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女人的道德束缚明显要比男人多，对她们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应地对女人的道德评判也相当严厉。尽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于政治之外，但政治道德的批判却未能放过她们，“女祸误国”成为男人世界政治失败的一个惯常的解释与开脱。

        当女人并没涉足政治，而只是作为男人的玩物时尚且有如此严厉的指责，可以想象，如果女人进入政治体系并开始发号施令之后，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评判又将是如何呢？

        我们前边说过，传统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干政为非，为大逆不道。《尚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而《周礼》则规定妇人不予外事。这种观念，千百年来，已经渗入人们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天经地义是男主外，女主内。老百姓打破这一原则会被人笑话看不起，诗礼之家绅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谋事则被视为丢脸，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实际上如果不加以处置，则会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与身份。如果皇权被女人所觊觎甚至占据，那么等于对整个男人世界的侮辱与无视。

        中国传统政治在统治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族中推行剃发易服，既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努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面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大景观。因此，在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谴责风险，还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治策略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是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我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量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但是他们还是迎合了社会道德的指向。显然，从策略的角度，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换来顽固大臣的喝彩。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黜后，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力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出于这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荫桓的影响，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牟私利。据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当时盛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地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骙所编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取去”。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出”，而确实有几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訢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訢一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会部分的变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特科，改革武科举了吗？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限，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邠庐抗议》的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康梁已经把希望全都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露出对变法的不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同走到黑，最后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他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维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奢淫逸，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旰焦劳”为国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越身处的时代，他们也提倡女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地“相夫教子”，以便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治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政治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地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治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上的亏负都不算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临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有不甘；不放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就愈有丢失的危险。变法如果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光绪威望的确立和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尽管心境是很矛盾的，西太后的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眷恋着她把持已久的最高权力，几十年的皇权代表者的生涯，已经把她从一个俏丽的后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离开了权力中心，离了批答奏折，处理朝政，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她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充斥阴谋、惊险和波澜的生活，并以此为乐趣。突然之间，这一切要结束了，她要变成一个无所事事闲来“扎花”的老妇人，显然，这是她所无法容忍的。显然，如果把国家的危亡和她个人的权力得失放在一块让她取舍，虽然她会犹豫，但她内心深处肯定会把后者作为必选的“熊掌”。

        作为主宰中国命运四十余年的西太后，她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维新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的的确确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事实上，她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人能够将之解脱。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维新志士所碰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遇，碰上一个更识大体，更有道德责任感的太后，他们只能在那样的环境和那样的人中间进行选择。

        当时对于西太后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制度的借口，或者一个“民意”（或官意）的托词，让她能够名正言顺地保住权力或者分享权力，不致因光绪的亲政而失落。至于变法与否，对于她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谁能解决她的关键难题，充满功利细胞的她就会支持谁。而维新派恰恰采用了一条背道而驰的方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使西太后离权力越来越远。但是，西太后所渴望得到的借口与托词，却由顽固派给提供了。变法失败后，西太后起初并无意尽废新法。但是顽固派大臣却七嘴八舌，坚持要慨行复辟，刚毅说是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洋人的腿又直又硬，伸屈不灵，则一击便倒，所以，武试还应照样试矢石。徐桐则说八股代圣贤立言，为祖宗成法，变了以后令正人君子寒心，改试策试，应试的尽为康梁这样的宵小。西太后听了以后当然也知道这是胡说，然而启秀因政变有功新人军机，他“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果然，此言打动了西太后，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场变本加厉的大倒退。尽废新法，成了西太后训政的借口。以尽废新法来收揽那些因裁撤闲衙而失权失业者之心，那些因废八股而进退失据的士人之心，那些不愿自谋生计的旗人之心。因为需要废新复旧，所以训政又成了“出师有名”。

        维新政治撞到了道德陷阱，显然缺乏政治经验的维新志士没有能走出陷阱，他们过多地依靠本能和良知去辅佐一位半是现实，半是理想中贤君，明知万难成功也不肯回头。在某种程度上，光绪填补了他们昔日“圣君贤相”中君的位置，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光绪幻想成了一位合于他们口味的道德王（有道明君）。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相信只有有道明君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能真正改变中国，使之由弱转强。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千百年的理想，而刚刚由士大夫脱胎的维新派，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这种理想。正是在与光绪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无意识中使旧道德和旧观念都得到了加强，我们从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作的《戊戌政变记》中，竟可以找到这样的话：“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辰，牝鸡司辰，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论语君薨听于冢宰，然则母后临朝尤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尤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实为篡逆乎？且我国向来所信奉，常引为政之准的者，六经之外，则朱子之书。朱子纲目，于北朝胡后之事，则大书胡太后弑其君，于唐武后之事，则大书帝在房州，皆与今日之事，若合符节者也。”号称进步的维新派，用来抨击西太后的竟然是连当年的学家也未必能说得出口的陈腐观念，他们平常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理念哪儿去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责前人，没有经验并非他们的过错，历史过于匆忙地将他们推到了前台，反感他们的人视他们为“书院经生”，他们的朋友有的也觉得他们“非任事才”，但他们是勇敢的，坚忍的，只是缺一点老谋深算，缺一点政治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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