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孤独”在中国都是孤僻、不合群的代称。孤独的人是可鄙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代名词。那些面目和蔼敦厚、春风拂面、善于周旋的人，虽貌似阿谀逢迎频遭鄙视，实则总是众人暗羡的对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许是刚从“文革”政治内斗的狂欢中平静下来，人们还不习惯独处思考，对孤独情绪的厌恶渗透到了国人的骨子里，于是就有了诸多怀旧式的絮叨，追忆民国初年的惆怅弥漫到各个角落，好像非得像吮吸毒品一般吞食鲁迅当年痛骂的“帮闲文人”的风情残渣，才能缓解刚开始发酵的集体失落感。人们似乎觉悟了，鲁迅那种一个都不饶恕的小心眼，哪有他兄弟周作人的怡情审美与温良自娱来得洒脱可爱，林语堂式的幽默风趣更是国人聊以舒解生活压力的自慰良药。当代的帮闲文人更是拈出了张爱玲的“阴柔之俏”，以消解鲁迅的“刻峻寡情”。上海弄堂阴暗老宅中男女相互倾轧的压抑调子，构成了现代“红楼”梦境戏说人性的另类翻版，俨然成了当代淑女闺秀疗治情伤的爱物。

        孤独的心境最终被拆解成一种软性的小资消费，以至于谁谈孤独就会触犯众怒，任哪位江湖好汉再自吹有能力一剑飘零走天下之前，都得掂量掂量是否有大先生那股单挑扛起黑暗闸门的勇气和体力，因为国人始终不需要孤独，只需要大众取暖式的集体狂欢。无论是以政治还是以市场作为触媒，孤独只能偷换成一种疑似禽流感式的个体传染症状，戏扮成与众人举止相区别的各种诡变姿态，如毛发被染绿成朋克式的“耍酷”，或者故意在酒吧里放肆发出摇滚式的嘶吼，现在时髦的形容，叫“装”。可偏有那么一个人敢出来唱反调，那就是台湾的蒋勋，居然拿孤独当起了演讲的题目，汇成一本集子，曰《孤独六讲》。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以为是当代奇书，等找来一看，却有些失望。

        蒋勋也谈到了鲁迅的“逃”。说写过的鲁迅肯定是个极度孤独的人，他一直在逃避群体的追杀，拼命困守一种孤独感，但各种势力却总是想把他重新拉入到集体狂欢的游戏中。他成名了，影响了无数人，都想把他当旗手。鲁迅的身后老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一帮人，无数人都要来撕扯鲁迅的精神躯体，却总是奇怪地想将扯下来的一块肉囫囵吞咽下去，用作逃避孤独的急药。左翼更把他推为精神领袖，于是他“出走”了，出走的结果就是不断挨骂。在许多人看来，此时鲁迅玩孤独无异于自杀，因为放逐自己就是自绝于人民。但蒋勋没有注意到的是，鲁迅身后最终难逃被盖棺论定的命运，滑稽地重新惨遭册封，成为人民的代表，他是想孤独而不得，想脱逃而无处可逃。民粹式的大众迷狂，会粉碎一个孤独者彻底放逐自我的梦想，就此阉割了中国唯一称得上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偶像。

        在谈到革命者的孤独时，这本书曾概括革命狂人都迷恋自己年轻时曾经拥有的洁癖，坚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愿意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好像洁癖理所当然就是某种孤独情绪的弥散。其实，革命者是最不孤独的，革命是激情的政治狂欢，恰是用摩擦生热的躯体相互取暖去克服孤独感的过程。革命早已设置好了既定目标，行动意义和远景同样被定位完毕，只待革命者用蜂拥狂热的态度去拥抱它而已。革命者的洁癖恰恰不是孤独的表征，而是要求群体服从于既定目标生发出的一种集体荣誉感。

        相反，革命的敌人却应该显得孤独无助，比如辛亥前后的立宪派和改良派，一旦被扣上了革命绊脚石的帽子，就活该被打入孤寂的冷宫，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孤独者，只不过是因为采用另一种非革命的拥抱取暖方法，才被放逐了出去。讽刺的是，也只有在这般境遇下，他们才配享受那一份被鄙视的特有的孤独。中国历史上，说谁孤独谁不受待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不妨可以看作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秘诀。

        另一种情况是，被革命边缘化的人，反而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被捕遭枪决之前，吟出“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诗句看上去如高僧彻悟，表达的是心境幽深处的寂寥无奈。当革命在他的心里失去了群体拥抱的温度时，才具有了孤独先行的意味。这不是简单用是否对革命悲观失望所能解释的，只有自我在缺乏同志般革命温度的烤灼时，孤独才能作为一种感受悄悄出现，并顿显其残酷凌虐的一面。

        此书令我不满意的地方，还在于没有认真回答如何承受孤独的问题。人的天性似乎是要合群取暖的，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本能。在中国社会中，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周旋不仅日益被热捧为一种职场技术，而且被自小灌输成一种生活哲学，如何成为一个势利小人已成了当代少年的必修课。、《新三国》等电视剧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国共争斗和汉魏为夺正统相互厮杀的历史背景，甚至原来出于你死我活政治诉求的殊死较量，也完全被演绎成了如何协调当代人际关系的实用历史教本。无形中，孤独又被定义成了另一种可耻的生活状态，从而显得更加让人难以承受。

        其实，古往今来，真正孤独的心绪和感觉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凡是叫嚷着要承受孤独的人，往往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传统中那些大多数把自己的生活伪饰成孤独状态的人，都有些“装”的成分。美国学者姜斐德写了一本《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她发现，宋代诗词和绘画中包含着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的表达大多以孤独的面目出现，却最终仍指向心目中向往的朝廷，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回归政治轨道而有所作为。范仲淹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于此就有了新解。再早一些的杜甫诗句中频繁出现的“鸿雁”，也常常作为孤独的隐喻，实际上，飞行的鸿雁代表朝臣的秩序，“平沙落雁”则喻示着被朝廷遗弃的命运。杜甫又有“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的诗句，表现流落江湖远离朝廷时的内心焦虑。苏东坡被流放南方时，也有“雁没失东岭”的句子，申诉蒙冤不平的心绪。看来这些孤独者的姿态都是被迫摆出来的，大多有装逼的嫌疑。

        我们熟知的那些归隐田园后抒发愉悦心境的文学表述，其真实性也颇为可疑！姜斐德发现，陶潜表现的那种从官场退隐家园的洒脱不能代表被放逐士人群体的真实感受，大多数流放者期待的，是减刑、官复原职和恢复名誉，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还意味着摆脱粗鄙的环境和疾病死亡的威胁，代表着和友人重聚，重新融入京城的都市文化。士人渴望回到政治中心，归返意味着朝廷的宽恕和罪名的赦免。因此，凡是冒充欣悦甘于田园情调的那些诗词绘画，都有矫饰的成分，是对真正孤独感觉的亵渎。

        我甚至怀疑，那些回归田园的诗意描写，大多数犹如回归官位诉求的遮羞布。以诗画诉冤变成了士人相互取暖的一种方式，是对孤独情绪的表演，此后进一步演绎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和主题。因此，在中国，孤独不仅是奢侈品，还是危险品，是妨害人们进入正常生活的毒药，是正常的中国人万万不能受用的。如果你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就应该从那些假装孤独的人入手观察，看看他们的言辞中贩卖的是什么样的精神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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