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前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1911年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使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时，已是木已成舟的时候。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会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受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听到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也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德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了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南方革命党的“妥协”而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这位孤立无援的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德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2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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