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群体性事件，尽管各级官员神经高度紧张，唯恐出事儿，但这样的事件，却有增加的趋势，这两天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政府官员看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没有来由，一辆不知来头的豪华轿车碰了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什么人在市场买东西耍了点儿威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具尸体，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颇大的群体性事件，轻则围攻警察，重则烧车打人，甚至烧砸政府。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自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其中，有时候是心怀叵测的人恶意制造，有时候则是某些知情者以点概全的情况说明，无论哪种状况，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如果在一个地方，很多的事件发生，都被引向政府，那么，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或者说官民、干群关系，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官员或者官员的家人亲友欺压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当然，具体的某个事件，是否是这样，另当别论，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但官员的家入依权仗势的事，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虽然说，我们的传统戏剧和小说里，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们平时受这种小传统教育的熏陶，心里很可能早就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但如果没有现实事件的刺激，这种刻板印象，一般是不会跟民众生活的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之所以喜欢接受事件与政府不公，官员徇私之类的解释，使流言在对政府不利的方向上传播，是因为多数传播这种流言的人们，经过自己此前的经验，在心里已经认定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处理好官民关系，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但是，古代爱民如子的官员是稀缺的白乌鸦，现代社会，要想实现真正在道德上的官民一致，也相当不现实。当下的中国，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限制官员的特权，使官员，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程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造成恶劣的影响，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的关系。不当之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不当之二，也是相当关键的，是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采取封锁消息措施，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后者有关。

        应该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还是适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严格上讲，任何组织、政府，稍微大一点儿的事就瞒不住人，外界总有办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事件，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政府处理的方式，一上来就封锁隐瞒，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并使之无限放大，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反过来，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乃至犯罪，这样的封锁和控制，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在根本上，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

        因此，当务之急，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切实实现政务公开，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一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来，但凡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如果有个别记者唯恐天下不乱，恶意造谣，那么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也不难被识破，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记者和所在媒体，将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一般来说，只要某个有信誉的媒体一报道，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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