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们读史，读的都是“大历史”，好像那些英雄都是不拘小节只干大事的超人。他们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不免让人想象其起居生活肯定漂浮在日常圈子之外，到底是啥模样更不是我们这些小民能够知晓的。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你问道：一个混迹官场多年的清朝官员会如当今的白领那样坐班吗？他因公因私的作息时间分际应该划在哪里？恐怕很难有人能马上回答上来。因为，作息时间就像条波澜不惊的枯燥流线，琐碎常态般流淌不息，却很难寻出什么意义。可是有人却偏不这样看，名史家杨联陞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为什么这么说呢？杨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王朝越到后期官员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却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公务员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烦剧，繁文缛节不断增加，二是皇帝权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够呛，还能轻易放过手下的这些官员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上朝时间之早令人惊讶，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举行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清朝皇帝相当忠实地遵守早朝的时间，说明这是个严谨恪守规矩的王朝。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其中的一些记载也验证了这个判断。只是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一八九六年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要见官员，恽毓鼎必须四点钟就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七点钟在乾清宫引见。三月初的日记则说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导致身体不适。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日记中还有一条记载先农坛祭祀仪式，祭礼需用灯笼做前导，也许天气还刚蒙蒙亮，周围景物朦胧难辨。等钟声鸣响，因为是要仿照农夫行观耕礼，皇帝穿着便服出现，官员自然也要脱掉朝服跟着行礼。随后有两个戴着蓑笠的人进来举行授鞭和耕具的仪式，数位朝臣牵着牛扶着犁，带着种子和盛水容器跟进，皇帝挥着鞭子装模作样地尾随在后。扮演农夫的人摇着彩旗唱着田歌，权充导演，往返来回推犁四次之后，皇帝踏上观耕台，看着王公九卿学着皇帝的样子扶犁来回走动九次，才算行礼完毕。

        在上朝和会客路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恽毓鼎就读过诸如之类的经典笔记，他平常还兼悬壶行医，在车中阅读的书目也包括《难经疏证》《脉学辑要》这类医书，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时间不算短。

        日记里的记载也会改变我们对宫廷生活的刻板印象，比如一次在颐和园仁寿殿赴筵宴，斟酒和奶茶各一巡后，所上菜品均带有满洲特色，菜单中有羊腿四只，一大盘满语称为色食牡丹的食品，苹果、葡萄各四盘，荔枝、桂圆、黑枣、核桃仁各一盘；五色糖子四盘，五色饽饽二十盘，牛毛馓子三盘。比较好玩的是，等宴会结束后，官员可以用袋子把吃剩下的食物带走，倒不像如今的公款吃喝那么浪费无度。恽毓鼎事后记载说，除了苹果、葡萄可吃外，其余或是过生或是被虫子蛀过。还有一次皇帝宴请蒙古王公，菜单更加简单，王公行叩礼后，各赐酒一杯，宴会上只有白肉火锅，一大盘咸菜酱油和二盘馒头。宴后进入表演程序，先奏满洲乐，然后是高跷、竹马和摔跤表演，由皇帝在摔跤手名单里随意点选两人比试。再后是奏僧乐、回回乐及表演各式歌舞。可见皇家平常宴请客人食谱似较单调，并不如今人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因带有仪式的性质，就更不可能多样化了，好像与公款浪费沾不上边。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似乎还远不及当今的打卡白领那般辛苦奔命。皇家上朝时间虽然很早，不时会逼使官员天没亮就得匆匆赶场，但一旦早朝仪式结束，官员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觉，剩下的时间也完全归你支配，真可以说是想干啥就干啥。

        就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编纂，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来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举办例行仪式时起居注官应陪伴左右外，其余时间只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审核校阅一些地方志。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协同商量，预先排定。如一八九八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予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一九○五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致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误班或缺席者，须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所以每次遇到有不来上朝者，大家就会惴惴不安。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面，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阵很多人送来扇面给恽毓鼎要求题字，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据他自己的统计，仅一九○八年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达五六百封，内容全是委托办事、谋取差缺等。这些信虽不必一一回复，但拆阅处理也须耗去相当的时间。

        其他一部分时间会用来悬壶行医，但早年行医多是被动的，属于给朋友帮忙，后来由于经济拮据，才逐渐成了谋生手段。恽毓鼎的日记中对中国式的治病氛围有很好玩的描述，如一次给朋友的妻子治病，他诊断是“实热”，家人和病人自身却认为是虚寒，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虚寒的症状，但恽毓鼎凭经验坚持按实热开方治疗，服药后，“热象大现”，才使众人信服。中国大夫治病往往并不具有西方医生的权威地位，病人和家属往往有权对病情指手画脚，这是中医与西医处于不同的伦理情境中的缘故。医生冒着风险坚持己见，要承受相当的压力。所以恽毓鼎曾主张要坚持己见：“病重药轻，其杀人与庸医同罪。”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确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而且多属人情世故之举，不可轻易拒绝。有一次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饭局”，以致“疲困浮动，颓然病矣”。所以日记中时常发出自责的声音。在一九○五年三月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真冤苦的抱怨。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感到头晕气短，等客人刚离去，就呕吐起来。于是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中国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已耗去无数精神。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拉里拉杂，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听起来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他说遇到一个朋友托他办事，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送到大门，又照说一次。他感叹这种人必不能绝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误此清福也”。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的部分其实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这些私事有些可以自行支配，有些则如无法摆脱的劳役，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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