用军垦替代大规模的军事长途奔袭。

        张居正认识到，一场战役的发动绝非拍拍脑袋就可成功，要取决于太多不可测的因素，如地理环境、天气、军费粮草供应条件等，往往预算一出，大家一看，全都傻眼。明代曾铣曾制定一个好大喜功的庞大进军计划，结果战马、粮草、民工等花费粗算下来，其数额足令明代财政濒临破产，最后不了了之。军事远征既然成本过高，明军将领就会想到些损招，他们派小股部队袭杀蒙人的妇女儿童，或是猫在某处专等着蒙军主力撤回，在中途设伏聚歼，据说这些阴招还挺管用。名将王越就曾率五千多人奔袭蒙人营帐，杀死数百妇女儿童，焚烧大帐后还牵走了大批牛羊。修建长城的想法也与降低出征成本有关，好像远低于兵出大漠的耗费。

        由此我们可知，这年头没人真敢给秦桧翻案，尤其是钓鱼岛事件一出，“抗倭”情结会直接投射到宋明年代去，那可是个大是大非的“民族主义”问题。不过，历史上和议的成本要远低于军事远征的投入应该是立得住的一个结论，另外提醒各位看官，看戏时要长个心眼，高兴归高兴，可别让那戏曲家乱编的岳爷和杨家将的故事给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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