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园是需要有点耐心的，也是需要点勇气的，甚至需要点心理承受力，她的书对世事人心的洞察完全来自对人性阴恶的彻骨感受，就像一道剑锋在眼前来回晃动，锋线掠过，身体的温度会随之降下半度一度，仿佛要寒煞你我，与当下习于藏匿在温情自娱中的人群品味大不相符。她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开篇即以满目扑面而来的“戾气”示人，鬼气森森，不适应者很容易被灼伤眼球。

        赵园说晚明人主暴政积攒起的戾气，已嚣张到动不动就以廷杖士人为乐；也说士人自己在语言上的自虐与施虐；说暴力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嗜血表演；说到弥漫在整个历史氛围中的戾气，她会引钱牧斋的话，形容士人的自相摧残：“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噬，鸟以两首相残。”谈世俗暴民对舆论的无端介入，则举朱鹤龄的句子：“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也。”赵园注意到王夫之对戾气引发士人“躁竞”“气矜”“气激”的反复批评，认为那满纸肃杀枭戾的味道已经点醒了明末衰颓的时代徵象。

        当时更为可怕的是那些儒家之徒诱发的士论，人心普遍嗜酷。顾亭林就发现，在清兵逻骑四出的境遇下，一旦被告发，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事，比如文字狱一出，定是罗捕殆尽，势将牵连到所有刻书卖书之人。清初士人往往借满人之手追杀自家仇人，动辄织出一张戾气之网，慢慢养成了到处诬告之风，人们从容处事的心境没有了，雅致吟咏的兴致也丧失了。

        赵园发现，戾气飙升不仅是读书人的自虐施虐，对残酷嗜血的陶醉与虐人的快感几乎是举国若狂无处不在的。一人受虐，万众欢腾，暴行被看客渲染成了一种仪式和狂欢。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其实更宜通过文化人的言说渠道加以传播，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早已达成了合谋。由戾气的文字间，赵园会引导你“察觉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这里有作为大众文化品性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那么，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戾气的存在是超时代的，有些氛围的氤氲而生似曾相识，其实，戾气的存留与消散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人群安全感与幸福感的指数。在当今北京的大街小巷，你会随时感到平民与权贵交错缠绕在一起的戾气喧腾无处不在，动不动就爆发，没有任何征兆。相互偶尔触碰就会引爆无休无止的争吵，交通堵塞后的焦躁情绪会导致笛声大作，可以不时看到座驾上那一张张扭曲变形的面孔正在喋喋不休地谩骂着，喇叭其实变成了戾气发散的传声筒。

        听觉的历史往往与戾气弥漫指数的高低有关。我们都有这样的历史记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狂奔急啸，一路鸣着响铃奔驰而下，那是一种激情的张扬宣泄，与戾气的排解无关。那时行人稀少，没有摩肩接踵的腻烦与仇厌，一般构不成对他人感受的妨害，现在骑车若在背后无端响铃就会遭人反感，似乎是戾气消歇、文明跃进的表现，但自行车鸣放无忌的戾气却悄悄转移到了机动车流之中，笛声大作已是交通拥堵时人群心境烦躁的表达。戾气的烧灼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近几年群体性事件以翻倍的状态增长，说明民意无从发抒，极端的表现就是冷酷镇静地一个个虐杀孩子。有人幼稚地问，为什么不去杀富人？你说呢！富人拥有的保镖和防弹车就是最好的戾气防护罩，穷人发泄戾气更要讲求成本。

        戾气消解与控制的程度在现代逐渐变成衡量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戾气的收敛昭示着人群修养状态的提升，往往反映在一些生活细节中。在台湾搭地铁，一旦踏上滚梯，人们会自觉地靠向右侧，以便为赶路疾奔的乘客让出左路。对戾气的抑制能力也已悄悄成为文明程度的标尺。在日本，一次高铁停运两个小时，人们局促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默默等候，有人读报看书，有人轻声耳语，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他们心里想到的是，事故的发生只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常态，是可以宽容的。此景若发生在大陆，恐怕众人不到半个时辰就要戾气喷发，高声开骂了，因为从小我们就受到训诫和警告，互相倾轧是一种生存本能，否则你就要吃大亏，那么，相互尊重的正常感受反倒稀有到被视为变态，人们不相信这种傻人能在世间存活。

        在中国，戾气张扬一直与音量的高分贝为伍，喧嚣不羁，虐人虐己。我们大致可以从噪声的高下感受社会环境被酷虐腐化的程度。在知识界，要感受戾气就不可单从听觉入手，因为他们都是闷声以文字对骂，往对手身上泼粪，憋着劲抢占的，都是道德的制高点。别以为文人就比平民更有独处自省的尊严，他们绝不单打独斗，而是成群结伙。

        有意思的是，“文人”和“平民”的新结盟借助了网络这个新舞台，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在网络中宣泄无意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普通法律对贪腐行为镇压不力的境况下，它既可替代律法行道，揪出贪官污吏，成为“网络民主”的阵地，又能成为无聊戾气发泄的最佳出口。网络暴民粗口连篇，黑话毒酷，竞相以最刻薄的语言羞辱对立派别的人格，复制着“文革”拉帮结派的旧体制，两种风格相互抵触，一正一邪，却畸形般地纠合在了一起。令人无奈的是，监督贪官之刃一旦挥向学界，难免会滥杀乱砍，最终使学术的真问题无从分辨，只有伤及无辜。

        两者合谋的关键好处在于，文人话语权被暴民的粗俗习气认可后，就仿佛被黑帮的仪式所认定接纳了一般，拥有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力量，容易产生一种为民众所拥戴的错觉；而另一面，网络暴民也通过依附某个文人群体发动无任何自制力的人身攻击，以拥护某个派别的观点为名，仿佛获取了流氓语言合法化的知识通行证。“无行文人”与“网络流氓”的合流，使得中国知识界最终传染上了一种黑社会式的浮躁戾气，以致病入膏肓还颇以为荣。

        清初王夫之曾感叹士风日下，大倡士人应“用独”，不可“用众”，他反对拉帮结派大搞内斗，主张强化自身的内在修行，自己也避居乡野反躬内省。王夫之认为，晚明文人到处结社唱酬，徒高玄谈，甚或相互攻讦谩骂，痛揭疮疤，导致重要问题无人理睬，才发生无法挽回的明亡之祸。言及于此，我们不妨“影射”一下，目前学界戾气频发的乱战，难道果真是当年王船山所讥讽之晚明学界衰相的循环再现吗？但愿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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